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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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甲骨文的历史地位
甲骨文介绍
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象形意义也比较明显。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因为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
篇2：浅谈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分析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蒋介石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蒋介石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篇3：张载的自然观及其历史地位
张载的自然观及其历史地位
张载本《易传》之说，融会诸家之学，提出自成一家的自然观。其说以气为为宇宙本源，迷其属性、演化，形成天地相对的星辰系统和生化万物。张载之说对中国古代哲学有重大影响。他新提出的属地星辰系统，实际上是大阳系，在历史上先于布鲁诺之说五个半世纪，是项值得珍视的'成就。
作 者：贺圣迪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72 刊 名：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0 7(3) 分类号：B08 关键词：理学 张载 自然观 大阳系 中国古代哲学篇4：元朝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元朝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元朝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有那些?“大元”在它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给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一起看看吧.
(一)政治上：
1、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360余年的几个政权分立和割据的局面，出现了空前的统一。
这种大统一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而且疆域之大，也是以前历朝不可比拟的，也为它以后五、六百年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石。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
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历来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一些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版图。
正所谓“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
随着吐蕃诸部归附元朝，西藏地区就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政府在此设立了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自此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开始确立。
也是在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
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
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2、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之同时，在地方推行了行省制，统管地方军事、行政、财政事务。
当时全国共分设了11个行省。
其中包括了唐时所谓的“羁縻之州”。
行省制度是元朝的一个创举，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制的发展,对后代行政区划影响很大,这一制度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二)经济上：
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残暴和剥削，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但是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
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
灭金国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成吉思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
忽必烈即位之后，实行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
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
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促使国内经济的发展。
元代的农业生产从总的来说，不是倒退，而是有所前进，但各地区的发展却并不平衡。
由于蒙古贵族在西征，攻金和灭宋战争中，俘虏了大批工匠，都集中到官营手工业局、院。
元朝统一全国以后，手工业局、院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规模较大，分工很细，能工巧匠多，故而生产有了发展。
手工业空前发达，其规模和产量远在宋、金之上。
总之，元代的工商业保持着相当发展的趋势，在中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均超过前代。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
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
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
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三)民族关系上：
元朝的大统一为国内各民族的联系与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中国由各民族间的相互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因此在元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又一个新高峰。
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杂处，互通婚姻，实现融合。
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与汉人逐渐融为一体，蒙古人也逐渐汉化。
元朝又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
我国的“回族”便开始形成于此时。
蒙古汗国西征后，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士大批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回族”，为色目人种之一。
在元代，他们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明显汉化，但他们保持着信奉伊期兰教和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后来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
(四)交通及对外联系上：
元朝的交通十分发达。
不仅陆路有完备的驿传制度，四通八达，(这种制度对国外诸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沿用了数百年之久)而且注意发展漕运和海运。
元朝灭南宋后，为了南粮北运，开辟了南北海运线。
海运线自长江口的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由成山转西至刘家岛、登州，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到直沽。
这条海运线成为元朝南粮北运的主要航道。
隋时开凿的大运河在宋、金时已不畅通，于是元世祖决定对运河进行疏浚与整修。
分别开挖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自此元代运河航线不必绕道洛阳，全程缩短了900余公里。
对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元一代是对外开放的时代，进入了中国中外交通，经济文化大交流的活跃期。
陆路通波斯、叙利亚、斡罗思和欧洲其它国家。
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
泉州、广州、明州成为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口。
各国旅行家在元代交往频繁。
马可波罗的《行记》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亚洲知识的重要来源，对欧洲人编制地图和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时，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技术发明，先后辗转传入西欧，中医学及纸纱制度传入了中亚。
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五)文化上：
元朝在民族文化上则采用相对宽松的多元化政策，即尊重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并鼓励中国国内各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
元朝还包容和接纳欧洲文化，甚至能准须欧洲人在元朝做官，通婚等。
欧洲著名历险家马可.波罗曾是元朝的重要官员。
元代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由于国际文化的大交流，它大统一为文化发达提供保障。
经济发展为文人安心从事文化活动提供条件。
“兼容并包”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促成了元代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元文化成了我国封建文化继汉唐以来的第三个文化高峰。
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不同于其他征服王朝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积极吸收中华文化，元朝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中华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
例如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元代前期长时间没有举办科举等。
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
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地位下降，属于中下层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头。
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当然，我们在肯定元代对中国历史作出贡献的同时，始终不能忘却，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服，必然会对农业民族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对封建经济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
元朝科举方面:
元朝虽然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
对明、清两代科举制有重大影响。
但是元朝本身对科举并不重视。
有例为证：有元一代，共开科16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数的4%。
科举制可谓跌入了历史的最低深渊，这对文官的素质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
因此元时大批文人受歧视，有的甚至被下放，社会地位极低，以致于不少文人才士隐匿山林。
篇5：唐诗的历史影响和地位
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方式多样，题材丰富，给后世的诗歌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模板，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同样由于唐诗成就太高使得后人很难超越，因此开发了新的文学领域，宋词的出现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篇6：作曲家聂耳的历史地位
一.作曲家聂耳的历史地位
1935年根据田汉歌词创作出的《义勇军zhi进行曲》在194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回代国歌，1982年确定为中答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
创造出中国音乐史上多个第一
聂耳是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第一个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写歌并在歌曲中创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第一个用电影音乐唤起民众用筑起血肉长城的电影音乐家和用群众歌曲的形式传达革命理想的作曲家;第一个用艺术歌曲的形式塑造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第一个用儿童歌曲的形式呼唤新中国的作曲家。
二.成就贡献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根据田汉歌词创作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 2019年6月，《义勇军进行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二.轶事典故
名字由来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
热爱音乐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创作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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