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范文大全 > 实用文>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2025-01-16 07:55:3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文晗媛”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整理后的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希望能帮助大家!

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篇1：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一、奥尔森的生平、著述与研究方法

曼瑟尔・奥尔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2月19日逝世。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里兰大学(Maryland University)从事教学研究，也在美国空军服过役，曾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年）、《权利与繁荣》、《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年）、《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年）、《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年）和《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最大，曾被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兴衰探源》则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国文字。

奥尔森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研究方法。奥尔森所研究的虽然是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却是个体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微观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大集团的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团中的个体成员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团理论中，对分利集团成员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特别是用分利集团理论来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更是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行为出发研究问题。奥尔森从个体的理性假定出发，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解释了这些问题。即使分利集团达成以后，分利集团追求集团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集团成员追求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集团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获得集团利益仅是一个手段，个体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实证研究方法。奥尔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来验证他所提出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他采用工会形成和发展的案例，一方面验证了他的大集团形成是通过强制或经济性激励而达成的理论，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分利集团理论提出后，则更是大部分都在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利用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他还提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来验证的，能够解释越多的经济现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准确程度就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强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功能。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优美的结论，但是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难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

3.经济理论的规范。奥尔森实际上认为有一套规范的方法作为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他提出：(1)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理论比较可信；(2)一种理论不在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够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3)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这种理论是矛盾的。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之后，则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八条标准问题。这些都说明，在奥尔森看来，经济学有一套规范作为评价理论正确或优秀与否的标准。

[1] [2] [3] [4]

篇2：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一、奥尔森的生平、著述与研究方法

曼瑟尔・奥尔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2月19日逝世。1954年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马里兰大学(Maryland University)从事教学研究，也在美国空军服过役，曾在约翰逊当政的美国健康与福利部任职。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年）、《权利与繁荣》（20）、《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年）、《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年）、《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年）和《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等。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最大，曾被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兴衰探源》则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国文字。

奥尔森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实证研究方法。奥尔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来验证他所提出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中，他采用工会形成和发展的案例，一方面验证了他的大集团形成是通过强制或经济性激励而达成的理论，另一方面证明了大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情况下是难以达成的。在分利集团理论提出后，则更是大部分都在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利用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兴衰变迁的历史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他还提出，理论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来验证的，能够解释越多的经济现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准确程度就越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强调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功能。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之下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优美的结论，但是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而难以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

4.归纳与演绎并用的方法。奥尔森在推导其基本理论的时候，归纳的方法与演绎的方法同时使用。虽然他的理论是通过问题导向来研究的，但是在通过基本的经济学假设前提来推导理论的时候，也大量地使用了归纳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将归纳的结果当作不用验证的结论来使用，这在《国家的兴衰》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推导其九个结论的时候，他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他在推导第九条推论时曾指出：“院外游说活动采用了不少特殊手段，并制造了许多非正常案例，结果使立法和政府活动增加了复杂性。”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分利集团行动的某种归纳，他并没有解释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而是直接使用，是归纳的结果。当然这本身也是为了验证他的结论，但是验证结论又不是直接描述具体的事实，而是将现实归纳成比较抽象的结论，然后将这种结论用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2)他的许多推论本身就是归纳，虽然他的理论的直接来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是其理论的推导是建立在大量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其中难免有许多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来源可以看作是对现实归纳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不是直接提出来，而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过严格的证明推导出来，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大量事实，一方面解释了现实问题，另一方面验证了理论。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是一致的，实际上“交易费用”概念的得出就是这样的。演绎的方法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通过详细的推理而得出来的，因而这实际上是演绎的过程，所使用的就是演绎的经济学方法。

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主要内容

传统经济学认为，一群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常常会采取行动，以促进其共同利益，就像人们可以预期个人会为了推进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一样。如果一群有理性和有自我利益的个人认识到，他们会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活动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群工人会从集体谈判中获得好处，那就可以料想他们会组织工会；如果一个行业中的一批厂商能通过合谋实行垄断价格，从而获得利润，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做；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任何其他阶级有力量去进行统治，那这个阶级就会力争去控制政府，并按照它自己的利益去治理国家。但是，奥尔森认为，这种集体行动不一定能够达成，原因是：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经济人”，他们在进行集体行动的时候，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对集体行动来说，集体行动所产生的集体物品是由大家所共同利用的，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即使不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这个集体物品能够被提供，他就不会被排除在集体物品的使用之中。这样，作为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没有动力来提供集体物品，从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要达成集体行动，有两种方法：一是集团成员数量少；二是通过“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又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所谓积极的激励就是通过某种经济刺激来促使潜在的集团成员组织起来，例如，通过提供某种非集团物品的刺激，奥尔森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消极的激励就是强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潜在的集团成员达成集体行动，例如税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集体行动即便能够达成，要提供集体物品，集体物品也是少于最优数量的，因为每个个体在选择提供集体物品的时候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个人提供集团物品是从个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出发的，这与从集体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所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是很难一致的。奥尔森通过大量的事例，特别是工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大集团的达成必须要靠强制或经济激励的方式来促进。最终他认为，大集团行动能够达成，也不过只是选择性

激励的“副产品”。

大集团的行动既然是难以达成的，实际上就造成了一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或“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更容易达成，从而有的组织虽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数量较多，但是由于不能够形成集体行动集团，不能够从集体的角度出发来追求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小集团在比较“容易”地达成特殊利益集团后，在行动中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组织起来，为了集团的利益而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行动，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来说就比较容易获胜，从而就导致达成了小集团的少数人能够“剥削”未达成集团的多数人。其次，在达成集团的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成员在达成这个组织的时候，由于从集团物品中获得利益份额不同，从而对达成集体行动的动力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能够分享较多利益的个体比只能够分享较少利益的个体更有动力从事集体行动的达成。这就是说，只能够分享较少集团物品者“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导致弱者“剥削”强者的现象。

（二）贡献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利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得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奥尔森的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突破了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关于集体行动理所当然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对既定微观经济学结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可以说，他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的理论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开创性的。

（三）缺陷

1.关于选择性激励。奥尔森在论证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时候，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不采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选择性激励，即意味着集团不存在组织制度安排。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组织制度正是因为参与合作的人们为了分享合作的剩余而产生的。制度决定了集团的激励结构，它通过提供激励与约束，界定参与者的行为选择空间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事实上，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激励或者说不存在制度安排，不要说大规模的集团行动，就是连小规模的集团行动也难以达成。因此，只要是一个集团组织，就会有组织制度存在，就会存在选择性激励，不存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组织。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所遵循的假定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如果放弃这一个假定，奥尔森就不得不承认，选择性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2.关于隐形激励。尽管奥尔森注意到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他过于偏激地认为“光凭意识形态的动力并不足以使人民大众进行不懈的努力。”事实上，奥尔森并没有打算用道德力量或激励来解释集体行动的任何事例。他就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就会使理论站不住脚。我认为，尽管不能确切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道德因素在事实上发挥的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计量一个因素的作用大小，就否定这一因素的作用的存在。其次，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用来解释所有的集体行动。我认为，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对集团行动或人的行为的解释就不可能完全。这或许是诺思教授为什么将意识形态理论看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的原因。再次，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为自身利益奋斗，而不是为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因此，讨论集团行动的道德动机或激励并不是为了解释某些集团行动的事例，而是为了表明其存在，并没有与这里提出的理论相矛盾，只是更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实际上，一个人之所以参与一个集团而不是另一集团，这不仅与一般的利益及其限制空间有关，也与个人偏好、意识形态、人力资本即价值取向有关。其中，组织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1)成功的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有利于人们提高对诚实、依赖、忠诚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集团成员“搭便车”机会主义的分配性努力行为；(2)意识形态及组织文化可以降低达成共识的讨价还价费用；(3)人的群体性意识与归属感可以激励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生产性努力程度，从而降低集团的激励成本与监督成本；(4)集团成员间的反复博弈与学习机制，可以产生和积累“声誉效应”，从而形成对“搭便车”行为的威慑与惩罚。因此，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所构成的隐形激励，可以有效约束或减缓集体行动的困难。

3.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应该说，奥尔森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是缺乏严密性的。奥尔森理论中的所有关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分类说明，都具有性质的不稳定性。因为小集团相对于更小的集团来说是大集团，而大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来说则又称为小集团。也许，奥尔森对“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划分不在于从理论上说清楚二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而只是要说明集体行动的达成是受人数的多少影响的，也就是说在分析集体行动的达成时，人数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但是，奥尔森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1)寻找共同利益成员的信息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具有共同的利益，要组织起这样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2)组织利益集团后能够获得的利益是难以准确计量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期的；(3)对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5.奥尔森实际上否定了利他主义倾向的存在。虽然对利他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他不做一点对别人有用的事情就感觉不舒服，他利他的目的还在于利己。但是正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存在就会使集体行动的达成容易得多。

三、国家兴衰探源：分利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对分利集团理论，特别是9个推论的分析，一环紧扣一环，逻辑性非常强，解释力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似乎使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衰落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原因与解释；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各个省的产业结构雷同，发展战略雷同等现象的原因。分利集团确实起了种种消极作用，但是反过来分析一下，我们即使消除了分利集团，我们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就都能够解决吗？

（一）主要内容

奥尔森分利集团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提出一些问题后而得出来的。基本理论主要集中于9个推论中：(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

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或组织”；(3)“‘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4)“总的来说，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社会中的分歧加剧”；(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在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增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须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参见奥尔森，）。

这9条推论如果用比较简洁的文字来表述就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和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分利集团的阻碍或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得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的增长。

（二）理论的价值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一提出便对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奥尔森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他把集团内的个人行为逻辑推广到集体内组织与组织之间，集团与集团的行动分析。他认为，在总的利益格局中，每一集团都不会为增加总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那样最终所得到的利益极其微小，而会千方百计地去分割现有更大的利益份额，它们不是想办法“做大蛋糕”而是采取一切办法从“既定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于是它们都只具有分利性，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造成国家的衰退。

其次，奥尔森的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除了解释广泛的经济现象之外，对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例如，他所提到的族内通婚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社会、文化等理论来解释，但是奥尔森认为，这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并利用相容性和排外性集团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这就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奥尔森对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更深入的层次进行了分析或者说是对理论有重大突破。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1)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有利原因的分析。奥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有利影响不是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别理论，而是来自于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因为当各个国家取消关税等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之后，国际卡特尔组织更难以达成，因为要达成的这样一个组织从规模上看是更大的，而且面临着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等差异，而不能够达成这样的组织就不存在限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因素，使得政府不会通过对生产率发展不利的法律。对要素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了一种对要素所有者来说是不利的法律，要素就可以从这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去，从而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特殊利益的要求而达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利的法律。(2)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奥尔森认为，传统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分析，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观点是违背许多社会中的事实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一般不会比自由竞争的市场更能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奥尔森认为，在创建分利集团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他利用分利集团理论说明了虽然会导致不平等，但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也不能够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反而正是政府和其他机构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才是产生不公平的主要原因。(3)自由放任并不一定导致竞争性市场。奥尔森认为，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往往也不会存在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绝不是只有政府才是社会中高压统治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市场经济也会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削弱卡特尔，但是不可能消灭它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想遭受更为严重的持续动荡之苦，就必须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下，不出现政府干预市场也许是不可能的。他通过印度和英国这两个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分析也是具有突破性的，例如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的批判分析等。不再一一列举。

（三）缺陷分析

首先，奥尔森在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时候，没有分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原因。(1)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奥尔森实际上只通过分利集团的影响分析了一个阻碍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单纯通过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在没有分利集团的影响下能够取得迅速的发展。分利集团理论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到底起多大的促进作用则是难以说明的，奥尔森没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验证。所以说，消除分利集团的影响只是消除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经济到底能不能够发展、能不能够增长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增加对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主要的方面，虽然对于解释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没有普适性，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是必不可缺的`。所以说，单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忽视理论的特殊性和特殊领域的特殊理论是不适当的。(2)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实际上，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许多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的许多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奥尔森过于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而且，特殊利益集团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在现实中也是难以计量的，也就是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虽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无法说清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这就使该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力受到影响。虽然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够看作是唯一因素，这实际上又涉及到理论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矛盾问题。这还是说明奥尔森的理论虽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好像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但是特殊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3)奥尔森只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包括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奥尔森只分析了国家衰退的原因而没有分析国家兴

起的原因。奥尔森的分析是利用分利集团理论来说明导致国家衰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到底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没有积极作用，奥尔森没有分析。其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影响。不管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没有积极作用，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观，其积极影响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记得曾有哲学家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特殊利益集团既然存在，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而且根据其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分析，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有积极影响的。如果单纯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忽视积极影响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与前面的理论相矛盾的。

其次，奥尔森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时，所界定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问题，与他的理论有重大的矛盾。他所使用的分析图形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假定，就是生产率高的劳动者将首先被雇用。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奥尔森的理论的，因为按照他的分析，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并不一定被首先雇用，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也不一定不被雇用，因为原来已经就业的劳动者会阻碍新的劳动者进入，特别是在组成特殊利益集团之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使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无法与雇主谈判达成协议，因为那样会使他们的工资降低，甚至会使他们失业，所以他们会阻碍比他们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图形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或根据他的分利集团理论，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不一定就业，而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不一定不能就业。

再次，奥尔森对如何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分析不多。奥尔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取消一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我认为，这一政策建议虽然对消除分利集团有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导致国家衰亡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国家的繁荣。因为分利集团的影响毕竟只是国家兴衰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且，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保护贸易对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是有利的。英国在重商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就是保护主义政策，德国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也强调保护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发展，反而对这些国家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为了消除分利集团的消极影响，似乎应该要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是这将会使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损。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的差异，并且存在利益的差别。例如，取消保护关税政策，关税保护的一个很大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了使本国的该产业得到发展，在本国技术水平较低，而又不能够达到迅速获得先进国家的技术的时候，对本国的幼稚产业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不保护，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彻底崩溃，从而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还是强调前面的分析，奥尔森只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而且似乎是只用这一个因素来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权力与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

在年新出版的奥尔森的著作《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专制》一书以理性抉择为基础重新架构了政府如何影响经济繁荣的新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为什么有些类型的经济会趋向繁荣，而另一些类型的经济则陷入衰败之境？为什么有些政府会促进经济发展，而另一些类型的政府又会阻碍经济发展？苏联经济体制解体后，为何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使它繁荣起来，反而陷入长久衰退的困境？等等。

（一）理论内容

奥尔森认为，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经济繁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对所有的个人权利必须清晰明确的界定并使之具有安全性，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不存在对私人权利的掠夺。这样的条件在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社会中是能够达到的，这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政府的新的基本特征。在一些小团体中或在某种孤立的市场环境中即使不存在界定清楚的产权，合约也能够有效地执行，但是在现在复杂的市场体系中，如果没有政府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存在种种障碍与困难。因此，如果没有由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条件，要想发展起值得信赖的产权制度及合约的有效执行是不可能的。

奥尔森既不同意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传统的计划经济及福利国家。他认为，在一个大的组织（如国家）中，有些财富或劳务具有一种特性，即当团体中有人拥有它时，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分享。这一类的财富或劳务天生不适合于市场价格机制，因为靠市场是无法提供大家可以分享的公共物品的。许多政府劳务显然具有这种公共物品的性质，而这类的公共物品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不过，当政府提供这类公共物品的时候，经济自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限制，而妨碍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如果要改善国防、改革国家的司法制度等，公民的经济自由就可能由此而降低；还有，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因为政府的增税而降低。因此，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并非在于如何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于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够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扩展。

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市场扩展性政府”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所谓“市场扩展性政府”是指有足够的权力来形成和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市场扩展性政府”包括两个基本的条件：(1)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清楚的界定。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个人权利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才能承受的一种奢侈品，但它也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复杂的交易中获得收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只有所有的经济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权公正有效地履行他们所选择的合约时，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地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潜能。而合约能够公正有效地履行又必须以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和清楚的界定为基础。而且，这种个人权利并非是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或政府设计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个人所拥有的就仅仅是资财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一个社会只有能够保护和清楚界定个人权利时，人们才有动机去进行生产、投资和从事各种互利交易，社会经济才得以繁荣。(2)一个繁荣的市场不存在任何对个人财产的掠夺。在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中，在某种极权统治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以及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这种掠夺到处可见。但是，在个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对个人权利掠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掠夺往往是通过制定某种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对某些经济事务的管制，以及通过卡特尔来固定价格或工资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被少数人攫取，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被窒息，如果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被扭曲，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一定没有活力而僵滞。这是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并不能完全保证出现完善的市场、社会创新的充分利用、资源的有效配置及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但是，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二）理论贡献

奥尔森的这一理论与他前

面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理论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深化了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向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之一，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关于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的争论一直不断。政府究竟能不能够起作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他仅把这种原因泛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泛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就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影响而言，制度安排的结构如何、制度的产生与重建、制度变迁与演化如何，等等，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说诺思没有分析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起积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起消极作用。而通过奥尔森提出的“市场扩展性政府”概念，就能够分析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繁荣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可能就会对经济繁荣起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将他关于国家繁荣与衰退的论述更进了一步，增加了对政府限制或保护权利集团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加深入。而且奥尔森的分析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从个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出发，这实际上弥补了传统的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只从政治学或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而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五、结语

理论是分层次的，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许多角度的问题，而有的理论只能够解释某个领域、甚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反映了有的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有的理论是特殊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普遍的问题而否定该理论的正确性，也不能够因为一个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性而就肯定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涉及到这个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的问题。一般说来，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能够被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应用。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各个领域所应用，解释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这种普适性的理论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既要看到他所强调的理论的普适性，还要看到他所忽视的理论的特殊性；既要发展具有普遍解释性的理论，又要发展某个领域的特殊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Mancur Olson,2000.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5.王翼龙：《从引用率看美国经济学家排名》，载《经济学动态》，(9)。

6.Mancur Olson,.Scourge of Special Interests.The Economist,March 7th.

篇3：伯南克的经济思想述评

伯南克的经济思想述评

本文简要评述了伯南克的经济思想,以及如果以他的经济思想为指导制定的'经济政策将会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作者：尹德洪 YIN Dehong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刊名：上海金融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 年，卷(期)： “”(1) 分类号：F09.3 关键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美国经济中国经济

篇4：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一、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1975年，罗默偶然读到了一本森岛通夫的著作(1973)，森岛证明，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精确的研究。森岛的著作对罗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年中，罗默以置盐信雄和森岛创建的模型为基础，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研究。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其技术推导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证明了森岛所谓的“基本马克思主义定理”的正确性：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于均衡状态下的一种正的利润率。而且，在罗默的模型中，不同企业之间利润率相等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而出现的：森岛的模型不是一个均衡的模型，只是简单地假设了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罗默写了几篇关于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概括了置盐的观点：在一个资本家采用成本－节约创新的经济中，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利润率将永远不会下降。在罗默的模型中，他假设资本家对于一种新技术的经济寿命有着理性预期。然而，如果固定资本在经济上比预期时间更早地被废弃了，那么由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利润率就会下降。不断提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途径。因而，资本主义是否会倾向于经历一种下降的利润率问题，包含着实际工资与技术变革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是否是缺乏远见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

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正处于一种相当沉闷的状况。其主要的解释模式是机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前者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可以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加以解释；而后者认为，结构的强制力没有给个人选择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就方法论而言，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属于“资本主义”概念论的领域，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解析论理学、统计数据分析和数理经济学也是如此。

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的出版是摧毁这个思想狭隘领域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引言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被定义为“由很多个人（他们被假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行动的结果导出整个社会的总体行为”。

在这本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讨论是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阶级意识与技术选择”一节中，罗默证明，如果最有效率的技术有增强工人自身组织能力的内在效应的话，则剥削工人可能要求使用次优技术。在“技术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节中，采用一种不同的框架也进行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这两个讨论都是高度抽象的，没有更多地注意细节、技巧和现实生活的例子。罗默喜欢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的镜片来考虑全部经济现象的习惯可能使他转向研究这种模型。尽管罗默最终确实转向了议价理论，但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方法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实证分析的缘故。

三、《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

1982年，罗默出版了一本大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的著作——《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在引言中，他声称这本书是由一种试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社会发展的兴趣所激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罗默研究了一种私人所有权经济的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代理人被描述为被赋予了劳动力和商品——这些可作为生产中的投入品（也就是资本）。一个代理人能够选择雇用劳动力在依靠他的资本的“他的工场”中工作，也可以在他利用自己的资本建立在工场中使用他自身的劳动力，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去其他某个人的工场中工作）。对于一个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说，他有一个最适合的解，这可以用表1中系统性组合的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体现出来。

表1 代理人的阶级身份

自己的雇用出售

0 + 0 纯粹的资本家

+ + 0 不完全的资本家

+ 0 0 独立的工匠

+ 0 + 不完全的无产者

0 0 + 无产者

“自己的”、“雇用”和“出售”分别意味着“在一个人自己的工场中工作”、“雇用劳动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同时，“＋”意味着该代理人从事那项活动，而“0”则意味着他不从事该项活动。这三种活动的五个可能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合限定了一种阶级身份：一个阶级是由一个代理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财富确定的。这样，在这个模型的一个再生解中，每个代理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看作是上述五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形成是内生的：因为代理人的阶级是伴随着经济行为而出现的。

一个代理人的阶级身份和他是否被剥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罗默把剥削定义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概括，即剥削是由不平等的劳动力交换来度量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被剥削了，因为无产者所接受的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要少于他们为赚取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而提供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将这一差别称为剩余劳动，而且他用剩余劳动相对于必要劳动的比率来度量剥削率。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可以看作是他们为了使用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存量而付出的一种租金，因而使他们自己能够谋生。在罗默的一般模型中不存在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相反，每个代理人会选择劳动和商品的矢量以使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该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受他的预算和资本约束的商品和闲暇。在一个再生解中，如果一个代理人赚取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到包含着与他付出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么他就被剥削了；如果无论他怎样花费他的收入，他总能买到包含着比他付出的劳动更多的一个商品组合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剥削者。收入由工资以及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利润和收益构成。

在这个模型中，剥削和阶级身份是两个独立定义的概念。阶级－剥削一致原理(CECP)这一主要定理表明，在均衡情况下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不完全的资本家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一个剥削者，而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无产者或无产者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都是被剥削的。独立工匠的剥削状况是不确定的，这要取决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可以是剥削者、被剥削者或者都不是。因此，这个模型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采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提供了一种联系。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罗默提出了一种剥削的一般理论，使用了来自于合作博弈论基础课程的概念。例如，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如果根据人均份额来提取社会可转让资产，并存在这样一种分配：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比初始均衡时境况更好，但不对余数进行分配以使每个成员都像他们处于均衡时那样富裕，那么，在一种均衡情况下，代理人的一个联盟就被剥削了。

该模型之所以引起争议，不仅仅因为它们使用了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和博弈论，而且因为把剥削和阶级归于代理人的

不同的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这样，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价值的劳动理论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劳动过程被假定不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而且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罗默对这一点的辩护是，他的模型表明剥削和阶级可以出现在一个私人所有制经济中，即使劳动过程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的合同能够无成本地执行。但是，罗默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理论，在该理论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生产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原则上，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资本主义充满了剥削和阶级，但其中劳动的过程是民主的。

四、关于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

1987年以来，罗默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药方是废除生产的可转让手段中的私人财产，并代之以公共所有权。但是，在经济学家中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所有权的定义。在对公共所有权的机制－设计方法中，罗默和Silvestre假设了这样一个经典的经济环境：所有技术都是不变的而且是规模收益递减的。但是，当企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者（即生产中存在不可分性或规模收益递增）时，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公共所有权经常是私人所有权的.一种替换物。众所周知，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不会导致效率，这样就留给了政府两种选择：试图对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然垄断者进行规制，或者进行国有化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企业加以规制。20世纪80年代的常规认识是，从一种经济的观点来看，第一个选择要更好一些。罗默和Silvestre对此提出了挑战。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环境中，管理者不知道企业的确切的成本函数，他们只能对规制一个私人垄断者和规制或者补贴一个公共企业的福利后果进行比较。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比另外一种一贯地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哪一个的福利更优取决于该经济的种种参数。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假设公共管理者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包括：关心消费者中的大众性（因为是他们选举可能比管理者有着更大权力的政治家），并且关心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共企业中的工人号称比私人企业中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然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公共企业在福利上可能远远超过了受规制的私人垄断者。

和很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罗默有一段时间鼓吹一种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形式。他在与Ortuno和Silvestre一起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1990)一文中，将作为一种经济上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1)所有私人商品包括劳动力是通过市场分配的；(2)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且是公共所有的；后者意味着利润是通过一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分配给公民的；(3)投资的方式和水平可能是通过政治党派的竞争民主地决定的；(4)政府利用价格、数量和税收工具来贯彻期望的投资形式。三个模型被建立起来了，每一个都符合这四项要求。作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沿袭了奥斯卡·兰格1938年的开创性论文的传统。

五、革命斗争的博弈分析

在罗默的论文(1985,1988)中，他描述了“列宁和沙皇”之间的一种博弈。革命以前的情况被看作是一种收入分配的模型。列宁提出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而沙皇则针对那些参加了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惩罚——罚金。假设沙皇首先采取行动，则任务是描绘两个当事人的均衡策略。在考虑了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情况下的收益大小以及失败情况下的惩罚大小以后，如果联盟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超过了他目前的收入，那么反对沙皇的一个联盟将会形成。反过来，成功的机会是联盟（假使它已经形成）的规模和成员人数以及惩罚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受制于三个约束条件：(1)联盟单调性：随着更多的人加入一个联盟，成功机会决不会减少；(2)惩罚单调性：随着惩罚变得更加严厉，成功的机会决不会减少；(3)贫乏和饥饿：在一个联盟中增加一个穷人所提高的成功的机会至少像增加一个更富的人那样多。

罗默指出，第一个条件“几乎不需要去激发。”但是，去想象不能满足的情况并非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正如罗默本人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获得的。在集体行动中一个人的功效取决于动力和资源。由于前者是收入的一个减函数而后者是收入的一个增函数，因而收入对功效的净影响一般是中性的。第二个条件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只有在联盟已经成功地形成的情况下是适用的，这种印象就会消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会减少可能形成的联盟的数量，但会增加已经形成的联盟的成功机会。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罗默以其特有的坦率宣称“这样假设是为了使沙皇成为一个不平常的游戏者”，好像在争论中它的惟一作用是让他展示他的技能。但是，这个假设实质上是正确的。正如罗默评论道：“统治越是专制，人民就越是激怒，而且革命性的企图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单调性的假设是建立在“专制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另外，惩罚的严厉充当了每一个潜在革命者的一个信号，即政权相信它自己已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因此他不会像他自己相信的那样孤立。如果潜在的革命者们有着自信－博弈的偏好，则一个人是不孤立的认识恰恰是发动革命行动所必需的。

罗默证明，首先，如果把惩罚单调性假设再加强一点点，以致可以宣称惩罚的每一次增加实际上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与不减少它们截然不同），那么，一个具有理性的沙皇强制实行最大的惩罚决不会是合算的，因为它们的威慑作用往往要小于来自专制心理的作用。接下来，他引入了“相对严厉”的附加假设：如果沙皇对某个已经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再提高一点点惩罚，那么它所带来的成功增加的可能性就要高于对一个受到更轻惩罚威胁的人提高同样程度的惩罚。在这些条件下，列宁的理性选择是提出（与任何意识形态的公正无关）一种“渐进的”收入再分配，即把富人的收入拿给穷人。在这种情况下，“贫乏和饥饿”的原则被更强的“匀称”原则所取代。根据后一个原则，成功的可能性是一个联盟规模的一个简单的函数，联盟成员的收入没有差别。

六、小结

罗默的著作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那具有洞察力的、原创性的思想。他是一位具有超人技能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思想，并且已经试图系统地阐述了公共所有权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

【参考文献】

① J.Roemer(1978),“Neoclassicism,Marxism,and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2:147-62.

② J.Roemer(1981),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J.Roemer(1982),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④ J.Roemer(1985),“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Econometrica53:85-108.

⑤ J.Roemer(1988),“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A Tale ofLenin and the Tsar”,in M.Taylor(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9-44.

⑥ J.Roemer,I.Ortuno-Ortin and J.Silvestre(1990),“Market Socialism”,U.C.Davis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355.

篇5：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西斯蒙第在主观愿望上是真诚地忠实于劳动者的，无论他的经济著作或历史著作都充满了对劳动者的深深的同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在书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性质和对象的主张、对古典学派的方法的批判，以及使政治经济学从属于伦理学的企图，都始终贯穿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由此奠定了他在社会伦理学中的地位。具体说，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由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P22)从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应当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道德科学，在理论上应研究为满足人的需要寻求道德依据。他指责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而把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属于伦理学。

作为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显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基于对人的关爱，他将主导经济学派所一贯忽视的某些事实，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显著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伦理学说对经济理论的实现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他对人的重视和关爱，他的谆谆教诲和劝诫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经济实践的各国政府、社会及团体的探讨和关注。事实证明，经济学不可能放弃它对伦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则将加剧随着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大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

二、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来看，消费处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他指责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为此，他从而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来，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消费决定生产，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会里的人应该使自己消费适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决定于财富分配的多少。在这里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1](P634)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他反对无限度的生产，认为无限度生产是不平等不断发展不断加深的原因。无限度的生产严重侵犯了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从而扩大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为了使人够休息而劳动的；……如果剥夺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剥夺短工夜间的休息时间而让他劳动，如果为争取生活资料的奔波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间，那么，干这些事情的那只同时也必然洽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1](P231)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现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他从工人群众的幸福、权利出发，指出了无限度生产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1](P232)由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又转到了对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驳诉了资本主义分配，认为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国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予以人道主义的救助和干预，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病。他说：“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义和同情，把贫困的工人群众看作国家福利事业救助的对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来缩短贫富差距，铲除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滋生的根源。这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气质。

西斯蒙第把消费列为首位是不科学的，这完全颠倒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在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为需要提供对象，规定需要的方式，而且为需要提供物质。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特点，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说教来描述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但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感情需要出发，看到了需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从人本主义出发，强调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的平等权利，强调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分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具有明确的平等观念，这同古典学派盲目地强调大机器生产作用而漠视人的状况的机械教条味是不同的。

三、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抨击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和自由竞争。西斯蒙第的经济学是以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及消费先于生产为假设的。如果说产品是以收入来购买的，那么生产超过收入即生产超过消费，就必然造成危机。因此，危机是生产和消费失衡的矛盾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的扩大再生产造成的。而生产主要是由于机器的增多而进行的，随着大生产的发展，机器排挤工作，工资下降，城乡小生产者破产，而产品堆积如山，工人却无购买能力，食不果腹，处于悲惨的境地。看到这些灾难，关心贫民百姓生产的西斯蒙第不能不表示悲愤。他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大机器生产和技术进步。

但一般来说，西斯蒙第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他还是欢迎技

术发明而指责落后和停滞不前的，他在指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说这是文化进步必不可免的结果，同时指出：“那么，能不能就断定说，凡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发明都必定是对某些人有害的吗？因此正是通过这样的发明，社会才有进步，正是领先这样的发明，人类的劳动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很快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一项提高人类劳动能力的技术发明都是有益的；但是，只有按它和消费的比例来应用才会有益。”[1](P211)西斯蒙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双刃剑”效应，仍然是立足人本身，去考虑到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并希望增进人类利益的普遍协调和共同进步。在他那个时代，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斯蒙第无疑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一切的，对无辜的人民群众的苦难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而古典学派认为机器是有益的，它能提供廉价的商品，在某种程序上能够创造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对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苦难，抱着镇定沉着的态度。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西斯蒙第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伦理的角度，对人民群众的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并对大机器生产斥以人道主义的强烈抗议，他只是想阻止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苦难，并不反对社会进步，希望社会进步同人民的利益协调发展，这种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西斯蒙第对竞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主张提出了异议。认为追求廉价不但促使企业主在原料方面节省，而且也在人工方面节省。竞争促使妇女和儿童代替成年人挑起生产的担子。企业主不分白天黑夜强迫工人劳动，竞争损害了人类的生命力这种最宝贵的资本。如果廉价竞争是以摧残工人健康为代价，则竞争显然只产生害处而没有好处。公众的利益不仅在于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在于保持身体健康。西斯蒙第这个观点的正义性是无法否认的。他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指出自由竞争使人们为保全自己，追求各自的利益相互伤害，最终违反全人类的利益。“每个人不顾别人的利益而只追求个人的利益。……于是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在这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斗争，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1](P243)

“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1](P243)在这里，他一语道破了人具有自利的本性，人是基于自利、自爱的本性来从事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的，肯定没有人为公众利益而作对自己有害的事，人既然有权享受幸福生产，他就有理由围绕利益而进行活动。在自由竞争的驱使下，势必引起人们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冲突，妨碍全人类道德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西斯蒙第寄希望于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人们逐利过程中有害的盲目冲动，限制不正当竞争，并制定从业规则，建立合乎道德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自由追逐个人利益的制度，但他也反对以团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利益一定要保存，因为不要个人利益，商品生产就不能存在。

四、西斯蒙第站在伦理学的角度，肯定了良好道德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说：“道德，即热爱秩序、节约、俭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1](P245)同时他指出：“这些道德几乎永远是由公共组织来培养的。宗教教育、政府和荣誉感，在改变人的本性。”[1](P245)他认为社会、政府应为良好道德的建立、培养付诸努力，通过道德教育和感召力量来改变人们的自私本性，从而使自利和利他相协调，这种社会道德在保障人们的幸福方面都会行之有效。西斯蒙第把道德信任引入商业流通的银行信贷关系中，认为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节省交易费用，保持商业流通的正常运转，也有助于银行产业的发展。他说：“毫无疑问，发行银行券和供应流通的货币比较起来，是一个更为经济的手段。”[1](P335)“如果商品的流通不变，在商业丧失食用时要比它保有食用时有更多的现金才能使货币相应地流通。”[1](P343)如果以诚实、信任建立的信用制度一旦丧失，则一切契约都将不能履行，银行产业也将面临破产，因此，诚实、信任是契约建立的前提。西斯蒙第援引当时美国的例子：“美国人把建立银行和根据每个公民的信任发行银行券的权利看作是美国人的一份自由权”，[1](P334)“今天，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完全信任，美国非常迅速地繁荣起来……”在他看来良好的信贷关系是美国繁荣的基础和保证。但是由于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完善，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没有成熟的保障条件，美国有时也会因之引起大量破产现象。因此，西斯蒙第把这种信贷关系，称为“一种不合理的企业精神。”[1](P336)认为它就“安全、正常和道义而言，这是非常拙劣的手段”。[1](P335)从理论来说，西斯蒙第非常支持以“诚实、信任、安全、公平”为基础建立的信贷关系。当跨入21世纪的社会学者在津津乐道地讨论信任、公平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经济交易中的价值问题时，早在二百年前的西斯蒙第已经以独特的眼光研究了信任等伦理道德观念的经济价值。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批判，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道德、良心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分析，以浪漫、伤感的笔调来描绘他一心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一方面源于他所处那个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蕴含在他心底里对劳动人民的深深的同情及其滋长的人道主义的力量，这使他的伦理道德的精神超过了对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他重视人本身，重视人人都有追求幸福、满足享乐的权利和平等性，提倡人的地位、尊严的平等，他把诸如诚信、守法、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带入经济理论的分析中，强调它们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关爱全人类的利益，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把贫穷的劳动群众纳入公共慈善事业，尽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完成最终满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宏伟大业，为此他提出一系列改良计划，使他的经济理论充满人道主义色彩。虽然他的理论带有空想成份。但是，人道主义的实现本身就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正是西斯蒙第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执着与热情，才引起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参考文献】

[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篇6：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从人的感情和需要出发来分析、研究社会经济,使他们经济学说始终贯穿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文章从西斯蒙第古典学派方法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性质、目的`和对象的主张出发来阐述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

作者：毛韵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刊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4)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经济伦理

篇7：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1] [2] [3] [4]

【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