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
“阝丶初冬灬”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以下是小编整理后的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1：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
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
陶渊明被《诗品》的作者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篡夺频仍的时代。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诗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首次出任州祭酒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翻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愿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陶渊明8岁丧父，12岁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别了“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的生活而“投耒去学仕。”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了。从“不堪吏职，”和“志愿多所耻”两句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这段短暂的州祭酒生涯给陶渊明带来的精神磨难。森严的门阀世族制度、官场中无情无耻的倾轧，这一切对于依恋于人的本然性，“总发抱孤介”的陶渊明来说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辞官回家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后在家一闲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资”成了他此间的生活主题。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佐，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陶渊明在赞扬外祖父孟嘉之时，对于桓温的功绩和才能也一定相当熟悉，以这样一层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桓玄军幕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五岁。长大后袭父爵，作过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而此时朝中军政大权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司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国宝、王绪，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贿迁，民不堪命。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要求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晋朝内乱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间忙于争权夺势与晋皇族对抗之时，桓玄也依靠父亲桓温的关系网，以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为号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为各世族联盟的盟主。在当时的形势下，欲挽救晋朝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出自元勋之门的年仅32岁的桓玄身上。况且，桓玄本人不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见称，《晋书·桓玄传》说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对后代影响很大。陶渊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军幕之下，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陶渊明的仕途抉择的全过程中。而此时的他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渊明迈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渊明刚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袭杀了殷仲堪，并铲除了殷的余党，自领荆、江二州刺史。“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并制造出种种祥瑞来煽惑人心，阴谋篡夺帝位。同时，桓玄利用孙恩作乱之事，屡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实际上也是在为篡权作准备。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颠覆使得陶渊明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将内心忧怨化为诗句表达出来。这期间有三首诗记叙了他的心路历程，即《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诗是陶渊明在仕玄期间，奉命使都后，归途中因受风阻而停泊于规林所作;后一首诗则是一年后他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在诗中他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又写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不是对桓玄的评论，不是对政局的不满，而是对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唤。当陶渊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衡之中时，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恋那熟悉的山水田园，惦记着母亲、朋友，更怀念着自己本然的生存状态。“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在现实的昏暗面前，陶渊明并没有挺身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价值意念中自动退出，转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这三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一年，其实我们无须细细地考查这一年间在他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经能从诗中得到答案：现实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陶渊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就是在这时，在本然心性的召唤下他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无世情”的园林。陶渊明的此次辞官回家，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司马元显为首的军队开始征讨桓玄，桓玄攻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而此时已避开了这些繁杂的变乱正在家服孝的陶渊明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此时的陶渊明对于“人间”这一连串事变不会一概不知，但是也许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这些，也许是他仍旧遵循着阮籍以来许多魏晋人物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吧?总之，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社会变乱的蛛丝马迹，听到的却是诗人对于农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唤和赞叹。“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坐着牛车，伴着鸟鸣，在初春的熏风中，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田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才是诗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处所。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陶渊明以荷篠丈人、长沮桀溺自比，来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乱世的决心。但是我们却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当时混乱、残酷的现实之中，这份出奇的平静与悠闲的得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血腥的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将这所谓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暂置脑后，而寻找另一种可以自适、自足的生存形态——“躬耕自资”。
“躬耕自资”的道路之艰辛很快便显现出来了!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困生活扫荡了初归田园的欣喜、欢快，一向恬谈的诗人终于发出了“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慨叹。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来作为个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这不禁让人想到《论语·雍也》所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然，对“隐”这种行为方式，儒道两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隐”是有条件的，他认为“隐”是一种权变，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修炼;而道家主张“隐”，却是对现实世界完全的消极退避。这个阶段的陶渊明并不在意这其中的差异，他只是用它们来铸造自我的生命形态，使自己在穷困的生活境况中找一个精神的依托。
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经40岁了，按孔子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早该有所建树了。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对于陶渊明来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四言诗《荣木》，抒发“人生若寄”时不我待而希望及时建功立业的感情。他在这首诗的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流露出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里的陶渊明不但高标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价值关怀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刘裕起自布衣，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刘牢之参军讨伐孙恩时屡建战功，升任建武将军。元兴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夺帝位以后，极端残酷专横。三年(404)年初刘裕率众找着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讨伐桓玄。两三个月里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三月进入建康。刘裕在这时作风颇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而这时桓玄把晋安帝从江州劫持到江陵。刘军在浔阳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军，刘裕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刘裕的崛起一时间似乎给晋朝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的刘裕才干和功绩同陶渊明的曾祖长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处，可见，“四十无闻”的陶渊明迈出投向刘裕的这一步不是没有根据的。再加上刘裕此时立足未隐，急于招揽文武人才，他对于这个能提早脱离桓玄归田隐居的江州名士陶渊明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好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陶渊明走上了东下京口赴任的道路。
就在赴京口任职的途中，他在曲阿写了一首表露心迹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自年少时起即寄身事外，倾心琴书，安贫乐道。那么为什么要出任镇军参军呢?按这首诗的说法是：“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尽管入仕并非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但是如果时机来与自己默默相会，那么也不妨拨转车驾游憩于仕途之中。于是他便准备起行装，暂时离开田园就任镇军参军去了。乍看来，这次出仕又是陶渊明的一次随性适意的决定，并没有偏离他的顺就自然的心性特质。但是当我们细看此诗的后半部分时，却可以清楚地体察到在上任途中的陶渊明再次陷入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深刻的矛盾之中。虽然他把再入仕途淡释为一种时机的“苟冥会”，但是那种源自骨子里的济世救国，建功立业的价值关怀意向却是难以遮盖的。这种被陶渊明刻意淡释的价值关怀意向才是他真正的“心”的樊笼，因为他不可能彻底抛弃它，所以那份“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矛盾和懊悔才显得分外的真切动人!“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正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份真实的内心矛盾与懊悔，才使得终将归隐田园的这个人生抉择逐渐显现出坚实的情感根基。
果然，怀着这种心情赴任的陶渊明，不到一年就又辞去了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这固然与陶渊明此次入仕时的情绪有关，但是刘裕在此间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应忽视的原因。刘裕虽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强慑服，但是却猜忌成性，诸多贤才，多遭翦灭。在桓玄败死于江陵之后，刘裕全力铲除其余党，凡不是刘裕之嫡系均人人自危，即使是那个在战场上援救过刘裕的刘牢之子刘敬宣，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更何况身为桓玄旧部的陶渊明呢?在价值关怀终于成了有害于生命的“情景”的时候，只有顺应自然，避免伤及生命，才是最真实可靠的人生。一个社会的个体的人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能够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陶渊明太清楚这一点，他只好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以求“全生”。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责备陶渊明的“知难而退”，也大可不必将屈原与陶渊明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出个是非高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去担纲世界的黑暗，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像哈姆莱特那样想去消除世界的残酷和丑恶，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担当这种义务的心智和能力。面对世界的混乱、不幸和丑恶，一个人能够不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已经算是一种“超越”。当一个人没有力量与邪恶抗争，没有唐吉诃德那样的勇气，拖着孱弱的躯体，挺着一丈长矛向整个城堡挑战时，我们就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软弱。相反，每一颗“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柔弱的心灵，才是值得我们分外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以其平民化的心路历程打动了无数后人。
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
篇2：陶渊明归隐原因
陶渊明归隐原因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二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篇3：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陶渊明归隐原因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之陶渊明归隐原因】，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
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总结：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
篇4：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都是出自陶渊明之手。
隐逸诗人陶渊明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淡泊。 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篇5：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分析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
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
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篇6：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1、孤傲不群的个性
因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故而受魏晋玄风的熏陶，他最大的特点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里所说的“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脱俗、崇尚自然、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从来与世俗不合，他自称“少无适俗韵”、“性刚才拙，与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为与俗人相异。正是这种真率耿介的独特个性，使得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个性是个体生命的真正本质，是决定人生选择的最直接因素。而陶渊明生性孤傲不群，喜爱追溯自然的性格从没消减，这是他晚年宁弃官，隐居山林的原因之一。
2、崇尚自然的性情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陶渊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质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朴素而归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他返回自然的喜悦。
陶渊明一生崇尚以自然为主，亲近自然，在纯然的生活状态下完胜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情操，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二。
3、现实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让他决心远离官场
陶渊明受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父亲陶逸的影响，颇为家族历史自豪，自小立志做官，如他在(《杂诗》)中提到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他出身贫寒，受到朝中人轻视，感觉到不想担任些职务，在朝廷呆一些日子就辞职回家了。谢绝劝勉，执意在家中过着闲雅的生活，回家农耕的日子贫困潦倒，迫于无奈，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小官。这时候，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对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俯视眈眈，陶渊明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帮闲。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失望的意思。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软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吟诗：“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皇帝之事，鄙夷漠视，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玄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独自出走，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经过，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但是入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立下汗马功劳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掉的桓玄那种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陶渊明感到疑惑和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吏到期彭泽县，他的部下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于是扔下印戳，扬长而去。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彻底结束。
十三年仕宦生活，是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和“猛志逸四海”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这十三年，陶渊明尝尽了官宦生活的辛酸和无奈，看透了官场上的黑暗和复杂。在陶渊明的人生旅途中用语，曾多次抱着热切希望入世，入世后又多次因为看不惯朝廷官吏为争官守位而撕杀连天的惨境而回家。陶渊明之所以隐隐出出，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徘徊，都是因为纷纭的战乱和黑暗的现实所致，这种社会环境创造了一代文学大师，同时也蹂躏了一代文学大师，当饱受“心为形役”之后，他赋《归去来兮辞》，表明对上层统价级的失望，同时也宣告了陶渊明理想的破灭。
这是陶渊明选择贫困归隐，而不愿意任何人的请求再复出做官的重要原因，也是决定他归隐的一个最终原因。
由上述可知，陶渊明虽然不是一个让众人为之倾倒的大师，也不是沿袭祖辈的做官之品，而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之人。
篇7：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
一、家庭传统对他的影响
在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中，家世和书籍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拜大司马，他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到了陶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作为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他既想像祖辈那样出将入相，博取功名，却又受到祖辈“淡焉虚止，慎终如始”思想的影响，幻想着“功遂辞归”。如他在《命子》中言及祖辈：“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其祖“慎终如始”，其父则“淡焉虚止”。在诗中，他远溯悠悠先祖，近至己身及子，而用墨最多，推崇备至的当属其曾祖：“在我中晋，业融长沙„„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他将称颂重点落在“功遂辞归”上。在他看来，乱世之中最难得的性情品德就是“临宠不忒”，最理想的生活是“功遂辞归”。可见，他对其祖辈“慎终如始，淡焉虚止，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思想十分欣赏与推崇，也很向往那种淡泊名利，功成而退的生活，这对他后来的归隐不无影响。
二、儒道思想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酷爱儒家经典，素读孔、孟之书，再加上受其祖辈的影响，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的思想自然成了他的行动指南。受儒家“佐君立业，治国安邦”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立下了“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反复实践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想通过做官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可是，世事的艰险让他觉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的艰难。他怀揣着大济苍生的心，却遇上了乱世，壮志难酬。归隐是其屡次受挫之后的无奈选择，是理想破灭的莫大痛苦，是在儒家“邦无道则可卷而怀”思想的指引下选择了独善其身。当“大道不行”，“兼济天下”的人生首要追求无法实现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安贫乐道”的隐居生活之路。他的归隐，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思想的完美体现。
儒家思想对陶渊明有深远的影响，但魏晋时玄风大扇，老庄之书是文人必须涉猎的。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对陶渊明人生观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抚剑独游，清放豁达，卓然超群，与玄学士人有许多相通之处。玄学“喜爱冥思，倾慕自然”的思想，在其的诗文中也随处可见，如“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表现了他不慕荣利，崇尚自然，幽居自得的思想和情趣。因此说，陶渊明的世界观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思想。早期，儒家的仕进思想在占主导地位，促使他一再出仕，追求政治理想，当理想破灭之后，“委运任化”的玄学思想才占了上风，使其走上归隐之路。
三、陶渊明的性格特征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的性格里，最突出的特征是“任真”，即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他“质性自然”的本性显然不符合尔虞我诈官场生活。他处在那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魏晋时隐逸之风非常盛行，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中。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中国古代的人格思想、处世哲学、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等都有着深广的影响。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与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他不拘形迹，注重心意，超然脱俗，不求富贵，不慕荣华，一任自然的思想与当时社会上形成的一套品评隐士风度的标准不谋而合。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 “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最终归隐田园。
四、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其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使得战火连绵，以至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和一系列的流血斗争，他是耳闻目睹和身受其害的，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一心想建功立业、兼济天下。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杀戮不断，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陶渊明的政治雄心。另外，在权力争夺中，卑污血腥的阴谋，也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难以忍受。在其十三年的为官生涯中，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其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藉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更是执着自己“有志不获聘”的理想，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采取的不合作的斗争手段。
【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相关文章：
2.与陶渊明同行作文
3.表示归隐的成语
5.陶渊明
6.陶渊明与他的散文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