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范文大全 > 实用文>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2022-08-19 08:36:49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风雨见真情”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下面是小编给各位读者分享的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欢迎大家分享。

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篇1：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唐宪宗(李纯)元和中，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镇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互相勾结，拥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当时，唐王朝的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为积极主战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而张、韦两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时讨伐两河(河北、河南，即王、吴等)为辞，实际主张绥抚，息事宁人，承认既成事实，而与武元衡意见不合。事情发生以后，朝臣们大为惊恐。而这时白居易不过是一名闲官，但忧国忧民之心，却仍旧非常强烈。他看不惯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僚们的行径，首先向宪宗上疏，请求迅急逮捕凶犯，以雪国耻。遭到了张、韦等人的不满，并对他加上了“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和“伤名教”的罪名。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对做官为宦的人，后一罪名非常严重。这两种罪加起来，于是被贬官到长江以南边远地区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没完，中书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职权(中书舍人有权驳回皇帝下达的诏书)，说他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这样，从六月初到七月，这件事经过反复酝酿、制造，两次下令，最后，追回前诏，另下一道命令，让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职——司马。白居易在那儿整整呆了四年。这就是当时被贬的全部经过。

除了张弘靖、韦贯之两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恶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为什么“素恶”?白居易为什么得罪了他们?这就要从白居易的有名的诗歌说起。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在他创作的实践中加以实现。他在元和初年，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诗篇，用诗歌作为武器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当权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正是这个缘故，得罪了“权豪贵近”“执政柄者”“握军要者”，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和不满。这些人暗中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对他或施明枪，或射暗箭;但因这时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学士，虽“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护身符保护，对他也莫可奈何，无从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盗刺宰相这一公案发生时，白是一名闲官，不仅没有保护伞，而且曾经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对他的“直言极谏”早已厌烦了。这时，白居易的敌手们看见有机可乘，便一窝蜂地、集中火力对准他开炮，一个罪名不够，加一个，再加一个，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几年里，执政柄、握军要、掌大权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勋旧贵戚，时年已七十多犹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对于七十以上高龄而贪恋禄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讽刺备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孙和门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贞元末、元和初极为专横的一个方镇，《旧唐书》本传说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德宗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

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

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文字狱”。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至于赏花，白集中却很多，但据现存的白集看，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氏在渭村丁忧期间，所作诗不算多，基调大都是悲伤哀痛的，与其他时间的作品很不一样，也根本没有赏花诗。再者，他母亲堕井而死，并不是因为白居易不孝所致，这从白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唐代(比白氏稍后)及宋人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

白居易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热情减退，并不始于元和十年的遭贬。当然，这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对他的思想转变影响更深，使他的态度更坚决罢了。被贬之后，有时偶然地又被国家大事所激动，而“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他想请求皇帝让自己从军，去攻打吴元济)”。写到这里，自己又觉得多事、好笑，赶快又警戒自己，说：“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后来，就干脆发誓：“世事从今口不言”，——因为“忧国朝廷自有贤”，国家大事，自己只好不管，其实也管不了!不过，话虽如此，当自己在其位、有说话的机会和责任时，他仍然为国为民，积极建议，以求尽到自己的职责。

至于他的创作，经过被贬江州这次打击，“讽喻诗”确实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鉴于揭露、讽刺的对象太多，树敌招灾，不愿再冒风险惹祸。二则，元和初年政治上略见转机，有可为之时，自己冒着风险写下的许多诗歌，还有希望在政治上起一点作用，收到一点实际效果。及至洞悉国情的上下内外、种种矛盾和黑暗，知道大势已定，无可挽救，个人不仅无能为力，而且遭到迫害，“讽喻诗”再写多些也没有用了，反而招来无妄之灾，何必再干这样的蠢事呢!但是，经过这场灾难之后，白居易也并非“讽喻”完全绝迹，遇上重大事件，仍然要写几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意见，不过，不用“讽喻”之名，也不像过去那么集中、那么多而已。

篇2：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直言进谏是官场大忌

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直言进谏是官场大忌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唐宪宗却没有太宗的魄力和胸怀，但也不至于是暴君和昏君，因此白居易最终没有因为犯颜直谏而丢掉性命，也算是比较幸运。

直言进谏是官场大忌，白居易为什么变成了江州司马?

然而当了左拾遗这个谏官之后，白居易特别把这个职位当回事，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当着皇帝的面直言进谏，其较真的劲儿有时还惹恼皇帝，甚至差点儿丢掉性命。皇帝唐宪宗就曾私下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说：“白居易这个小子真不懂事，他还是我亲自提拔的，居然还常常当面批评我，让我下不了台，真让人气愤，以后一定要修理修理他!”

在古代历史上，谏官最出名的当魏徵莫属。谏官魏徵死后，皇帝唐太宗恸哭长叹，随便惋惜了一句，就成了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但是，唐宪宗却没有太宗的魄力和胸怀，但也不至于是暴君和昏君，因此白居易最终没有因为犯颜直谏而丢掉性命，也算是比较幸运。

白居易直言进谏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中有一次，唐宪宗觉得荆南(湖北一带)节度使裴均为自己当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便想把裴均调到长安来当宰相。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不行，立即上疏朝廷进行阻止，上疏的大概内容就是：“作为地方节度使，本来平时就不听朝廷使唤，又拥兵自重，再把他们调到长安来，简直是不明智的。再加上裴均人品不好，政绩又不行，在任上没什么作为，反而还要将其调到朝廷任宰相，很是不妥。”在白居易的上疏下，舆论顿时对裴均不利，唐宪宗迫于舆论的压力，最终打消了任命裴均当宰相的打算，不得已将裴均下放到山南东道去当节度使了。裴均去了地方后，还是不死心，便想方设法讨好宪宗皇帝，有一次给皇帝送了1500两银器(银做的杯盘)。白居易知道后，便又急着上疏称裴均送银器是有野心，皇帝不应该接受。宪宗皇帝听了，心里那个气哦，要是白居易在身旁，真想一下把他给掐死。

除了向皇帝进谏裴均等节度使的不法行为外，白居易还进谏宦官的乱政行为。由于宪宗上台，宦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宪宗对帮助过自己的宦官很是宠爱。当时唐宪宗对吐突承催这个宦官很是宠爱，除了将手下的御林军让他管理外，还任命吐突承催作为处置使统帅士兵攻打不听话的节度使。

白居易听了后，立即上疏反对让太监做统帅，称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唐宪宗心里不舒服，虽没同意白居易的上疏，但也不得已将“处置使”的名号改为“宣慰使”。

当谏官时，白居易爱直言进谏，不当谏官后，他仍旧不改冒死进谏的“毛病”。元和十年(公元820)六月，白居易44岁，这时他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负责劝导太子行为的一个闲官。当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暴死，裴度也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并不急于处理。“皇帝不急太监急”，白居易对此十分气愤，便立即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白居易的上书激怒了当时的掌权派，他们非但不褒奖白居易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就是一种僭越行为，白居易因此被贬为江州刺史。因为白居易常常进谏攻击其他不法官员，得罪了很大一批人，在他被贬为江州刺史后，有一个叫王涯的人再次落井下石，进谗道：白居易的母亲因为看花掉到井里淹死，但白居易却不孝顺，还乐呵呵地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这样有伤孝道的人不配治郡。

于是，朝廷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这个名叫王涯的人，后来因为“甘露事变”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就即兴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

篇3：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白居易被贬的表面原因是他越职奏事，率先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当朝权贵，实际上真正的根源在于他平日所作的讽喻诗招致当权者的嫉恨，故借此机会打击报复。对此，白居易自言：“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白居易的感伤诗最出色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前者为早年(元和元年)所作;后者便是外迁这一阶段的作品。这两首诗均达到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长期在人民中广泛流传。白居易在内外迁调的时期虽然以“独善其身”为处世原则，但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转而表现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人民做好事。在杭州时，他主持修筑湖堤、疏浚水井，造福百姓;离开苏州时，人们泣涕相送，依依不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始终心系民间疾苦。

江州司马——白居易

公元8(唐宪宗元和十年)，一位人品正直、得罪权贵、遭受打击的大诗人来到今江西九江(彼时称江州)任司马，而九江亦因此在其人文历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大诗人，便是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

中唐社会，非常黑暗。人品正直的白居易便写了很多的诗来针砭时弊，这些诗，深深地得罪了一些权贵甚至皇帝。公元815年，主张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御史中臣裴度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得一死一伤。白居易立即上书皇帝，说这是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耻辱，他“急请捕贼，以雪国耻”。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是没有资格向皇帝上书言事的。于是，一些被白居易得罪的权贵便趁机向皇帝控告白居易僭越言事，“浮华无行”。这些权贵还诬陷说，白居易之母是因赏花坠井而死的，而白居易居然还写了赏花一类的诗，“甚伤名教”。这些权贵奏请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唐宪宗准奏。而事后又有一权贵中书舍人王涯复参一本，说白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于是，唐宪宗就将白居易改贬为江州司马。

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此前，他积极昂扬，诗作以讽喻为主;此后，他消极怠倦，诗作以感伤、闲适为主。

司马是一个有名、有俸、无权、无事的职务，白居易在九江任司马期间，生活只是以读书、游历、写作、交游一类为主。

公元8秋的一个月夜，白居易在九江城外的长江之畔送客，碰巧遇到一位原在京都红极一时而今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的、擅弹琵琶的歌女。白居易请其弹奏一曲，曲调凄凉莫名。这引起了白居易对这位歌女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忠而见谤的无限伤感。据此，白居易写作了一首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

《琵琶行》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引起了千年以降无数人的一种凄美而强烈的.共鸣。《琵琶行》中关于音乐的描写，与白居易的另一首诗《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一道，独步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唐宣宗李忱在《吊白居易》一诗中说：“胡儿能唱《琵琶》篇”。

自唐代开始，九江人民就在浔阳江畔建立了一座琵琶亭以纪念白居易，后屡废屡兴，白居易永远活在九江人民心中。

公元8阴历四月，白居易与友人一道到九江城边的庐山山顶的大林寺游玩，见到桃花刚刚盛开，惊羡不已，口占了一绝——《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一首诗，不但表明了高山与平地物候的差异，而且非常隐晦非常自然地表达了作者一种寻求心灵慰藉的心境，艺术上很有特色。这一首诗，也是庐山一千六百多年的文学历史以来、约四千首诗文作品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1929年，张之洞的高足李拙翁先生在当年白居易吟诗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有“花径”二大字，大字旁有一些小字但剥蚀莫辨。李拙翁设法买下了这一带的地皮，并筹资在这里建了一座景白(景仰白居易)亭，李拙翁的友人、时居庐山的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老人为亭撰文刻碑于亭内。现在，这里已建成了一座花径公园，花开山寺，咏留诗人。

公元817年，白居易在庐山的北香炉峰下建了一座草堂。白居易根据地势、景物(竹林、泉流、山石等)精心营建，草堂内古雅布置，总之，显得十分幽静雅致。草堂落成之日，白居易写了一篇散文详述其事。这篇散文《庐山草堂记》，是中国园林学的奠基之作。白居易当年常在这里生活，有许多风雅之事。这座草堂现在已遗址难辨了，但她却是我的一个精神向往。

白居易在九江任司马期间，还写了一篇重要的著作《与元九书》。这是一封写给其挚友元稹的长达3200多字的书信，这封书信是中唐提倡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言，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

白居易在九江任司马期间，写了很多说自己恬然自适的诗;但是，白居易真的会完全恬然自适吗?比白居易更出世的陶渊明也不会做到。中国封建社会，兼济天下是文人士大夫血液里的东西，寄寓山林，或是一种反抗，或是一种无奈，或是一种寄托，而都不是一种本性使然。当然，我倒绝对不是要求他们如此，而只是说，如此，只是他们的整体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随便找来白居易的一些诗句：“是年淮寇起，处处兴兵革。智士劳思谋，戎臣苦征役。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其不甘、无奈之情就溢于言表。

白居易对九江倒是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在很多诗文中都说，他以庐山为家，他要在庐山终老，他对九江也是念念不忘。白居易晚年将他的平生之作抄写几份藏于三处，其中一处，就是庐山的东林寺。

公元8，白居易升任忠州刺史，结束了他九江三年多的悲愤而又有所慰藉，无所事事而又创作颇丰的贬谪生涯。

篇4：初到江州,初到江州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意思,初到江州赏析

初到江州,初到江州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意思,初到江州赏析 -白居易的诗

初到江州

作者：白居易朝代：唐体裁：七律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

树木凋疏山雨后，人家低湿水烟中。

菰蒋喂马行无力，芦荻编房卧有风。

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

篇5：白居易为什么被贬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从此“换尽旧心肠”，成为白个人际遇和生活的转折点，从所谓“兼济天下”到了所谓“独善其身”。

这次被贬，白居易自以为天涯沦落，牢骚满腹，顾影自怜，很是写了几首好诗。江州司马青衫湿哪，所以后世同情白的大有人在，认为白的被贬是当时唐政府的不是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就这次贬谪，于白而言，纯属活该。这是对白一贯喜欢出风露头的合理惩罚。

白之遭贬事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案。元和十年(8)6月3日，淄青节度史李师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武当场死亡，当时武正主持进攻吴元济(就是后来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活捉的那位)。刑部侍郎裴度亦被刺成重伤(伤在头部)，幸赖随从拼死相救，才抢回一命。一时朝野震惊!明摆着，敢同时刺杀宰相和刑部侍郎的后台老板，毫无疑问是和中央政府对着干的藩镇。这是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战。

宪宗皇帝(文治武略均应为中唐首指)龙颜大怒，下诏捕贼。并于刺杀案发三天后，下诏任命尚在重伤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显示平定藩镇之叛和惩凶的决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紧张地进行着，但一时头绪纷繁，侦查工作难度不小。几天下来，进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许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街头，而刺客不被抓获者。故而宪宗又于6月8日(离刺杀之日仅隔5天)下诏天下大搜，明令谁敢窝藏

刺客，诛灭他的九族。6月11日，案情取得进展，捕得张晏等八人，按问具服罪。

6月28日，杀了张晏等5人，复杀其党羽14人。唯不及元凶淄青节度史李师道。之所以此时不动李师道，前面说了，是因为唐政府这时正在攻击吴元济。若贸然去动李师道，则李师道必然举兵反，则唐政府就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大大地不利了。所以

唐置李不问的策略是对了，此后不久就消灭了吴元济。元和十四年(8)，消灭了李师道。

从追捕凶手的过程来看，可见唐政府反映迅速，宪宗之雷厉风行，办案官员也是很负其责，尽心尽力的。

而这个白居易呢，当时任左赞善大夫，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会说话似的，急匆匆地上书要“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言下之意，责怪办案官僚办事不力。人家群策群力辛辛苦苦在那里紧张侦察追捕，他一个“官非谏职”的闲人，跑出来怪这怪那还指手画脚地干嘛?瞎嚷嚷什么呀? 纯粹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于是触怒了执政群僚，于是贬乱说乱动的白居易为江州刺史。

白居易在任江州刺史道上，当时的中书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论白居易平时言行之过，认为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白居易那神经失常的母亲坠井而死，似与白居易兄弟有关，这事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以后再提)，于是又追贬白为江

州司马。(后来，甘露事变，王涯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从整个事件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当然，白并不觉得是自己的过错，他很牢骚，很愤懑，见看花就流泪，看见鸟就伤心，还真写了不少好诗。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期间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的《琵琶行》是代表作。而诗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篇末的“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名句令人读后生出许多感慨。从白居易自己的仕途而言，被贬为江州司马也许是他的政治生活落入了低谷是不幸的;但是，从我们读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贬，才使得他有机会了解、接触社会底层并创作出了伟大的令人百读不厌的《琵琶行》等诗歌，从这一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从京城的左赞善大夫被贬为江州司马了呢?

据史书记载，在白居易担任左赞善大夫期间，当朝右丞相武元衡被人当街残杀，整个京城为此震动。而当时，由于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谋杀案，百官迫于当时的情势，噤若寒蝉，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上书朝廷。而白居易虽然深处低位，却出于正义和忠诚，在事发的当天中午就写了一封奏章，要求朝廷迅速彻查此事，严惩杀人凶手。这当然触动了当时的宰相张弘靖等人。于是，张就以白居易越权奏事为名，将他贬为了江州司马。

且看白居易在他写给好友杨虞卿的信中是怎么说的：“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我明天就要出京东行。心中满是不平，所以写这封信想把委屈向阁下倾诉。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无论是谁看到右丞相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不言，更何况我还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时分咽得气，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两天之内，全城皆知。那些不高兴我这样做的人，有的造谣中伤，有的说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都说：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对武丞相被杀一事还没有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个小小的赞善大夫为何如此多事呢?我听到这些话，心中更是无法平静。我固然官职卑微而朝中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当即进一奏疏，说这是忠诚，是义愤，也不为过，至少我这样做问心无愧!若说这是张狂，是虚妄，我又能辩解什么呢?如今因为这事获罪，您以为我又能如何?更何况还不是以这件事定的罪呢?”白居易在这篇给朋友的信中不但叙述了事件的原委，表达了自己悲愤且无奈的心情，同时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白居易的贬官尽管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因为他闯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但当时给他定罪的罪名却不是上书要求缉拿杀人凶手一事，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给他定罪的理由是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母亲是不幸坠井死的，白居易写了一首《新井篇》，因此受到贬斥。

真想终于大白了!尽管当时的权贵对白居易的那篇奏章恼羞成怒，恨之入骨。但他们也知道，是不能明目张胆的以此来定白居易的罪的。因此就抓住了白居易的那首《新井篇》大做文章，并达到了目的。

这样说来，白居易因言获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篇6：白居易为什么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的他一举考中进士并且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唐宪宗元和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第二年拜左拾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

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对左拾遗一职很满意。他忠实地履行谏官的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别人每月领的谏纸都用不完，他领的谏纸却不够用，忙得“食不甘味，寝不遑安”。上谏书之外，他还写下不少讽谕诗，来补察时政，针砭时弊。由于他直率和大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与元九书》中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情况：“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不仅敢于指斥时弊，讥讽权贵，而且还与皇帝争论。河北藩镇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唐宪宗命令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对此事，不少谏官上书劝阻，白居易则在朝廷“面论”，即与皇帝当面辩论，辞情恳切，论辩周密。接着他又请求停止对河北用兵，洋洋数千言，都是些别人不敢直说的话，唐宪宗对他的许多意见都采纳了，唯独对他直接和自己辩论吐突承璀的事，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深感不快。到元和五年，白居易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次改任，名义上是升了，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谏官的发言权，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次挫折。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藩镇们不秉王命，割据叛乱，互相掠夺，搞得天下不宁。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姑息、怀柔，一派主张武力讨伐。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战派。元和十年，宪宗拟讨伐淮、蔡藩镇吴元济，并将机务全部交给武元衡。而河北藩镇王承宗遣使者奏请宪宗赦免吴元济。事情转到武元衡处，使者辞礼悖慢，武元衡严词叱之。王承宗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章诋毁武元衡，从此结下怨恨。不久，藩镇们收买嵩山中岳寺僧人在长安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同时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重伤。满朝文武，多慑于藩镇的淫威而不敢说话，而身居闲散官职的白居易却犯了职业病，第一个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他此举招来了很大是非，宰相认为他是宫官而不是谏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平白无故地给他加上了“越职言事”的罪名。当权者正讨厌白居易言事，于是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诏书刚出，中书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论之，说根据白居易所犯的罪状事迹，不适合担任一州之长，于是追诏授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白居易满怀凄楚离开了长安，成了“天涯沦落人”。被贬江州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一个根本的转折。从此，那个宁折不弯的白居易不见了，开始了他的亦官亦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