贾平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芬丹萌”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贾平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贾平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贾平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贾平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贾平凹小说《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无疑具有现实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长篇小说《高兴》是贾平凹的力作。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机时,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说《高兴》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叫刘高兴,是他老家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这一形象让贾平凹有了写《高兴》的想法。
小说中刘高兴这一形象是现实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承载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思考。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大量涌入他们梦中向往的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人性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刘高兴在征服城市历程中的艰难,昭示了一代农民寻求城市梦想进程中的犹疑、困惑与无奈,无疑具有着很大的典型性。
与《阿Q正传》中的阿Q一样,小说的前一部分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让我们充分感受了刘高兴的生存态度之后,刘高兴也恋爱了。恋爱对象是27岁的歌女孟夷纯。其实从他进城后便有了一个所谓“美容店”情结――他偷偷喜欢一个美容店里穿高跟鞋的女人。为此还买了一双高跟鞋,放在他出租屋的高跟鞋就成为他每天睡觉前的精神安慰与情感寄托。但当他得知自己奉为女神的女人竟是歌女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而是不愿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明知是歌女,却又无法自拔。
当她自己承认时,自己许久以来建构起来的纯洁之塔就这样坍塌了,尽管他不愿接受这种残酷,可这是事实。无法接受却仍然要接受,这是刘高兴的性格,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爱情也不例外。孟夷纯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的真诚倾诉,击中了他这个男人心中最温柔的部分,是他义无反顾地为她的所做所为开脱,最终坦然地接受她,确切的说是爱她,因为他们是一路人――生活得都煎熬,但心性高傲。但他永远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他无法忍受自己心爱的女人出去接客但又无力拯救她。
或许,此时的刘高兴真想变成他一直认为的另一个他――韦达,以实现拯救并完全把孟夷纯占为己有的目的。他曾经煞费苦心的设想过许多他和孟夷纯两人的生活,也曾那样无私的倾其所有去帮助孟夷纯。但他与孟夷纯之间是所谓爱情吗?两颗孤单而又苦命的灵魂的自然契近,或者说是孟夷纯无奈的选择而已。因为面对困难,她在这座城市里首先想到的依靠是韦达,而不会是刘高兴。最终,孟夷纯的被抓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早已注定的必然结局。因为,刘高兴绝不是孟夷纯的理想选择,这个苦命却又要强的女人喜欢的是韦达一类的城市成功者,只不过韦达绝不会选择她而已。最终,她只能以被抓而退隐,留给刘高兴的恐怕会是永远的痛,要知道,刘高兴人生的第一次感情都无私的投给了这样一个原本不爱自己的女人。孟夷纯身上维系着刘高兴们对女性温暖慈悲的理解与向往,同时作家也是把她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来写,但从人物的塑造来讲无疑是不成功的。
一直被刘高兴视作另一个“我”的城市老板韦达,构成了刘高兴性格中的另一面。之所以被引为同道,一是因为刘高兴一直误认为韦达就是买自己那颗肾的大老板,另一原因就是征服这座城市,被这座城市所认同,做一个像韦达一样成功的人在刘高兴潜意识里一直都存在着。小说中处处显示着他与韦达的自觉不自觉的比较,以及对韦达的主观认同,看得出韦达一直是作为刘高兴奋斗的榜样而存在的。生活中的刘高兴与成功的刘高兴(韦达)在现实中有天壤之别,但却在一个歌女(孟夷纯)的身上殊途同归,毫无差别。是作家的巧妙安排,还是命运的造化弄人?
最终,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五富死了,被引为同道(另一个“我”)的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而自己深爱的女人孟夷纯被抓进局子。与刘高兴关系最为紧密的三个人最终都远离他而去。这并非偶然,正是作家的巧妙安排。五富之死,表明经历一番拼搏的刘高兴依然孤独;韦达的终被证明非自己换肾的老板,正预告了刘高兴理想的最终破灭;而与歌女孟夷纯的短暂爱情也注定是绝望的,尽管他曾为此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我这么安排,是想表达他与城市的关系,刘高兴是无法融入这个城市的。刘高兴的命运也就是农民工的命运。”一语道破天机,尘埃就此落定。
整部小说前后的色调差别很大,前面是苦中作乐式的轻松,到最后却蒙上一层灰色(尤其在孟夷纯被抓和五富死去部分)。但小说回归得简单纯净,大象无形,冷静刻板,不动声色,却让人欲哭无泪。在热闹的人群中一张拉长的脸让人心里被抓了一下,却不得不低头思考。作品的生活不像现实中的生活,却是感受中的生活;而作品其实传达的就是一种感受,一种思考,一种人格。在刘高兴身上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悲壮,一种在最困苦的环境下迸发的顽强生机。
小说结束了,各色人等都有了他们自己的归宿。但生活会依然进行,所幸刘高兴依然会留下来,留在这个城市里,永远在为了获得城市的身份认同而拼杀着、奋斗着。他可能还会遭遇种种挫折、坎坷,甚至不幸,但只要为着心中的梦想而活,脚踏实地、坦然面对,高贵的灵魂总是令人尊敬,坚守者的姿态永远值得景仰。
篇2：贾平凹小说中的另类人物形象
贾平凹小说中的另类人物形象
贾平凹在他的作品中用他散文式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批耐人寻味的另类人物形象。
一、另类人物比较
另类人物指与社会正常的存在方式或价值观念相游离的一些人物，他们往往因为认知上的“智慧”和行为上的“神力”而摆脱了时空的束缚，在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上有异于常人。由于中华文化中饱含智哲崇拜的因子，传统的另类人物形象往往具有神秘感和超人化的特征。围绕另类人物这一切人点，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的用心之处。
从另类人物的叙述模态来看，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常常处于“知”或“能”的叙述层面，即他们一般拥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他们有的能洞悉事态的因果渊源，有的能预知事件的发展结果，有的具有超乎常人的勇力。当然这一切或者是非凡意志的结果，或者是与生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或者是拥有了某种神圣器物。正因为这些另类人物在认知上的“智慧”和行为上的“神力”，才使文本的叙述冥冥之中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又暗合一般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中为我们描写的于吉颇有代表性，于吉是琅琊山道士，在阳曲泉水之上得到百余卷神书，于是云游江南，所到之处人们都当街焚香而拜。在孙策因为盛怒而提出要他求雨后，他已知自己必死无疑，但还是为百姓求下三尺甘霖。这里于吉不仅预知自己的人生，而且具有为常人所不能为的求雨能力。正是于吉身上的“智慧”和“神力”，使得人们对他有着发自于内心的敬仰与崇拜，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一丝神秘感，人们称他为于神仙。
贾平凹的.作品中另类人物常常处于“欲”的层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希求，只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他们身处远低于正常人的生存状态之中，为衣食住行所奔波，为了能活着而备受煎熬。他们也有自己的认识和行为能力，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引来人们讥笑和戏弄。《秦腔》中的引生生活艰难，房子破旧，常常用想象的方式化解物质生活的饥饿，满足情感生活的饥渴。他想象着已经成为夏风妻子的白雪遇难，他就以死相救，这种幻想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引生对白雪的喜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是现实的自卑与精神上执着的统一体。他对白雪的感情出自于纯粹的对一个美丽女性的爱，只是他不知道这种爱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不可化解的矛盾(“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传统观念与引生非常态情感之间的矛盾)之中：文本是在白雪与夏风的婚礼后去审视引生的“欲”，是在引生自阉后审视引生的“欲”，在夏风与白雪离婚后去审视引生的“欲”。随着叙述的展开，人们对引生的这种纯粹的情感不仅不厌恶，反而因这种情感的更加纯洁而感人。正因为文本把引生对白雪的情感只是在引生的一厢情愿中展开，我们才觉得引生是一个情感世界中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
从另类人物的特质看，传统的另类人物有着英俊而器宇轩昂的外在形象，一般具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而且他们有为这种人生价值的实现而矢志不移的意志力，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于是，他们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拜。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则具有着外形上的缺憾，但同时又具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常常为生存而煎熬，并且在现实面前表现出随遇而安和隐忍屈从。由于这一切，他们常常受到人们的无视和羞辱。《高老庄》中的石头天生残疾却具有超常的绘画能力和预见能力，结果被人们视作瓜子。引生外形猥琐，具有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对话的能力，结果被人们认为疯子。《古炉》中的狗尿苔个子矮小常常被人们取笑，尽管他拥有与动植物对话的能力以及通过气味预知灾难的能力，但是想做别人“尾巴”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人生的缺憾和人生的超乎寻常在他们身上奇迹般的统一了，只是这种统一带给他们的只有被取笑和被无视。正因为这样，我们说贾平凹笔下的另类人物就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神奇的缺憾者。
从叙述视角来看，传统的另类人物往往是作者叙述出来的人物，所以文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无与伦比，读者对他们只能用仰视的目光表达敬意，他们常常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神力”在事件发展中成为参与者和左右者，文本中常常呈现的是另类人物的个体。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身上有着事件的叙述者的影子，他们是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事件的认知者和叙述者。这样我们在作品中感受到的不仅是鲜活的个体，更是一个群体，因为，另类人物在认知生存环境的同时，已经打上了作者对另类人物悲悯的烙印。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对传统另类人物的继承和发展：贾平凹的作品把传统超乎于正常人之上的另类人物的范围拓宽至低于正常人之下的范畴;把传统人们对另类人物的仰视与崇拜，转为对另类人物的俯视与悲悯;把对超现实的另类人物的呈现，转为对现实中另类人物生存环境的关注。正是把现实与超现实，自在个体与存在群体，仰视崇拜与俯视悲悯紧密的结合起来，贾平凹才用他散文式的文笔与章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另类人物——神奇的缺憾者形象。
二、另类人物的释义
另类人物的出现为我们解读文本带来更深层次的启示，这些另类人物不仅折射出一个生动的生活存在，而且也显示出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从多角度思考生活的努力和从非常态视角审视生活的偏好。
从文本的叙述层面看，文本语境中常常有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持认可态度的人就是正常的人，与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相冲突的人，就是另类的人。我们可以依据这对冲突引出各自的矛盾项，即非正常的人和非另类的人，这样就得到另类人物分析的符号学释义矩阵：
正常人
\/ 另类人物
非另类人物/\非正常的人
另类人物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超于正常人之上的人，他们一般不为红尘中的衣食住行所困扰，或生活于远离红尘之地，或与神仙有交流，这些人就是我们所称作的奇人。另一类是低于正常人之下的人，他们为红尘中的衣食住行所困扰，常常表现为失明者、失聪者、乞丐、占卜者、流浪汉及疯子等。当然，远离红尘或被红尘所困都仅仅是文本叙述中的另类人物的外在显现，它仅仅是另类人物的存在状态，如果由外显的存在状态审视他们内在的生存根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是源自于某一重大事件的影响或对某种意念(起初这种意念与自己利益相关，后来与自己切身利益几乎无关)的执着。
篇3：贾平凹小说《高兴》中的意象
贾平凹小说《高兴》中的意象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也是一部蕴蓄丰富含义的长篇意象小说。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试验着意象主义的表现方法,最近的新作《高兴》仍然是这种思路的继续延伸。”《高兴》是贾平凹花费两年多的时间,精心构思,五易其稿得以完成的心血之作,是他迄今为止创作最吃力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刘高兴进了西安城拾荒的故事。虽然是写城市最底层的小人物,但是整部小说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可以说小说中具有丰富意蕴的意象的创作追求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成功之处。惟其如此,这部长篇小说可以称作是一部意象小说或意象主义小说。
所谓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早在《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小说《高兴》亦是“立象以尽意”,但小说中之“象”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寄托了作者贾平凹情思的客观物象。简言之,意象是所谓托物言物、托象言意,往往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小说《高兴》中的意象数不胜数,比如:拾荒者、草根、大唐芙蓉园、锁骨菩萨塔、小说的命名“高兴”等等。本文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仅就《高兴》中的“肾、高跟鞋、箫”三个主要意象进行解析。
一、肾――城市欲望
主人公刘高兴的肾是小说中的一个“表意之象”。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发动机,也是此故事的原发点。
乡下人刘高兴把肾捐给了西安,从此就与城市有了亲缘关系。在城市里,他一直试图找到移植了自己肾脏的“亲人”,但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刘高兴只知道自己的肾捐给了西安一个老板,他到了西安之后的“寻亲”似乎有些大海捞针,也有些盲目。进了西安城,刘高兴除了看风景,也留意过往的人群,企图能碰上移植过他的肾的人。茫茫人海“谁和我有缘呢?”刘高兴相信感觉面熟的生人,莫名其妙产生好感的人,或许是前世的亲属或朋友所托生,就是有缘。他相信“那个移植肾的人,肯定是和我有缘的。”他一见如故、疑似移植了他的肾脏的城市“亲人”韦达并没有和他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
实际上刘高兴的肾在小说中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刘高兴骨子里是向往都市文明的,“肾”是他城市欲望的象征,是他亲近城市、拥抱城市,内心欲望的外化体现。
刘高兴的城市生活因为有了这颗捐献给城市的肾,而倍觉亲切、倍感踏实。他不仅为城市拾垃圾,还为城市献出了自己的真诚和亲情。当他挺身而出不顾性命抓逃逸司机时,他想到的是“我来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应该为西安做我该做的事呀。”当瘦猴说出:“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的事实时刘高兴不仅不爱听,甚至气愤至极。
刘高兴初次见到丢钱包的大老板时就觉得面熟,“这么大的西安城里,有一个人会和我有缘?!”突然间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极大胆的判断:这是不是移植了我肾的人?判断是那么强烈。是这个人,肯定是这个人!”这里实际上也是刘高兴骨子里向往城市、认同城市的强烈的欲望的体现。五富说的有道理,他在做梦。刘高兴在做着城市梦,他希望梦想和现实吻合。刘高兴一厢情愿地认为“终于寻到另一个我了”“另一个我原来是那么体面,长得文静而又有钱。”这是刘高兴的城市梦想,是作者通过刘高兴之嘴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城市人的标准。
刘高兴坦荡地在西安城里寻找着“另一个的我”。那是一个城市寻梦者的不倦的追寻,是富裕的文明的城市欲望的期盼与张扬。
当刘高兴再次遇到丢钱包的大老板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判断“他肯定换过肾!”“就是我要寻找的另一个的我”,他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之极。因为他为自己的城市欲望找到了一个可以感知的、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着的具体对象。刘高兴终于与大老板韦达正式见面了,在两人握手时,“我感到我们的脉搏跳动的节奏一致。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奇妙的想法:冥冥之中,我是一直寻找着他,他肯定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分为两半”。刘高兴身为农村人,心里却自认是城市人,刘高兴的灵魂更愿意靠近城市,他的肾交给了城市,就是他的一半交给了城市,他的梦想也交给了城市。
刘高兴在西安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这种亢奋的“寻亲”状态,整部小说有五分之四的部分都是写刘高兴追逐城市、靠近城市、试图融进城市的寻梦过程。小说在前一部分越是这么渲染刘高兴的“寻亲”的兴奋与激动,前世有缘、今世奇缘,越是反衬了刘高兴最后的失落与沮丧。在小说第五十一章,韦达请刘高兴吃饭,席间老板们无意间说出韦总换的是肝。刘高兴“一下子耳脸灼烧”双眼模糊,“韦达换的不是肾,怎么换的不是肾呢?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而压根儿不是!”“遇见韦达并不是奇缘,我和韦达完全没有干系!?”刘高兴失态了,失衡了!他再看韦达竟是“那么陌生!”“那么丑陋”!刘高兴浑身发冷,他担心他的亲缘被割断,他担心他的城市梦被阻隔。无奈与失望至极,刘高兴终于不那么优雅地不那么文明地泛出农民的劣性,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反正我的肾还在这个城市里!”刘高兴多么想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俊朗的、体面的、有钱的老板啊。可现实难尽人意、甚至更加糟糕。刘高兴清醒了一些,他意识到城市以及城市人并不是像他希冀和预期的那样高尚并且无私。韦达遇到麻烦、关乎自己的利益时是那么的自私与虚伪;韦达竟然会对孟夷纯见死不救、撇开干系。刘高兴失魂落魄。
贾平凹说:“刘高兴的城市生活是不断寻找想融进去的过程,是与农民意识挣扎的过程。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城市向他们展示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而他们都在承受并顽强地存活着,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悲壮。”
刘高兴的捐肾与寻肾的寻亲过程,正是他在城市生活中不断寻找自我价值并希望融入城市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刘高兴试图摆脱自己身上的农民意识,也试图用城市文明人要求自己,希冀最终成为一个优雅富足的城市人。
“肾”是刘高兴城市欲望的外化“意象”,是他真心亲近和热情拥抱城市的原动力,是他需要城市人认同的客观物象。可惜捐了肾的刘高兴并不能被城市尊重,欲望找到了搁置的地方,却并不一定有一个融入的圆满结局。事与愿违,最终他也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游荡的未被城市理解的尴尬的边缘人。
二、高跟鞋――爱情寄托
“高跟鞋”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是小说中的托象言意,寄托了刘高兴对爱情的憧憬和联想。
刘高兴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农村的刘高兴,用钱把新房盖了起来,相好亲的女人却嫁了别人。他自我宽慰地“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农村的女人是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进了城的刘高兴发现西安城里美女如云,紧张得不敢看她们的脸,只“看见了一双双高跟皮鞋和高跟皮鞋里精致的脚”。刘高兴认为美女如同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一样都是天人,“她们集中在城里,所以城里才这么好。”刘高兴的追逐城市的梦想里还有一个追逐美丽爱情的梦想。
在刘高兴的城市拾垃圾生涯中,高跟鞋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在他“床上的墙上钉着一个架板,架板上放着一双女式的高跟尖头皮鞋,灯照得皮鞋光亮。”五富说:“一双鞋放得那么高,是毛主席像呀?”可见它在刘高兴心目中的地位。高跟尖头皮鞋是刘高兴为城市女人准备的,是为美女的秀脚准备的,是生活高品质的追求,是刘高兴追逐城市美好爱情的寄托,粗鄙的五富怎么能知道鸿鹄之大志。
“如果我不来城里,我没有那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没有见过美容美发店的女人,翠花是不能弹嫌的。可现在,我是刘高兴,刘高兴在城里有了经验,有了那一双高跟尖头皮鞋,见过了美容美发店的女人和无数的女人的脚,刘高兴就无法接受翠花了。”刘高兴进了城,就看不起农村人了,他庆幸自己没有娶农村老婆。他要做城市人,他抵挡不住城市的温柔诱惑,美丽的城市渐渐销蚀着刘高兴的心。
“每晚擦拭高跟尖头皮鞋是我要做的工作,这有点像庙里的小和尚每日敲木鱼诵经。”高跟尖头皮鞋承载着刘高兴过去的屈辱的经历,更提醒着刘高兴未竟的愿望。每擦拭一次,刘高兴的心灵便得到一次慰藉。高跟尖头皮鞋是他爱情的寄托,维系着刘高兴对女性温暖慈悲的理解与向往,也是他城市梦的一个载体。
无巧不成书,一个女人“穿着和我买的一模一样的高跟皮鞋”。刘高兴终于结识了梦寐以求的城市里的漂亮女人孟夷纯。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么漂亮的孟夷纯居然是小姐,这对刘高兴的“打击太大了!”刘高兴灵魂出窍,百思不得其解。
高跟尖头皮鞋还在,美丽的梦想还在。“小孟的影子就像鬼一样钻在了心里”,赶也赶不走。刘高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小姐孟夷纯,这都是城市惹的祸。刘高兴无助之下像阿Q似的自欺欺人:“有这么漂亮善良的小姐?小孟不是小姐!”一个拾破烂的终于在城市里恋爱了,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城里的漂亮女人。
高跟鞋是爱情的桥梁,它给了刘高兴一次救美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互相呵护的近距离接触。一个拾破烂的用力蹬着一辆拾垃圾的三轮车,载着一个崴了脚的漂亮女人冲向医院。“眼睛那么纯净的会是小姐?”刘高兴不能面对现实,小孟是那么美丽,但现实是那么的残酷。孟夷纯是为了筹款替兄寻凶才作小姐,她绝对不是坏人!刘高兴无法抗拒美的魅力与诱惑,他坚信美的事物一定有美的根源和内容。
高跟尖头皮鞋是刘高兴和孟夷纯爱情的见证,它见证了他们非交易性质的男欢女爱,见证了刘高兴无能的爱和执迷不悟的执著之爱。刘高兴用新鞋换了孟夷纯的旧鞋,为的是寄托互相的牵挂与思念。刘高兴的城市生活因为有了高跟鞋――爱情而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锁骨菩萨塔是刘高兴解开心结的宽慰。“只有锁骨菩萨在这时能宽慰我”“这塔叫锁骨菩萨塔――她是污秽里的圣洁”。锁骨菩萨是观音的化身,为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锁骨菩萨塔的故事为孟夷纯的故事做了最好的注脚或说诠释,也为高跟尖头皮鞋里寄托的物欲的城市爱情赋予了升华的灵魂。刘高兴一厢情愿地把孟夷纯想象成锁骨菩萨,为的是慰藉自己苦涩难言的痛苦。孟夷纯的职业与其品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也是污秽里的圣洁。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城市爱情注定是美丽而凄楚的。
作者在试图揭示城市底层农民工无法抗拒物欲与情欲的诱惑时,也藉此超脱了世俗,在高跟皮鞋物质外壳之上升腾起的是精神的升华,污秽里的圣洁,指向了一个拾垃圾者与一个漂亮小姐之间的出污泥而不染的爱情,指向了在肮脏的世界里干干净净的活着的品格。
三、箫――精神写照
如果说高跟鞋是刘高兴物欲与情欲的象征,那么箫就是刘高兴精神的写照。
这是小说象征意象的基本表现手段。通常,意象的哲理性并不直接说出,而是通过形象的象征或暗喻来达到的。“箫”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实际上是含有某种精神意义的载体。这是小说文学意象的审美特征。箫是高雅的“意象”,是精神品格的象征。
作为普通人的刘高兴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在清风镇,他是特立独行的,会吹箫的就他一个。为娶媳妇,他吹了三天三夜箫,媳妇跑了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
开始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对未来充满了期盼,心情一好就喜欢吹吹箫。“吹箫的时候常常有鸟飞到槐树上”叫做吹箫引凤。五富是乡巴佬、傻实,又没有文化,说不是凤是灰灰雀,不懂得刘高兴的优美的比喻和想象。刘高兴是有情调的,有诗意的,把树冠叫绿云。刘高兴是要做有文化有涵养的城市人,不要做只会出力出汗挣钱攒钱养家的乡村人。
刘高兴是吹箫行家、吹笛能手,一吹就不由得要吹经典名曲《二泉映月》。一吹起《二泉映月》就又把什么都忘记了。在音乐里的刘高兴只需要掌声和叫好声,轻蔑了金钱忘记了烦忧。
快乐的刘高兴出门拾破烂,就把箫带上。“把箫别在了后衣领里,就像戏台上秀才别的扇子。”在没有拾到破烂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就吹箫。这使得城里街巷里的人对他刮目相看。而刘高兴并不是为了引人同情,完全是自娱自乐。
刘高兴可以放下拾破烂的活计,专门为了城里同样寂寞的交警而吹箫。刘高兴可以在恋爱中没人倾诉,就以箫自娱自诉。刘高兴还可以忘却了时间和空间,自己给自己吹箫。刘高兴最终吹箫引凤――用箫声打动了孟夷纯,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无疑吹箫对于刘高兴是一种精神需求,是其对拾垃圾生活的一种超越性手段。吹箫能使刘高兴忘却清风镇的贫瘠与落后,忘却城市生活的单调乏味,在最肮脏的生活底层寻求自我精神上的愉悦。吹箫不仅仅是刘高兴精神的需求,也是一种超脱的方式。
这里实际上也寄予了刘高兴希冀成为有文化有素养的城市人的高境界的理想的追求。别人误以为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因变故才出来拾破烂,而他也乐得保持神秘,表现出很有文化的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文化质素的加入,使得刘高兴的艰难地生存的城市欲望得以精神的升华,吹箫也就不仅仅是吹箫,而是对生活困境与生存平庸的超越;这是一种生活的诗化和诗化生活境界的获得,进而将拾垃圾者从维持生存的形而下的意义拓展至“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而上境界。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高兴》超越了众多写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家拘于表现苦难的局限{4},对能观照到这一群体从生活自救到精神自救的乐观与顽强韧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孟繁华的评价很有道理。刘高兴吹箫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作者对刘高兴精神自救的乐观以及生命顽强的韧性显然是赞赏有加的。
作者将拾垃圾和吹箫两个似乎不相干的事物连接在一起,作为刘高兴的不同层面的需求体现出来,并将两者进行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与反衬。一个粗鄙龌龊的行当,一个高雅文明的举止,其反差之大,其意图之明显,让读者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一个拾垃圾的城市最底层的边缘人,也是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还要有精神的需求。拾垃圾是在城市里艰难生存的物质需要,吹箫是追求文化追求文明的精神需求,两者构成了城市拾垃圾者的具有强烈反差的生命现实性的整体存在,共同塑造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带有作者所思所想的立体的刘高兴。
《高兴》中的主人公确实是不同流俗的。刘高兴虽然是个进城的农民,但身上却有着类似“文人”式的特质与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精神情感在小说中的投影。箫是刘高兴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物质、现实世界的超越的写照。一个拾垃圾者并没有如同他的工作和生存环境一样粗鄙与肮脏,而是不忘精神层面的追求与愉悦,是对其辛酸苦难的城市生活的超越,是对精神自由的获求。
刘高兴既拾垃圾,又吹箫,污秽与高洁同在。“拾破烂的带个箫,滑稽!”垃圾和箫的对照与反衬的安排具有多重含蕴,即可是“物质生存”和“精神写照”,也可是“粗俗”与“高雅”,残酷的客观现实与美好的主观愿望等等的象征,耐人寻味,内涵复杂而丰富。
总之,上述三个意象从不同的维度反映了进城农民工或说城市最底层人物的精神风貌:“肾”是农民工的城市欲望或说城市底层市民需要城市认同的代言物,代表了刘高兴们底层市民的志趣;“高跟鞋”寄托了城市底层市民的物欲与情欲,是向往物质文明、企盼富裕,渴望和追逐美丽爱情的象征物;“箫”是普通人超越世俗和物质世界的精神写照,是作者精神追求和寻求心灵宁静的审美物。这几个意象里蕴含的意味,似乎已经模糊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界限,几乎是所有人共有的丰富的多元的精神需要。因而,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仅是描绘了一个浮华的城市生活和真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边缘人群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且是在深入地思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
长篇小说《高兴》中的意象丰富多彩,无论是肾,高跟鞋,还是箫,都是“立象以尽意”,是小说艺术的表现,归根结底,还是作者贾平凹的创作意念在起支配作用。而这种意念,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5}因此,小说中的这些意象不仅具有象征性、求解性,还具有丰富性和多义性。荣格说得好:“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积起来的原始形象,只是这些形象在此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小说《高兴》也正因此具有了某种艺术审美的永恒性和超验性。
篇4：贾平凹小说读后感
最近感觉心情很浮躁，心里有点空虚，但一时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去改变这种状态，只好去图书馆借本书看看，以充实一下自己。
“高兴”这边书早听说过了，只是还没有时间看过，于是看到正好有这本书，大喜。贾平凹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很多人对他是负面的评价。我也是因为他的负面才关注继而喜欢上。记得接触贾平凹的小说是在高中，当时在男生宿舍私底下流传着一本“黄书”——《废都》，大家都互相传阅，以慰好奇。我也就是在挑灯夜战的情况下一饱眼福。其实其小说的内容并没有读太懂，也没有理解，只是关注了其中带框框的地方。老贾的详细描述对于一个青春期的男孩来说，其冲击不亚于东南亚海啸。我就是这样被开启了青春期的“性教育”，并且也开始关注了这个作者，希望还能看到类似的作品。现在想想当时思想何其单纯和不健康，但终究还是因为好奇。以致后来大学后，空闲时间多了，闲来没事逛图书馆才发现老贾的作品那么多，欣喜若狂。可惜读着让我有点失望，但同时也挽救了我。失望的是没有那些诱人的情节，挽救我的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优秀的作家的作品和改变了对一个作家的误解。废都、商州、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天狗，我都读过，读着读着就越发对他的那种乡土气息的纯朴文字吸引，很厚实同时带着点想象，有点玄幻但不脱离现实。这样才真正和我们的生活相吻合。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带着点幻想来读过每一天。
读《高兴》，我完全沉浸在了里面。感受到了主人翁的心里动态，他的生活状态和现实中的我们多么想象，虽从事的事业不同，但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同的。越笑的人心里越是痛苦，越是寻高兴的人生活状态越是不好。这一点可能不被认可，但现实却是这样。能有高兴这样心态的不少，但能够认清自己的却不多。我们不是伟人、但也不是任人踩踏的蚂蚁。在整个社会中，我们是渺小的，沧海之一束;但对我们个人来说，生命就是我们的全部。与其天天愁眉苦脸，不如开开心心。来到世上就该潇潇洒洒，品味每一天的生活。
高兴的结局是悲惨的，这没有办法。现实社会不会因为你的心态好就会眷顾你，不会因为你的执着就顺应你。笑看万物的心态不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吗?
篇5：贾平凹小说语言风格浅析
贾平凹小说语言风格浅析
贾平凹作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位作家，其语言风格独特，带有浓重的地域性特征，其代表作《秦腔》和《废都》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非凡的语言天赋和深厚的语言运用功底。
当代作家中，贾平凹作品语言独特，蕴含极大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特色，北大陈晓明教授称其写作为“中国当代汉语言文学的奇观”。《秦腔》和《废都》代表了贾平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探索――一个回归农村、农民，一个描写城市、知识分子。
其中《秦腔》以细腻的笔触将零散的细节紧密连接，近乎写意的语言将日常生活的场景一一再现，全篇无处不在的方言土语更是当代文学作品语言的一次成功革新。《废都》受明清世情小说语言风格影响的痕迹很重，采用大量文言，进行有意识的语言颠覆，这其中蕴含了他惯常使用的商洛方言土语，使得古典和现代汉语语言较好地结合，形成极为个性化的语言风格。本文将这两部作品结合、对比，以求更全面地凸显贾平凹的语言风格。
一、神秘荒诞主义的渗透
神秘荒诞主义对贾平凹的语言风格影响极大，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我们皆可以看到神秘荒诞主义的影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并非作者的个人喜好，或纯粹为了自己的写作服务。一位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是深受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和熏陶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里的东西，或许连作者本身都是无意识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①“乡音”尚且难改，更何况是文化，那是一种深深沉积在骨子里的东西。
贾平凹生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一直长到十九岁，可以说在农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农村盛行的神秘荒诞主义的一些传统文化与思想便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他整个文化背景中。就连贾平凹也曾经提到：“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②这种我们看来有些封建迷信的文化恰恰是农村传统文化中最不可或缺也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所谓的“鬼神”也一再在他的作品中出现，成为他写作语言中独特而又极度现实的一道风景线。
曾经试图要把“农民皮剥了”的贾平凹后来承认说：“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③正因为如此，在贾平凹用语言构架的世界中我们才看到了如此真实的'、原生态的农村，如此现实的社会，以及那些似乎有些遥远陌生，却给许多自农村离去的人带去亲切及熟悉的乡土习俗与传统――婚嫁、寿辰、丧葬、算命、通灵……
(1)今早卜卦，看看他们怎样?新生死于水。秦安能活到六十七。天义埋不到墓里。三踅死于绳。夏风不再回清风街了……夏天智住的房子又回到了白家。君亭将来在地上爬，俊奇他娘也要埋在七里沟，俊奇当村主任。清风街十二年后有狼。――《秦腔》
一开始从未给人算准过的算命人――中星的爹，在临终前留下的神秘的杂记本，当引生发现这个本子并看到内容时，我们并未给予太多关注，想来又是中星爹的一次“失败”。然而，当我们看到故事的结局一一被印证时，我们开始相信中星爹的这次预言终于“成功”了。于是一股神秘而荒诞的感觉如漫天尘土扑面而下，许多人的结局未曾写下，我们却从中窥探到了答案。某种程度上，这与《红楼梦》“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叙事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秦腔》以引生作为叙述者，显然是想让这个‘疯子’扮演一个复杂的角色――他既知道一切，又什么也不知道;他既可以随意说话，也可以说了白说;他善于记住，也善于遗忘，他无道德、无是非，但也并非全然混沌一片。”④当我们看到一个“疯子”竟然充当主角，有些错愕、怀疑，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疯子”对整个清风街竟如神一般了如指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分开看并不合理的东西变得再合理不过。
在他的笔下，一股股神秘气息夹杂其中，就连他笔下的动物也都变得有了思想、通了灵一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反而更能遗世独立、清醒透彻地看待这个世界与周遭的人群，这也为小说营造了一种虚实结合的情境。《废都》里的寓言，那个几乎可以被称为哲学大师的老牛，庄之蝶能够通灵的岳母，每到夜晚便响起的哀戚又蹊跷的埙声，不明身份的吹埙人……
(2)牛坚信的是当这个世界在混沌的时候，地球上生存的都是野兽，人也是野兽的一种……人与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心胸自私，度量窄小……它发现了这个城市在下陷，是城市每日大量汲取地下水的缘故，或是人和建筑越来越多，压迫了地壳的运动，但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废都》
这是《废都》中牛的一段自白，语言直白却鞭辟入里，仿佛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头牛，而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其中有着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鞭挞与独到的见解，然而作者并没有让人说这样一段话，而是把这任务安排给了一头牛，实在显得荒诞，却又睿智之极。
这或许就是贾平凹语言的独特魅力，那些神秘的、荒诞的、不合理的种种充斥于作品中，然而当我们试图走入他的语言世界，走进他用语言为我们构建的原生态氛围中时，一切都变得合理、自然而亲切，这便是他语言风格中卓异且可贵的一面。
二、诙谐幽默
诙谐幽默是贾平凹语言风格中的另一可贵之处，在其作品语言中可随处捕捉。把一些人生道理、社会现实通过作品呈现，却剔除了生硬与晦涩，换之以幽默戏谑，诙谐中夹杂着讽刺。但是这种讽刺却并非尖锐的、猛烈的、仇视的，而是温和的、深沉的、宽容的。“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⑤贾平凹的语言就是有着如此的魔力，朴拙、憨厚、幽默、淡然。
(3)一只蜂落在我耳朵上，嗡嗡地唱，哑巴看见了就来赶蜂，但那蜂不等他的手拍过来却掉下去死了。我说：“天义叔，这蜂乐死了!”夏天义说：“鬼话，蜂咋乐死的?”我说：“蜂一看见我光着膀子，心想这下可以叮了，一乐就乐死了!”――《秦腔》 (4)工农商学兵，都刮吃喝风，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口中没有味，开个现场会，要想解解馋，组织检查团。要想换口味，去开各种会，要想喝好酒，基层走一走。――《废都》
上例中，引生和夏天义的对话十分幽默，让人忍俊不禁，仔细一品，这又带着一丝嘲讽，这蜜蜂恐怕是太过贪心才会乐极生悲吧，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哲理呢?《废都》中乞丐老头念了十几首戏谑歌谣，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初看会心一笑，再看不免陷入沉思，这是在幽默中蕴含莫大的嘲讽。但在这些幽默戏谑的语言中，我们的确发现了智慧。“好的幽默不只是让你笑，在嬉笑之余，它还能引发你的思考，让你夜不成寐。因为那幽默里大有深度，有概括，有典型，有真知灼见。”⑥
三、符号化语言
谈到贾平凹的语言风格，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他的符号化语言。这些符号不能用文字和语言描述，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千言万语。
例如《废都》里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口口口”，小说中近30处运用它，也正是它的存在使得许多写不出的文字在沉默中直接描绘在读者的眼前。还有贯穿整部《秦腔》的秦腔曲谱，如《钻烟洞》、《纺线曲》等，共计25处。伴着秦腔曲谱的出现，作者心中对于农村、对于故乡的种种难解的情感也随之浮现，那是作者借由小说中的人物、借着这些曲谱在向故乡诉说他难以言喻的衷情。
两部作品里都运用了符号化语言，也得益于此，语言上更加委婉，意境却更加悠远丰富。从这个层面上看，如果说《废都》是一种看的艺术的话，那么《秦腔》无疑是一种听的艺术，这种“视听结合”的符号化语言的大量运用，恰恰成为贾平凹小说语言风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谢有顺称赞贾平凹说：“你的独特之处，在于你有一个非常强的中国外壳，比如语言，从古白话小说中获得滋养，建立起了自己的个性，不是欧化的，不是翻译化的，是来自底层的、土气的语言，它有根，是很有表现力的语言。”⑦
贾平凹骨子里是十分传统、有着深深的民族情结的，陈传席在《悔晚斋臆语》说：“语以半文半白者佳。”⑧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在试图做一种文学语言上的革新与突破，那就是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语言叙述方式――文白相间，在现代文本中巧妙地融入古文语言与风格。
《废都》应该算是他进行语言革新的第一次极端冒险的尝试，这部小说很明显地承袭了明清话本小说的特色。如：
(5)一时消息传开，每日欣赏者不绝，莫不叹为观止。两个朋友自然得意，尤其一个更是珍惜，供养案头，亲自浇水施肥，殷勤务弄。不料某日醉酒，夜半醒来忽觉该去浇灌，竟误把厨房炉子上的热水壶提去，结果花被浇死。――《废都》
看到这，我们似乎从中找到些《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影子，这种话本式的语言在整部小说里层出不穷，文白交杂，颇有些明清世情小说的味道。贾平凹开始文学语言的复古之旅，开始尝试用典雅的文言白话构筑全篇，试图用古人的语言从读者中获取共鸣，然而这一次迎接他的是至今仍未平息的争议。
从《废都》到《秦腔》，这是贾平凹写作史上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一段，他再次重拾往日作品里惯用的方言土语，也再次走进了让他充满矛盾情感却再熟悉不过的农村，写活了《秦腔》。
《秦腔》中我们甚至找不出一个主要情节，它似乎是一堆农村闲人杂事的集合，以对话取代了小说的故事性，这些对话则全部是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中原本就遗留许多古文言。如“耳视”一词，早在宋代司马光的《迂书》中就有记载：“衣冠所以为容观也，称体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称，闻人所尚而慕之，岂非以耳视者乎!”⑨意为以耳代目，文中“耳视”作为陕西方言，又添加了新义，接近于普通话的“理睬”。若直接用其代替，则既没了趣味，又不够传神，失了鲜活的生命力。正如胡适先生的观点一样，方言土语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现一个人的神情语气，也只有在方言土语中一个人物才会被赋予鲜活的生命⑩。
整部作品真正将文言、白话、口语融为一体，展现了真实农村“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正是这种简单质朴的描写直接促使我们在品味贾平凹的语言风格时，有种近乎欣赏中国写意画的感觉，洒脱而意境深远，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文化上，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结论
贾平凹从古典文学汲取养分，又将方言土语恰到好处地融入，无论是神秘荒诞主义的渗透，戏谑间娓娓道来的人生哲理，符号化语言的运用，还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处处都彰显贾平凹语言风格的多样化与鲜活性。
篇6：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上个世纪以后，贾平凹作品逐渐向长篇小说转型，先后创作出《浮躁》、《废都》、《秦腔》等享誉盛名的小说，尤其是《废都》风行一时，出版后甚至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秦腔》使贾平凹的作品达到了空谷无人的境界，在表现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巨大变化的同时，写下“中国一等伤心人”的辛酸之情，是一部具史诗性意义的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毋庸讳言，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思想独到、艺术创新、论述深入，而其作品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困惑也不容忽视，因此，集中研究其长篇小说叙事特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追求自然
贾平凹曾在对话《土门》中说，他目前运用的写法，是以聊天的形式说话，一言以概之，说明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追求自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小说叙述人的隐藏，贾平凹认为，传统的叙述中，叙述者站在人群前或者站在台子上，不免会哗众取宠，拿腔作势。而让他从台子上下来，站在人群中，就会正常而真诚的说话。所以，创作中贾平凹巧妙隐藏叙述者，让人感觉不到在“做”，自然无为。《土门》和《病相报告》中，或采用单一人物视角进行叙述，或转换不同的人物视角，作者在叙述者的强调、选择方面都独具匠心。《废都》中则选择了隐含的叙述者，如奶牛的思考一段，就可视为作者自己的声音。到了《白夜》中，这种叙述者基本上实现完全隐形，叙述与人物故事一起自然而然的随意铺开，混沌苍茫，接近“浑圆”，也许并不是十分的光彩夺目，但是你很难找到其中凹凸不平的地方，类似中国园林那样，静立于此，与曲径游廊、亭榭楼阁共同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贾平凹的作品多是记叙生活琐事，鲜有情节，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故事，过多的设置情节就会直接消灭真实，这种原生态的记叙手法正是写出了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像《西京》中，洋洋洒洒30万字，通篇描绘的都是西京一群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邻里纠纷、送往迎来、婚姻朋友等，没有主线，让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具有浓郁烟火气息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论述形式上，贾平凹也是奉行“无技巧”的原则，力求自然呈现，平平常常的说话，乘兴而行，从容不迫。贾平凹的自然叙述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表达形式，可以使读者有话要说产生共鸣，但是也不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的好看性，贾平凹也强调他的作品应该读慢些。二是意象难以张扬。作者在创作时为追求自然而对生活流程很少选择和加工，人物常会淹没在生活中而面目模糊，形象不具突出性。三是叙述者的完全消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思想上的震撼，读者常会如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一样，在生活海洋中迷失 [1]。
二、意象构造
贾平凹的作品中意象鲜活、意蕴深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首先是自然意象，作者想象力丰富，选择的自然意象也缤纷多彩，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奇花，《高老庄》中的'飞碟，《白夜》中的大蜥蜴及虱子等，在作者主观思想的熏染下具有丰富内涵。其次是人和事的意象。如《废都》中庄之蝶，《高老庄》中西夏、高子路，《土门》中梅梅和成义等，这些人物或为平凡人，或具传奇性，或为主角，无论是哪一种，作者在塑造时都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思考。情节意象不可或缺，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使人们感到恐慌;《土门》中球迷骚乱事件，明王演出;《怀念狼》中人狼互变，这些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深化主题。最后是民俗意象。《商州》中民间刺绣、吴氏庙、华山庙会;《废都》中的埙、清虚庵、四合院等，这些意象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及民俗意义，也富含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在看到作品表象丰富的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注意，简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碎片连缀的情节结构会消解作品故事性，减弱可读性。贾平凹也说，需要对小说观念进行一定改造，张扬意象。二是营造意象时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一定矛盾。《怀念狼》一文中人物基本上成为作者传达理念的载体或符号，笔者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心灵深度，才能更好地接受历史检验，贾平凹认为这是“另一路”写法，但是尽管如此，意象的营造与人物的塑造之间如何和谐共生，相辅相成，是亟须解决的创作难题。三是：意象营造时“度”的把握。贾平凹于作品中多次提到要将形而上结合形而下，在《怀念狼》中，又谈及 “以实写虚”的问题，这两者其实都在说如何将意与象完美融合，营造意象时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最佳结果，其次是凭意胜或者以象胜，而贾平凹的作品意象之间常出现顾此失彼，不能实现最佳，因而创作时贾平凹应注意意象之间这个“度”的把握[2]。
结束语：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厚重独特，影响深远，其叙事特色鲜明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诚创突破、革故鼎新，并依据西方美学观念转化传统，尽力挣脱其消极影响，，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知识延伸】
贾平凹散文读后感
常听人说，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一个伟大的心灵对话。以前，我对此总是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我偶然邂逅了它----《贾平凹散文精逊，轻轻打开，才读了一小篇，就被那质朴幽默，形象生动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从此改变了对这句话的看法。
初读贾平凹，还是在我六年级时。我随手翻开，看到有篇《风雨》的短文，看第一遍，觉得很有意思，细节描写的手法和老舍先生颇为相似;饶有兴趣地看第二遍，觉得简直要拍案叫绝了：描写的是在狂风大作，大雨滂沱之时人畜的神态动作。细节描写非常细腻到位，生动形象。文章题目虽为《风雨》，但通篇读来却未见“风雨”二字。细细品味，却让你觉得无处不是风雨，且风之大，雨之狂，都让作者写得达到了巅峰状态。那些被作者形象化的一幕幕像慢镜头一般展现在我的眼前，真是让人生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风雨》读来，让我感受到了贾平凹酣畅淋漓的文字魅力。
再读贾平凹，是在初一学期结束时，老师推荐学生多读名家佳作，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本书。其中有篇《丑石》，让我印象深刻。作者借物寓意，发人深剩丑石很丑，丑石既不能用来凿字雕花，也不能用来浣纱捶布。丑，且一无是处。丑石没人喜欢，连孩子也咒骂它。可是就是这么一块丑陋之石，有一天却被专家确证为陨石，是天上之物。也正因如此，所有人才会对它另眼相待。一时间，丑石身价百倍。丑石这种大起大落，天壤之别的待遇，让我想到现实中的一些人和事，真是令人感慨。生活中，有多少如丑石般有锦绣才华却无显赫背景或者是光鲜亮丽的外表的人，因为少了专家的一句首肯或者是投门无道而终身郁郁不得志，埋没了大好的才华，真是令人心痛啊!这些人的遭遇，不及丑石。贾平凹先生，在创作的初期，是不是也有像丑石相似的遭遇呢?所以才能写出这么令人感同身受，触物通情的文字啊!
细读贾平凹，有时也有令人莞尔的文字。譬如这篇，《我的老师》，主角是位做事说话有板有眼天真善良的稚童。孙老师，是个孩子。从他的身上，作者发现了许多为人处世之道。文中这么写道：“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是孩子最纯真的善良，唤醒了大人们即将泯灭的一丝真，以及对美的重新审视。就是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坦坦荡荡，童言无忌，却在无意中保护了美好。作者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一个儿童的尊重，对纯真的尊重。向孩子学习，拜孩子为师，就是向真善美学习，回归最质朴的人性。
贾平凹的文章，字字犹如细腻的情怀，或淡雅，或质朴，或幽默。从初读到细品，他的文字时而令人深思感慨，时而让人莞儿一笑。字字珠玑，篇篇美文，读来让我心旷神怡，受益匪浅。书香，便在此时，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在那些默默的文字中绽放。大师，这确实是一位文字大师!仿佛，在他被一圈圈令人炫目神移的光环背后，我隐隐见到一位儒雅的书生，有时他会如李白般狂放，有时也会如杜甫般幽思，更多时候，他像个孩子般勤奋执着，也许为了某一篇字斟句酌的文章费尽心思，像白居易一样，"吟安一个字，掐断数茎须”呢!
也许，我想象中的贾平凹跟现实的贾平凹格格不入，不管怎样，见文如见其人，让我们一起来读 《贾平凹散文精逊吧，可能你认识的贾平凹是另外一种样子呢!
篇7：贾平凹小说《白夜》读后感
文/李方
《白夜》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又一部以“西京”为背景的长篇巨著。小说写尽了人世间的官商九流、悲欢离合，全文以夜郎和两个女人的(颜铭和虞白)感情纠葛为线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市民生活的矛盾心态。
主人公夜郎是贾平凹笔下血肉丰实但却令人同情的形象之一。他没有高贵的出身，只凭着不断追求的干劲，独自来到西京城里闯荡。小说一开始，就写了夜郎通过南丁山，结识并追随着祝一鹤，但这段经历很快便随着祝一鹤的瘫倒而灰飞烟灭。事业上失意的夜郎只得寂心思于爱情。他喜欢心性高雅的虞白，而他却是一介凡夫俗子，地位的差别、宿命论的困扰使得夜郎痛苦不堪，他只有从同与他一般地位而且相貌美丽的颜铭身上得到爱情的慰藉。
一个不甘于命运摆布的灵魂最终在世俗的摧残下回归“本位”，这是夜郎的悲剧，也是人生的悲剧。人的一生不可能事事顺利的，在闯荡的过程中总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人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因为无论是选择了什么，对于另一种事物，却意味背叛或者是放弃。选择好的，放弃坏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无从辨别真伪和好坏，而夜郎在爱情上的选择正是如此。
人总是将自己置身于“两难”的境地，之所以感觉到“难”，是因为都有太强的'占有欲。要占有，自然就害怕失去。夜郎是幸福的，他在事业上失意后，有两个爱他的女人同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但他又是痛苦的，他必须又要从中作出残酷的选择。最终颜铭胜了，因为她有了夜郎的孩子。整个故事看似就要这样结束了，但事实上，夜郎和颜铭并没有走到最后。他们生了一个丑孩，这让生性自卑的夜郎更是怀疑，他们最终因此走向了离婚。从颜铭留下的笔录中，夜郎得知原来颜铭美丽的相貌，竟也是假的!他们的婚姻以颜铭的出走而全部破灭。整个过程，使人对夜郎这个形象又怜悯又憎恨，怜悯其命运多舛，憎恨其其青红不分。
夜郎爱情的悲剧只是《白夜》故事的一个方面，它仅仅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面对选择，人会在失去一些东西时痛苦不堪，因为他们是感情动物，而一个社会在对人的选择与放弃上却不会这样。
《白夜》中的人处在一个变革的社会环境下，适者生存，他们也要面对社会的选择和淘汰。宽哥是贯穿小说始末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真的可谓是尽职尽责，并且还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但从故事发展来看，他很明显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社会，而处处受人的排挤。房子分不到、妻子要和他分居，最终竟然连警察也无法当下去了，可以说，宽哥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讽刺。还有虞白，她出身高贵、心性清高，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这是她最让人心动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淤泥一般的现实社会中，她也只能是孤芳自赏了。颜铭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一个悲剧人物，她经历了由丑小鸭变天鹅的传奇，但那美丽的外表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东西，反而加剧了丈夫夜郎对她的怀疑，她最终的出走，可谓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个社会她已经无人可信了，但一个弱女子会去哪里，她该怎样生存?这不得不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还有好多人物，他们选择着命运，而命运也同时在考验着他们，在一个浮躁不堪的社会中，他们只能是甘心的等待着命运的摆弄。作者在小说中有意穿插了祝一鹤，而他最早被社会所淘汰的，但这种出局并不是与世诀别，他或许也因此成了最早看透世事的一个，终日笑着，最终化为一只透明的蚕。
或许整个社会真像作者起的书名一样，“白夜”——黑与白，人在黑白交织的世界中生存，也在这样的现实中面临选择与被选择，选择意味放弃，在黑与白所构筑的世界中，放弃，或许也是一种美。
拓展
贾平凹简介：
贾平凹(wā)，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当代作家。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 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 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
人物经历：
1952年出生，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现居住陕西省西安市。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1982年后就职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从事专业创作。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
19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
1992年创刊《美文》。
1993年《废都》创作完成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基于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小说作品。
20，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
，获得鲁迅文学奖。
20凭借《古炉》，获得施耐庵文学奖。
，获得朱自清散文奖 。
中德作家论坛开启首日，贾平凹分享了他的故事。贾平凹说，磁铁只对螺丝帽、铁钉起作用，不对石头、木块起作用，文学也同样。“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越考虑，书越卖不动。”
篇8：贾平凹小说特色及读后感
一、追求自然
贾平凹曾在对话《土门》中说，他目前运用的写法，是以聊天的形式说话，一言以概之，说明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追求自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小说叙述人的隐藏，贾平凹认为，传统的叙述中，叙述者站在人群前或者站在台子上，不免会哗众取宠，拿腔作势。而让他从台子上下来，站在人群中，就会正常而真诚的说话。所以，创作中贾平凹巧妙隐藏叙述者，让人感觉不到在“做”，自然无为。《土门》和《病相报告》中，或采用单一人物视角进行叙述，或转换不同的人物视角，作者在叙述者的强调、选择方面都独具匠心。《废都》中则选择了隐含的叙述者，如奶牛的思考一段，就可视为作者自己的声音。到了《白夜》中，这种叙述者基本上实现完全隐形，叙述与人物故事一起自然而然的随意铺开，混沌苍茫，接近“浑圆”，也许并不是十分的光彩夺目，但是你很难找到其中凹凸不平的地方，类似中国园林那样，静立于此，与曲径游廊、亭榭楼阁共同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贾平凹的作品多是记叙生活琐事，鲜有情节，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故事，过多的设置情节就会直接消灭真实，这种原生态的记叙手法正是写出了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像《西京》中，洋洋洒洒30万字，通篇描绘的都是西京一群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邻里纠纷、送往迎来、婚姻朋友等，没有主线，让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具有浓郁烟火气息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论述形式上，贾平凹也是奉行“无技巧”的原则，力求自然呈现，平平常常的说话，乘兴而行，从容不迫。贾平凹的自然叙述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表达形式，可以使读者有话要说产生共鸣，但是也不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的好看性，贾平凹也强调他的作品应该读慢些。二是意象难以张扬。作者在创作时为追求自然而对生活流程很少选择和加工，人物常会淹没在生活中而面目模糊，形象不具突出性。三是叙述者的完全消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思想上的震撼，读者常会如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一样，在生活海洋中迷失 [1]。
二、意象构造
贾平凹的作品中意象鲜活、意蕴深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首先是自然意象，作者想象力丰富，选择的自然意象也缤纷多彩，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奇花，《高老庄》中的飞碟，《白夜》中的大蜥蜴及虱子等，在作者主观思想的熏染下具有丰富内涵。其次是人和事的意象。如《废都》中庄之蝶，《高老庄》中西夏、高子路，《土门》中梅梅和成义等，这些人物或为平凡人，或具传奇性，或为主角，无论是哪一种，作者在塑造时都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思考。情节意象不可或缺，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使人们感到恐慌;《土门》中球迷骚乱事件，明王演出;《怀念狼》中人狼互变，这些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深化主题。最后是民俗意象。《商州》中民间刺绣、吴氏庙、华山庙会;《废都》中的埙、清虚庵、四合院等，这些意象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及民俗意义，也富含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在看到作品表象丰富的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注意，简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碎片连缀的情节结构会消解作品故事性，减弱可读性。贾平凹也说，需要对小说观念进行一定改造，张扬意象。二是营造意象时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一定矛盾。《怀念狼》一文中人物基本上成为作者传达理念的载体或符号，笔者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心灵深度，才能更好地接受历史检验，贾平凹认为这是“另一路”写法，但是尽管如此，意象的营造与人物的塑造之间如何和谐共生，相辅相成，是亟须解决的创作难题。三是：意象营造时“度”的把握。贾平凹于作品中多次提到要将形而上结合形而下，在《怀念狼》中，又谈及 “以实写虚”的问题，这两者其实都在说如何将意与象完美融合，营造意象时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最佳结果，其次是凭意胜或者以象胜，而贾平凹的作品意象之间常出现顾此失彼，不能实现最佳，因而创作时贾平凹应注意意象之间这个“度”的把握[2]。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厚重独特，影响深远，其叙事特色鲜明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诚创突破、革故鼎新，并依据西方美学观念转化传统，尽力挣脱其消极影响，，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贾平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相关文章：
2.贾平凹散文
3.贾平凹短篇小说
4.贾平凹《相思》
5.贾平凹趣事
7.贾平凹散文特点
8.贾平凹的散文
9.贾平凹散文摘抄
10.贾平凹-《写给母亲》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