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
“做最温柔的梦”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
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
摘要：林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生态上都有良好的效益，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之下，建设生态环保效益型林业，进行合理规范的林业规划势在必行，将林业建设成为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产业，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林业产业;问题;措施
引言
林业经济指的是借助林地生态环境，以林地资源作为依托，充分利用森林的自然条件、土地资源以及林荫空间，在森林中开展林业、农业以及牧业等多种活动的复合式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有助于农业、林业以及畜牧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循环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发展林业技术的意义
1、宏观方面
在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林业技术是必要的保障。特别是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转基因植物，使得种植资源不断优化，在病虫害防治技术方面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提高经营效率，加快了林业建设的步伐，使林业技术又上一新台阶。特别是贵州思南地区，由于其复杂的地质地貌，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所以，在选择种植资源时，就需要有极强的针对性，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尽可能的选择最适合的树种，从而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提供积极的帮助，也能够满足不同地貌的特殊需求。
2、微观方面
发展林业技术能够提高林业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对于贵州思南地区的林业融资和林业保险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林业建设正逐渐地从传统林业过渡到现代林业，由粗放林业发展为精准林业，产业结构也逐渐从第一产业转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些都需要林业技术方面的支持。在林业建设中，改革林权也需要技术的支撑，林权改革有助于活跃林业产业，推动市场化的发展，林业技术则是重要的保障。
3、加快林业的现代化建设
在林业技术中，林业技术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提高林业技术装备能够有效地促进林业的现代化建设。由于贵州思南地区地质地貌十分复杂，因此对于林业技术装备的要求也就比较高，这就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先进的林业技术装备能够提升林业产业的生命力和生产能力，从而推动林业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4、衡量林业建设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志
与传统林业的粗放型模式不同，现代林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特征的基本前提下，其具有较高程度的生产力水平。现代林业发展要求对林业功能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扩展，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林业技术装备是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林业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当前林业规划管理现状
1、林权结构过于单一
当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单一公有制林权模式，即林业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个人和单位只有管理权，国家对林业资源有着绝对的领导和使用权。在这种模式之下，国家在有些方面就无法对林业形成全面的管理，存在着规划上或是管理上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一些管理制度不遵从，对一些政策不作为。此外，这种单一的林权结构还会造成林业资源的流失。
2、产量及品质不高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较为广阔，但是林业资源的分布较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众多，人均数量就显得比较低。再加上地理环境的限制，大多数区域种植过于单一化，不能实现资源之间的有效共享。林业资源的产量及品质都是会对林业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在未来的林业资源发展过程中，对林业资源的管理及控制保护工作应受到足够多的重视，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对国民生态环境改善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保障意义。
3、采育失调
林业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是指林业在采伐之后可以通过其再生能力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获得相当量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林业的采伐量也越来越大，自然的恢复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因而需要借助一种人工的培育方式，即人工造林。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在人工造林方面，力度还不够大，人工造林的面积与采伐的面积缺口较大，同时人工林由于缺乏管理，存活率不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林业保护监管力度不够
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家对林业资源的重视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有效的对林业资源保护工作起到了政策制度上的保障，监督管理机构对违法征用林地的现象作出了及时有效的制止及补救，但是一部分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力度还不够，对林地用途的管理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占用林业用地的监督审查力度不够深入，林业资源的监督管理工作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工作没有落实到实处。
三、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1、对林业产业进行科学规划以及合理布局
加强各种林业作物栽培过程中的规划以及布局，对于各种林业产物的产量以及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林业种植过程中一般都需要搭配其他作物进行种植和栽培，以加强对森林资源的有效利用。当前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常用的模式有林下间种、林下套种等，在林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点是要抓好林业种植环节，林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要对当地的气候、地理等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做好林业种植的短期规划以及长期规划，最终促进林业种植以及林业产业经济的可持续。
2、加强对林业的监管和保护
林业监管和保护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国林业面对着盗砍盗伐、火灾虫害等方面的危险，因而要加强对林业的监管与保护，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林业的巡查，林业部门要定期对辖区内的林业资源进行巡查，查看是否出现盗砍盗伐现象的发生，一经发现，严厉查处;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加强对林业资源的监督，弥补林业部门人力不足的劣势。二是加大林业资源破坏的处罚力度，对于盗砍盗伐和林区纵火的现象，严加处罚，特别是林区纵火，可视与刑事犯罪，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三是建立林业火警预防系统，在一些中大型林区建立预防系统，早发现，早处理，减少林业资源的损失。
篇2：农业现代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举措
农业现代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举措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要完成此项任务，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现状，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现代化新阶段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力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模式和保护农业耕地质量等工作。
一、建立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的突破
现行的农业经营体制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经营基础之上的小规模经营方式，这种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户经营模式存改革初期确实起到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不仅从客观上阻断了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使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处于一种封闭的、分散的生产状态，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抑制了农业增收潜力，而且还阻碍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流转，使目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迟缓了农业机械化的研发与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仍停留在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化学肥料与高残留农药的使用上，阻碍了优质化、无公害化生产技术的使用与研发；使农村土地的价值仍处于一种单一的、原始的农产品产出效益上，而无法通过交易扩大农业再生产并从其中获取更多利润的资本。因此，建立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以农户承包的土地作股份，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规模化经营，即每个农户所投入股份的多少都是自愿的而非强制，而且按每个农户所投的股份的多少来分配农业收入。这种规模经营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而且也有利于避免生产和投入的盲目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当然，适度规模化经营不是要动摇和改变现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基础，剥夺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益，而是要通过这种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小规模、分散化家庭承包经营条件下的小生产与大市场间的矛盾，避免因农户分户经营所带来的生产上的盲目性和产品产业结构上的趋同性所造成的农民利益损失。
二、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模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突破
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是导致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农业成本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缺乏，应该说在农村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专业化分丁的概念。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家庭独自承担。这种缺乏农业分工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增大了农业劳动者的市场风险，由于目前大多数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不少农民文化素质低，很难准确的判断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因此，大多数农民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面临不法商人和利益集团的欺诈与盘剥，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增大了农业生产者的农业风险，由于缺乏专业化识别能力，农户很可能在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时上当受骗，遭受惨重损失，在农业品种和产业结构上，因缺乏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和专业化信息分析，容易盲目模仿而造成农业品种和产业结构的雷同，导致农业产品的积压或腐烂，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尴尬局面。因此，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经营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长期目标。
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区域的专业化模式、部门的专业化模式和作业的专业化模式。
（一）区域专业化模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户一品”“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从宏观层面上就是要建成田院、村组和乡镇等专业化的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果、林、蔬菜和花卉；从微观层面就是要形成规模化的、单一品种的种植f养殖1场所和集散地。这样既便于生产的管理与技术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和管理环节上的失误，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收入；又便于销售，这样不仅最大限度节省了销售环节成本，而且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达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使农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二）部门的专业化就是通过农业分工在农村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推广与使用、农产品销售、运输、加工和仓储、农资产品供应、农业贷款融资和农业保险等部门，彻底改变传统的农村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将农业经营由过去的一个生产单元（家庭或家庭成员1单独完成，变为多个生产单元分1：合作，形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业产业工人。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规避农业风险，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转移。
（三）作业的专业化，就是从种（苗）培育，到具体生产环节管理，最后到收割，这所有的生产环节不再是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生产单位全部承担完成，而每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生产单位只是承担其中某一个生产环节。如形成专业的粮、棉、油种（苗）培育专业户。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又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更主要的是通过专业化的管理，降低了农业风险，减少了盲目的农业投入。
三、保护农业耕地质量
耕地资源的地力调查、质量评价、分等定级，地力与施肥效益的长期监测、农田环境的监测和评价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均属农业公益服务而且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应提供专项资金，确保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提高，遏止土壤肥力递减，再针对不同作物、不同区域建立长期定位监澜点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1搞好农田地力调查和评价，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根据《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标准，地力调查质量评价和分等定级是一项技术性强、劳动量大、任务十分繁重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工作无法开展，特别是这些调查取样、评价定级等基础性工作，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农民无法完成，只能靠政府投入。
2.建立地力、肥效检测网点，指导农民科学施肥。部分地区地形复杂，农田地力差异大，而且随着有机肥施用量的相对减少，片面施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土壤保墒蓄水能力降低，有的地方土壤富营养化，严重的形成次生盐渍化；有的地方出现土壤养分新的不平衡与缺素，土壤有效钾、微量元素含量下降。无论从规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要建立地力监测点，了解土壤基本情况，开展土壤肥料调查，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减少肥料资源浪费，防止土壤退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搞好农田环境污染监测，提高耕地质量。由于盲目施肥，片面追求产量，为农业标准化生产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环境污染。由于地下水、地表水富营养化，特别是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超标，污染了地下水源，使用的肥料含有重金属、三氯乙醛、游离酸等有害成分，对土壤造成污染；二是降低农产品品质。过量施用氮肥使产品中硝酸盐大量增加，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后成致癌物质，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另外，养分不平衡及盲目大量施肥改变了作物生理生化过程，产品中的糖分、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降低，影响了产品质量，所以十分有必要启动对农田环境的监测。
（作者单位：157100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镇政府经管中心、海林市经管总站）
篇3：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刘立仁厅长回到南京的当天，一边处理繁忙的工作，一边接受记者的专访。
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是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农林厅厅长最为关注的话题。“江苏是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突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来抓。”刘立仁说，这一战略举措，使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提高，思路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统筹城乡发展，江苏着力推行“一降两补一改”解决农业问题，办好农村五件实事加快农村发展，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
解决农业问题推行“一降两补一改”
“农业问题是个效益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关键是提高农业效益。”刘立仁说，近年来，江苏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是降低农业税率”。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税赋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近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江苏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去年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今年起，全省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争取在3年之内免征农业税，比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定的5年期限提早两年完成。全省农业税正税税率今年降低2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同比例下降，苏南等有条件的地方免征农业税。仅降低农业税一项，农民从中就可得到10.9亿元实惠。
“二是实行粮食直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去年，省政府在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3900万元，对丰县、盱眙、阜宁、灌南、宿豫五个粮食主产县进行粮食直补试点，补贴对象为种粮农民，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今年省财政安排不少于40的粮食风险基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三是实施良种补贴计划”。去年，江苏组织实施了8个县市国家级优质专用小麦良种补贴，实施面积150万亩，每亩补贴10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为支持粮食主产区推广优良品种，省委、省政府今年在全省部分地区实施水稻良种补贴，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在苏中、苏北择优选择23个水稻主产县实施，总实施规模510万亩，补贴标准是常规粳稻每亩8元，杂交籼稻每亩15元。
“改革土地征使用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去年省政府出台颁布了《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在丰县、沭阳、江都、东台、常熟等县市开展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和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改革土地征使用制度，调整征地补偿标准，改变过去征地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偿的做法。今年进一步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加快农村发展办好“五件实事”
“农村问题关键是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关键是要改善农村发展环境，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刘立仁说，针对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从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入手，省委、省政府决定用3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改水任务、基本完成农村草危房改造、农村乡村道路建设和改造，基本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这农村五件实事。
目前我省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吃上清洁的自来水、还有相当数量的.草危房没有得到改造、农村乡村道路建设滞后仍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瓶颈”。江苏计划用3年时间将农村人口饮用卫生水覆盖面提高到95以上，新增受益人口940万人以上；支持苏北地区16个扶贫县完成5万户草危房、2万户高危房改造任务；建设和改造农村乡村道路2.8万公里，实现县至乡村道路灰黑化、等级化，建设和改造乡际道路1.2万公里，全面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任务。
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去年确定新沂、淮阴、盐都、赣榆、沭阳、高邮、海安、姜堰、句容、金坛10个县市、区进行试点，受益覆盖面达到85，实现了不低于60的预定目标，同时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没有能力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贫困农户给予救助。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省全面推开。
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去年我省通过加大农业税社会减免，切实减轻纯农户和种田大户的负担，通过增加省财政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确保农村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农民实际承担农业税、一事一议筹资、以资代劳总额为38.9亿元，比上年减少6.53亿元，下降14.4，承担劳务1.35亿个工日，下降26.4。
促进农民增收实施劳动力转移
“农民问题核心是增收问题，增收问题说到底是就业问题。”刘立仁特别强调，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能力
不强，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省委、省政府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当前最大的农民致富工程，提出到实现500万农村劳动力由农到工大转移，每年新增劳务输出50万人以上，力争达到70万人。
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组织实施《江苏省农民工培训规划》，根据市场需求，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覆盖面，确保新增农村劳务输出人员培训率超过50。加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设立省级农村劳务输出培训专项基金，今年省财政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资金增加到4000万元，培训并实施转移一人，补贴100元。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大力兴办劳务中介组织，拓展职介服务功能，完善区域协作机制，推进南北挂钩，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取消对农村劳务输出人员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及歧视性就业准入条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引导城市资金、技术向农村转移，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良性互动。
篇4：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篇5：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不断增加，但其素质提高缓慢，造成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恶性膨胀。近年来，三都县各级各部门积极想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分乡镇教育、培训，领办项目，劳务输出，提供服务等措施，使全县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在一定程度得到了转移。
20xx年，根据国务院六部委文件精神，在省、州阳光办的关心指导下，我县积极组织培训转移了500名技工，完成今年的任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一项便民、富民的大事，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
一、我县农村青年劳动力总体状况
1、我县农村青年的规模与结构。根据全面统计，20xx年我县14—35岁农村青年6.6万余人。其中男性占53.5%，女性46.5%。其中17—40岁外出务工青年占40%左右，
2、我县农村青年转移状况与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县农村青年转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农村青年转移数量增加。近几年，我县农村青年外出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外出青年返回到本地，仍然从事二三产业，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已成为我县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特征之二：农村青年转移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在农村青年的转移中，具备初中文化的青年农民唱主角，是主力军，占到80%以上。这些人头脑灵，接受新事物快，到外面闯荡见世面、学技术的欲望高，去外地谋求职业的机会大。特征之三：工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仍是农村青年转移的主要行业。在20xx年，农村青年转移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主要流向为深圳、东莞、广州、上海、福州、北海等发达地区，占到70%以上。
特征之四：我县青年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3、农村青年转移的积极作用。农村青年向非农产业的大转移，对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县域经济，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第一，农村青年以其工资要求低、就业期望值不高、勤劳能干、能吃苦等特点，增强了在城市就业的竞争性，这对促使我县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推动劳动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农村青年在城市从事的大多是脏、苦、累和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而提供的是城市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医护、环卫、建筑等特殊服务，对方便城市人民生活，适应社会化服务需要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农村青年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相互吸弓l和互动过程，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源积累，通过城市经济的“扩散效益”，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注入资金、技术、信息，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青年就业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据调查，外出农村青年的年平均纯收入为3000元左右，比全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约高出1500元左右。同时，外出青年返回农村，又将城市的生活方式、观念及有关信息带回农村，对于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客观上为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做了观念和物质的准备。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工作机构。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我县把此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成立了以县农业局副局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阳光工程办公室，配置了相应的工作人员专抓此项工作，制定了培训计划和方案，对培训专业、人数、时间、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了年有规划，月有安排，有底数的步步推进。
（二）、狠抓培训基地建设，提高培训质量。为将我县阳光工程项目实施好，工程领导小组认真对县内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审核，通过对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设施、培训经验的对比，认定三都县劳动就业办和三都县民族职业教育中心为我县培训基地，这两个培训基地有一定的培训经验、培训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能提高培训人员素质，保证受训农民的转移就业。得到认定后，这两个基地及时地安排人员，成立了项目实施小组，购置了相应的教学设备，确保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篇6：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最近，我市从市、县两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派了431名优秀年轻干部，同省下派的32名干部一道，分赴本市463个相对落后的村驻村任职。这是市委根据省委的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把科学的发展观运用于实践，为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破解“三农”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新举措，对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锻炼培养年轻干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农”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难解之题，又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必解之题。在改革开放26年的实践中，我国曾经历过象80年代初期那样，依靠体制改革和富民政策，从整体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辉煌阶段；也曾涌现出象江苏华西村、浙江藤头村、北京韩村河村那样，以村级组织为核心，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敢为人先、勇闯新路，在局部提前实现富裕型小康的先进典范。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切实加大支农力度，不断消除城乡二元化结构体制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两者紧密结合，“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且错综复杂，现阶段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部分乡村基层组织缺乏活力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三农”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来自各方的强大合力；仅靠一般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已经不行，必须从工作机制上改革创新。这次市委选派干部驻村任职，目的就是要借助于这样一个载体，弥合城乡之间、上级机关与农村基层之间的工作断层，让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和其它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聚集，形成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村、关爱农业、关心农民的浓厚氛围，从而有效激活农村内在发展潜力，增强农村自我发展功能，开辟出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 按照市委的'要求，这次被选派驻村任职的干部，要围绕建好班子、带好班子、发展经济、完善机制、树好形象这一总体目标任务，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扎实开展工作，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快实现思想观念和工作角色的转变，正确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努力当好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公道正派的表率；要在基层实践中加深对农村的了解，增进对农民的感情，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坚信，有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有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有派出单位作坚强后盾，他们一定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间大显身手，大有作用。篇7：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出现可喜变化。但由于农民基数庞大，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和其他农业资源很少，加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受教育条件差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等，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从长计议，更多地考虑一些治本之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一、客观估价当前“三农”形势
，在政策好、粮价高、人努力、天帮忙的多种因素促动下，我国“三农”实现“三突破”：一是粮食生产突破4550亿公斤的预期目标，达到4695亿公斤，增长9，扭转了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突破5的预期目标，达到2936元，增长6.8，是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多的一年，农民仅售粮收入就增加600多亿元。三是农业效益取得新的突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实现增产增收。与此同时，农村市场活跃，农村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展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改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加，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主要包括大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等。接着，中央一号文件从九个方面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将会保持下去。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只是恢复性的，下一步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对策，不仅农民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而且“三农”问题也难以根本解决。从长远看，影响“三农”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粮价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过去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和政府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今后这个方面的情况将有所变化。其一，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有限。20上半年粮食价格逐月上涨，与12月比较，上半年累计稻谷、大豆、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30.89、20.02、14.9和13.86。但粮食价格是受国际粮食市场制约的，年5月以来，国际粮食市场现货价格持续走低，目前国内批发价格与进口价格相比，只有玉米每吨低300元左右，小麦价格与进口价基本持平，大米每吨还高出进口价格100元，随着国内粮食产量继续增加，粮食价格将保持平稳，即使上涨，幅度也不会很大。其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20，全国农业税338亿元，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不到2。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农业大省，农业税在税收总额中都已不占重要地位，有的地区如浙江一些地方，虽然名义上保留农业税，但实际上都是集体代交了，农民已没有多少农业税负担。20初以来，不仅沿海发达地区都宣布取消农业税，就连许多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河南、陕西、安徽、内蒙古、贵州、宁夏等也纷纷宣布取消农业税，目前有25个省市区将全部免除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对当地财政影响多大呢，多的河南影响10亿元，少的贵州影响1.35亿元，而浙江只涉及6000多万元。换句话说，即使全国都免除农业税，农民也只能相对增加300多亿元的收入，按9亿多农民计算，人均不过30多元。
第二，农民基数庞大和人均农业资源严重匮乏。年1月6日，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在这13亿人口中，如果按照“五普”口径有7.7亿农民，按照户籍口径有9.6亿农民。可以说人口过多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困扰“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问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就说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现在看来，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按人均一分，地也不大，物也不博。目前全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若按照9.6亿农村人口算也只有1.91亩，相应的草原、湖泊、森林、矿产资源等人均占有量也很少。不仅如此，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人均资源还会减少。如到年，7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有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另据有关部门分析，从到2030年，全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将有1亿多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的出路如何，需要早作研究。
第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着农民有序流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尤其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许多对农民的限制性甚至歧视性政策，如就学、就业、参军退伍安置、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居民都有很大差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而农民则基本没有。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不仅如此，新
的无形壁垒正在悄然强化，如现在大学毕业后要自谋职业，堵死了农村子弟通过上大学改变身份的天然通道，再如现在城市商品房价格奇高，每平方米售价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加上城市消费价格水平高，打工农民难以在城市立足定居，只能成为来往于城市和农村的流民，延续中国特有的“民工潮”。
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惊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现在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建设档次也比较高，甚至比欧美发达国家也不逊色。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海岛，道路泥泞，校舍破烂不堪，农民缺医少药，住房难以遮风避雨等，也不是个别现象。如果不加解决，很可能会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况。
第五，农民受教育条件差，人均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民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只有0.5。由于缺少文化，多数农民固守传统的农业耕作经营方式，不会使用农药、化肥和新品种、新技术，外出打工也只能干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设施、学前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加上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将造成农村子弟受教育的条件和发展机会不如城市子弟，这个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城乡间的差距还可能在下一代延续。
二、正确把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转变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有大战略。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是对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对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实行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政策，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三农”发展，这是实现新的发展阶段目标的内在要求。二是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万亿元，人均1200美元左右，入库税款25718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其中当年新增税收入就达到5256亿元，工业化向中期阶段迈进，正加快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重要的加工制造重心），这说明我们有能力支持“三农”发展。三是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对农村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说明解决农村人口过多问题有了出路。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一个重大的阶段转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要认真分析和把握与这一转变相关的趋势和特点，不断探索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具体说，就是适应五个结构性变化，走五条发展路子。
第一，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到目前的14，这一比重以后还会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丝毫没有下降，以后也不会下降。现在的趋势是，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农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二、三产业的支持。农业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走以工促农、以商活农、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第二，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城市日趋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也对农副产品供应和开拓农村市场提出新的需求，这表明城乡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城乡联动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农村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村论农村，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
第三，从就业结构看，目前全国约有1.2亿进城务工农民，务工收入约有1万亿元，以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还会增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还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关联度也会加大，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将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跳出“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走以培训促转移、以改革就业制度促转移、城乡统筹就业的路子。
第四，从社会结构看，经济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农村贫困表面是经济不发达，实际是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造成的，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市文明迅速向农村辐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会进一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就经济论经济，走经济社会协调、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发展路子。
第五，从体制结构看，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依法稳定并完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粮食市场从管制到放开，农民从在家务农到外出打工等，农村自身改革已全面展开，与城市改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也是整个改革的关键问题。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必须跳出城乡改革分割推进的格局，走城乡改革配套互动、协调推进的路子。
三、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从长远考虑要研究制定一些治本之策。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统筹城乡发展从制度建设上说，就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整体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消除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使农民有权利有机会转化为市民，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体制。
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核心是取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登记，建立以居住地为主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并消除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城乡居民不平等待遇。为此，一是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敞开城门，降低城镇准入门槛，对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农民允许其选择城镇落户，并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政策。二是加快推进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机会。三是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设施，实现国家法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确保进城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四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在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五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全面推行廉租房制度，改善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六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有序流转的办法，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仅靠农业增效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浙江农民收入之所以居全国省区第一（不包括上海、北京），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翻一番多，主要得益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因为农民收入中8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就全国而言，农民增收也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有调查表明，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工资性收入比重占到30左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可见，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强化这80的贡献率。
要提高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和贡献率，前提是发展二三产业。当前，我国工业正在由轻型加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和重化工业发展，加上科技进步和信息化进程加快，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业吸纳劳动力有减弱的趋势。但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方面回旋余地比较大。所以在政策选择上，我国工业化道路不能走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老路，而是要把产业升级与充分就业结合起来，走“全方位、立体式”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说，我国既要发展重化工业，又要保持轻工业的优势；既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发展壮大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要加快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培育跨国公司，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前者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后者广泛吸纳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发展服务业也是如此，既要加快发展需要较高文化才能胜任的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旅游会展、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又要大力发展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从事的商贸流通、建筑安装、宾馆餐饮、家政服务等服务业，尤其是通过后者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第三，加快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只有农民减少了，农民人均耕地和其他农业资源才能增多，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少量农民才能从农业获取更多的收入。而减少农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与工业化过程是同步推进的。当前，我国城市化正进入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20城市化水平36.22为基数，按照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到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以上，如果考虑城市化加速的因素，届时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今后将有3亿多农民转化为市民。
为了顺应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应积极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一是在城镇体系构成上，积极发展大城市，突出发展中等城市，重点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充分发挥小城市和中心镇连接城乡、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载体作用，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二是在城镇布局和功能培育上，坚持扩大城镇规模与增强城镇功能并举，充分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承载能力，改变城镇布局小散乱的格局，实施下山移民和生态移民工程，促进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向规划重点城镇集聚，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三是在城市化动力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走政府主导和民间自主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四是在城市化产业支撑上，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行二三产业联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内涵型城市化道路。五是在城市化目标上，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深化配套改革等，促进城市与农村紧密融合，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增加很快，但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却不断下降。1978年国家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以后持续下降，到2003年这一比重仅为7.12，下降了近一半，是25年来的最低点。因此，尽快调整公共财政分配格局，扭转支农财政比重持续下降局面，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是一项迫切任务。
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和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应从两个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要多予，大幅度增加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争取三到五年内，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13的水平，以后再逐步增加，拟以增加并稳定在15左右为宜，这样“三农”发展就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政府投入。财政支农资金要体现公共性，一是重点投向农村交通道路、供水供电、邮电通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重点投向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由财政承担农村子弟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对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农民实行免费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三是重点投向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实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创新农村保险品种，把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纳入保险范围，以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和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引导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增加对“三农”发展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少取，大幅度减少对“三农”的税收征缴。2003年，全国农业各税875.22亿元，其中农业税336.72亿元、农林特产税89.45亿元、牧业税1.46亿元、耕地占用税89.63亿元、契税357.97亿元。到2004年，尽管农业各税增加到902.39亿元，但其中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都大幅度减少，分别为198.22亿元、43.29亿元和8140万元，增加的只有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分别为120.05亿元和539.88亿元。现在直接涉农税收只有240多亿元，全国适时取消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本网”版权所有
篇8：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是指身为农民亦农亦商。近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扬的议论多从农产品价格上扬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角度来阐述，然而农民是否能从中得到多少实惠还不该过早下结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农产品按保护价卖给国家，其收入所得毕竟有限，即一般是富不起来的。而专门从事农产品经商的人们，把农产品逐层增价，最后这些农业商品到了广大的消费者手中。从中主要受利的是这些商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流通中前者是得到微利或无利可得甚至亏损，后者是该商品的消费者更无利可言。所以，每次的农产品涨价都是仅仅刺激了商人的利益增长。以麦子为例，农民把麦粒（农业成品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将面粉卖给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各厂家或商家，再经过各批发商、零售商逐层经营环节的价格递加，最后到了真正的消费者手上。可见如此循环农民是富不了的。反而会使农民在尝到一点提高产品价格的甜头后，会在他们购买副食品或其他农业必需品时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同时，农产品及其以此为原料的加工品的价格上涨还会加剧城市困难群体的困难，使他们雪上加霜。
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农商一体化，引导农民把农产品直接变为终极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通过立法给农民经商的政策，并给以一定的财力支持，才能使农民真正在较短时间内富裕起来。
我们在考虑各种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要清醒认识商品流通领域的长、宽、大对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如果，仍然农是农，商是商，水是水，油是油，没有真正实现农商一体化，那么”三农“问题无疑仍然是困扰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焦点。农民经商由单纯的农人向农人和商人双重身份转变，二者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至于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那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农业发展道路。即便达到了那一步，亦农亦商也是正常的，我国和已经普遍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农民将转移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到城市经商，农民身份基本不变，亦农亦商，是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有效办法。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做工或经商形式多样，肯定不是都转移到工厂里。如果认为大部分农民到城里的工厂，是农民脱贫的惟一出路，只需少数农民在农村务农，那是有失偏颇的。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会与新型农民有着质的差别。至于“三农”问题非要靠大集团、企业的介入，否则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轻视了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谁最关心农民自身的利益，难道不是农民本身？难道是那些大集团、企业或者是专门搞农产品经营的城里商人？难道这些人不会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给农民让利、谋利，实际上最后还是自己赚得钵满盆满而农民得点蝇头小利。许多农民穷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注、筹划、支持、帮助下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渠道。这里我并不排斥社会力量对“三农”的支援，不否认非农民投资主体的公司+农户，走实现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互为双赢的道路，但我认为农民自身作为投资主体，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才是农民追求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根本出路。从事农村生产的农民的农忙和农闲，使他们能够在时间上实现角色转变――进行经商活动。这些农民尽管普遍来说还不具有从事现代商业的条件和水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市场将自己的农产品变为商品，而使自已逐渐变成经商的行家里手。部分农民并不一定要求自己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可以只务农，不经商；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只经商，不务农。农商一体化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和科技兴农，农业产业化是同居一个统一体的，但强调的是农民是农民经济的主体，而不是配角。要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自已必须既是农业产品的生产者，更要成为农业商品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
农产品既包含田地的产出品，又含有它们的加工品。总之，我所说的“农商一体化”是指大农业及相关的大商业。加强农村集市化建设，给予农民经商农产品一定的倾斜政策、优惠扶持，就可以做得到，做得好。观点核心是，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军，而且应该并能够成为农产品经济的市场主力。富裕农村的典型经验也佐证了我的观点。当然，政府的扶持，农村的组织、培训和农民自身在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是必不可少的，困难的还有教育农民和农民自身觉悟提高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舆论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途径的引导。
【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相关文章：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