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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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改革
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改革
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改革发布时间： -3-19 作者：樊纲
最近几年，在深化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增长、克服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人们的眼光已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民间投资，扩大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也日益提上了政策研讨的日程；而加入WTO、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也引起了人们关于如何“对内开放”问题的讨论。的确，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
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
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由此而论，我想这里所涉及的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我们作为市场经济的“后来者”，在国际上看到的往往是人家发展到今天的“现代的”东西，而往往忽视了这些“现代的”东西是建立在以往多年形成的许多“基础性的”东西之上的；没有那些基础性的东西，“现代的”东西不可能良好地有效运转。忘记了这一点，老是想一下子只搞现代的东西，其结果不仅到头来不能走捷径，相反，却会不断地走弯路。
最后，再要指出的是，有的人很着急，不相信发展那些地方上的“小东西”会有什么大成果。在此，我们不妨回想一下80年代、90年初发展地方民营中小企业的例子，那时很少有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没想到它们今天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发展民间金融情况也会是一样。只要体制更有效率，有其经济合理性，早晚会成大气候。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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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浅议民间金融
浅议民间金融
摘要：目前，很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进行分析和界定，其中有些定义存在交叉的地方或纰漏，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分歧很大。本文试图从分析几种典型的民间金融形式入手，剖析它们的共同特征，从而归引出它的定义，并以此为标准对该范畴的相关概念进行甄别，同时分析民间金融的外延和定义时应虑及的因素，指出其内涵是发展的、动态的。
关键词：民间金融;非正式金融;金融监管
在我国关于民间金融的研究颇丰，但是对民间金融内涵及外延的界定各不相同，而且存在争议。定义时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又有未涵盖的真空地带;不同的文献对此的定义既有相矛盾的地方，又有错误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条分缕析，标准化它的内涵和不同层面的统计口径，以便后来的文献能从不同的口径上进行计量和分析，这样使得不同的研究将具有可比性。
一、民间金融的再定义
世界银行对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作了定义并进行了分类，即把非正式金融定义为监管当局没有控制到的金融行为或金融机构，同时把它们归为三类：一类是专业性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二类是既不发放贷款也不吸收存款业务的机构;三类是金融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当前很多文献把民间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等同起来，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民间金融”内涵与国际上的“非正式金融”概念能完全重合吗?
首先我们剖析几种典型而又公认的民间金融形式，把握它们的本质特征，这对于我们归纳出它的涵义具有提纲振领的作用。
(一)民间借贷(或民间自由借贷、民间直接借贷)，主要是指民间个人或家庭自发的资金借贷、企业间的资金拆借等。其资金主要为自有资金，不通过其他中介，通常发生在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或亲友之间。其中，有的是以亲缘、地缘或业缘为纽带的无息借贷，带有援助性质，因此民间金融不一定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是“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秋慧，)的金融活动。多数情况下，借贷双方之间没有协议或仅为口头协议，只是在金额较大时才有借条，借贷关系靠信用来维系。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借贷的干预仅为借贷利率不得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利率的四倍。
(二)合会，这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自发性的集体金融组织，无须注册和登记，具有互助合作性质。一般由会首邀请具有地缘、血缘的亲朋好友自发组成一会，每位会员以自有资金定期缴纳定额会金，并按某种方式预先确定顺序依次得到一期会金并支付当期利息。借贷关系靠人脉和道德来维系，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会员多到一定程度而超出信任边际也会出现金融诈骗和倒会，因此我国目前将规模较大的合会界定为非法活动。我们有必要对那些对地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合会进行改造，若将其发展成小额贷款公司(Micro finance)将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抉择路径。
(三)私人钱庄，主要是将自有资金作为信用保障，为借贷双方提供担保，从事存贷款业务、外汇交易和结算的一种金融形式。信用关系是建立在社会人际网络基础之上，一般采用股份制或私人合伙制，所有者以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或以其私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其业务活动不接受金融当局的监管，也不为政府所认可，运作缺乏规范性。随着1986年《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我国的私人钱庄一部分登记为城市信用合作社，另一部分则成了地下非法钱庄。
(四)典当行，俗称当铺，典当是指当户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或将其财产权利、动产作为当物质押给典当行，并缴纳规定的当费获得当金，然后约期归还当金、支付利息和赎回当物的行为。从本质上讲，典当业务相当于一种小额抵押贷款。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法规，多头审批，造成畸高的费率甚至其成为销赃之所。虽然目前典当行已实行注册制并接受监管，但法律上把它归为工商类企业，并未接受金融当局监管。因此，“正规金融是指……典当业等正规金融部门所进行的交易活动”(杜伟，)，认为典当业属于正规金融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直到后来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对其加以规制，典当业才成为我国多元化融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纵览以上几种民间金融形式，我们可以窥见它们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民间金融存在于官方监管体系之外，是“游离于正式金融体制之外的.金融活动，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和国家信用控制”(Anders Isaksson，)，资金处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外循环。也就是说，“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一般由中央银行调控，非正式金融则是除此之外的金融活动”(lvan & Michelle，)。这是民间金融内涵的必要条件。例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地方县、乡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它的运作和监督，其并不接受金融当局监管，因此属于民间金融;相反，农村信用社现归农业银行管理，接受金融当局监管，属于正规金融的范畴。鉴于此，李丹红认为八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包括农村信用社，笔者不敢苟同。
第二，民间金融的参与主体多为个人与私人企业，属于民间非国有经济，带有私人性，金融活动一般在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进行，这是民间金融的充分条件。“孙莉等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如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的总和”，这种观点与民间金融的本质相去甚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金融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民间资金逐渐向国债及股票市场流动，“民间金融……借贷资金不能跨市场流动”(Atieno & Rosemary，2001)不是民间金融的本质特征，这也说明民间金融的内涵是发展的。
第三，民间金融依靠道德约束、民间信用和人脉关系来维系。正式金融依靠社会法律体系来约束，但是我们不能以该金融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民间金融的评判标准，更不能认为违法金融就是民间金融。就是在正式金融机构中也存在违法行为，我们就不能据此认为该违法行为就是民间金融。再则，民间借贷中的零息友情借贷无疑是合法的。因此，“在法律上，民间金融不为法律所认可”(李伟，2008)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传统意义上将民间金融归于非法金融或黑色金融也是不对的。 上述三个特征对我们领会民间金融的内涵不无裨益。鉴于此，我们可以把民间金融界定为：它是处于官方金融监管之外的、由非国有经济主体为民间经济进行资金融通而自发经营和投资的、通过道德约束或民间信用维系的金融行为和金融组织。“处于官方金融监管之外”是相对于正规金融体系而言的，其具有非监管性，从而与正式金融划清了界限;“非国有经济主体”说明了民间金融的供给者和参与者并不是经注册和审批的机构或组织;“为民间经济进行资金融通”说明其经济本质在于满足投融资需求，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最终会为法律所认可的，从而与地下非法金融划清了界限;“自发经营和投资”说明其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内生性和自发性，不为政策所引导;“通过道德约束或民间信用维系”说明它以业缘、血缘、地缘为纽带，以横向信用为基础，能比较优势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行为和金融组织”说明其本质是一种金融，隶属于金融范畴。
在把握民间金融的内涵时，我们有必要甄别以下几对范畴：
1、民间金融和民营金融。民营金融是与国营金融相对应的概念，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民营银行。关于民营银行的概念一直存在纷争，曾康霖(2002)和姜波克、蒋冠(2002)等学者都曾经定义过，这些争论不外乎三类：治理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产权结构论。不论他们是强调经营模式还是注重产权模式，民营银行都为法律所认可并接受金融当局监管，都经过严格的审批，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各项数据指标持续符合规定。它不符合非正式金融的国际定义，它属于正式金融的范畴，把民营银行放到民间金融中来讨论(秋慧，2004)是不妥的。
2、民间金融和非法金融、地下金融。非法金融是一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是一国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也就是一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无法监控到的金融行为与活动，它符合非正式金融的国际定义。非法金融不但包括非正式金融中的金融犯罪如金融勒索、欺诈、洗钱、非法集资等，也包括正规金融机构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地下金融一定是非法金融，如果该金融行为是合法的，那么就没有必要隐藏于地下，也就无所谓地下与地上了;而民间金融应是非正式金融中的合法部分，或者暂时不合法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其“经济本质在于满足融资需求，且借贷资金大多用于生产性投资和消费”(陈硕，)，最终会通过立法使其走向合法化;而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如金融诈骗、洗钱之类，将永远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不属于民间金融的范畴。
二、民间金融的外延
纵观民间金融的发展历程，根据其正规化、制度化程度不同可以对其进行分门别类，每一大类又可以分为若干子类，这样就可以做到冈张目举，便于后续研究者从不同的口径和层面上进行统计、计量和研究，同时使得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再则便于立法，使哪些类别的民间金融合法化，同时应当取缔哪些种类的非正式金融。
(一)较为完全意义上的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形态。首先，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的原始形态，按利率水平不同，民间借贷可分为白色借贷、灰色借贷和黑色借贷;按参与金融交易主体不同，民间借贷可分为企业间借贷和私人间借贷;按履约形式的不同，民间借贷又可分为书面约定型和口头约定型。其次是合会，按取得资金的方式不同其可分为标会、摇会和轮会。合会中具有敲诈投机性质的抬会，其会首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来扩大资金规模，以牟取暴力为目的，从而散失了合会本来的互助功能，应依法予以取缔。合会按参与人数可分为三星会、六合会等;按转会或收会的期限可分为年会、季会、月会和旬会等;按组织形式又可分为单线型合会、团体型合会和混合型合会。再次便是私人钱庄，它们由银背和信用中介发展而成，集团型、合法公司型和家族型是它的三种基本类型。
(二)由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形态向制度化、正规化转化的形态。首先有民间集资，它是由民间借贷向专业化演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依据集资形式其可分为联营集资型、专项投资型、入股投资型和以劳带资型等;其次是银背，即借贷中介人或经纪人;再次是私募基金，依据组织形式不同，其可分为合同型投资基金、合伙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依据投资对象不同，其可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又称作私募股权投资”(刘慧敏，)是不确切的。其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包括创业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又包括民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然后是小额信贷公司，按照性质不同其可分为制度性和福利性两类。制度性小额信贷公司又可分为商业性制度和公益性制度小额信贷公司。其他的还有诸如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合作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等。
(三)目前，已经制度化、正规化并以新的形态出现了的有典当行。
三、界定和理解民间金融时还应虑及的因素
(一)民间金融的定义是动态的、历史的和发展的。对非正规金融的界定体现了一个国家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在某一时期为非正规金融，而在另一时期则可能为正规金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型、制度变革具有跳跃式的国家更应考虑到这一点。
(二)对民间金融的界定还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的因素。在推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意识形态上就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民间金融自然没有合法的空间。如在解放初期，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从事金融活动，这体现了国家意志对民间金融的排斥。在那时，民间金融是违法的，即“黑色金融”;后来中央分别于和颁布了《一号文件》允许“社区金融机构”之类的民间金融，这时期民间金融处于半合法状态，因此也就有了“灰色金融”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日渐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已是不争的事实，逐渐健全这方面的立法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最终将使民间金融合法化。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Four African Countries[J].Findings：Africa Region，.6.10.
[2]Anders Isaksson.I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Kenyan Manufacturing[M].SIN Working Paper Series，2002.5.
[3]Ivan Light，Michelle Pham.Beyond credit worthy：Micro-credit and Informal credit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13.
篇3：农村加强金融发展改革金融论文
重新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推行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完善西北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现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原则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信用社自身的经济实力考虑其可能的发展方式。为此，中央银行应制定相关的转制标准，以规范其改制。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西北各大城市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势力较强，对这些信用社的重组，取消两级法人制度，将若干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近的信用社合并组建、转变为地域性农村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与目前西北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造类似，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选择。
对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农村地区而言，如果农村信用社实力较强，可参考上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做法，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重组为商业银行。贫困地区信用社的业务主要应是支持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脱贫工作，带有政策性业务的成分。因此，它们的出路可以是：转变成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或互助式信用社，或转制成国家政策性银行即农业发展银行的基层网点机构。当然，后一种做法的前提之一是农业发展银行应将国家政策性长期融资、短期融资和扶贫等政策业务完全担当起来。此外，可以考虑降低或者取消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农户储蓄存款利息税，减征或免征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城建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与陕西省政府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进行了财政贴息政策的有益探索，三年来财政共为农户小额信贷贴息1000万元，带动信用社小额信贷、联户担保贷款、农民自身投入和龙头企业投入的资金达1.88亿元，使示范区62.8%的农民直接受惠。
篇4：温州金融改革细则
温州金融改革细则
第一，做强做大做优地方法人金融组织。鼓励民营银行创新发展。加快筹建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积极引进和发展信托、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公司等专业机构。
第二，创新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信贷抵押制度，改进贷款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推广银行联合授信主办行制度。争取大额存单发行先行先试。
第三，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构建小额信用贷款、抵押担保贷款、担保机构保证贷款“三位一体”的农村信贷产品体系。稳妥推进农房抵押贷款试点。
第四，深化保险服务实体经济。建立由政府、保险公司和银行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机制。启动巨灾保险试点。大力推进责任保险发展。
第五，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支持发起与设立互联网金融发展专项子基金，重点投向初创期、成长期互联网金融企业。
第六，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中小企业在境内外交易所上市发展。创新市政建设项目融资方式，利用PPP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企业发展。研究探索符合条件的境外合格机构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募集海外人民币资金，发起设立公募或私募证券基金。
第七，探索建立政府增信长效体系。健全政府转贷基金管理，创新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机制。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企业联合抱团互助增信机制。发展创投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积极推动省级政府性引导(投资)基金在温州设立参股子基金。培育发展天使投资。
第八，拓展外向型金融服务交流。支持境外金融机构来温州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温州法人金融机构。探索开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
第九，构建区域金融稳定机制。设立区域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属地化处置不良资产。健全小额贷款核销处置机制。完善企业帮扶解困会商机制，建立健全不良资产风险防范和处置制度。发挥“一府两院”联席制度作用，推动建立政银企法联动机制，创新金融债权差异化处置工作机制与途径。优化实施民间融资备案制。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逃废债行为。
第十，创新司法实践保障金融稳定。推动金融债权案件繁简分流审判方式改革。加快刑民交叉金融债权案件的审判进度，探索刑民同步审判。探索企业破产司法保护制度，鼓励风险企业重整重组。
十一，推进地方金融监管创新。深化实施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推动依法行政，探索监管负面清单制管理，探索地方金融监管新模式。探索建立经济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完善“温州指数”编报机制，建立民间融资价格预报系统。
十二，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人民银行征信分中心和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协同合作和综合应用。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信访工作机制，落实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第一责任。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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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目录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 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2.2 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 国有银行的上市热
3.2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3.3 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3.4 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 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4.2 不良贷款知多少
4.3 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 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五、如何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
5.1 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5.2 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5.3 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挑战
6.1 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 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 两种改革方案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 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 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8.3 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 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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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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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金融改革再闯关
金融改革再闯关
金融业务将会是前海最先开展的业务。这部分业务无需等待前海规划建设完成，只要在细则出台之后，相关的交易就可以开始进行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近日获批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开展一系列创新胜的金融业务。
这一位于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蛇口半岛西侧、占地面积大约15平方公里、被视为“特中之特”的区域，将会成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根据中国政府网站7月3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在金融领域，前海被允许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探索人民币跨境贷款、支持前海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
在这些探索中，允许在前海和香港之间开展双向人民币贷款，将会是内地首次实行资本项下的人民币流出和流入，被认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标志。人民币回流推进国际化
在《批复》中，关于金融改革创新的部分被放在了6大方面任务的首位，并占据了22条具体内容中的8条，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经营发展处处长王锦侠看来，这符合《批复》中22条内容所具有的内在逻辑顺序。“从产业安排上，金融业是我们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因此对于这一部分的政策安排非常多、力度非常大。”
在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方面能够成为中国的一个前沿阵地，这被认为是前海应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从7月中国政府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开始的。，这一试点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中国政府又推出了境外直
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
跨境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结算试点，使人民币作为贸易货币在境外的沉淀增加，其中，港澳地区的人民币存量占全部人民币境外存量的一半左右。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在过去两年半时间内从不足560亿元增长到最多时候的6272亿元，人民币存款已经占全部香港银行存款的10%左右，是香港市场上除港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三大货币。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快速增长的势头近来未能延续。从月开始，香港的人民币存款规模连续5个月回落，截至5月底，已经从6273亿元减少到5539亿元。
由于资本管制，香港的人民币很难自由回流到内地投资，就使得人民币流动性越来越差，降低人们继续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投资渠道的缺乏还导致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上的人民币存款和债券收益率远低于内地。
20开始，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利率一路走低，最低时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0.5%。据汇丰银行公布的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其在香港的首项人民币贸易融资的贷款年利率为3.88%，远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的6.56%一年期贷款利率。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为香港的人民币提供一个回流途径。前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试验田。
实现双向跨境人民币贷款，香港的银行可以给前海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起到人民币回流的作用。另一方面，境外人民币资金的利率比内地低，较境内资金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细则一旦落实，对企业来讲就意味着打开了一个相对来说低成本融资的渠道。”王锦侠说。
这也正是前海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被广泛看好的原因。不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推进金融改革，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并不妥当。前海允许跨境人民币回流，实际上就等于为资本管制开了一个口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看来，市场的逐利冲动，一定会诱使资金千方百计突破前海实验区与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资本管制。
“目前人民币境外沉淀的大部分都在香港，这些人民币怎么回来?回来之后怎么使用?这就是前海需要进行探索的任务。”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管理层的初步思路是，境外资金贷款只能局限在前海试点的范畴内，不允许跨境贷款资金进入内地。
“目前双向跨境人民币贷款政策只限制位于深圳前海试点区范围内的企业，不过我们也知道，资金是流动的。”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主任肖亚非在今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上表示。
金融资源本身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一旦形成价值洼地，金融资源很可能加速向试点地区聚集，形成试点地区的金融资产泡沫以及试点与非试点地区的不均衡，同时增加试点地区的金融风险。这些都是前海的监管部门无法忽视的问题。
小区域内开放资本账户
建设国际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正是香港未来发展中可以寻求的突破之一。
不过，在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确立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新加坡、伦敦等金融中心的竞争。此次《批复》明确了中国政府对香港建设国际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肯定，这对香港而言意义重大。
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汇丰银行香港区总裁冯婉眉则表示，深圳前海计划探索试点跨境贷款，支持前海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在香港设立人民币股权母基金，利用香港低成本的人民币资金开展建设，这将扩充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容量，强化双边循环，有利当地银行业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民币业务，将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坐实”。
对于香港和前海的合作，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前海未来将挤压香港发展空间、和香港形成竞争，对此，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从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发展前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香港更好地融入内地奠定基础。”郑宏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者麦萃才认为，前海发展的最理想结果是深圳通过前海提升产业结构，完成金融业、服务业的升级;香港强化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也能够通过前海的探索让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更进一步。
虽然对前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但是相关企业却在等待前海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出台，在那之后，才能确定企业在前海开展业务的规模和形式。
7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举办的前海政策宣讲暨招商推介会上，有37家企业与前海签订了意向性合同。但多数企业表示，目前前海还停留在框架阶段，很难做出量化评估。
“我们对前海很有兴趣，但要看具体的优惠政策，才能确定怎么投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家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目前，前海金融创新的细则还处于调研阶段。深圳市银监局已经向辖区内的银行下发了调研登记书，以了解这些银行感兴趣的业务类型，在前海的创新思路以及开展创新业务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希望得到的金融支持。
“细则肯定要研究清楚，因为前海金融改革的实质是在小区域内开放资本账户。”亚银投资首席分析师李大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仅香港的金融、银行业对此兴趣浓厚，带有国外资金背景的各种资本玩家也对此颇为关注。
“我们希望在年内可以完成。目前实施细则已经跟国家有关部委做了多次的沟通，在很多的方面都达成了共识，我想今年下半年是有望具体落实的。”王锦侠说。
在国务院批复的政策中，关于金融业“先行先试”的业务领域及相关政策，只是一个框架，并没有做具体规定，这意味着前海在政策方面拥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对于每一条政策内容，实施细则的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影响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对设立在前海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对贷款对象、贷款规模有无具体的限制和规定，是审批还是备案，是一事—议还是照章办事，实施起来差别会非常大。
虽然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表示，需要待细则公布之后，才能确定在前海的投资形式和规模，但据《中国新闻周刊》的理解，银行和金融机构其实对于前海的创新金融业务早已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据我所知，现在所有人都希望拿到这块业务，尤其是银行，包括结算系统都在进行对接测试，希望能够抢占先机。”一位证券公司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好消息是，金融业务将会是前海最先开展的业务。这部分业务无需等待前海规划建设完成，只要在细则出台之后，相关的交易就可以开始进行。
篇7：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发布时间： -11-25 作者：陈柳钦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提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应确定以金融深化为改革的终极目标，以金融约束为必要手段，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 EVOLUTION THEORETICS AND OUR FINANCIAL SYSTEM'S REFORMATION
CHEN Liu_qin
(Tianjin Economic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 Tianjin 30020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finance control and its localization, finance deepen and its disfigurement inherently, finance restrain and its tropism on the policy, put forward that our financial system 's reformation should confirm the finance deepen as an ultimate goal of the reformation, take the finance restrain as an essential measure, and harmon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cy 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e control; Finance deepen; Finance restrain; Financial system;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 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 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
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性功能，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版；
[4] 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第4期。
[5] 王松奇： 《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年版。
[6] 陈柳钦：《风险之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J]，《科学决策》，第9期。
[7] 帅勇：《金融深化的第三条道路：金融约束》[J]，《经济评论》，20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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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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