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范文大全 > 实用文>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

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

2022-08-27 08:27:58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柠檬葡萄小笼包”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5篇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欢迎大家分享。

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

篇1：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

・霍美丽(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摘要:童谣在广义上指主要传唱于儿童口中的音节和谐的歌谣。根据保存下来的文本,由于社会观念的不同,不同时期记载的童谣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明代以前保存下来的童谣主要是作为神学和政治附庸而存在,政治预言性是其主要特征;明代以后表现儿童现实生活和真实性情的童谣文本开始增多,并逐渐成为主流地位;当代记载的童谣作品则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篇2：汉民族童谣的史载特点综论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 10-0064-03

Feature of the Han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HistoryHUOMei-li(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234000)Abstract: Nursery rhymes refer to harmony songs sung by children mainly in a broad sense. According to text preserved, because ofdifferent concepts, recorded history feature ofHan nursery rhymeswentthroughthree stages roughly. Before theMing Dynasty nursery rhymesare mainly preserved as a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endency exists, its main feature is Political and predict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thenurseryrhymes demonstrated children real life and emotions began to increase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major part; The feature ofcontemporary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are diversity.

Key words: Han Nursery Rhymes; recorded history; feature

・ “童谣”一词首见于《国语》[1](P255),后来有过“小儿谣”、“孺子歌”、“小儿语”等多种称呼和分类,“五四”以后,又有一新的名词―――“儿歌”广为传播。关于“儿歌”与“童谣”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历来学者几乎都根据《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2](P337)和《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3](P1165)对歌与谣的解释为蓝本,把是否配曲乐作为划分“儿歌”与“童谣”的主要依据之一。但事实上,儿歌与童谣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成人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儿童教育的目的,往往对传统的童谣进行改编谱乐,加工成儿歌教儿童歌唱;儿童好动爱玩的特性又决定了他们在无音乐伴奏的情况下也往往对儿歌进行随意的改造,从而又转变成“无章曲”的童谣。因此,在笔者看来,儿歌与童谣在文本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主要以文本为研究对象,故在对童谣的界定上,取用的是最广泛的定义,即为儿童喜爱并相互传唱的所有的音节和谐的歌谣,我们都将称之为童谣。它既包括表现儿童生活和思想情趣的民间童谣,也包括以很大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为内容的古代童谣;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无乐自诵的童谣,也包括现代意义上配乐演唱的儿歌。

在当代很多人的印象中,童谣一直与“简单”、“明白”这类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确,童谣因其儿童这一独特的传播群体和民间性口述性这一独特的传播方式,关于它的综述和研究历来遭到人们的忽略,至今其发展历史的特点尚不明晰。本文在广查各种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汉民族童谣在历史记载中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

一、神学和政治的附庸―――明代以前对预言性童谣的记载

明代以前散佚的童谣很多,记载下来的多见于《二十五史》及历代散文和笔记中。关于童谣的起源,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一是以《歌谣字数考》为代表,认为《国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即“弧箕服,实亡周国”[4](P255)为“童谣的起源”;二是以《古今事物考》为代表,认为《列子・仲尼篇》中“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5](P143)才应是我国汉民族最早的童谣。《列子》中记载年代较早,但是《列子》一书却被普遍认为是魏晋时人伪托上古传说写成的著作,再加上童谣口头性的特点,故其源头难定。但在这两首童谣中,都有着相同的特点。康衢童谣是对“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戴己欤?”[5](P143)的回答;“周宣王童谣”的内容也和政治有关,“弧箕服,实亡周国”的意思是说拿着山桑木做的弓,挂着箕草编的箭囊的人,是灭亡周国的人。据左传记载,周宣王在听到这则童谣后,把市场上所有卖山桑弓和箕草箭袋的人全部抓获处死,但是有一对卖山桑弓和箕草箭的夫妇为了逃命,带着一个他们捡到的女孩儿逃跑到褒这个小国,这个女孩儿就是褒姒,她长大后嫁给宣王的儿子幽王,最后幽王为博褒姒千金一笑失信于诸侯,终遭灭国。[4](P255)从这两则童谣可以看出,童谣从一开始就与政治连在一起,它起码从周代起就已经带上了预言的色彩。

除《国语》外,在《孟子》等经书、《史记》等各朝史书、《搜神记》等志异小说、《乐府诗集》等诗集,《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青箱杂记》等笔记散文中都保存有大量的童谣,其中以各代史册的《五行志》中保留的童谣数目最多,例如仅《晋书・五行志》中所记载的童谣,据笔者统计就有四十一首之多。在这些童谣中,预言性和政治性都是其共同的特点,童谣从春秋战国开始,几乎各个时代都留下政治预言性童谣的足迹,如秦始皇统治时期的“阿房阿房亡始皇”[6](下卷P1);东汉末年预言乱政的董卓下场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7](P3285);以及表现元代末年政治混乱局面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8](P1107),等等。如果把历史上所记载的童谣串联起来,可足以构成中国历史的风俗志。从这些史存的童谣作品身上,我们可以窥见汉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及各时代的社会政治概貌。

但这些童谣超出于表现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之外,并没有凸现口传文学所特有的口语性和地域性的特色,因此它并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儿童本位意义上的'童谣。而是作为神学和政治的附庸而存在的。

这类童谣在明代以后也有保留,如预言顺治元年四川豪绅借山崩而逃脱张献忠起义军惩治的童谣“入洞数,钻岩怪,沿山走的后还在”[9](P1608);预言近代袁世凯统治时间不长的童谣“五色旗,没有边;袁世凯,坐几天”[10](P273)等。所不同的只是明代以前所保留下来的童谣中充斥的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明代以后,在这方面的内容之外,童谣的记录史上也涌现了一批其他内容的童谣。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预言性的童谣才开始式微,建国之后则已几近绝迹。

二、野性的表露―――明代以后对民间传统童谣的收录

・明代开始出现专门收集童谣文本的专辑。1593年吕坤从各地民间搜集童谣并加工改编成《演小儿语》,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童谣专集。这本专辑共收集了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流传的童谣46首。尽管此书收集的童谣不多,且有很多有被修改为箴言的痕迹,但是在儿歌收集和研究方面,此书仍不失有开创之功。从其“老王卖瓜,腊腊巴巴。

不怕担子重,只要脊梁硬。”[11]等童谣可以看出,它保留了民间真实童谣的痕迹。和之前的童谣相比,其文字浅近,内容生动,编者在每首儿歌下面都加上评语,故以注意到童谣要贴近儿童的生活领域和理解力的问题,故可谓承前启后的转折之作。

中国大学网免费论文频道 lunwen/

篇3：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

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

一

我国之地形，西高东低，故大多数江河均为自西向东流。但在东经95度至105度间，却有数条大江自北而南奔流而下，将青藏高原东部、川西北台地和云贵高原纵切出一条条深谷，这些低浅的河谷贯通南北，为我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提供了地理条件。故自上古以来，西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迁徙，多经由这一地区，甘、青地区的氐羌系民族南下，云桂等地的壮、侗、孟一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大多交汇於这一通道之内。此外，由於此区内主要为横断山脉和大雪山脉等南北向山岭，群山之间的一个个低洼的山口，又为西――东方向的藏汉民族交通提供了方便，形成了沿河谷和山洼行进的汉藏交流通道。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区称为“内部边疆”。我国民族学界则更形象地称为“历史上的民族走廊”。也有简称为“藏彝走廊”或“汉藏走廊”的。

这条走廊的路线，费孝通先生认为“可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及北）和南划出这一走廊”。实际上，北起甘、青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至滇西北，都是这一“走廊”之地带。而且向南延伸至印、缅的北部也应算是这个“走廊”的地区。

这一“走廊内”历史上是羌、氐、戎为名称的民族活动之区，并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和“政治上的拉锯情况”。这就使得“走廊内”民族渊源颇为复杂，文化呈多元现象。现今这一地区居处有藏、羌、彝、纳西、普米、白、怒、僳僳、独龙、阿昌、拉枯、景颇、基诺、崩龙以及蒙、回等民族，同时还有一些旧称为“西番”尚待进一步识别的民族。即使单一民族之中，也有语言、习俗个别的文化多元现象。现仅就这一走廊中心地带的四川藏区（康区），简析其历史文化的特点。

康区为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按传统之地理概念，康区除四川藏区外尚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云南的中间地区和青海的玉树、果洛两州。本文为叙述方便，只著重论述四川藏区，即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为地区。这一地区之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42％左右，有藏族108万馀人，约占全藏族人口的'25％，是仅次於西藏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羌、彝、纳西、蒙、回、汉等十馀个民族的60馀万居民。

四川藏区在地理上正处於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地表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气候因高度而变化，自高寒带至亚热带，北部地区为高原举甸地带，草场广阔，水草肥美，为纯牧区。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中部及南部为河谷和山原地带，森林茂密，宜农宜牧，岷江、大渡河、雅鲁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境，深切之河谷和山原多形成一个个半封闭之自然环境和较为分散的居民点。这一情形为此区保留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之有利条件，同时亦为影响本区社会经济发展之制约因素。

本区资源极其丰富，林木蓄积量占全国8．56％，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水力资源尤为丰富，水能蕴蓄量达5，600多万千瓦，居全国之前矛，矿藏为极富，金、铂、锂、铍等储量占全省90％以上。本区资源虽极富，但限於交通、技术和资金等原因，目前开发程度尚低，巨大的资源潜力尚待进一步开发。

四川藏区北接甘、青，南通云贵，东达四川盆地，西邻西藏，正处於“民族走廊”的中心地带，历来是绾谷南北，构通藏汉的战略要地。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相通的官道和汉藏贸易的主要商道俱取道於此，故历代视此区为“治藏之依托”，“控驭青甘滇藏区之锁钥”，极为重视。特别是藏族人民生活中非茶不可，而历代供应藏区之茶主要产於四川。这就使本区不仅成为汉藏茶马互市之要津，而且也是历代实施“以茶制潘”策略的关键所在。

四川藏区战略地位的重要，也促使帝国主义和西藏之民族分裂势力都千方百计染指於此区。近代以来之“西藏问题”有不少都肇始於此亦即因为这一缘故。因而自清末以来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足见此区政治地位之重要。二

四川藏区古为氐羌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娶嫘祖，生二子“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鬲阳……黄帝崩……高阳山，是为帝颛顼也。”考江水即今四川岷江上游一段之古称，若水即今雅鲁江。华夏的黄帝之二子及孙高阳都降居或降生於四川藏区，足以表明这一地区远在四五千年前的黄帝之时已有土著之居民。本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在雅鲁江中游，澜沧江中游和大约120馀土司均废除，拟置32县及府、道等机构，旋因鼎革未果，民国初置川边镇守使管辖，此後西康建省，甘孜州境属西康省，阿坝州境为四川第十六行政区。1950年於甘孜地区置西康藏族自治区，阿坝地区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合省後分别改为甘孜自治州、阿坝自治州。

四川藏区的历史、地理特点，使其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均呈现与西藏有显著差异的情形，主要有：

1．社会形态各别：历史上，这里多数为土司制，或“土流兼制”，土司虽在其辖区内俨然如土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他必须由中央政府所封，定期朝贡，纳赋，受地方行政官吏之管束。在承袭上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章。且必须随时听从政府的征调。土司与藏传佛教是一种相辅的关系，而不是由一人兼为行政和宗教的领袖（只木里土司这样极少数地方是兼据政教），这与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四川藏区虽然绝大多数人均供奉藏传佛教，但却没有像**、**那样集地方政教大权为一身的宗教领袖，像木里土司黄喇嘛那样的仅只在个别的、小的范围内存在。因此，四川藏区长期作为内地一个省的管辖之区。

$False$

篇4：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出处〕贵图学刊 1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