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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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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简介

篇1：赵顼简介

宋神宗赵顼

(1048～1085) 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1085年在位。

年号为熙宁、元丰。宋英宗赵曙之子，继位时不满二十岁。他怀有恢复旧疆的强烈愿望，十多岁时，曾披甲去见祖母曹后；对群臣提到仁宗时辽朝趁宋西边紧张之际，兴端讹诈，便激动得落泪。继位后，即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致国盛强之道，试图有一番作为。但富弼要他二十年不谈兵。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君臣之间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神宗遂将革新的重任寄托于王安石，自熙宁二年(1069)开展了蓬勃的变法运动。熙宁年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诸如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封建统治力量的加强，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等等，同神宗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但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在抑制豪强、调节社会矛盾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神宗与王安石的分歧也暴露出来。神宗总是经不住豪强兼并势力及其代言人的威吓，一再表现出犹豫动摇，因而王安石当面批评他“刚健不足”，称他的作为不过是“纸铺孙家所为”，不能压下豪强兼并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变法产生更多的成效。随着分歧的扩大，王安石两次罢相，神宗亲自主持变法，用一些唯唯诺诺的庸人如王珪之流趋奉左右，不但失去熙宁年间的开明气象，而且“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把变法引导到单纯增加财政收入和强化专制统治的道路上。国家专利制度扩大了，如部分川茶因同西北少数民族博易马匹而变为征榷，京东冶铁也成为国家的专利。征榷制扩大的结果，连变怯派章惇也不得不承认它的严重性，指出：“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一日不去，有一日之害。”于此同时，在神宗主持下，对职官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见元丰改制)。元丰四年(1081)，神宗还凭借几年来积蓄的军事力量，对西夏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是年八月，在宋夏交界的弧形线上，宋调动了熙河、奏凤等五路大军，不下四十万，运夫也有二十多万，准备一举攻占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西南)，击破西夏。由于“五路并进，而无大帅”，步调既不一致，各路又互不协同，加上领兵将官高遵裕、王中正辈的庸劣，泾原、环庆两路军屯兵于西平府城下，被西夏决七级渠冲淹，以至溃败逃散，以失败告终。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据有了兰州，切断西夏同河西走廊的联系，为环攻西夏造成有利态势；控扼了横山之险，给直取兴庆、西平创造了前沿阵地。为保持这一战果，神宗于元丰五年八月下令修筑永乐城(令陕西米脂西北)。筑城的民夫达十余万人，由鄜延路十余万蕃汉军掩护。城寨距银州二十五里，“地形险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赐名银川寨。西夏以倾国之师来争。主持永乐城修筑和防御任务的是志大才疏不懂军事的徐禧，既不能用以逸待劳之势对来犯的西夏军以迎头痛击，又不知以重兵保护水道，遂陷于西夏军重重包围之中。城陷，徐禧、李舜举和李稷以下数万宋军民夫全部死难。噩耗传来，神宗彻夜绕床不眠，次日对辅臣痛哭失声。自此，郁闷于怀，元丰八年春病死。随后，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篇2：瑶台第一层,瑶台第一层赵顼,瑶台第一层的意思,瑶台第一层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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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台第一层

作者：赵顼朝代：宋体裁：词西母池边宴罢，赠南枝、步玉霄。绪风和扇，冰华发秀，雪质孤高。汉陂呈练影，问是谁、独立江皋。便凝望、壶中璧，天下琼瑶。清标。曾陪胜赏，坐望愁、解使尘消。况双成与乳丹点染，都付香梢。寿妆酥冷，郢韵佩举，麝卷云绡。乐逍遥。凤凰台畔，取次忆吹箫。

篇3：赵炅简介

宋太宗赵炅宋朝

宋太宗（939—997）北宋皇帝（976—997）。名赵炅。太祖弟，初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名炅。他曾参加陈桥驿兵变，拥立其兄为帝。继承太祖各个击破割据政权的方针,迫吴越王献土归降，又亲征灭北汉，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在两次对辽征战失败后,采取消极防守的方针。对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科举取士制度，建崇文院编《太平御览》等。他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统治晚期剥削加重，激起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背弃了“金匮之盟”，费其弟光美为庶人后杀掉，又费其长子楚王元左为百姓。9，病逝于汴京万授殿，终年五十九岁。

篇4：赵眘简介

宋孝宗赵眘

(1127～1194) 南宋第二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高宗赵构无子，立为太子，1162年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即继位为帝。

1162～1189年在位。年号先后为隆兴、乾道、淳熙。即位后为岳飞平反，起用张浚为枢密使，命他部署北伐。宋军虽克复宿州治所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但随即溃败。隆兴二年(1164)与金订立和议(见隆兴和议)，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少银、绢各五万两、匹。此后训练军队，整顿财政，与金处于相持状态。宋孝宗是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统治期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淳熙十六年(1189)传位于太子赵惇(宋光宗)，称寿皇圣帝。死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篇5：赵恒简介

宋真宗赵恒

(968～1022) 北宋第三代皇帝。997～1022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

宋太宗赵炅之子。真宗统治时期，宋代政治制度如职官、科举等日趋完备，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景德元年(1004)，辽兵大举攻宋，真宗在宰相寇准推动下，勉强北上，至前线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大批银绢，结为兄弟之国。为掩盖澶渊之盟的“屈辱”，真宗与宰相王钦若合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伪造“天书”下降，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建玉清昭应宫等，耗费大量人力财力

篇6：赵昰简介

宋端宗赵昰简介

德祐二年（1276）二月，南宋正式投降元朝，延续了300余年的宋朝宣告灭亡。

此后，赵昰、赵昺兄弟先后被宋室遗民拥立为帝，建立起流亡小朝廷，南宋臣民的抗元斗争在二王的旗帜下又坚持了数年。此时元朝一统中原已是大势所趋，小朝廷的反抗也只是垂死挣扎而已。尽管如此，南宋臣民体现出的忠义之气，仍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流亡小朝廷

德祐二年正月，宋朝败亡已定。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二王逃出了临安。赵昰一行躲过元军的层层围堵，到达温州。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座江心寺，南宋初年高宗南逃的时候曾到过这里，其御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于座下大哭，拥戴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昺为副元帅。此后二王就成为宋室遗民心目中仅存的希望。

都元帅府成立后，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进封赵昺为卫王。已经两次逃跑的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主管殿前司。流亡小朝廷在福州建立起来，并粗具规模。

流亡政权刚建立，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争权夺利，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分化了本已非常孱弱的力量。时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居中掌权，秀王赵与檡以赵氏宗亲的身份对杨亮节的所作所为多所谏止，遭到杨亮节的忌恨。杨亮节遂把赵与檡派往浙东。朝臣有人言秀王忠孝两全，应该留下来辅佐朝廷，杨亮节听后更为忧虑，担心自己地位难保，驱逐赵与檡的心意更加坚决。赵与檡后来在处州与元军交战，被俘不屈而死。宰相陈宜中此时又使出自己擅长的党同伐异手段，排斥异已，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出朝廷。在小朝廷立足未稳的时刻，陈宜中的这种行为引起众人的普遍不满，张世杰责备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南宋虽然已经投降元朝，但还有许多地区依然掌握在宋室遗民的手中。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坚守的淮东、淮西地区也进行着拉锯战。但在元军的进攻下，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拥有的兵力远比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与之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由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陈宜中一直就是一个胆小鬼，张世杰也“惟务远遁”，因此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昰、卫王赵昺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逃跑，刚刚入海，就与元朝水军相遇，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才侥幸得以脱身。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四处流亡。

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的洲。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第三次充当了可耻的逃兵。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惊恐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于洲，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下。洲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派军想夺回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新会市南，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宽仅里许，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舟。“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和中午涨潮落潮时分，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宋军大败。

小朝廷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张世杰已经对前途不抱希望，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0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一个暴风雨的早晨，元军对宋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多艘战舰被毁。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

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时，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文天祥此时正在崖山元营，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他在诗中写道：“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据记载，宋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10万人！

陆秀夫负帝投海图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乡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痛哭，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亡海上。突遭暴风雨，张世杰仰天大呼：“我为赵氏已经尽心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已亡矣。如今遭逢大风，不知天意如何？若老天不要我存复赵氏，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话语刚落，狂风大作，船便沉于海中。

崖山之战是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是崖山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如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不能不让人叹服。

宋陵大浩劫

宋朝皇帝陵墓本在河南奉先（河南巩义市），北宋9帝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客死异乡外，其余7帝均葬于此。北宋灭亡以后，河南地区为金朝控制，宋帝当然不能继续葬在奉先。绍兴元年（1131），哲宗皇后孟氏去世，遗命先择地“攒殡”，待恢复中原以后，再归葬河南。后葬于绍兴府会稽县宝山泰宁寺。后来此地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及徽宗梓宫均葬在这里。

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老师的关系被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篇7：赵显简介

宋恭帝赵显简介

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昰7岁，全皇后所生的赵显4岁，俞修容所生赵昺3岁。

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众人以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但贾似道和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于是赵显被立为帝，是为恭帝。恭帝此时年纪尚幼，因此由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在理宗和度宗统治时期，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恭帝即位不满二年，宋廷就投降了元朝。宋室江山是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后又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写诗讥讽道：

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孤儿寡母：南宋王朝的灭亡

赵显即位之时，宋室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咸淳十年九月，元军向南宋发起了总攻。十二月，伯颜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守军，汉阳、鄂州相继陷落。伯颜留下部分士兵守卫鄂州，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的守将多是吕氏旧部，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地突破长江防线，于德祐元年（1275）春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兵临建康城下。

鄂州陷落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大震，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指望他能像理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不得已，在临安设都督府，准备出征。蒙军的一路统帅刘整原系宋朝骁将，理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刘整为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归降蒙古。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祐元年正月，听说刘整死后，他才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上表恭帝，请求出征。

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10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0公里）。二月，行至芜湖，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言下之意，宋朝历时已近3，国势已尽，不要为它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

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率后军驻扎于鲁港，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驻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夏贵率战舰3500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仍然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同忽必烈讲和的老路，因此下令释放元朝俘虏，送荔枝、黄柑等物给伯颜，希望通过称臣纳币求得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不能满足元人的贪欲，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孙虎臣、夏贵两道防线，直抵鲁港，宋军大败，死者无数，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仓惶逃到扬州。

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度宗尊之为“师臣”，众臣视之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讽之曰：

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

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贾似道战败后，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谢太后却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仅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并抄没其家产。行至漳州，贾似道于木绵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祐元年十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元军逼近平江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祐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德祐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了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是和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德祐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便再一次抛弃了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显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至此，延续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

篇8：赵禥简介

宋度宗赵禥简介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皇帝，度宗赵禥都是幸运和不幸的复合体。作为一个人，其母亲地位低下，怀孕期间服用堕胎药，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这是他的不幸；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却仅凭着与理宗的血缘关系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又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皇帝，他却始终受制于权臣贾似道，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而虽然他昏庸无能、荒淫无度，在他统治期间内宋朝的灭亡已近在眼前，却最终得以寿终正寝，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又是度宗作为一个皇帝的幸运。

十年天子：先天不足的皇帝

理宗曾经有两个儿子，即永王赵缉和昭王赵绎，但都夭折了。此后，后宫再没有为理宗生下皇子。吏部侍郎兼给事中洪咨夔曾建议理宗选宗室子弟养育宫中，择其优者为皇子，但理宗此时刚过中年，仍然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所以没有采纳。淳祐六年（1246)，理宗已经年过40，仍然没有儿子，而立储之事已经不能再无限期拖延下去，遂开始物色皇子人选。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理宗理所当然地倾向于亲弟弟赵与芮的儿子，即后来成为皇帝的度宗。

度宗于嘉熙四年（1240）四月九日出生，小名德孙，母黄氏。黄氏名叫定喜，是赵与芮夫人李氏陪嫁而来的侍女，地位十分低下，后被赵与芮看中，二人有了夫妻之实。黄氏怀孕的时候，担心由于自己的地位影响孩子的未来，曾服药物堕胎，但没有成功。度宗极有可能是在母腹中受药物影响，发育迟缓，手脚发软，很晚才能走路，7岁才会说话，智力也低于正常孩子。《宋史·度宗本纪》所谓度宗“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除了7岁才会说话为事实以外，其余夸赞都应该是出于史家的溢美之辞，不足为信。

当时曾流传很多度宗出生时的神话，赵与芮的母亲全氏说夜晚梦到神仙对她说：“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也就是说，上天虽然给你送来一个孙子，但却不能继承本家香火，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成为别人的孩子。这显然是骗人的把戏，赵与莒、赵与芮兄弟均为全氏之子，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赵与芮的夫人钱氏曾梦到日光照亮黄氏居住的屋子。黄氏则说有彩衣神仙抱着一条小龙放到自己怀中，随后怀孕，度宗出生的时候，屋内有红色光芒发出。这些神话大概是度宗被选为皇子以后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度宗继承皇位乃天命所定，这是历代以来君权神授观念的必然结果。

理宗既然有了立德孙为皇子的愿望，便于淳祐六年十月将他接入宫内接受教育，赐名孟启。宝祐元年（1253）正月，又立他为皇子，赐名禥，正式确立了皇储身份。十月，又封赵禥为忠王。

由于赵禥的先天缺陷，当朝大臣多反对将他立为皇储。理宗为了说服大臣，甚至以完全虚幻的梦境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曾梦到神人相告“此（指度宗）十年太平天子也”。理宗此举表明立储之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性的手段。然而，理宗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说出的话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度宗后来果然作了天子，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理宗曾向宰相吴潜表示要立赵禥为太子，吴潜上奏曰：“臣没有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忠王恐怕也没有陛下那样的福份。”理宗当初是在史弥远的扶持下篡夺了皇子赵竑的皇位，吴潜此话，一语双关，不但反对立赵禥为太子，而且触及到理宗与史弥远阴谋篡位的痛处，这让理宗十分尴尬，却无言以对，毕竟吴潜说的是事实。然而，立太子乃国家大事，宰相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理宗不能置吴潜的意见于不顾，遂有罢免吴潜之意。

理宗与吴潜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当初宋蒙交战之际，由于军情紧急，吴潜行事往往先斩后奏，这种行为让理宗深为不满。开庆元年（1259），蒙军渡过长江，围攻鄂州，理宗询问吴潜对敌之策，吴潜主张理宗迁都以避敌锋芒，自己死守临安。理宗竟哭着质问吴潜：“你想作张邦昌吗？”言外之意，就是指责吴潜要另立朝廷，图谋篡位。蒙古军撤走以后，理宗对群臣说：“吴潜几误朕。”显然是将君臣之间的不和公诸于众。二人之间在立储问题上的分歧，被右丞相贾似道利用。贾似道与吴潜早有矛盾。鄂州之战前，吴潜听从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让贾似道移屯黄州。黄州乃是军事要冲，贾似道以为吴潜此举是要将他置于死地，因此怀恨在心。此时贾似道趁机上书，力主立忠王为太子，以迎合理宗之意，又命侍御史沈炎罗织吴潜指挥作战不力、在立储问题上“奸谋不测”等罪名。理宗便罢免了吴潜，扫清了立储问题上的一大障碍。景定元年（1260）六月，理宗下诏立忠王赵禥为太子。

在此过程中，似乎还夹杂着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魏紫姚黄”的传说。理宗有一个外甥名叫关孙，是理宗的亲姐姐四郡主与魏峻的孩子。关孙深得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经常向理宗提起关孙，并为关孙求官职。理宗因为母亲的缘故，就想召关孙到宫中看一下，然后授与官职。按照规定，凡是异姓进入皇宫必须佩带腰牌，赵姓宗室子弟则不用。这次召见乃是一时权宜，便令关孙假名（赵）孟关，冒充宗室进入皇宫。赵禥不知从何处得来关孙进宫的消息，也与之同时进宫。史书对当时情况描绘得非常隐讳，并没有提到理宗见到二人前后的情况，但可以推测，理宗当时可能非常喜欢关孙。赵禥对此非常忧虑，不明白理宗为何要召见关孙，并赐他宗子的名字。他感受到了来自关孙的巨大压力，以为理宗要用关孙来取代自己，在事后就散布了“魏太子”的传言，说理宗有意立关孙为太子。赵禥此举非常狠毒，散布这种传言实际上是要将关孙置于死地。宰相王伯大和吴潜专门就此事上疏理宗求证，理宗表示并无此事，然而此后“四方遂有魏紫姚黄之传”。魏紫、姚黄都是牡丹花的品种，魏紫相传是宋初宰相魏仁浦家所种植，用魏紫来比喻关孙，表示其母为郡主，身份高贵；姚黄相传出自寻常百姓家，用它来比喻赵禥，暗示其母为侍女，身份卑微。虽然据理宗说并无调换之意，但后来关孙却非常“巧合”地淹死在赵与芮府邸瑶圃池中，遂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遐想空间，极有可能是赵禥父子谋害了理宗姐姐的孩子，以解除对赵禥皇位的威胁。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只能是难以破解的谜了。

理宗对赵禥的教育非常严格。赵禥7岁时，理宗就让他入宫内小学读书，立为皇子后，又为他专门建造“资善堂”，作为学习的场所，并亲自为他作了一篇《资善堂记》。理宗还遍选名家作赵禥的老师，如汤汉、杨栋、叶梦鼎等人，都是名闻一时的大儒。理宗对赵禥每天的日程作了严格的规定，鸡初鸣入宫向理宗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就要到会议所参加处理政事，以锻炼其理政能力。从会议所出来以后，去讲堂听各位老师讲说经史，终日手不释卷。傍晚的时候，再到理宗面前问安，理宗借机考问他当天所学的内容，回答得正确，赐座赐茶；回答得不对，理宗则为他反复剖析；讲完以后，如果赵禥还不明白，就会受到理宗的斥责，令其明日再学。由于赵禥先天存在缺陷，因此学业并没有太大长进，经常惹得理宗大怒。然而赵禥毕竟是与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即便不成器，理宗也只能尽力而已。

理宗知道赵禥资质太差，很难有所作为，就为他娶了一位聪明机智、颇识大体的妻子。赵禥的妻子名叫全玖，出身名门世家，是理宗母亲全太后的侄孙女，与度宗是表兄妹关系。全玖眉目清秀，仪态端庄。其父是一位地方官，全玖自幼随父亲游历各地，因此言语伶俐，对时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全玖初入宫时，理宗抚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全玖听后，并没有哭诉父亲的去世，反而对理宗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理宗感于全玖才智出众，景定二年十二月，将她册封为皇太子妃，让她辅助赵禥，倒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

景定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尊理宗皇后谢氏为太后。群臣对赵禥的能力心中有数，故此时赵禥虽已25岁，但仍有人上表请求谢太后垂帘听政，终因不合祖宗法度而作罢。

度宗即位之初，出台了一些措施，以示将力求有所作为。他任命马廷鸾、留梦炎为侍读，李伯玉、陈宗礼、范东叟兼侍讲，何基、徐几兼崇政殿说书，以求能随时听这些大臣讲求治国之道。又下诏要求各级臣僚直言奏事，特别要求先朝旧臣赵葵、谢方叔、程元凤、马光祖、李曾伯等指出朝政中的弊端，以便加以改进。

然而，度宗这些举措无非是装模作样而已，很快他就沉迷于声色犬马，少有时间和精力打理朝政。史书中说，度宗作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当上皇帝以后，更加放纵。这一点，度宗算是继承了理宗的衣钵。宋制规定：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早晨要到门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到门谢恩的嫔妃竟达30余人！度宗日夜沉溺于酒色之中，连公文也懒于批复，张像（南宋初理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主张抗金。）交给最宠爱的妃子会稽郡夫人王秋儿等人处理。侍御史程无岳曾规劝过度宗：“帝王长寿的方法在于修德，清心、寡欲、崇俭都是长寿的根本。”看来后宫之事已为外朝官员所知，只是这些人不敢直接指责皇帝的“家事”，而是以相当委婉的方式加以规劝。度宗当面表示“嘉纳”，但实际上仍旧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会。

理宗在世时，就以崇尚理学著称，他为赵禥选的老师，也多是一些理学名家，受此影响，度宗对理学也十分偏爱。早在作太子时，他就在一次前往太学拜谒孔子时，提出增加张栻、吕祖谦为从祀，深得理宗赞赏。即位以后，他提拔了一些理学之名士如江万里、何基等人，录用前代理学大家张九成、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后代为官，理学门徒也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职位。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度宗推崇理学，但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却几乎对他完全不起作用，他仍然每日沉迷于美色之中，醉生梦死。

篇9：赵扩简介

宋宁宗赵扩简介

宁宗赵扩是南宋第四位皇帝，生于乾道四年（1168）十一月九日。他的父亲光宗，在即位的第二年，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无法理政，南宋一时间面临极大的统治危机。统治集团不得不抛弃光宗，另立新君，于是赵扩被选中，还没来得及立为太子，就于绍熙五年（1194）七月仓促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时，赵扩居然吓得绕着殿柱逃避，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是太皇太后令大臣夹扶着赵扩，强行与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新皇登基，装腔作势逊让一番者大有人在，但赵扩似乎是出于真心不愿继承皇位。史载宁宗“不慧”，也就是说他智商不高，从他即位前后的表现来看，他也的确是愚昧无能，毫无主见，听凭他人摆布。所以，他大概只想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亲王，也不愿做九五之尊的皇帝，为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继光宗之后，南宋又由这么一个皇帝统治了31年，就像一个病人，被庸医一误再误，终于病入膏肓。

理政无方：好学偏又无能的君主

赵扩作为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10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10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10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代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史载，宁宗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作前导，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可见他体质羸弱。健康状况也影响了宁宗处理政务，他整日深居内宫，下情难以上达，要蒙蔽他也就更加容易了。

当然，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即位后，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时人评价宁宗在位期间，“无声色之奉，无游畋之娱，无耽乐饮酒之过，不事奢靡，不殖货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无之”。其中虽然有臣下对皇帝的溢美成分，但相比许多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君主，宁宗的确当得起这一评价。只可惜他有德无才，在位30年间被权臣和后宫控制，不过是坐在龙椅上的一具傀儡罢了。

内外勾结：贻害南宋的绝妙组合

杨皇后像在史弥远登上权力颠峰的过程中，杨皇后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如缺少她的鼎力支持，史弥远一次次的阴谋活动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杨皇后为了自身利益，勾结史弥远，致使他有恃无恐，最终造成他专政长达25年之久，对南宋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杨皇后出身低微，甚至连其生身父母的姓氏，正史都没有记载。乾道年间，她随养母入宫为杂剧演员。因为她容貌出众，举止得体，深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欢心，由此也招来了同伴的嫉妒。一天，趁太皇太后沐浴，同伴们怂恿杨氏穿上太皇太后脱下的衣服，又到太皇太后面前说杨氏有僭越行为，谁知太皇太后非但没有怪罪杨氏，反而对捉弄杨氏的宫女们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将来也许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这句话后来果真应验了。

宁宗在做嘉王时，经常赴太皇太后宫家宴，杨氏此时已出落得楚楚动人，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宁宗即位后，对杨氏念念不忘，杨氏也觉察到宁宗对自己有意，二人便常在内廷家宴上眉目传情，杨氏由此得幸。太皇太后吴氏得知此事，大为不快，准备严惩杨氏，有内侍劝道：“娘娘连天下都给了孙子，一个妇人又何足惜，何况这事不宜让外人知道。”甚至有人对太皇太后这样说：“娘娘尚未见玄孙，看杨氏的面相，宜生子嗣。”看来宁宗与杨氏早已在私下作了不少准备，太后身边之人似乎都被他们收买，关键时刻能替他们出力。太皇太后怒气始消，将杨氏赐给了宁宗，并叮嘱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宁宗对杨氏宠爱有加，庆元六年册封其为贵妃。尽管有宁宗的宠爱，但杨氏感到自己出身低微，没有“亲兄弟”的支持，很难在政治斗争中立足，便冒认杨次山为兄，作为她在外朝的耳目和帮手。就在杨氏被封为贵妃的同一年，宁宗韩皇后去世，韩侂胄失去了宫中的靠山。此时后宫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也深受宁宗宠幸。在立新皇后的问题上，韩侂胄觉得曹美人性情柔顺，较易控制，而杨贵妃工于心计，韩侂胄对其有些忌惮，因此他力劝宁宗立曹美人为后。杨贵妃从杨次山处知道了此事，虽然内心愤恨韩侂胄，却丝毫不表现出来，只在宁宗身上下工夫，极力讨得宁宗欢心。与曹美人相比，宁宗也的确更喜欢杨氏。嘉泰二年（1202）岁末，杨氏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后。

对韩侂胄曾经阻挠自己为后一事，杨氏一直耿耿于怀，要伺机报复。韩侂胄北伐，杨皇后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等到北伐遭到严重挫折，她便和皇子赵曮联合起来，竭力向宁宗斥责韩侂胄轻启兵端，祸国殃民。但是，宁宗对韩侂胄仍然没有失去信任，朝廷大权还在韩侂胄手上，他要反击杨皇后应该是易如反掌。杨皇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韩侂胄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必须抢先下手，才有可能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自己现在仅仅掌握了后宫的大权，但要确保清除韩侂胄的行动取得成功，还需要有外朝大臣的有力支持。杨皇后便通过杨次山，找到了与韩侂胄素来不和的史弥远；史弥远也正在寻找攫取权力的靠山和内应，二人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

在诛杀韩侂胄的政变中，史弥远是前台指挥，而杨皇后则是幕后策划。命禁军截击韩侂胄的御笔就出自杨皇后之手。当韩侂胄被押往玉津园时，杨皇后向宁宗透露，将对韩侂胄动手，已将他押往玉津园。宁宗一听，也隐隐觉得韩侂胄处境不妙，立即要下旨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写有旨意的笺条，对宁宗哭诉道：“韩太师要废掉我与儿子（皇子赵曮），还残害了宋金两国百万生灵！”进而要挟道：“若要追回他，就请让我先死！”宁宗向来没有主见，现在看到心爱之人痛哭流涕，甚至以死相要挟，早就忍不住掉下泪来，追回韩侂胄的事情只得作罢，韩侂胄本可赢得的最后一线生机，就这样被杨皇后的眼泪葬送了。

诛韩成功使史弥远和杨皇后尝到了互相合作的甜头，从此，二人往来更加密切，一内一外操纵着宁宗。杨皇后时刻在宁宗身边，早已摸透了宁宗的脾气秉性。宁宗自奉节俭，杨皇后也在饮食衣服上尽量朴素。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就精心照顾他，甚至连他该服什么药都能推测得八九不离十。有一次，宁宗得了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开方子，杨皇后在御榻后就发问了：“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连连答道：“吃得，吃得。”杨皇后说：“须多给官家吃些。”皇后居然也解医道，御医惊诧不已，回答说：“可进200丸一次。”宁宗第一次服了200丸感应丸，病情略止，再服一次，病情果然痊愈。正是因为杨皇后对宁宗的体贴入微，加上她又比宁宗年长6岁，宁宗对她不只是爱恋，还有着很深的依赖。

随着宁宗日渐衰老，杨皇后也不得不为宁宗死后自己的地位担忧。她生过皇子，但都没有成活。宁宗养育的皇子赵曮虽不是杨皇后亲生，但母子间的关系还不错。他们曾经共同反对过韩侂胄，在赵曮被正式立为太子的过程中，杨皇后也是鼎力支持。为了答谢杨皇后，赵曮做太子后，给宁宗上书，列举她对自己的深厚恩情，不遗余力地颂扬皇后的种种美德。对于赵曮的知恩图报，杨皇后十分满意。然而，赵曮却于嘉定十三年（1220）去世，宁宗新选立的皇子赵竑，则对杨皇后和史弥远内外勾结表现出不满，杨皇后也对这个太子候选人没有什么好感。

嘉定十七年九月，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准备废赵竑，立赵贵诚为帝，有必要争取杨皇后的支持。宁宗刚一驾崩，史弥远立刻指使杨次山之子杨谷、杨石入宫面见杨皇后，将废立之事转告给她。杨皇后一开始还表示要遵守先皇宁宗的决定，不同意擅行废立，但杨谷兄弟再三请求，最后跪在她的面前，哭诉道：“内外军民都已归心，娘娘如果还不同意，必生祸变，那时我杨氏一门恐怕没人能活命了！”杨皇后顾及到自己以后的权位，终于向史弥远的废立阴谋屈服。如果说上次诛韩政变中，杨皇后与史弥远合作还是完全主动自愿的话，这次政变中，她则有些半推半就的味道。一方面，史弥远在她长期的纵容庇护下，羽翼已丰，杨皇后不再具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实力，只能服从史弥远的安排；另一方面，宁宗确立的继承人赵竑若登上皇位，对杨皇后和史弥远都十分不利，二人的相互勾结将他们各自的命运也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史弥远正是抓住了这两点，最终说服了杨皇后。

史弥远拥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的确得到了保全。尽管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但史弥远仍然要杨皇后垂帘听政。杨皇后已彻底了解史弥远为人的阴狠诡诈，心中大概也在后悔自己养虎贻患，以致酿成今日权臣专政、尾大不掉的局面，她不敢再恋位贪权，垂帘听政还不到一年，便于宝庆元年（1225）四月主动还政给了理宗。然而，杨皇后醒悟得太迟了，韩侂胄之后，南宋又经过史弥远25年的黑暗专政，衰颓之势已经难以逆转了。

篇10：赵惇简介

宋光宗赵惇简介

光宗赵惇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他生于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四日，43岁登极，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不罕见，如太宗之弟赵廷美、太祖长子赵德昭、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偓，他们的死都与心理疾病有关。这或许是出于某种遗传，加上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一些皇室成员的人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光宗的病态心理源于他对父亲的猜忌和对妻子的惧怕，在位6年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在48岁时退位。光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宋代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奇特的一笔。

“孝”子：从东宫“孝子”到不孝之君

孝宗皇后郭氏共生4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庆王赵恺，三子恭王赵惇（即光宗），四子早夭。孝宗最先立赵愭为皇太子，但不久病死。按照礼法，庆王、恭王同为嫡出，当立年长的庆王为太子。然而，孝宗认为庆王秉性过于宽厚仁慈，不如恭王“英武类己”，决定舍长立幼，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立恭王赵惇为太子。有意思的是，孝宗对并非自己生父的高宗谦恭仁孝，而光宗对生身之父孝宗却一直怀着极大的疑惧和不信任。在东宫时，为了稳定储君的地位，光宗尚能对孝宗毕恭毕敬，而一旦登上皇位，父子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现出来，并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日益尖锐。

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孝宗克尽孝道。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qiǎo）然忧见于色”。孝宗常以诗作赐与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二月，时年43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4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绍熙初，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光宗，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

种种迹象已让孝宗感觉到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氏趁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y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同时，群臣因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tuō）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

“贤”妻：搬弄是非的李后及其下场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李后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时，其父李道的军营前有黑凤栖息，遂起名“凤娘”。李氏十几岁时，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道士皇甫坦到李府作客，李道命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故作惊惶之状，不敢接受，说：“令嫒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怎敢受她的拜礼呢！”绍兴末年他受到高宗的召见，鼎力举荐李氏，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为陛下寻得个孙媳妇。”接着把李氏出生时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高宗听信其言，遂聘李氏为恭王赵惇之妃。

在做恭王妃期间，李氏尚能安分守己。恭王被立为太子后，太子妃李氏开始暴露出她骄横蛮悍、无事生非的本性。她不断在高宗、孝宗、太子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到高宗那里埋怨孝宗为太子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孝宗面前又诉说太子的长短。高宗方后悔不已，在与吴皇后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

孝宗对李氏的做法也十分反感，屡屡训斥她道：“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孝宗的劝诫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在李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淳熙末年，孝宗召集宰执大臣，表示自己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惟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孝宗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奏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尽管孝宗对太子妃有所不满，但如此直言不讳，令孝宗难以接受，毕竟李氏是自己的儿媳。黄洽接着奏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退朝后，黄洽即请求辞职。此时，孝宗以为李氏虽然刁蛮骄横，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ɡuàn）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光宗还在东宫时，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李氏一向对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宋代的药铺，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在场的孝宗闻此勃然大怒。以前他说废黜还只是想警告一下李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经过此事以后，他真的有此打算了。他召来老臣史浩，私下商议废后之事，但史浩认为光宗初立，此举会引起天下议论，不利于政局稳定，执意不从，废后之事只得作罢。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光宗，使其疏远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

孝宗为给爱子治病，搜集到民间秘方，照方和好了药，本可差人给光宗送去，但孝宗恐怕被李后所阻，就准备等光宗来重华宫问安的时候让他服用。李氏此前已经听说孝宗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的事情，认为孝宗是借机来发泄对自己的不满，此番孝宗让光宗过宫服药，更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以为这是孝宗要毒害光宗的一个阴谋，自己的皇后之位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威胁，便极力阻止光宗去见孝宗。不久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李氏当面向孝宗提出立嘉王为储，孝宗沉吟不决，李氏竟然责问道：“我是你赵家正式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孝宗大怒，拂袖离席。回宫后，李氏向光宗哭诉，又重提服药之事，说孝宗对光宗有废立之意。光宗本就对孝宗不肯立嘉王耿耿于怀，李氏这一番添枝加叶的挑唆从侧面“证实”了他无端的猜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不愿去重华宫朝见孝宗夫妇了。

在光宗突然发病的当晚，孝宗亲自过宫探视，看到儿子满口呓语，不省人事，不禁又急又气，召来李后厉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万一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接着嘱咐丞相留正劝谏光宗保重身体，若光宗不听，就等他到重华宫问安时亲自劝谕。几天后，光宗病情稍有起色，李后故技重施，哭诉道：“皇上近来龙体欠安，太上皇迁怒臣妾，打算诛灭妾族，臣妾有什么罪过啊？”又将孝宗吩咐留正的话肆意歪曲，说孝宗要在光宗再过宫时留住光宗，不让还宫，这样光宗更不敢赴重华宫了。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群臣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李氏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固然是因为光宗的病症，而李后在光宗身旁不断的挑拨与阻拦，无疑加剧了其忌讳过宫的病态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光宗的精神疾病注定是无法治愈了。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宋代的酒瓶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当初皇甫坦一番故弄玄虚的话，让李氏母仪天下，从此她对术士之言深信不疑。一旦她成了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需要各种术士“指点迷津”，以解除苦难，得到“安静”。她听算命的说自己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之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事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然而，平日作恶多端的皇后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精神折磨。庆元六年（1200），李氏在精室中染病，却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七月，这位昔日泼辣刁蛮而又工于心计的皇后孤寂地死去。李氏死后，宫人到中宫为其取礼服，管理钥匙的人怨其平日凶狠，拒不开启中宫殿门，结果礼服没有取到，宫人们只得用席子包裹尸体，准备抬回中宫治丧。半路上忽然有人大喊：“疯皇来啦！”宫人们一向怕遇见疯疯癫癫的光宗，一听到喊声，便丢下尸体，急忙散去。过了很久，他们才知道不过是旁人故意喊叫的时候，再回去寻找李氏尸体，尸体已在七月骄阳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得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以掩盖难闻的气味。一代骄后落得如此结局，也是其多行不义的结果。

综观宋代后妃，能够影响朝政者并不少见，但如李凤娘这样完全控制丈夫、大肆封赏外戚、蓄意制造皇帝父子对立的皇后，在两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既无辅政之才，又无后妃之德，高宗仅凭术士的无稽之谈就选中她为恭王妃，种下了日后的恶果；孝宗始而不听黄洽之谏，继而耽于史浩之阻，废后不成，失去了补救的机会；光宗生性懦弱，对于这位泼悍的皇后除了惧怕，根本不可能制约她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新君宁宗即位后，她才随着丈夫光宗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淫威。李氏的一生与南宋初期前后四代帝王紧密联系，从她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南宋初年政局变化的诸多诡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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