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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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张爱玲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
岁月如流，即便是过了数十年后的物是人非，那个红颜飘零、命运多舛、最后魂断异乡的“残酷天才”张爱玲，依旧能让你为她给读者营造的光影陆离的故事所倾倒。一个目空一切，笑观世界沧桑，对世间冷暖悲欢离合都淡然处之的女子;一个身着精致旗袍、婀娜多姿，看破人情世故、对世界深深厌倦的女子，一个事不关己、笔调哀婉，在茶烟缭绕中讲述一个个女子的故事的女子，如此精致，如此孤傲。她用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末世旷野，华丽哀婉的笔调诉说，以一种贵族式的华美和西方异域风情在中国本土亮相，无论是精致的情怀，怀旧的贵族情怀，个人主义的话语，还是深藏的女权主义，她对生命的理解总是彻头彻尾般透彻，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矛盾与尴尬。
她出身名门，在书香与官僚气中成长，濡染着贵族文化浓重的末世情调，接受土洋结合的文化校阅，她的经历跟她的世俗小说一样，家道中衰、父母离异、人情冷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后，她过起了普通^柴米油盐的生活，这个“天生写悲剧的人”，因童年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她悲观寂寞、敏感脆弱的性格，以至于她的小说总是以苍凉悲壮的面目示人，打着“苍凉的手势”沉入永恒的时间之河。她的小说被人称之为“在一个水土特别不服的地方探出头来”，她用独特的视角审视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命运，彻底披露人性，在“冷峻”中窥伺人生，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以孤凄的感受展示特定时代中普遍的病态人生，并表现出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无可奈何，她用站在高处鸟瞰人间百态的姿势，以第三者的身份，用敏锐冷酷的笔调带我们走进一个个女子幽谧的世界。
意象是指通过色彩、光线、物品、声音等营造出的物象形态，就意象而言，张爱玲用其密度较浓。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那种对人生莫测的苍凉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生活中的东西，把最昏暗最荒凉的感觉落实于眼前的实物上，使之意象化，艺术化，增加作品的思想内涵，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很多人写过张爱玲小说中意境手法的运用，无非是“月亮”“镜子”这些已经被世人熟知的家什，本文在这里不再重复前人所见，重点谈一下张爱玲接受西方新观念后在本土小说中的应用。
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双重熏陶下，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呈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更融入了现代西洋小说的精髓，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与流转自如的笔触，使她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各种文字技巧，而她笔下的意象描写也因此具有鲜明灵动的视觉性。张爱玲的教育经历使得她很早就能用英文给杂志社写稿，在她客居旧金山的时候，主要靠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为生，还曾为英文杂志写影评剧评，这使得她对电影有着莫名的情怀，她对电影的喜爱和电影表现手法的熟悉，在她的作品中都一一呈现出来――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这一段描绘是结合了电影艺术中经典的“蒙太奇手法”，镜头从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长镜，到镜子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山水屏条，然后镜头缓慢雾化，在推进时，镜子里的翠竹帘子已经褪色，金绿山水也换成了七巧丈夫的遗像。如此一晕一看间，人世间已经是沧桑十年了。这种营造的意境与电影表现手法的结合，使得一些原本停留在文本表象的'意象画面凸显出来，具有鲜活流动的视觉美，给作品增添了现代感。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现代艺术精神的作家，她置身于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中，广泛汲取中外文学、美术、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文化资源，使她的作品有一种异于传统的现代艺术特质。这位“洋场里的仕女画家”对美术的偏爱集中在广义的现代主义思潮，她对美术的关注集中在塞尚、梵高等人，而这些欧洲画家具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夸张、抽象、畸形等，注重描绘人生的真实，同时对生命悲观、孤独，这使得他们的审美观一反常人的优美和谐，更倾向于自然、狂乱。而张爱玲，她的作品怪诞、艳异，与欧洲画家的风格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她的作品中充满与西方美术共有的扭曲、不和谐之感。她不断地转化绘画元素使其创作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性。而在西方绘画中非常重要的色彩碰撞，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显露无疑――
她穿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崩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上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
――《红玫瑰和白玫瑰》
这样的描绘别说是精于绘画的张爱玲，连普通读者都能想象得出青翠欲滴的绿了，而用绿缎子络起露出的深粉红色衬裙，与人物“娇蕊”的名字是极相称的，同时也暗藏了人物对振保来说是“热情的红玫瑰”了。
张爱玲也喜欢浓烈犯冲的色彩，她娴熟地运用色彩的纯度、冷暖和明暗对比，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视觉审美特性。除了色彩，她还借鉴西方现代美术在光与色表现的特点，巧妙加以转化，是她的小说呈现出逼真的多样化的艺术效果。这个在中西文化共同熏陶下生长的女性，通过艺术已与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爱玲文风异常特殊，她的文字无法归入任何派别，自成张体;她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的众多营养;她的作品融合了前卫与世俗的矛盾复合体。她需要一种领先于整个时代的脚步和游走于整个时空的快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他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他不够严肃。”“奇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和“东方文化中沉沉的**片”陶冶出她深厚的民间文化素养，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使她衍生出相应的褒贬原则和审美标准，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文化教养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文化人格，而这种人格在她的语言上得到充分表现。
张爱玲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完全迥异的语言风格，雅致、瑰丽、珠圆玉润，胡兰成曾说过“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 那一个个繁华下的满目疮痍，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温柔下的忧郁悲凉，在张爱玲华丽凄绝的语言下向世人诉说着“撕裂了的美”。
张爱玲永远是站在故事之外为读者讲述一个个苍凉的故事，故事中没有她的态度，她的喜好。她总是用冷漠隔离的神情和语言，淡淡地说着别人的事，那人是哭是笑是喜是悲都与她无关，她从不尝试去同情哪个人，她总是高高在上，像看戏般看着世间百态，这种置身事外的冷言冷语成就了独树一帜的“张式语言”。要是非得找出带有她个人色彩的
语句，大概只能是在文末了，一两句结尾，留给观众独自想象的空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结尾总是那么短，寥寥数句，却发人深省。
当然不能不提她华丽的语言，这影响了后来一大批作家，安妮宝贝、张晚然等青春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她的影响。没有鲁迅的讽刺，没有沈从文的厚实，没有李碧华的尖锐，她的文字，仿佛日本的樱花，一片片飘落，划出优美的弧线，美得让人心痛，让人不忍打破这份华丽。她的文字是精致的，女人总是喜欢外包装漂亮的东西，文字也不例外，她的文字总是被那些小资和伪小资们拿来说道，看吧――
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花凋》
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倾城之恋》
优美的文字书写的绝望应该是沁人心扉的罂***，摇曳生姿魅惑瑰丽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张爱玲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没有太多让人感觉高不可攀的东西，这与琼瑶阿姨的风格完全相反，琼瑶笔下的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从不为金钱所累的形象，但是张爱玲不同，她笔下的人物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每个人看完后掩卷沉思，唏嘘不已，仿佛那个人就在自己身边，或者干脆在自己身上找到些相似之处，正是她身上那种市井俗人与文坛才女双重气质的奇妙统一，成就了这位文坛异数。
贾平凹先生说：“张爱玲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子。”一切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家常细事，在张爱玲的笔下都夸张成大特写，组成旧时代大上海散乱、琐碎而又真实存在的生活。张爱玲再“俗”，也是归根于“雅”的，她靠她的才气和灵气在极俗的叙说中制造出极雅的意趣，做到了俗中寓雅，似俗实雅。但她又是如此“世俗”，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其中不乏一些近乎无聊低俗的情趣，怀着一股满心的喜好，念念不忘那些周遭琐事，心甘情愿地留恋于红尘浪里、市井之间不知归途。
傅雷曾批评过张爱玲的世俗，说她的小说始终是跳不出爱情的圈子，人物更是俗气至极，姨太太、没落家族、妯娌纷争、金钱，似乎找不出一个不俗的人物，连看似圆满结局的自流苏，之所以被范柳原吸引也是看中了他的名和钱，这大概与张爱玲成长的封建家庭和童年阴影有关，虽然俗气，但却是社会真实写照。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连俗气，都带着浓厚的“张式”色彩。她将“俗”巧妙地融合在大环境中，让俗与不俗，丑陋与高贵，压迫与抗争进行暗战。而她，站在高处冷眼相看，或笑或骂，或讽或讥，她只关心这个交火的过程，孰胜孰负，与她一个弱女子何干，看漫天飞舞的火花不也是一种享受么?
很多人会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以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来表现旧式家庭女性的悲哀，她们深深地陷在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下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里，自卑自怜。比如在美人计中乱了分寸的王佳芝，在爱情中游弋自如浑然不知的娇蕊，拿青春赌爱情的自流苏，这些女性形象都是以弱者示人，在那个男权主义的社会，张爱玲真的只是想用这些个形象表现她对社会的失望么?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男人，抱着“举目四眺，世界满目疮痍”的悲观，导致她对于生活小趣味的过分嗜好，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脱俗的洒脱态度。她的散文里浸透了女人的感性，她一往情深地谈论一块布料、一件衣服，那种从穿衣中体味到的喜悦对于男人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昭示着她心底那份对世界和男人的不屑，那份唯我独尊的享乐主义。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个企图以嫁人大户人家的方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名不当户不对，让她倾其所有都没有获得地位和金钱，于是，她的性情开始变化，扭曲的欲望加之在儿女身上，亲手毁掉儿女的幸福，从一个引人同情的被害者到人人憎恶的虐待狂，这个变质过程其实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权的一次总爆发，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君临、威压和吞噬。
张爱玲的作品，分写、散写、杂写、改写等各种表现形式都被她有理论、有系统、有条理地拆拆拼拼，居然造就了一代名家风范。她是那个特定时代中西方教育机制下的产物，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运用自如，还创新性地融入大量欧洲艺术，她的阅历之丰富。语言之独特，世俗之精致等是任何人学不来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不多见。
张爱玲是安静的，她不喜张扬，习惯偏安一隅静坐，对于人生她只是一个看客，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她把喜怒哀乐收藏，自己品味，不在乎外界，不顾影自怜。看那弄堂深处，旧情人身着大红旗袍，美目流转，巧笑倩兮，两玉指夹着细长的苏烟，管他身后的那高楼万丈!
篇2：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灵活运用古典小说的创作手法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继承和借鉴民族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风韵中凸显现代个性，从古老文化中渗透现代气息，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立于中国古典文化基座上的现代作家。
1、结构上的“中国模式”
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都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纵式结构的写法。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两点：一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叙述描写要首尾一贯，前后照应;一是“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两点，张爱玲把握的很好。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有头有尾，都是完整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在情节推进中得到完成，具有整体美，而人物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全”人物，也没有一个作恶多端、坏透了的人物，大都是些带有旧制度烙印、人格有缺陷、有弱点的人物。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真实、可信，面目清晰得好象可以触摸得到一样。
2、全知视角、“讲故事”口吻和叙事方式上的“冷处理”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大多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和“讲故事”口吻来描述世俗人情，张爱玲的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如《第一炉香》，开头和结尾出现了“说话人”，引出和结束了故事;而《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未直接出面，但故事的开端和结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的，《倾城之恋》选择“胡琴”做楔子，《金锁记》则以咏月为线索，并且开头与结尾相呼应。
另外，在“全知视角”的叙述大前提下，在适当场合，巧妙地转换叙述视角，以作品中有某一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张爱玲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一段著名的描写：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缘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是曹七巧的女儿背着母亲自由恋爱的男朋友，他又是曹七巧背着女儿请到家中来的，那么第一次进曹家大门的世舫显然是很敏感的，小说以他为叙述的视角，凸现了一个陌生人对曹家、特别是对曹七巧的第一印象和感受。这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也使读者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张爱玲的小说在叙事时的笔触是冷峻的，几乎不掺杂一点情感的表露，保持完全客观的叙述。然而在其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笔十分，下语三分”、“意在言外”。张爱玲自觉继承了这种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尝试。
对人物的描写，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隐写和反写。如《第一炉香》中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叙，但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也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有暗示。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这是《金锁记》里关于一对男女定婚之后外出的描写，只不过是动作，但却写活了心理的微妙、羞涩与拘谨。
二、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技法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看出来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看法。
1、心理描写
张爱玲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开掘直接借鉴了以精神分析学为核心的无意识理论，并将意识流、新感觉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自然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其表现技巧如直觉、通感、隐喻、暗示等表现方法被广为运用，具有十分突出的现代特征，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写心理的作家，她在表现人物心理时是从多个方面来写的，有巧妙的暗示，有人物细微的动作，也有精心安排的人物的对话。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是在没有动作没有语言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如《金锁记》中：“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交叉着十指，手搭凉棚，影子落在眼睛上，深深地唉了一声。……七巧道： ‘我非打你不可!’季泽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一点笑泡，道：‘你打，你打!’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到：‘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季泽带笑将肩膀耸了一耸，凑了上去道：‘你倒是打我一下罢!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的，不得劲儿!，七巧把扇子向背后一藏，越发笑得格格的'。……”这一部分描写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也写活了。
在心理感觉的描写中，《金锁记》中曹七巧赶走姜季泽之后内心感觉的描写堪称经典，她一怒之下打翻了佣人端来的给季泽喝的酸梅汤，姜季泽只好狼狈离去，此时：“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往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两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这慢慢的一滴一滴仿佛在替七巧计算另一种时间――心理时间。通过这个主观特写镜头，把七巧突发情绪后内心的恍惚、难言的空虚表现得异常准确和精彩。
张爱玲的小说还表达了“俄狄浦斯情结”，在她的一些小说中描写了人物的恋父和恋母倾向，较为典型的是《心经》和《茉莉香片》。《心经》中的许小寒和父亲之间更多不是父女之情，而是异性间的相互依恋，最后许峰为了摆脱这种罪恶的性爱，选择了一个酷似小寒的女孩子绫卿，爱的偏执毁了一个完好的家。《茉莉香片》中聂传庆身上则体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恋母情节”，从而展示了一个
男孩子扭曲的心理世界。
2、荒诞手法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多采用荒诞的艺术表现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类的体验和感受。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也常常运用荒诞的艺术手段来展示悲剧性的人生。《心经》中的许小寒正值青春年华却因迷恋自己的父亲而扼杀健康的爱情，故事是荒诞的，但却真实表达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灵痛苦。《封锁》更是突兀和荒诞，在这几乎仅仅是“打个盹”的时间里，男女主人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假恋，生存的寂寞与恐怖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类似假想的空间里渴求着哪怕一丝的温情。
3、直觉、通感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了直觉、通感等现代小说技巧，创造出许多新颖奇特的意象，深化了作品的意境，使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金锁记》一开篇是这样为主人公定下“苍凉”基调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月光、湿晕、泪珠，这些互不搭界的意象在此时的场景中却显得那么和谐，顿时产生一种让入迷糊而伤感的气息。《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刚和白流苏相好就借故离去，此时作品描写白流苏的心情：“楼上的品字似的三间屋，楼下品字似的三间屋，全是堂堂的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一个“呼喊”，把白流苏心中的空虚写到了极致。
4、景色描写
在张爱玲笔下，景色描写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衬景，起着烘托氛围的作用，而且是通过人物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还有点染心境、揭示心理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沉香肩――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来到梁宅姑妈家求助。她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亲姑妈记恨往日与其父的恩怨，十分痛快淋漓地挖苦了侄女一通，中产家庭中的娇小姐受到了如此的“礼遇”后，只能满腹委屈的坐在客厅里。作者就通过薇龙的眼光对客厅的景物做了如下描绘：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是吐出的蛇信子。
这是一位纯洁少女此时此刻忧惧心理的写照，其中景色外的线条正是小主人公坎坷命运的征兆。
另外，在景物和事件的刻画上，张爱玲运用心灵与感官相通融的手法，并附上与之相对应的瞬间意象，使被描写的对象更加清晰，立体，客观。
郑先生长得像广告上喝可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的，穿上短裤就便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及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花凋》)
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郑先生的玩世不恭、随遇而安的个性。
三、细节的描写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细节之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透着微妙。小说《十八春》，整篇的结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都是恰到好处的，而这些张弛有度正是各个小的细节串联组织起来的。红宝石戒指在文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世钧送给曼祯时，他抽了一截旧绒线衣上的毛线缠在了戒指上，接着，这戒指被曼祯气愤中扔进了纸篓，后又拾了回来，再以后，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看到这戒指，“心里却象被针刺了一下”，为了逃出去，她把戒指给了阿宝，阿宝转手给了曼露，接着，便是世钧来到别墅找人，这里也有一处重要细节：曼祯朦胧中听到了世钧的皮鞋声，心想或许是世钧来救她了，张爱玲在不动声色之间让情节紧张了起来，但最终还是错过了。当世钧从曼祯手中接过戒指，走出了别墅之后，张爱玲写到，戒指绒线上沾着血迹，或许还可以给世钧一点点启示，这时，读者的心也被调的高高的，但世钧却觉得那红宝石戒指象一个燃烧的烟头，烫疼了他的腿，他随手扔了。阴森离奇的故事在一连串的精心设计的细节中从容展开，细节将整篇的结构连缀的跌宕起伏。
此外，细节还在小说中有着其他多种妙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处。“地板正中躺着烟鹂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武，一只前些，一只后些，象一个不敢现型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来，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目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进，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吸他”，在这一处，张爱玲把两只绣花鞋的小小细节处精雕细刻，于无形中交代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交化，又营造了气氛，丰富了画面感，产生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效果。
四、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的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既有中国式的华美、典雅，也有西方式的幽默、通脱。形成独具特色的“张氏语言”。
1、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她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常常会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词汇，如：讲到某某人说什么时，她不用“说”，而用“道”。《茉莉香片》中，人物对话都是用“道” 字，“他父亲问道……传庆答道……他后母道……”这种文白夹杂的语言正是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古典情节在不经意间的流露。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些像说评书，喜欢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她的语言处处透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韵。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亮相是对《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的模仿，七巧抢白哥嫂又使人联想到鸳鸯抢白哥嫂的情节。
2、色彩的运用
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常人不能、不知的超越和诠释。
张爱玲在使用她的色彩语言时，并不是总按牌理出牌，按照常理用词――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传统的小说家用黑色代表罪恶，蓝色代表忧郁，红色代表热情，白色代表纯洁，但张爱玲却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色彩心理。
《封锁》里有这样一段对女人白色手臂的描写：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从这个《封锁》里的男人眼里看出去。女人从手臂到整个身体都是没有款式的牙膏，白，却毫无生气毫无内涵。牙膏的白生涩而有刺鼻的味，明晃晃地成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由让人起腻嫌弃，这就是张爱玲化的色彩语言，不仅是对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还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
在《花调》里，从家居到陈设环境到人物的服装也都用了大量的白色。主人公川嫦在世时则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当姊姊们都出嫁，轮到川嫦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三次亮相都被白色包围着，在色彩心理学上白色既
与死亡、绝望、悲哀、无光、沉默、焦虑相连，又与纯洁相关。张爱玲这里的白色显然与纯洁无关，只是暴露了现实、家庭、人性的丑陋和荒凉，展示了女性的一无所有的悲剧身份与命运。白色在此具有了一种讽刺与控诉的含义。
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
《红玫瑰和白玫瑰》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自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
3、奇妙的比喻
张爱玲善于用比喻，她的比喻总是不落巢自，新颖无双，让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来形容人生坎坷和无奈，高度的概括和准确。
当七巧遭到季泽拒绝时，张爱玲描写七巧的神情象“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明而凄怆。”这个比喻不仅把七巧此时痛苦、压抑的心境表现出来，也暗示出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如同蝴蝶标本――没有一点生命力。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
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张爱玲的比喻有点“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但是这种似乎“恶毒”的比喻，它比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更能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花调》)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和时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形。
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让读者不禁莞尔，也给书中阴沉的气氛增加了一些亮色。
篇3：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雅俗结合的题材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蹂躏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篇4：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读张爱玲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意象了。她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一个个意象让人目不暇接。张爱玲用她那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感性世界，在她丰富的意象间游刃有余，加强了作品的寓意。用意象暗示作品中的叙述视角，张爱玲以人物心理为依托创造出了独属于她的艺术风格。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张爱玲用她那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创造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现代女作家，笔名梁京。19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其身世颇具传奇色彩，父张志昕为晚清名臣张佩纶第三子，祖母李菊耦系李鸿章之女。她七岁开始创作，熟读古典文学名著。父亲给了张爱玲古典文学方面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母亲教她英语并在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方面给了她西式的熏陶。贵族世家的没落、世事的沧桑，形成了她敏感、脆弱、悲观的心理气质。后来张爱玲又在中西文化交杂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因此，张爱玲的文化修养既有满清贵族的豪华，又有西洋文化的时尚，中与西、新与旧的冲突及互渗，自然而然地表露在她的作品之中。1943年张爱玲回到上海，成为职业作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具有在那个衰颓的时代所特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这位天性内敛、不善与人交流的才女，在通俗与先锋、古典与现代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站在女性的角度，用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揭示那个时代背景下，女人生存困顿、无奈与苍凉。对笔下的女性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我愿意尝试分析张爱玲的一花一沙，并以此证明张爱玲的成功。
一、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张爱玲钟爱的意象很多，即使那些已经包含了一些设定的象征意义的传统性较强的意象，不但营造出了极为强烈的感性世界，还加强了作品的寓意。张爱玲也能用她那超强的推陈出新能力，将这些意象营构得出神入化。同一意象的不同转换间接构成叙述中的不同层面;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象征意味，有时一个意象象征了一个人物的一生，甚至整个作品的主题。
1.太阳
太阳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多有出现。
《金锁记》中对太阳意象的书写也不同，试看以下几段：
这是小说的开端，太阳的意象把我们拉入了历史的长河。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
《金锁记》中七巧的女儿长安因不能忍受母亲的折磨，太阳的意象尤其多：
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照在房里，像纸烟的烟迷迷的蓝;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灶白瓷砖的厨房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
太阳黄烘烘照在三人脸上，后阳台的破竹帘子上飞来一只蝉，不知它怎么过了夏天还活着，趁热大叫：“抓!抓!抓!”响亮快乐地。
小说几次提到太阳，“正午的太阳”“下午的大太阳”，秋天里不该那么厉害的太阳，都给人生活的实在感。如果说《金锁记》和《茉莉香片》中的太阳还没有脱离开月亮的阴冷和清黑，那么在这里张爱玲是彻底地赶走了虚无，找到了生活的落脚之处。从乡下走进城市的阿小是这样，张爱玲也是这样。而女性生命意义的悲剧性也在这里达到了高峰，这样的意象旨在说明只有放弃所有对命运的努力，让心灵完全被琐事所占据的人生才是稳妥的。
2.鸟
张爱玲的意象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味，张爱玲笔下鸟的`意象俯拾皆是。
她用如神之笔营造出众多鸟的意象。如，“屏风上的鸟”是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命运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频频以“鸟”为意象去描绘她笔下的女人。
假鸟为喻，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很多见的。张爱玲将女人、命运、飘忽的鸟联系在了一起，描绘得凄美绝伦。
二、“有声有色”的语言
张爱玲的叙述语言主动追求音乐美、色彩美，形成了“有声有色”的独特风格。
1.音乐感
张爱玲凭借对音乐独特的体悟力，把对音乐的偏爱融入小说里，用语言直接描写音乐本身。如：
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这里，作者营造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意象，将流苏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2.色彩感
张爱玲从小就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和绘画能力，她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色彩。
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色的天也熏红了。(《倾城之恋》)“野火花”是《倾城之恋》中最精彩的意象，野火花预示了红红火火的“谈”恋爱。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乔琪)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沉香屑第一炉香》，此处，“橙红色火花”的意象描写很简短，虽无细致的勾画和渲染，却生动而深刻地将葛薇龙的命运赋予了火花的象征意义。
三、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的举动、对话，甚至光线、背景都反映出心理的进程。张爱玲也最擅长以通感方式将声音、气味、色彩、触觉等感官印象调动起来，或贯通，或跳跃，或糅合，或剥离，使意象更为新奇，更富于弹性。她还善于运用不同感觉方式的变幻，将意象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将意象中极微妙的情感色彩表现得更为立体。看下面的例句：
她(七巧)到了窗前，揭开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色窗帘，季泽正从穿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裤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前者，是《金锁记》中七巧的爱情幻灭时作者所做的描写，七巧与姜季泽的“决裂”，同时也是她对自己埋藏已久的爱情的诀别。这里的时间从一点扩展到一百年，强调了悲剧的延续与永恒。另外，作为一种传统意象，本身就常常与“怨女”形象相关联。七巧的“怨”就这样一层一层鲜明生动地表达出来了。 后者，鸽子的意象是从七巧眼中出现的。迟来的爱情转眼又无望，被她赶走的“坏男人”季泽却被“白鸽子”这样温柔、美好的意象围绕着，这是七巧对季泽身体的渴望，也是她对自己那种温柔情感的既留恋不舍，又无法留住的惆怅。
以具体的意象写抽象情感的例子，如下面的关于鞋子的意象：
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行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红玫瑰与白玫瑰》)
两段文字都出自《红玫瑰与白玫瑰》，前者是振保一方面感觉到来自王娇蕊(红玫瑰)的诱惑，一方面深深懂得“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因而感觉到“一阵凄惶”，落叶那“没人穿的破鞋”，是寂寞的、不健全的灵魂，只能踽踽独行;后者是振保在同他的妻子烟鹂大打后的内心感触，她的绣花鞋像一个怯生生的鬼魂，懦弱，毫无反抗力，然而既是“鬼”，就有着一种来自虚空，却作用于现实的压力。因此，第二天，“振保改过自新，又变成了好人”。
张爱玲是一个感悟型的作家，她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理念介入创作，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她所热衷于表现的主要是她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感悟。通过她所营构的这些奇炫的意象，用丰富深远的想象力，苍凉悲壮的意境，犀利娴熟的笔锋，体现出她自己对人性的冷静又痛苦的思考，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她是一个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独特的作家。她的小说，其艺术之深湛绝非一般流行作品所能比拟。张爱玲用她那丰富多彩、才华横溢的如神之笔，在她的丰富奇炫的意象间游刃有余，创造出了独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格。
篇5：分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分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对于汉语言的使用具有纯熟的技巧，结合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特点，创造出小说的新境界，给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重点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过于局限，有人说她的写作技巧过于新潮，掩盖了其它方面的描写等。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小说视角独特，风格迥异，文字闪现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灵动之气，具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很多字句都堪称经典。本文拟从其艺术特色方面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雅俗结合的题材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蹂躏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篇6：张爱玲小说《封锁》的艺术机制
张爱玲小说《封锁》的艺术机制
一、悖论机制：时空的停滞与时代的沉默
张爱玲的小说是生活的。张爱玲的大多数小说里我们所能看到只是生活情节，通过人物情节的发展，展示人性的一面。即使像《倾城之恋》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将重心偏离，战争、革命不会替代酒杯与爱情。《封锁》呈现的是在**年代上海大街的电车里的一个故事，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然而它又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首先，文本构建出了一个时代与传统的悖论。“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电车停了。电车外的人在奔跑，叫喊着，“眼睁睁对着看，互相惧怕着。”这个时代是恐慌的。然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电车构成了一个与时空相隔，仿佛是存在于时代之外的一个世界。其次，在特定的空间里，时代沉默了。电车本身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可运行的系统，外在系统沉默了，但这两个系统的语素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传统。
二、拟合机制：要素的重复与散点的拟合
解构主义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了“重复”理论，他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将其大体归为三类：，细小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大;，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读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在《封锁》的诸多人物中都是空虚的，静的背后是习惯的慌乱。因此，这些人物的重复是属于(1)类的。当然，“熏鱼”夫妇的对话以及“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一场景的重复是属于二类的。张爱玲小说本身构成了第三类的重复。这里，我们不妨引入一个概念――散点图。散点图是在回归分析中，数据点在直角坐标系中的分布图。散点图表示应变量随自变量而变化的大致趋势，据此可以选择合适的函数对数据点进行拟合。我们不妨进一步延伸将文本中的人物看作是一些具有某种性质的点，电车就是一方坐标图，这些人物依据某种关系散布在这个坐标里。他们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这里，就可以拟合出一个公式：
F(x)=I * X;
F(x)表示悖论，I代表时代环境，X则表示人物动作。这些人物动作X与时代环境I的'相关关系就是一种悖论关系，即F(x)。
通过这些人物的表现，通过这些重复现象的结合，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作品的内核便显现出来，在散点拟合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这一关系。
三、ABC模式的阐释
然而，《封锁》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在董培芝、吕宗桢和吴翠远的三角结构中，它们不仅满足于以上公式，同时在悖论之中还有一层悖论关系，即男女关系。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方法加以挖掘。
美国心理学家艾尔伯特・艾里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情绪ABC理论，他以一句话作为ABC理论理念上的起点：“人不是为事情困扰着，而是被这件事的看法困扰着。”所谓ABC，A指事件(accident)，B指信念(belief)，也称非理性信念，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后，对该事件的想法和评价;C 指这事件发生后，人的情绪和行为结果(consequence)。通常人们会认为，人的情绪是由诱发事件A引起的，ABC理论指出，诱发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的见解原因，而人们对诱发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和解释才是引起情绪更为直接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
诱发事件A 想法B 行为结果C
吕宗桢 避退董培芝 气气她也好! 调情
吴翠远 吕宗桢调情 气气他们也好! 交好
吕宗桢因避退董培芝而转移到吴翠远旁边，不曾想，靠的太近而产生了误会，继而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就这样他为了让董培芝看到，转述给他的妻子，进而气气她，以平他心中的怨念，调情开始了。然而，正是因为吕宗桢的调情，吴翠远也是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但是吴翠远的行为是没有第三者承受的，她只是在自我心理的平衡，也就是说，她最终气不了她的家人。这就为下文失衡创造了条件。症候也就在于B上。可以说，吕宗桢至“调情”阶段，他的“气气她也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的行为已足以使第三者董培芝“竟退回去了”。吴翠远的“气气他们也好!”却必须要吕宗桢充当她与她家人的第三者才能够完成。‘叮玲玲玲玲玲，’摇着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将行开放，这一事件直接刺激吕宗桢终止了他的调情。吴翠远的“计划”也就此中断了。“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吕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翠远烦恼地合上眼。”这一切都“带点开玩笑的性质”，然而，这玩笑是苍凉的。
篇7：张爱玲小说《封锁》中的词汇艺术
张爱玲小说《封锁》中的词汇艺术
张爱玲的《封锁》描述了1943年8月的某天旧上海在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上演出的世态人情，小说没有回环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纷繁复杂的人物构成，也没有直白通透的情感流露，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冷静叙述，却拥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与张爱玲高超的写作方法和用词技巧密不可分。这里，我将试着抛开以往学者对该作品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而单纯地从词汇学的角度探究该作品的词汇艺术和用语特点，并以大量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毫无疑问，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它虽然基本完成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嬗变，却仍处在探索并亟待完善的风口浪尖，张爱玲是当时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她拥有丰富系统的文言知识，也接受了新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浸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结合使她的作品在词汇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古典性和现代性，并且这两种特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为表现的，故张的作品总是显得精美婉丽，同时又显得大胆新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殊美感。下面我将试从“语体渗透”，“叠字组合”和“雅俗共赏”三方面详细分析张爱玲的《封锁》，以此探究深藏在作品文本背后瑰丽华美的词汇艺术。
一、语体渗透――突破常规的“准点到达”
在品读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使作品语言极具张力的“语体的交叉与渗透”。那么，什么是语体的交叉渗透呢?在我们目前的现代汉语中，较为通行的分类方法是：先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再分为政论、公文、科技和文艺四体。不同的语体因为交际区域和交际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语风格特点，各语体之间具有排他性，但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同的语体之间会发生交叉渗透的现象，一种“语体”借用其他语体的一些“专用”表达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而所谓的“语体渗透”，其实就是不同语体间通过各自“专用”表达手段的交流，将适于某一交际目的的手段经功能改造而运用于某一别的交际目的，从而形成了一种语体包含有其他语体的某些成分，兼具其他语体的某些特点的一种语体现象。[1]而小说显然是文艺语体下位语体中的一员，张爱玲生活在较为现代化的上海，新事物不断得到催生，她就不自觉地便运用了语体交叉的表达方式，从政论语体，口头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语体中借用了一些语言要素，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效力和美感。在张爱玲的《封锁》一文中，“语体渗透”这一特点就显得格外明显，例如：(1)老头子左手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2)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3)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笑意，随时可以散布开来。
显然，例(1)中的“讣闻”的语体是适用于某一特定场合的公文语体，张爱玲借用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吴翠远素整规矩的衣着特点，同时也利用“讣闻”这一词语的严肃性，暗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并缺乏活力的特征，产生了一种近乎白描的表达效果。再如例(2)中的“顶儿尖儿”一词，分明是口语语体中的一个要素却被用到文艺语体中，这种创造性的用法把翠远家人鼓励她读书的心态描述得十分准确，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自私与委琐。又如例(3)中的“脸谱”，它借用了传统京戏的行业术语，而文中描述的却是翠远误以为自己被调戏时的面部表情，这无疑是一张一本正经的面具，在面具之下的翠远仿佛已经失去一个生命该有的真实与生动，甚至有些虚伪做作，由此流露出小说“好人的面具容易见到，真人的表情却无法见证”的无力与哀凉。
张爱玲在《封锁》中多次运用了语体渗透的方法，并借此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还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的反讽性，强化了小说的表达内涵，正如吴先生字《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所说“含蓄表现风格的构建宜重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的分离，即‘字义’与‘用意’的不一致，表里有异。”[2]
二、叠字组合――“重峦叠嶂”中尽显“庐山真面目”
这里所说的叠字，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叠音字。在《封锁》中，张爱玲就运用了大量的叠音字，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形式：(1)单音重叠，如：蠕蠕、冷冷、渐渐、重重、窄窄、略略、缓缓、长长、双双、轻轻、淡淡、孜孜、悄悄、细细、偏偏、暗暗、匆匆、微微、灼灼、怯怯、小小、冷冷、喃喃、霍霍、当当、遥遥等。(2)单音词素+单音重叠，如：光莹莹、沙啦啦、紧腾腾、红喷喷、眼睁睁、油汪汪、热腾腾、一个个、骨碌碌、孤零零、颤巍巍等。(3)单音重叠+单音重叠，如：零零落落、弯弯扭扭、齐齐整整、吃吃艾艾、三三两两、吞吞吐吐、斯斯文文等。(4)双音节词语的叠用，如：老长老长、一点一点、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轰隆轰隆等。不难发现，以上的词语大多都起到修饰的作用。在一个句子中，它们虽然不是中心词，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比如小说的第一段：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张爱玲将电车比喻成曲蟮，单看字面，我们就能感到“沁人心脾”的凉意，而且给人强烈的忸怩之感，开电车的人虽然不疯，我们读者却快发疯了!这种神奇的表达效果不能不说是“光莹莹”、“老长老长”、“蠕蠕”这些词的功劳。这三个叠音字本来都是形容曲蟮这种生物的特点的，这里却用来形容没有生命体征的电车，轻而易举地让电车活了起来，使其有形态感和质量感，从而在小说的`开端营造出了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真让人发疯。又如：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在这个例子中，“红喷喷”一词就很有表现力，仿佛有种欲将董培芝内心世界喷出来的神奇魔力，它既成功地表现了董培芝在电车上遇见吕宗桢的羞怯、谦卑、恭敬，又流露出些许谄媚卑琐之感，却又不流于“红彤彤”、“红艳艳”这类词语的平淡无奇。 总的来说，诸多叠音字都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它们即使小说的句子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又强化了语言的生活气息和准确性，具有非凡的表达效果。
三、雅俗共赏――将“典雅”与“世俗”熔一炉(张爱玲有很深的旧学功底故能自如地运用典雅的成语，“朗吟”、“暌隔”、“端凝”、“溺毙”、“惶愧”、“怅惘”、“憧憬”、“迢遥”、“氤氲”、“邂逅”、“娉婷”、“颠踬”……这样一些文言色彩甚浓的词汇她都运用自如。张爱玲又耽爱市民的俗美，语言贴近着都市情境，擅长运用“讨人厌”、“打瞌睡”、“耍贫嘴”、“没奈何”、“抽凉气”、“漏脸”、“活该”、“插嘴”、“搭碴”、“唠叨”、“手滑”、“没劲”、“作兴”、“凑活”等活在俗人眼中的字眼。[3]在《封锁》这一小说中，就出现了众多典雅的成语，如：“略胜一筹”、“鸦雀无声”、“小心翼翼”、“千篇 一律”、“不由自主”、“模棱两可”、“大声疾呼”、“纹丝不动”、“吃苦耐劳”、“守身如玉”、“乘龙快婿”、“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无恶不作”、“吃苦耐劳”、“出其不意”、“不堪设想”、“无歇无休”、“花言巧语”、“一尘不染”、“潜移默化”、“萍水相逢”、“吞吞吐吐”、“无家可归”等等。当然，小说中也有比较市井化的词语或短语，如：“抽长”、“如意算盘”、“挤出来的牙膏”、“快刀斩不断”、“猪猡”、“活该”等。这里我们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1)该死，董培芝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谦卑地，老远的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2)开电车的放声唱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穿越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在例(1)中，“吃苦耐劳”、“守身如玉”和“乘龙快婿”三个成语寥寥数语，就将董培芝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极具讽刺意味。而在例(2)中，“猪猡”一词是旧上海的詈词，十分生活化，甚至显得有些粗俗，却以一种最真实的方式把开车人的工作状态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刚才封锁期中发生的那段风花雪月的小插曲的有利否定，无疑，这是把人带回现实生活最有利的音符。典雅的成语反映着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性与严肃性，世俗的话语则为其注入了现实生活的血液，两者的穿插组合使小说文采斐然，别具韵味，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反讽意味由此得到了加强。
法国文艺理论家巴特说：“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是文学生存的世界，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再也不是什么‘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中了。[4]的确，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本单位，而句子又组成了文学作品，因而说词汇是文学作品的血肉是毫不夸张的，而且它们常常渗透并散发着文学作品的灵魂。在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中，我们就通过她丰富多彩的词汇看到了小说深一层次的精神气质。她这种不断探索创新的“破立”精神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回味与借鉴的精神财富，由此，我们也将学习她善于回归文学创作的根本――注重词汇的选择、运用与创新的榜样，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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