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革命2：从竞争到竞合
“木乃伊”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销售革命2：从竞争到竞合，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销售革命2：从竞争到竞合，希望大家喜欢，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销售革命2：从竞争到竞合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很多行业，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从竞争到竞合是这种变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以前，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总是想要创造独家垄断的市场格局，常常会在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的过程中，采取压制、钳制甚至打压竞争对手的手段。现在，企业的关注焦点已经完全聚焦到了客户的身上，根本没有精力再去采取极端手段钳制竞争对手，为了争取客户并且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企业之间一改从前你死我活的“火拼”状态，开始互相共享客户资源甚至联合营销，直至最终实现客户满意。
一、不同行业的联合销售
要想实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开发客户并且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很多企业一直为之努力的经营目标。在传统的营销思维指导下，依靠营销手段和销售人员来开发市场，是很多企业都曾经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的一些做法，然而，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各种宣传途径和传播手段的增加既稀释了企业的营销资源，同时也让客户有了更多选择和决策机会，这样的一种局面，无疑让客户变成了唯一值得争取并且越发珍贵的重要资源，
联合销售是很多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而作出的积极改变，整合资源让不同的企业在同一个平台得到营销传播的最大化，是很多营销高手正在制造的一场销售革命，而有人把这种做法叫做“跨界营销”。最火的一档电视节目是《爸爸去哪儿》，不论是从节目本身的创意还是内容都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湖南卫视凭借此节目成了最大的赢家，但是要赢就不是单赢，也不是双赢而是多赢，凭借此节目还有以下几个品牌也成为了赢家，999小儿感冒灵、英菲尼迪商务车以及节目拍摄景点都跟着火了一把。所以，现在的销售方式是如何在一次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中，成功地植入自己的品牌，增加和客户的沟通机会。
不同行业的联合销售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企业对客户的开发和管理不再是基于客户是否会购买的前提假设，而是客户有没有能力购买，只要客户具有了购买的能力那么怎样刺激客户购买是销售策略的下一个动作，现在要做的是引起客户对我的注意。航空公司和银行信用卡共同推出联名积分卡是一种联合销售行为，珠宝首饰店和汽车4S店互相派发对方的优惠券同样也是一种联合销售行为。
篇2：从竞争到合作
从竞争到合作
大约4年前,加拿大航空技术公司(ACTS)与铬合金公司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在CF34发动机的.维修中采用由铬合金公司生产的PMA件,以减少大修成本.
作 者：Frank Jackman 成磊 作者单位： 刊 名：航空维修与工程 PKU英文刊名：AVIATION MAINTENANCE & ENGINEERING 年，卷(期)： “”(2) 分类号： 关键词：篇3：竞争：从战术导向到战略导向
12月25日 来源:《培训》
制约中国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就是战略，没有战略，企业家有再好、再多的想法也没有意义，只能停留在想法的层面，无法变成现实。
对战略有误解或者偏见的人，经常会拿“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借口，好像这个市场变化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无法掌控，只能跟着感觉走。其实，对战略的误读或忽视使很多企业疲于奔命，始终处于“救火”的状态。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每天24小时变过吗？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落下变过吗？男女有别变过吗？中国经济在过去中始终保持高速成长变过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变过吗？都没有变过。说这些是为了强调一个道理，那就是环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市场变化也有规律，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无法把握这种规律，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大家知道科学就是发现规律、总结规律。战略所要解决的就是把看似没有规律的环境或市场总结分析出规律来，换句话说，做营销就是找出市场上各种变量之中的不变因素，并根据这种不变因素来制订战略、设计产品和提供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制订战略的前提是进行市场细分，唯有这样，才能缩小目标，看清在一个小众市场上哪些因素是相对不变的参数。
所以，那些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其实是没有认真研究过市场，无法找到市场的规律而已。记得一位老中医说过，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可以从病人的脉搏里测量出27个参数，而普通人只能测出一个：心跳。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因为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能在微弱的信号中提炼出来有用的信息，再根据这些信号的强弱和27个参数的不同组合就能诊断出病人的问题所在。
做营销与中医诊疗有很多相似之处，做营销的人需要给市场号脉，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从微弱的信号里提取有用的信息，并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得出结论，而所有的战略与计划都是基于这些加工过的信息来制订的。
那么战略到底是什么？这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战略就是实现目标的计划；战略就是选择谁作为竞争对手；战略就是为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战略就是达成外部机遇与内部资源的平衡；战略就是明确企业希望给客户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等等。如果企业能把这几种解释综合起来，一定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把好想法变成现实的五步曲
企业管理说到底就是“十个字”，不管是什么规模的企业，什么性质的企业，要想健康发展，都会涉及到企业管理这五个最基本的要素：方向、目标、战略、战术、监控。通常说来，企业家(或董事会)对方向和目标负责，基层管理者对战术和执行负责，中层管理者对监控负责，而高层管理者对战略负责。
我们还可以把这十个字分成三个层次来说明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方向与目标。即企业想往哪个方向走，企业的理想是什么，想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以及企业在未来3年、5年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一个公司的长远定位和追求。
第二个层次是战略。即企业实现上述目标要分几步走，每一步的里程碑是什么，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成功要素分别是什么，由谁去牵头实施每一项战略，评估一项战略成败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负责评估战略实施的结果。
第三个层次是战术和监控。即企业如何迈出第一步，如何把战略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动作，以及第一年的具体实施计划，包括详细的任务说明、责任人、评估标准、评估人和评估时间等。
这三个层次有着严格的逻辑关系。没有方向，就不可能有目标，没有目标就谈不上战略，没有战略自然也就没有战术，没有战术同样就无法监控，企业的运作就可能成为一些人随心所欲的“活动”而已。战略处于中间位置，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没有战略，再好的想法也无法变成现实。
大家通常讲的“计划”一般是指第三个层次的分解动作，或者叫战术方案，只考虑到未来一年(或半年)的计划，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环境、竞争的变化等因素加以调整。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文化、目标和3-5年的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这些东西经常变，企业就会失去方向感。当我们以3-5 年的跨度来看市场时，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市场，包括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都是可预测的，也是相对稳定的，趋势非常明显，很多变化都在预料之中，只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几十年来，现代市场营销的体系和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依然按照经典的营销理论在开展市场工作，只要能掌握它、很好地运用它就很不错了。比如，战略规划的方法和工具在过去几十年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只是环境变了、竞争对手变了、产品特征变了，所以答案可能不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没有战略的企业是不可能长寿的。没有战略的企业大多都是机会主义者，说难听一点就是捞一把就走，赶上哪拨算哪拨， 以后企业会怎么样从来没有想过。就好比一个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谈不上有什么专长，好像什么都能干，可什么都干不好，10年以后，还是老样子。企业在创业阶段，有一段摸索期是正常的，但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后，就不能停留在运气上，更不能停留在感觉上，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即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在目标市场上有明确的定位，知道做哪些事情我比其他企业强，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能成为某个行业NO.1的企业。
如何建立竞争优势
应当说，在一个相对宽松或繁荣的市场环境中，一个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也能生存与发展，但一旦环境恶化或竞争压力变大，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就会面临困境甚至被淘汰出局。迈克尔・波特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影响企业竞争力的5个因素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开发出了著名的竞争压力模型。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介绍其内容，但有必要总结一下其要点，以及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未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去应用它，以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竞争优势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实现：
成本优势战略。对于关注大众化市场，准备以规模经济取胜的大企业来说，这是首选的战略。通过上规模来降成本，最后成为某个行业、某个市场上成本优势最明显的企业。格兰仕就是这种战略的成功实践者。那些靠简陋的工作环境，靠克扣“打工仔”工资，靠破坏环境等手段而获得的低成本并不属于这一类。在追求成本优势的时候，还必须考虑竞争对手能否“复制”，否则其竞争优势很难维持，
产品差异战略。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后，放弃一些市场，偏重一些市场，以便向特定目标市场上的小众群体提供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避免与大众化产品正面冲突。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来说，则可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实体，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小众群体，比如有些饭店集团在一个地方有两个不同档次的饭店。另外，专注经营和特色经营是产品差异战略的另一个具体体现。
目标集中战略。在市场细分后只针对一个特定的、市场规模非常小的狭窄市场(更小的小众)提供非常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很多中小企业的选择，通过提供极优、极特、极专的产品在一个非常小的市场上站稳脚跟。像劳力士手表、劳斯莱斯汽车、顶级西装、发烧友音响等产品都是这样一种战略，它们需要适当控制需求，而不是盲目地扩大生产，让市场始终处于半饥饿状态。
竞争战略的选择有章可循
对于各种各样的企业来说，尽管在战术层面上千变万化，在战略层面上通常只有四种选择：防守战、进攻战、迂回包抄战和游击战。进攻战和防守战是主流市场上的玩法，也是大众化市场上最典型的战法；迂回包抄战是次主流市场的玩法，也是小众化市场上最典型的战法，“蓝海战略”就是采用迂回包抄来实现的；游击战则是非主流市场的玩法，也是非常狭小的极小众市场上典型的战法，只有当一个企业拥有某种特定垄断资源时才能采用游击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游击战与胡打乱打可不是一回事，游击战也是有其规则的。
防守战略。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打防守战呢？答案只有一个，在某个大众化市场上居于龙头老大位置的大企业，或者说市场份额最大、居于相对垄断地位的企业。这种企业在用户中信誉很高，产品价位一般也会高于竞争者，具有以逸待劳的优势，因此利润率会略高于同行，产品开发的后劲比较足。
防守战的基本原则是“自己打自己”，也就是说要抢在竞争对手之前用自己的新产品来替代自己的老产品，而不是等竞争对手发起进攻后才还击；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及时反应，以求先发制人。打防守战的企业从不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比较，仅与自己的老产品比较，在他们眼里，竞争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自己。
进攻战略。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打进攻战呢？只有处于某个大众化市场上老二或老三位置的企业才有资格打进攻战。这些企业处在上升阶段，其目标和追求就是成为大众化市场上的龙头老大。但进攻的代价是远远高于防守一方的，如果进攻一方不能在局部范围内形成6：1的相对优势，就很难取得胜利，这是从战争中借鉴过来的。所以进攻战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在一个局部区域形成相对优势；秘诀之二是在防守者的“优势之中找弱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突破口，只有这样才会令对手无法还击，因为防守者若还击，就会失去其优势。这种战略是典型的以小搏大、以弱赢强的战略。伊利与蒙牛的竞争，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攻防战，伊利是防守，蒙牛是进攻，两家企业都非常熟悉对方的情况，而且都能按照市场营销的游戏规则出牌，结果必然是共同进步，形成良性互动。可惜这种竞争态势在其他行业并不多见。
迂回包抄战略。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打迂回包抄战呢？对那些规模还无法与市场上前三名大型企业全面抗争的中型企业来说，迂回包抄战是最佳选择。一般说来，这些企业不能也不应当与大型企业正面冲突(相当于拿鸡蛋碰石头)，在目标市场选择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开市场规模最大的大众化市场，走蓝海之路，并通过对某个特定小众群体的深层次了解，提供具有高度差异化的产品，以极大地满足某个特定的小众群体的需要。当在某个局部地区或特定的小众市场上形成绝对优势之后再扩大地区和拓展产品，甚至进入主流市场，参与大众化产品的竞争。
康师傅方便面当年进入大陆市场时就是典型的迂回包抄战。当时，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是几毛钱一包的低档方便面，没有几个人爱吃。康师傅看到了大陆市场上高档方便面的空白，针对收入较高的阶层推出了2块多一袋的高档方便面，人们吃过以后发现比低档方便面好太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进来。现在，康师傅方便面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产品，而那些低档方便面大多退出了市场。
再来看看最近的一个例子，蒙牛在主流市场站稳脚跟之后，并没有满足于在大众化市场上取得的成就，而是开始关注不同的小众群体，进入次主流市场。蒙牛特伦苏就是其代表作，因为中产阶级消费者并不满足于大众化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产品。所以说，迂回包抄战既适合中小企业，也适合大企业内部的某个事业部，但是在大企业内部不能把做主流市场的营销团队与做次主流市场的营销团队整合在一起，因为双方的思维逻辑完全不同。做主流市场的，考虑的是上规模、降成本，不断提高知名度；而做次主流市场的，注重的是差异化、客户价值和忠诚度，一个服务于大众，一个服务于小众。很多大型汽车公司也是主流市场与次主流市场都做，但是经营与管理团队完全分开，如丰田的雷克萨斯、大众的奥迪、通用的卡迪拉克等。
游击战略。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打游击战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处于创业期的小型企业，利用船小好掉头的优势，灵活多变，积极适应环境，选择一个别人看不上的狭小市场，苦心经营，夹着尾巴做人。但是打游击战千万不能跟着别人走，别人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小企业实力不强，无法与大企业抗衡，在市场供不应求或竞争不激烈时还能拣一点便宜，一旦转入买方市场，这类企业就会最先被淘汰掉。为了生存，这些企业必须具备产品创新能力，不断有独特的新产品问世，并时刻准备着迅速撤离。当市场规模变大而招来无数大型企业参与竞争的时候，就要痛下决心，退出市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千万不可感情用事，死守阵地。
另外一种情况是那些拥有垄断资源的企业，比如茅台酒、崂山矿泉水，这些企业的产品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当地资源的稀缺性，换个地方就生产不出来，因为都跟水资源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应当扩大生产，而应当控制需求，通过提高产品的价格来实现有限供给，让市场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茅台酒变成或3000元一瓶，而崂山矿泉水变成10或15元一瓶，那么这些品牌的高端市场定位就会逐步奠定，在我看来他们本来就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应该为小众服务。这种具有资源稀缺性的、专门为小众服务的产品价格可以非常高，而其他公司却无法抄袭，毕竟在其他地方做不出来。产品价格上去了，就像很多高端产品一样，自然就会给一小部分人消费的理由，因为富裕层的消费者更注重面子。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物美价廉的产品，只是温饱型和小康初级阶段的消费者表现得比较集中而已。
一些企业在特定市场上成功后进入大众化市场，希望能提高营业额，这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用“副品牌”，由完全不同的团队去操作，以免对“主品牌”造成负面影响，影响其定位，甚至把主品牌拉下来。
任何一个企业，要想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成功地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就要摆脱对“招术”的崇拜和急功近利的思想，静下心来把企业经营管理的道路设计好，把基础打好。首先是理解企业管理的十字方针，然后要制订科学的战略规划，把战略规划作为企业未来几年发展的指南针，最后是根据战略规划来选择恰当的竞争战略，学会从后往前看，根据战略目标来配置资源，这样企业才能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篇4：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发布时间： -8-18 作者：秩名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认识的问题。
自从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个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不时掀起波澜。
阵阵喧闹已渐远去，唯有问题兀自留下。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国人若不对这个关系到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交上自己的答卷，将何以向祖先交待、向历史交待、向世界交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因此之故，在历次文化讨论（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化讨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最近杜维明教授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已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很有启发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个命题入手，对有关问题略加省察，庶几可为引玉之砖乎？
一、现代化、现代性与传统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发生于西方，蔓延于全球，目前仍在进行的现代化。
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称作现代。所以，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化的过程，都是现代化过程。
如果可以把人类文化分为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不管那一方面的更新，只要发展到足以促成新旧范式的转化，都可看作现代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即知识系统的现代化往往引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同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也往往引起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造成的。由于世界是异常复杂的，加之每个个体和社会的经验、知识构成、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社会也不可能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认识和体会所得社会化，并足以改变某一文化范式时，现代化就发生了。
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当然不是说用新的因素去完全代替和更换旧的因素，而是用新的因素去补充和更新旧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
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从发生机制看，学者们一般把现代化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在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当另一社会将这种新质引入本社会，并导致本社会范式的转化。
就狭义的现代化而言，的确可分为这两种类型。但如果考虑到广义的现代化，我想应该再加上第三种类型，即文化融合型。
有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文化并没有产生新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的文化发生融合，从而导致相关社会范式的更新，这也是一种现代化。所谓文化融合，意味着某一社会吸收了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所吸收的文化对于本社会来说是新的，足以改变本社会范式的更新。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化融合型现代化。在历史上这种例证不胜枚举，而各种由民族融合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外源型现代化也是一种文化融合，只不过它所引入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文化而已。
从范围和规模看，现代化可分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地区性现代化指发生在世界某一地区的现代化，如上文提到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也是一种地区性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才算大致完成。当时华夏文化较为发达，四夷文化相对落后，因而对于四夷地区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可把这一时期称为华夏化时代。
在历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第二次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1]。第三次就是下文将专门讨论的狭义现代化[2]。
从涉及的领域看，现代化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三次世界性现代化就属这种情况。后者只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主要是思想领域的事情。
所有广义的现代化都可以为狭义的现代化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探讨广义现代化的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现代性这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似乎在寻找现代性的确切含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文化特征或特性，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形成与实现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现代性也不断实现、不断变化。而某种典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便呈现为现代化的某个阶段。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当新的现代性形成以后，以往的现代性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逐渐进入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新传统，尽管这种新传统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旧传统。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完全对立的吗?
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现代性当然不同于传统性，因而二者当然是对立的。
这是一种错觉。
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就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识系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要以传统知识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识被以不同方式运用到新的知识系统中，在新的知识系统中复活了。因而，在现代性中我们总可发现传统的影子。
就价值系统而言，我以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基本价值就已经确立
。在其后各个时期的价值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到新的价值体系中，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是经常注意到这种现象吗？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东西，一查古典，原来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就是这个缘故。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人类那个辉煌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代化中，它们往往要改头换面，采用现代的形式，即所谓新瓶装旧酒。有些传统，还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运用到传统中。
就这样，传统性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为现代性。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即化传统为现代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我们毋宁说，现代性就是传统性。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对立起来，主要由于这种传统性被遮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这种关系，我们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新质的产生或引进。这些新质好象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就传统而言，有些方面被摒弃，也有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令新质相形见绌。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代性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准此，那些引起现代化的新质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现代性中包含着传统性，而传统性中亦孕含着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关系。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各个层面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又导致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知识系统产生了更多的新质，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是多变的、跳跃的；相反，价值系统，特别是其实质内容，则继承了更多的旧有因素，所以它的发展表现出更明显的恒常性和稳定性。
如果按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分类法，也许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轴心时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此后，它的发展虽然时有起伏，但一直没有达到轴心时代的高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繁荣程度是绝后的。相反，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更新的，高潮迭起，且一浪高过一浪，当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后，又会被另一个高度所取代。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现代的物质文化繁荣的程度是空前的，但不可以说它是绝后的。至于制度文化的发展，则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
对于外源型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知识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所以，价值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同理，物质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
从现代化的结果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自发型现代化，其新旧因素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新质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面，在新的社会范式中，许多传统的东西以种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在外源型现代化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所铸造的新的社会范式中，新旧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的。旧文化被完全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了。新旧因素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基督教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混血儿。当时希腊文明是一种较发达的文明，上述地区将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融合起来，改变了其文明范式，形成一种希腊化文明。对于当地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已有文化对新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同化，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有之，如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吸收。如此等等。
当然，在这千差万别中，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越是深厚、强壮、发达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就占越大的比例，并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至于若干种文化势均力敌，那么它们之间的引进与融合，将立足于本社会的文化去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本社会的文化，仍为主导性文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同化掉。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新旧文化的因素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中与自己秉性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同化。
二、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趋势
那么，如何理解狭义现代化即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仍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由新质的产生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
在三次世界性现代化中，前两次是各个文明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世界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事实上是和世界秩序的变动、调整交织在一起的。
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尽管如此划分世界文明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我也不同意将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但是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基本单位的见解，的确是极有眼力的。
我想，文明也正是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位。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由于这场
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原因，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交叉进行的。
西方是这场现代化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对于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自发型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最早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些学者主张现代化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持后一种观点学者的头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进入传统领域。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则西方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即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性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风格与精神，而人文主义是其基本特征[4]。第二期为工业化时代，其现代性当然是工业文明。第三期即当代，或可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理解其现代性? 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三项内容。我想，工业文明仍应为现代性之一，只是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已。
这三个时期的现代性同西方传统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使这一古老传统“再生”。工业文明虽然起初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但仍离不开已往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于西方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我们仍可从西方传统中找到其根源。
亨廷顿教授曾把现代化之前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八条：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5]。看来，在三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遗产。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遗产。正如亨氏所说，西方传统文明中的各种代议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6]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斯・韦伯早已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过精彩论述。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传统中的商业文明恐怕也不无关系。
可见，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的传统性；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
不过，西方现阶段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有人说，世界（主要指西方）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当这整个变革过程结束以后，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态式以后，现代化才算完成，才会出现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现代化过程即将结束，或现代化即将完成。因此，所谓“后现代化”，那不过是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是新的现代性实现的过程。
那么，新的现代化阶段和新的现代性将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这个问题，只有置之于更广泛的现代化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问题要复杂得多。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属外源型现代化。
当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古老的土地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两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困扰着，一个是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思考着，争辩着，甚至斗争着，由此形成了种种观点。
关于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普遍的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到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亨廷顿教授在阐述了古典遗产、个人主义等八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后指出：“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至于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他总结出三个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7]亨氏尽管把西化和现代化毫不含糊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供出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的意见是，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不赞成西方文明的那些主要特征“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西方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现代性就是其传统性。换言之，一些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既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西方现代化之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全部过滤掉，仅就其现代性中的纯粹新质而言，在发生学上，它仍然是西方的。因此，西方以外社会的现代化，只要是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化过程。
不过，尽管这种西化就是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其他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即西化过程，仅仅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
当这个阶段结束以后，甚至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那便将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事实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那就是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我。对于一种较为强壮的文化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以至亨廷顿教授说：“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我以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
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由于各文明都有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所以，各个文明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文明的。它吸收其他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认同其他文明，取消自我。这就是说，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
然而，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文化，进行现代化，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知识系统，并不困难，因为那些东西拿来可用，一般不需刻意
改造。
价值系统和引进和吸收要复杂得多。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排他性，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同样是必要的。
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一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相容的部分可直接拿来，不相容而有必要吸收的部分，则需要一番改造功夫。二是，对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现代相容的部分，可直接继承，虽有冲突但有必要继承的部分，则需加以整理，使之适合现代的形式。由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故传统价值系统的基本内容会保留下来的。
事实上，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如上所述，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来说，这一工作早已进行。而其他文明似乎刚从欧风美雨中觉醒，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照理说，世界现代化进程由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即西方以外的社会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转入各自传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转折被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一开始西方就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大门的，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严重阻碍了各文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次迟到的转折。
对于各文明的现代化来说，第一阶段，即吸收西方现代化阶段或西化阶段，是一种外部引进型现代化过程；而第二阶段，即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则是一种自发型现代化过程。当然，后一过程是由前一过程引起的。
当各大文明的传统充分现代化以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引进、相互吸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望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这种普世的现代性，是由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构成的。这便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四阶段。
尽管西方文明最早进行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存在吸收其他文明文化的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他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正可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
向其他文明学习，从中吸取新的智慧，是西方文明健康发展之道。很有可能，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的正确方向。这个转折，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由自发型转向外源型(对于引进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而言)或文化融合型(对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化而言)。
这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将把目标转向其他文明中那些古老的、尚未经受现代化洗礼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不过，当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都进入公共领域并形成普世的现代性以后，各个文明仍会保持各自的地方色彩，其情形类似于儒道之于中国文化。儒道分别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属地方文化，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它们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地方色彩。
以上所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入侵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明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明现代化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现象就是亨廷顿教授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西方的衰落”的悲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转折吻合了。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不管是世界现代化，还是世界新秩序，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奈何不得。
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
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三、略析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误解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
如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西、体、用四个范畴而展开的，并形成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等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为洋务派所倡导，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9]。所以，不必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需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己之不足。在中西或新旧关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现代化是十分有限的和片面的，只适合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其是其非，且留下文分解。
全盘西化是五四时期一批热血青年提出的。此派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主张在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豪言壮语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用以概括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李先生本人力主此说，并为之“新释”[10]，成为此派在新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西体中用派是作为中体西用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针对后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斥，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其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11]这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是本，其他都是末。
对于中西体用的关系，严复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2]严复进一步指出，如果“西艺”是指科学技术，“则西艺实西政之本。”[13]
李泽厚先生自称，他的中体西用论，“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更为明确’，是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解释。”
我体会，李先生的“体”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把‘体’说成社会存在”：“‘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他的一个小标题“‘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对此表达得
更为直接、明确。
第二层含义是导致这个“体”发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大工业：“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DD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我提出的‘西体’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层含义是西学：“如果承认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如果承认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那么，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的存在的‘学’，它就应该为‘主’，为‘本’，为‘体’。这当然是近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先生一方面说包括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学”“不能够作为‘体’”，另一方面又把显然属于“学”的范畴的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似乎有一点逻辑混乱。
李先生对“中用”的解释也是全新的：“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看来，“用”即西学之“用”或中学之被“用”。
在这种西体中用的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有什么地位呢？严复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主张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用西学代替中学。康有为虽然没有从正面否定传统，甚至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其实质与严氏无异。
在这一点上，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DD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用”是关键。“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如果“中学”被“西学”所“改换”，那等于说，中国传统只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完全失去了主体性。
这等于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消解了。对于这一点，李先生也没有掩饰：“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庞然大物，首先必需分析它、解构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继承和建设”。然而，依这种西体中用的模式去解构，中国传统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想，不过几块残砖断瓦而已，谈何继承与建设！
因此，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说而提出的，但其实质，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露骨的方式推翻传统，一个以温和的手段消解传统；一个欲将传统杀得片甲不留，一个欲在被解构的传统废墟中捡得几块残砖断瓦；一个激进，一个渐进。如此而已。因此，所谓西体中用派，确切地说，就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存在一个西化阶段，所以在特定时期，西化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象西化派，包括激进的西化派和温和的西化派所坚持的那样，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的总方针，那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语词问题。李先生对“体”、“用”的新解，新则新矣，义则未达。
在汉语语汇中，尽管人们对“体”、“用”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体”、“用”都是名词，前者为事物根源性的、主要的部分，后者为事物派生性的、次要的部分；二者相对而立，相互依存。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而李先生只把“体”当作名词，把“用”释作动词“运用”、“应用”，这就完取消了“体”、“用”的对应性，完全消解了二者作为一对范畴的意义。
所以，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说而提出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针对”性。洋务派的“体”、“用”是从汉语语汇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参见下文），而李先生的“体”、“用”是他自己生硬制造出来的，和汉语语汇中的“体”、“用”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一心想“改换”传统文化“遗传基因”的李先生，连“体”、“用”这对传统范畴的基本意义也“改换”了，其“改换”不可谓不彻底。
除了语词问题外，在思想上李先生的第一个失误是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衣食住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前者。在这一点上，李先生更接近于严复而与康有为有异（康氏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本，严氏主张“西艺实西政之本”）。他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
所谓社会存在，说到底，是人的存在。这也正是李先生讨论社会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李先生把社会存在、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DD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或许这种分界线本来就有若干种，而不是唯一的。我想，如果依此来界定“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那就一定要抓住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样，问题非得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才可以讨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确是由猿过渡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人性论的范畴，那显然是过于肤浅了；而如果因之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则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混淆是非。
我很赞赏根据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来推究人类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思路。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孟子的论述最精彩、最有代表性。李先生说：“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李先生不赞成此种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如说“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
”，作为一种知识，不可不辨。
衣食住行归根结蒂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以之为“体”的“根本”。孟子是怎么看生理本能的呢？针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论断，孟子连续反问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如果只把生理本能当作人性，那么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论，孟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反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不能据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就象不能根据白色把白羽、白雪和白玉三种事物区别开来一样。所以，生理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不能把它当作人性。
那么，什么是足以判别人禽的人的根本特性即人性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性；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即仁义礼智，即人的精神生活。
然而，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毕竟也有生理本能。精神生活和生理本能在人这种存在中的地位各是如何呢？孟子提出了其著名的“大体”、“小全”之说。赵岐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孟子章句》）朱子曰：“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章句集注》）综之，“大体”即心，即精神生活；“小体”即感官，即生理本能。
孟子认为，“大体”和“小体”的功能是不同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等感官不会“思”，故为物所蒙蔽，并会被物引向歧途。心是会“思”的。心之“思”的对象是什么？即“思则得之”的“之”字指什么？“思”是孟子的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其对象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应该如何处理“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呢？既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所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孟子进一步认为，对“大体”、“小体”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层次：“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些见解都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时下那些腰缠万贯而心灵空虚的人们，不就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吗？不就是“养小以失大”吗？
因此，“四端”、仁义礼智、精神生活，就是人之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就是“体”。这表明，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正是原始儒学的精髓。
不过，李泽厚先生声称，他对“体”的新解已经在孔孟原典中找到了根据：“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祟的孟子，也讲‘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李先生不要忘了，孔孟的这些话都是关于政治的(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孟子回答齐宣王的政策咨询)，其“本”为政事之“本”，而非人之为人的“本”，亦非“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孟子的学说，把衣食住行作为“体”、“本”，不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征，反而泯灭了人禽之别。这大概是以人禽之别为出发点的李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各种社会存在中，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根本的，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由这种对“体”、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李先生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长在其上的观念形态、政治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西方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全面实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并以之“改换”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西化派的基本立场，不管激进的全盘西化派，还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严复体用一如，以西学代替中学的主张不正是如此吗？其他如陈序经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14]，“中国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5]。胡适也说：“一方面学习科学，一方面恢复我国固有文化，……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特别引用了李大钊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根据：“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7]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诚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经济形式呢？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总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必然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潜在世界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的哪一侧面或哪一部分又往往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形式，而一定的经济形式又决定了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发生过程看，一定的经济形式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潜在世界也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只是由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才使某些社会发现了它的某些侧面或某些部分，而另一些社会发现了它的另一些侧面或另一些部分。所以，各个社会所发现的知识与价值，本来就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它们也必然潜在地适用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既是民族的、时代的，又是超民族、超时代的。时下人们常常重复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真理：越是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其奥妙就在这里。
所谓“潜在地”是说各种已被发现的知识与价
值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各个社会在采用其他社会的文化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各取所需。
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那些已经形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分离的；人们在引进某一文化体系的某一部分时，完全不必连同其整个体系一起引进。这就是说，当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不但适应其所由来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适应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这个道理已在上文强调过了。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例如，仁和礼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和礼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尚可分开，何况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
这种论断并非象牙塔里的抽象演绎，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例证！当年我们在引进印度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引进它所由生的印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亚四小龙在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根除反而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传统；……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亨廷顿教授在经过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程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8]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接着，李先生自然地得出了第三个错误判断，即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真是千头万绪。”这也是所有西化论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包容、难舍难分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讨论，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先生由“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推导出前现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对立。李先生说：“例如，对待自然，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重视人回到自然怀抱，现代化则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前者重视精神的自由享受，后者首先着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待社会，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重视财富平均，社会福利，而现代则主要是个人竞争、优胜劣败。对待人际关系，前后现代都追求心理温暖，现代则基本是原子式的异化的个人。对待人生，在前后现代，伦理和审美占重要地位，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轻理性，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现代则突出工具理性，关注于目的、功利、前景和合理主义，人自身常常成了手段。在思维方式上，前后现代均重直觉、顿悟和个体经验，现代则重逻辑、理智。在前后现代，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几乎无分轩轾。现代则是明星、天才、领袖、名家、奇理斯玛（Charisma）的世界。”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强调精神生活，更具有人文色彩；而现代更重视物质生活，更具有功利色彩。李先生是怎样看待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相似性的呢？他说：“所有这些描述，是非常粗陋和简单化了的。之所以作这种描述是想指出，尽管前现代与后现代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现代与后现代尽管在表面上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却更为相通和接近。”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基本上建筑在同一类型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之上，即大工业生产之上，与前现代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基地的‘本体’上根本不同。”
原来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作祟！上文我们已经说明衣食住行之类包括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不是“本体”，所以李先生在这里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衣食住行之类固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子不云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贤我，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一个遥远岁月，物质生活极为贫乏，而哲人庄子却在那里“逍遥游”；两千多年以后，美国已“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而哲人李泽厚也时常在那里享受“后现代”的恩惠。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呢？至少我绝不认为前者的精神生活质量比后者有丝毫逊色！
如此看来，历史就不需发展、社会就不必现代化吗？非也！非也！李先生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这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对此，我深表赞同。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的发展呢？按照本文的看法，由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模式不同，所以至少从轴心期以后，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最后才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规律仍然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所以，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物质文化，其次在于制度文化，而不在于精神文化。
当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有助于精神生活。但是，由于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物质生活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这正如李先生所说：“除了物质生活，人各有其不同的精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也推动、影响、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所采取的具体途径。”这种“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的“精神需要”之实现，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这正是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他“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认为“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DD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但是西体中用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其他西化派的思想根源。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并且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了。
在以上诸说之外，傅伟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解释道：“此辞的真意是，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
学融为一炉。”[19]
傅先生大概混淆了中西文化的体用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诚然，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实际情况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用关系，它必然会打破和取代过去的体用关系。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相对而言，其他东西，不管本来是体还是用，统统都属于用的范畴。
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所谓“本位”，也就是立足点，也就是体。傅先生一面讲“中本互为体用”，一面又强调“中国本位”，却没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四、中国现代化之路
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设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入歧途。
迷途知反。
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实质上是由吸收西方现代化引起的一次文化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从全球现代化的趋势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引进西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阶段。二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由一种地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全世界广泛认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一切优秀成分，以完善自己的现代化。
依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远未完成，第二阶段亦未真正开始。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同时进行。
方针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体”、“用”这对范畴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连提出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先生也说自己是不得已而用之。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出和使用‘西体中用’。”
但愚见以为，“体”、“用”虽然古老，但不陈旧，更谈不上过时，它们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以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允当的。我甚至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针和宗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关键在于解释”。所以，我也想尝试着对“中体西用”作一番新解。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体用这对概念“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严北溟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20]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之体用即属体用第三义。严复批评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1]这是以体用的第一义攻第三义，不足为据。
且严氏有所不知。洋务派的体用，非指西学之体用，亦非中学之体用，而是中国现代化之体用、中国新文化之体用。也就是说，其体用实“即一物而言之也”，此“一物”就是中国现代化或中国新文化，因而洋务派本来没有违背体用一如的原则。严复此误，或为一时疏忽，但后世学者不假思索便随声附和，以至谬种流传，不亦悲夫！
我仍然沿用洋务派对体用的用法。
事实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相对的。我以为，根据上文对人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理解，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体用可作三层解释。其一，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文化为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存在为用；其二，在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为体，知识系统为用；其三，在价值系统中，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质为体，其具体内容或构成为用。
不幸得很，按照这种解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所谓社会存在，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也不能当作“体”。看来，是李泽厚先生把事情搞颠倒了。
按照这种解释，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之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根源也显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二层面，即以价值系统为体，以知识系统为用。体作为根本原则当然是不能变的，故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可变；而知识系统作为具体方法是可变的，故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知识可以吸收。这就是洋务派的逻辑。
应该如何用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由于知识系统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易于实行的。关键在于价值系统。所以必须超越以上对体用解释的第二层面，超越洋务派，而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面，深入到价值系统内部。
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不能变；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为用，是可变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说详本书《绪论》第一部分《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和第×部分《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其它都是用，都是可以改造的。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中国文化最高层面的体仍为体，这是立足点。用包括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二是被引进的西方文化。就后一类而言，不管它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是用的部分，还是体的部分，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之用。换言之，中学有体的部分，有用的部分，而西学只能是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正是中学中之用的部分与作为用的西学之间的融合。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现代化中，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印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何尝不是印体西用？同样，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吸收又何尝不是西体中用（当然不同于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体印用？
其实，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古人早有明察。尽管当时还没有运用体用范畴进行分析，但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其核心部分是永恒不变的，其边缘部分是可变的。
先来看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家孔子的意见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指礼仪制度，而是泛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孔子认为，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因”即
不变的部分，也有“损益”即可变的部分。正因为“礼”中有永恒不变的部分，所以，就这部分而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哪是“因”的部分、哪是“损益”的部分呢？《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看来，关键在于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之本”，这就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因”的部分。自然，那些“玉帛”、“钟鼓”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是非本质的部分，是可以“损益”的部分。孔子还进一步认为，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也要根据“礼”的内在精神：“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由麻改纯，不违背礼的内在精神，且较节省，故孔子接受这种改革；但由“拜下”改为“拜上”，则“泰也 ”，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故孔子反对这种改造，坚持传统。
对于这种历史观，《礼记・大传》表述得更加清楚：“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亲亲”等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本，是体，故“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而“立权、度、量”等属制度文化，“异器械”等属物质文化层面，这些都是末、是用，故“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古人常常将人文精神归结为“道”。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道”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至董仲舒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论断。唐代韩愈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其“道统”之“道”，非客观之“道”，而是关于“道”的思想学说。所以他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不是说孟子死后就不存在道了，而是指关于“道”的思想学说中绝了。
遗憾的是，这些深邃的思想被洋务派的政治家们忽视了，否则他们不会把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的。至于今人一方面把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东西当作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毒素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一方面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尤其可悲。呜乎哀哉！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而且也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所谓全方位，并不是说要将传统文化抛弃，全部换上西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用西方文化“充实”、“改进”中国文化，而不是象李先生说的那样“改换”中国文化。所谓全方位，也不是说引进全部西方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引进，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西方价值被引进中国以后，会逐渐地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同化，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会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过，不同的文化层面所受渗透程度是不同的，愈往深层，所受渗透的程度就越轻。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特征，是体中之体。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国对佛教的引进和吸收，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刻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首先归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具体地讲，就是儒学的缺陷和危机。余敦康教授曾经指出，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开见绌[22]。
佛教之在中国兴起，还要归因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23]
这个中国化过程，意味着民族本位是万万不可丢掉的。陈先生接着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当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包括对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吸收，当以此为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发出上述精辟见解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应该如何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呢?
固然，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趋势而言，目前的主流仍然是西化，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刚刚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所讨论的现代性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例如，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形成的。然而，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以外的各大文明传统也必将象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完成现代化，并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必象西方的现代性那样，由一种地方知识转化为普世知识。
无疑，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但我想，首先应该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亨廷顿教授曾经把西方文化的传统（当然是优秀传统）列了一个清单，我们也可以这样作。
我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遗产列了十七条，不一定恰当。它们是：
1，人文精神。说详上文。
2，德性学说。本书绪论指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形成于殷周之际。正是由于殷周之际的宗教批判运动，导致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巨大差异。就道德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德性。而西方人却认为，道德的根据是外在的上帝或外在的理念。这也是中西人性论的差别。
3，自由观念。现在人们一谈起自由，便想到西方，殊不知中国早就有别具一格的自由观念。说详第三卷第五篇第一章。
4，哲学人生。西方的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上帝，寄托于宗教。自从周初的宗教批判以后，中国的人生价值，就主要寄托于自性、寄托
于哲学。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人生观，即对人生抱着哲学的态度。过去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而四书是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典籍，它们必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发生深刻影响。
5，实用理性。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很妙。
6，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极高的审美气质，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7，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个人主义，主要就人与人之间、就社会立论。与此不同，中国的个人主义就人的内在心性立论。它充分地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性，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8，集体主义。
9，伦理情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决定了血缘的稳定性，而这又最导致了传统的价值系统弥漫着伦理气息，使中国文化很有人情味。
10，民族意识。统一的汉民族意识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它不仅促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帝国最终保持统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11，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向自觉而觉人，以自己的良知去唤醒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昌盛，高潮迭起，辉煌灿烂。不管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可以这样说。其中最突出者有二，即人文领域的哲学和科技领域的中医学。它们必将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
13，文学艺术。这也是中国古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毕加索曾经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艺术是最杰出的，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辞。
14，古代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语。不掌握这种书面语，就休想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真正进入传统。方块汉字不但是汉族各方言共同的书写形式，而且为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运用，甚至被引进到其他国家。这种文字与直觉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15，德治思想。
16，民本思想。
17，文官政治。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民主性。看来，这个传统目前在逐渐恢复。
凡此种种，都应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应该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大抵是中华文明中永恒的、不可革除的部分，大抵是具有普遍意义并可以转化为普世的现代性的部分。
传统的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我注六经，即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二是六经注我，即将传统纳入新的思想体系。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所形成的文化会不会是一种大杂烩、大拼盘呢？这种顾虑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如果认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的主要遗产，就不难发现，其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中和谐共处，并逐渐互相同化。
中西文明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它还意味着互补。过去的研究者往往片面地夸大冲突而忽视互补，并导致一系列的误解。这种偏差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从儒教和道教中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进一步推论儒道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过于武断了，现有东亚的经济奇迹为证。韦伯的败笔就在于错把互补当冲突。
其次，中体西用不是将两种事物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引进佛学，并发展出理学这种新范式，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已隐隐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与调整，就要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价值、它的博大与精深！
五、余 论
?
我在重新解释中体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的新释尚可备一说的话，那么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关于中、西、体、用问题讨论的轨迹，正好构成一个马鞍形。
这就是说，一个本来正确的方针，由于提出者的片面理解和时人的情绪化等因素，被一步步地偏离了；而当事情发展到极端，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回归。真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路返回，而是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唯其如此，这个轨迹才是马鞍形的。
这个马鞍形的意蕴何止于此！它不正是中国国际地位失落而后提高的过程吗？不正是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后恢复的经历吗？……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孤立地看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李泽厚先生奉为“西体中用”派之典范的康有为，最终归于“中体西用”。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24]他甚至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认为“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5]在他看来，“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所以“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26]于是，他对自己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27]这些观念与洋务派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康有为由改良主张向“中体西用”回归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倒退、这是随落。这种评价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化了。君不见，康氏的结论是他在游历欧洲各国达十一年之久，并对中西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鄙人于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辩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28]所以，这种回归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必有其深层的、理性的根据。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传统回归的，何止康氏一人、又何止改良派！毋庸讳言，有些鼎鼎大名的激进派人物不是也和康有为一样最终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吗？这个奇妙的现象恰与上述那个马鞍形不谋而合，怎能不令人反省、发人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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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版第35－36页。
[2]由猿到人的进化或许也可看作一次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特征有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但这一过程只具有生物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意义，而不具有文明性质。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版第29―
篇5：从程序员到软件工程师[2]
从程序员到软件工程师[2]
]当时看算法本身的文档，然后又回头看线性代数，终于理解了算法，并用程序表达了出来，由于是嵌入式用的，又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算法优化。
后来跳槽时终于尝到甜头：
1。薪水高，基本上一应聘就是Senior的职位
2。稳定，这个一般大街上招一个程序员是做不来的
3。机会多，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只要是大公司招人，象微软、Google等，除了问一些语言本身的问题外，基本上就是算法和数据结构的问题。
通常面试那些时间你写源代码是来不及的，基本上就是写伪代码。或说明你的算法基础和思路。答的好一两句话就解决了。
想走这条路的朋友，我首先建议好好读读《数据结构与算法：C++版》，里面所有常用算法和经典算法及数据结构必须烂熟。其次，建议将大学课本找回来，几本高数好好复习复习。《线性代数》《概率和数理统计》《微积分》《常微分》等等。
我们不是大牛，基本上创造不出新算法，但是我们能够将别人的算法实现或者能把一个具体问题分解成已知的算法，那么你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算法工程师了，
说实在话，语言只是工具，是很容易掌握的。泡沫时期，不是很多人突击那么三个月就可以上路做programmer么。就象刀法是很容易学会的。要应用精熟，也不过是长时间的积累而已。
对语言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刀法的领悟，有人是顿悟。但是多用总是会渐悟的。
最重要的是基础，就是数学能力，那可是内功。可以这样说，你要想真正和其他程序员拉来差距就在这里。
我朋友的孩子想走计算机编程这条路，考大学我就推荐考数学系！
再有就是多做那些大公司的面试题，一是锻炼自己的.大脑，二是熟悉这些算法的应用。
好了，现在能想到的就这几点，这里给几个面试的例子，看看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描述解答
1.如何生成一组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2.有一个二维迷宫，如何找到出口路径？
3.有数据库存储一股票每五分钟的实时报价，如何生成每小时，每天，每周……的股票价格变动曲线？
====>我的建议答案
1。生成二维随机数，只取落在正态分布包络线内的数
2。二维连通图深度优先遍历
3。傅利叶变换
篇6：从挖掘地球到投资地球的竞争
从挖掘地球到投资地球的竞争
欧盟委员会在今年3月9日宣布,将在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色经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保持欧盟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当前,世界各国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都带有明显的“绿色新政”印记:美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划拨了677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交通;东亚,韩国计划未来4年内在绿色经济领域投资50亿韩元,日本则宣布争取在之前把绿色经济规模扩大至100万亿日元.
作 者：李小莹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科技成果 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年，卷(期)： 10(7) 分类号： 关键词：篇7：音乐的革命从电子音乐到数字音乐论文
音乐的革命从电子音乐到数字音乐论文
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科技手段与日益繁荣的文化艺术相互辉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冲撞，产生了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赞叹不绝，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现象，就音乐领域来讲：电子音乐、合成器音乐、数字音乐、MIDI音乐、网络音乐、MP3音乐、彩玲音乐、先锋音乐、具体音乐，序列音乐等等不胜枚举。更多的社会普通受众是置身于千变万化的当代音乐漩涡中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百般困惑――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电子音乐与数字音乐的发展历程作一综述，对其差异作一比较，使大家能够拨开迷雾见晴天，更加清楚的认识与鉴赏当代音乐潮流。电子音乐通常是指通过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手段生成及处理加工创作的音乐，它是结合了各种电子设备，电子音色、电子音响素材进行有机整合制作的新的音乐类别。它可以通过模仿复制现有的传统乐器的音色，也可以通过电子手段产生全新的，区别于所有传统乐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音乐音色。
电子音乐的产生是人类科技进步的结晶，是对传统音乐概念的一场革命，也是音乐文化艺术结合电子科技手段的一次大进步、大发展。它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同时也带动着电子音乐创作呈现出不同的技术理念和创作风格。回顾电子音乐的发展历程，根据其制作技术的不同演进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从20世纪初至50年代，西方音乐文化在经历了宗教音乐时期，古典音乐时期，浪漫派音乐时期，民族乐派时期，印象派音乐时期后，调性音乐正被逐步瓦解，多调性，泛调性，无调性音乐逐步产生。
这一时期，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序列音乐思潮开始盛行，因为传统乐器的声音已经定型，新音色的发掘受到自然乐器物理属性的限制，一些序列主义作曲家为了寻找新的音乐语言和新的音响效果，把目光投向了刚刚产生的电子科技领域，他们敏感地认识到，通过电子合成声音的技术可以突破序列作曲技法在传统乐器演奏技巧、传统乐器物理声学中所受的制约，可以将序列结构音乐发展到声音的所有细微部分。他们将电子技术产生的声音视为新的音乐载体和理想的音乐媒介。
不过，这一时期的电子设备和技术都非常简陋，电声元器件如：正弦波和锯齿波震荡发生放大器刚刚出现。作曲家只能通过早期简单的电子振荡器拓展音色，通过铝箔盘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声音信号，先是进行简单的声音再现、重复、剪接和拼贴。继而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地通过磁带处理和电子调制等手段创作音乐。故而也有人把它称为电子音乐的具体音乐时期。
当时法国国家电台的无线电工程师舍费尔有一首世界首播的音乐作品《具体音乐》他把火车的鸣笛声、雷鸣声、刮风声、鸟鸣声、动物叫声等等音响预先录制好、再加以编排，剪辑、拼凑处理并在1948年10月通过巴黎电台广播了这部作品，史称为首次公开演出不由人来演奏的音乐。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音乐事件，它标志着电子音乐真正诞生了。
从具体音乐到磁带音乐：磁带音乐崭露头角
从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电子科技的进步，模拟录音技术的的革命性发展使得电子音乐作曲家们拥有了更为得力的电子设备工具。逐渐形成了以磁带录音机技术发展为核心，连接调音台、电子效果器、电子振荡器、电子压缩器、电子采样器等硬件电子设备的制作平台。
这一阶段的潮流先导主要围绕着音乐文化思潮自由和电子科技相对发达的`法国和德国。其中，法国电子音乐流派的奠基人是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他在法国巴黎电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电子音乐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拥有当时国际顶尖级的电子设备器材与创作环境，吸引了各国众多的电子音乐作曲家来此工作和实验。
1951年，身为作曲家的艾默特（herbert Eimert）在当时的西德克隆电台也建立了庞大的电子音乐实验室，随后，50年代中后期，其他各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电子音乐实验室。意大利的贝利奥，美国的乌纱切夫斯基，法国的瓦列兹等等音乐大师都在电子音乐领域有许多出色的代表作品。这一阶段的音乐创作有的大量使用从自然界采集的各种声音，如城市的工业噪声、乡村的自然风貌、各种生活场景的模拟，从而在有音高的声音和纯粹自然界的音响结合与叠变中达到自己表现和丰富音乐的目的，有的通过电子振荡器产生没有泛音的正弦波，然后通过电子滤波器、电子加速器或电子调制器进行声音修改，强调乐音与噪音的平衡，表现复杂的人文情怀。只是这一时期的电子音乐作品还主要局限在专业作曲家的创作范畴内，在社会音乐传播中并没有广泛应用。作曲技术手段也主要依赖于磁带录音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也常常被称为电子音乐的磁带音乐时期。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电子音乐作品不用谱表记录，只是保存在磁带上。少数的记谱也是普通音乐人难以看懂的。例如：著名的德国作曲家斯托克豪森的电子音乐作品《电子音乐练习曲》在音高和音色的部分，标分从100直到17.200hz。乐曲中使用的音高是从一个分成81级的音阶中选出的，其音程的比率是一个不变的25%hz，又根据各个音高构成193个混合音，粗横线条表示第一个混合音响的频率，其上又增加另一叠置的混合声响，此页中间两条横线表示声响的时值，时值是按照磁带运行每毫米的具体速度计算的。底部的三角形是用分贝标明的音量。为了这一乐曲的“演出”，首先要把作为基础材料的193个混合音响录制到一条磁带上，这就是“键盘”。最后再通过播放录音将乐曲演奏出来。
总之，这一时期的电子音乐是储存在磁带上，后来也会转录在唱片上，听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扬声器。这也使得很多听众对这样的音乐会感到很不称心，为了使这种音乐会不单调，有的作曲家和演出主持人在演出中同时加上闪烁的灯光，放映幻灯片或电影以形成一种混合效应的表演。这其实也就是早期多媒体的雏形。
从磁带音乐到电子音乐：电子音乐步入生活
从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电子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将电子采样器、音序器、效果器、滤波器、调音台、存储器、混音器等众多硬件设备的功能浓缩在一起的技术。人们把它称为电子音乐合成器。
合成器的出现为电子音乐的制作增添了一个无限丰富的声音资源，也使得原先创作电子音乐复杂的硬件操作过程变得十分简单方便，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键盘调用其储存器中的声波模型，组合出成千上万种新的声音，所以，伴随着电子音乐合成器的产生，电子音乐才真正走到大众音乐生活的所有层面中来。
在当时各国的娱乐领域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广播电台、爵士乐、摇滚音乐、唱片制作业、严肃音乐等等都有广泛使用，尤其是1982年以后，世界统一了电子音乐的连接标准，开始实施统一的MIDI规格，电子音乐合成器改变了以往需要使用不同的屏蔽电缆连接，用不同的电压来控制乐曲韵律和音程的状况，所有的信息通过一根MIDI接口线就可以自由交换，世界各国不同电子乐器制造厂商的合成器产品也能够交互使用。
进而随着电子合成器的普及，其价格也大幅度降低，人们使用电子音乐合成器就像使用其它普通传统乐器一样方便自如。只不过这一时期的合成器基本上还是由各种从事音乐活动的人来掌握使用。通过一台电子音乐合成器就可以完成大量模仿传统乐器或或制造出各种新乐器音色的工作，它甚至替代了以往从作曲、编曲、配器、演奏、指挥、录音、剪辑、等一系列的音乐生产环节，难怪当时有人忧虑惊呼，传统乐器演奏员要消亡了！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电子音乐的合成器音乐时期。
当时的很多作曲家用一台合成器就可以完成整个电影的配乐工作。比如：希腊作曲家范吉利斯写作了大量电子音乐作品及电影配乐、芭蕾舞音乐等等。他的名字80年代就已经响彻全球，曾因为电影《烈火战车》的作曲配乐而获得奥斯卡音乐奖，曾为世界杯足球赛写作音乐。他的大量电子音乐作品及电影配乐都使用了合成器制作完成，他的电子音乐专辑《中国》里使用的是合成方波音色，以高音区的音型和低音区的音型复合而构成一个主导音型整体，贯穿于音乐的主体部分，其它的各种合成音色，如：合成铃铛、合成沙锤、合成贝斯、合成弦乐、合成类似东方乐器管子音色的各声部有的演奏旋律，有的演奏和声，有的演奏低音，形成了一个巨大宽阔的音响空间，描绘了作者心中富有东方色彩的音乐韵味。这些几乎是传统乐器所难以表现的音乐形象。
从电子音乐到数字音乐：数字音乐方兴未艾
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高速发展的数字计算机技术以个人微机的形式逐步走进了千家万户，伴随计算机技术普及的还有号称信息高速公路的因特网络技术，至此，各种电子信息可以通过强大的CPU中央处理器进行运算，通过与各种软硬件的结合得以协调实现，并通过因特网迅速传播、普及。在音乐领域中，“计算机音乐”也得以迅速普及。由于当代此类音乐在音乐的创作与制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以数字运算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包括音乐材料的获取，音乐本体的各个参数的设定和构造，音乐作品的重现和传播等等，又被人们称为“数字音乐”时代。
在数字音乐时代，计算机音乐可以看作是电子音乐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崭新阶段，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制作平台，几乎使所有的硬件设备都相应的开发了软件产品。强大的CPU中央处理器与各个软件之间形成了有效的管理协调工作机制，它不但继承了之前磁带音乐与合成器音乐时期的所有优点，还开创了一系列更加独有的音乐创作方式。它在当代音乐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着牢固的统治地位。我们来看看数字音乐对当今社会音乐生活的影响。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在当代音乐生活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音乐层面，其一，严肃音乐领域，也有人把它称为学院派音乐类型，在世界范围内，这些专业作曲家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界的影响。很多作曲家几乎同步的进入到数字音乐时代。
在世界各国绝大多数音乐院校里，都已建立了电子音乐系或相关的专业，他们为电子音乐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一类专业音乐创作中，有很多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充分挖掘计算机技术，结合丰富的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音乐作品。这类作品，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很多音乐概念，比如：传统音乐中的主题材料特征主要体现在诸如：音高、节奏、音色、和声、织体、曲式等方面。
而电子音乐的作曲家们把噪音、音响、空间、色彩的概念也引入到作品主题元素中来，通过音响在音乐不同阶段或层次上前继后续、循环往复、衍展派生、相互关联使其具有控制全曲的结构力作用，赋予音响材料“主题性”的涵义。有的利用音色包络技术（包络是产生有趣音色的重量级杀手）对发音体的参数进行调整使其改变，有的通过拉伸、逆行、循环技术、混响、延时、调频、调幅、均衡、放大、缩小声音参数等技术手段使其改变原声的张力，音质、相位、空间布局等等，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数字音乐作品。
在大众通俗音乐传播领域，作曲手段的简易化使每一个会操作电脑的人都能够实现写作音乐的梦想。在人性化的电脑界面上，充满着一个又一个普及性的计算机作曲软件，任何一个人，即使他不识谱，不懂得音乐的基本理论，也可以依靠鼠标，凭感觉在电脑中记录下各种不同的音乐线条，又可以通过各种电子信息传输手段使其广为传播。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在音乐网络传输中起重要作用的MP3技术作一介绍，MPEG技术是一种视频编码的数字压缩格式，早期的VCD光盘传播技术就源于此项技术的发明，从技术上说，在网络迅速普及的后来，由于远程传输速度的需要，以往数字音频的格式由于数字文件太大，已难以满足其网络传输的急速要求。在80年代末，德国人研究发明了一种专门针对音频文件的数字压缩技术，这种技术被称为MPEG Audio Layer 3，简称MP3。以后MP3又通过各国商业公司的包装推广，以各种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由于它在电脑网络中承载着大量的音乐信息传递作用。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数字音乐。
其实，就音频数字压缩格式来讲还有很多种，还有WMA、WAV、MP3Pro、ASF、AAC和VQF等，其中WMA格式以64kbps压缩时就能够达CD音质，而生成的文件大小只有相应MP3文件的一半。当然，在数字音乐交流的过程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也就是MP3、WMA和WAV格式，其它的或为生成文件太大 ，不利于网络传输，或者太小，压缩太剧烈，导致音质损失太多，过多的影响到音乐效果，可听性又不强。
作曲家谭盾的《水乐》和《纸乐》，音乐制作方式非常新颖――乐器就是水和各式各样器皿以及各种质地的纸张和弄纸动作，通过拾音器接收再经由各式各样的数字程序，定量或不定量的自由编辑，再由声学放大展现在听众面前。有人把它归类为行为艺术或者新音乐等等，但我们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一种隐身的与传统概念相不同的数字音乐。
总之，这一时期的数字音乐领域是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网络中的音乐高手层出不穷，网络音乐人自己创作录制的歌曲不知什么时候就已四处飘红，风靡大地，又不知什么时候又已销声匿迹，不见踪影。此起彼伏的手机彩铃，口水歌曲又不知不觉地随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群。可以断言的是，数字音乐作为电子音乐衍生出的天之骄子，还有其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它与动画、美术、影像、声光等多媒体手段的结合运用还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平台，计算机技术的持续高速发展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新的音乐制作手段，让我们在高速发展的文明科技社会中，期待电子音乐的更加繁荣吧。
篇8：张黎刚：从互联网革命到医疗服务商
张黎刚，34岁 12月创立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医疗健康
“互联网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它的意义远远超于创业公司本身，”“作为e龙的真正创始人，我有一种自豪感，至于其它方面，所有人的恩怨，我相信最终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今天医疗健康是乱世出英雄的时候，能不能跳出来关键在于他的整合能力。”
9月，华盛顿有一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化妆晚会，庆祝美国在线共同创办人詹姆斯・金希的60岁生日。请柬上写着：“那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那是一个激发艺术的年代，那是一个大胆超越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讽剌的年代。”宾客们身穿仿古装，金希介绍自己就是盖茨比，他的财务顾问兼女友海斯则是黛茜。
盖茨比式的灿烂而短暂的一生成了精英群体普遍的象征。
那个时候，张黎刚已经追随张朝阳回国，在搜狐开始了商业生涯。，他和唐越等四人创立了e龙网，205月，张黎刚离开e龙，追逐理想中的生物医药产业，12月正式成立爱康网，进入医疗健康管理行业。12月，张黎刚在北京参加一个商业精英Party，看到那些当年风光后来冷落的互联网英雄感觉很伤心，“连个跟他们讲话的人都没有，这就是商业的残酷性。我心态比较平静，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很受追捧的人。”
所以，张黎刚不为盖茨比式的短暂而失落，因为盖茨比式的灿烂“我从来没成为过”，他仍然在努力“想出人头地，站在浪尖上，创造对社会的影响力”。
哈佛，哈佛
当初张黎刚收到哈佛医学院教授的邀请，在中国一起做生命医药时，他不禁为这个巨大的商机、和自己重回本业怦然心动，而哈佛，又再次成了他的人生重要转折。
十年前，张黎刚在复旦大学读生物系，一个比他高三届的师兄教会了他如何申请去美国；后者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医学院。1991年张黎刚放弃学位，赴美留学，下定决心上哈佛，但这条直通精英社会的捷径颇多波折。他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Concordia大学过渡，正是在这儿，他遇到了后来一起创业、但最终分道扬镳的唐越。两人曾经一起在餐厅打工，一个洗碗，一个收碗。
之后张黎刚到洛克菲勒中心研究医学，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当技术员，他还拒绝了南加州大学的全奖。三年三次申请哈佛，终于被哈佛医学院录取。这番历练给了张黎刚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他记忆最深的是，“进哈佛前半年到一年，压力大得每天晚上睡觉我都感觉到牙齿咬得紧紧的，有时候咬得太紧会从噩梦中惊醒。”
哈佛不仅“增强信心、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而且是“对我人性的彻底解放”，张黎刚不再怀有理科常见的科学家梦想，转而追求对社会的影响力。他积极参加活动，竞选哈佛中国学生会主席(未成)，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组织哈佛、耶鲁的中国留学生筹资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做整版广告，驳斥NBC暗讽中国内政并暗示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行为，同时成立“抗议NBC委员会”，设专门网页，引起各界强烈反响。
与朋友创办《哈佛中国评论》及中美高层论坛，则成就了张黎刚的影响力。至今张黎刚提起来都很得意，“我在哈佛3年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东西，但有一样他们都知道，那就是《哈佛中国评论》”，他也承认，“我在美国呆了7年，从来没考虑过从商”，然而使他与哈佛重新建立关系的却是在他回国创业e龙。哈佛医学院每年都到中国招生，有空会找张黎刚聊聊，他也上了哈佛的捐款名单，这就为20初他们邀请张黎刚在中国做生物制药打下了伏笔。
待年12月爱康成立，张黎刚的商业直觉比e龙时更成熟，9月他在去成都药交会的飞机上产生了创业想法，一本健康杂志的一篇文章建议女性记自己的健康日记，而用IT手段当然可以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拥有哈佛医学院硕士学位、身为美国疫病管理协会成员的张黎刚，一下子意识到了他的“老本行”潜在的商机。
在华盛顿有一句名言，“这座城市的每件事都是一种潮流，不管是四年任期还是卫生保健。”美国最大的行业实际上不是IT而是医药，能占美国GDP的14%，而中国的相应数字不到2%；医疗健康在美国非常细分化，中国还大多在医疗方面，未来5到内概念会发生根本变化，从治疗向预防过渡，“我是健康管理的先行者”；每天医院多少人在排队挂号，但公共医疗服务众所周知不完善，“打破垄断就会创造出新的领域，其它行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保健革命在21世纪将诞生“第五波财富”……
在美国，“医生可以把病人当客户看，对隐私非常注重，一对一服务，国内科室做检查所有人都看着你，差别很大，
”20中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内地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医院就诊，29.6%的病人应住院治疗而不住院。对很多企业来说，当员工处于亚健康或高危状况下，现有的医疗保障不能满足需求。由于缺乏第三方健康管理机构，公众没有其它通道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爱康网推广健康管理的概念，作为第三方机构对客户的健康进行360°检测、分析、评估(在网上)，并提供针对性的健康建议、跟踪与干预服务(比如短信)。这是张黎刚最熟悉的医学和IT相结合的一次创业，还集中了哈佛的资源，合伙人之一是哈佛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专家团队里很多都是哈佛教授。
虽仍在“把脉”行业，但张黎刚认同潘石屹说的，“等你想清楚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冲进去了，你就失去了机会，可能爱康成立一年后才想清楚到底做什么。我相信健康管理能跟我影响社会的想法结合起来，爱康有潜力成为10亿美金的公司，中国健康管理的第一品牌。”
最后一次创业
创业家有时候和运动员一样，最好的是“下一个”，因此，似乎惊讶听到34岁的张黎刚说，“我希望爱康是我最后一个创业公司，我感觉每创一次业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我就会少活5年。”
难道他被互联网的沉浮灼伤了吗？即使不是网络泡沫破灭，e龙也只是网络界的配角之一，加之资本变动频繁，张黎刚从最早占e龙三分之一的股份到最后只剩下几个点(e龙上市后IAC增持至52%)，“低于10%都是打工的”。还关涉到“尊严”问题，他在商业上最大的一次压力是面临竞争对手携程要以几百万美元收购e龙，“收购书已经摆在我们美国股东的桌面上了，只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5月，e龙300万美元回购股份，认购期为两年，所以2003年5月张黎刚才适时离开。
年10月28日，e龙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6210万美元，张黎刚还关注着，那天e龙定价以后在网上交易已经是凌晨4点了，他没等，晚上11点就睡了，“不会因为我关注就改变任何事情，太太一直盯到股票交易才睡的。”虽然e龙没成为中国一流公司，“我还是有一种自豪感，我真的是创始人，荣誉会超过任何人，至于其它方面，所有人的恩怨，我相信最终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回想起来，“互联网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意义远远超于创业公司本身，看看过去五年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对新人、年轻人的接受程度……”张黎刚也认为互联网的兴衰是一件好事，给一代创业者上了活生生的MBA课，“经历这么一次对我创业爱康已经没有悬念了。”
在价值链上，张黎刚希望做最终要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司，但要基于互联网。起初他和哈佛教授做生物制药，收购了上海医药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很快感觉到，“像我们做网络的人安下心来几年研发一个药的历程太慢了，一两种成功的药品并不能太多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这才架构了爱康网。在一期万元投资北京、上海、杭州的基础上，爱康今后四五年将投入两三千万美元，将健康管理网点覆盖全国20个城市，“即使不赚钱爱康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
抢占了市场先机，“至少给我增加了两三年的核心竞争力，今天医疗健康是乱世出英雄的时候，能不能跳出来关键在于他的整合能力，以及对本土市场的把握。拥有这些客户资源，是中国公司未来最大的竞争优势。”爱康的客户已经有：北京海淀妇产医院、一家全球500强内的母婴服务公司、外企员工医疗、健康保险公司、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如奥运)等。
要解释张黎刚的创业动因，可能是“从小生存的压力造成的”，有时间回老家江阴，他希望证明“最普通人家的一个小孩，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这一半要感谢夫人，黄飞燕说服微软赞助《哈佛中国评论》，e龙的销售业绩几乎是她一手做起来的，她在美国强生、IBM以及IDG的经验也帮助了张黎刚每次创业。
张黎刚崇尚过比较好的生活，但在夫人眼里他也许是一个奢侈生活的人。在哈佛时他请黄飞燕在波士顿最好的一个法国餐馆吃饭，“也是请她付的钱“。回国前两人已订婚，张黎刚给她买了一个戒指，”也是用她的信用卡支付的”。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曾经这样描述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他注重改善自己在公众中的人格形象，但那也是常被人误解的原因：他所着力渲染的不是与艰难环境斗争的力量，而是自己的脆弱；不是自己的胸有成竹，而是自己的举棋不定；不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这种表现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这是一个政治家内在的冲动。”或许，这也是一个创业家内在的冲动。
来源：中国俊才网
篇9：《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
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教学目标
1、学习本文具体生动地写景状物的.写作方法，学习运用多种修辞方法；
2、理解并学习本文按空间顺序记叙事件；
3、理解课文运用对比的写法，表达了对两种不同生活的热爱留恋与厌恶；学习鲁迅先生从小热爱大
自然，热爱自由生活；认识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束缚。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目标1、2、3
难点：目标1、3，本文的第2自然段
三、教学用时：3课时
四、课型：讲读课
五、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1．简介作者和作品
鲁迅（1881～1936）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勤奋工作的一生。
从1907～1936年他所写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以及翻译、日记、书信等共800多万字，是我国现代文学中一笔巨大的宝贵的财富，也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9月18日，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厦门大学任教。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在文题下面写了一个副标题为《旧事重提之六》。后来鲁迅先生把它和《旧事重提》的其它九篇一起编入《朝花夕拾》这个散文集子中。
2．扫除文字障碍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提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引导学生注字音，解释课本未注释的词）
缠络chán 相互缠绕在一起 豁huò 此处状声
觅食mì 找食 渊博yuān 学识深广
确凿záo 菜畦qí 桑椹shèn 油蛉 líng 攒cuán 斑蝥máo
珊瑚shān 蟋蟀shuài 敛liǎn 脑髓suǐ 陌mò 人迹罕至hǎn
竹筛Shāi 秕谷bǐ 系jì 传授shòu 书塾shǔ
宿儒rú 蝉蜕tuì 人声鼎沸dǐng 窦dòu 厥士jué 拗ǎo
倜傥tì tǎng 金叵罗pǒ 盔甲kuī 绣像xiù 锡箔xī bó
3．指定学生朗读全文。
4．让学生思考以下问题：
文章的题目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请同学考虑文章从第几段到第几段写的是“百草园”的生活？第几段到第几段写的是“三味书屋”的生活？
小结：课文第1至第9段写的'是作者儿时在百草园中的生活；第10至第22段写的是作者儿时在三味书屋中的生活。
5．布置作业
①生字生词在作业本上抄写三遍。
②熟读全文三遍，并反复朗读课文第2自然段。
第二课时
◎教学重点
百草园的景物描写，诸多乐趣，恋恋不会百草园的感情。
1．由上节课的教学内容，导入新课。
提问：作者对百草园的生活与三味书屋中的生活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学生回答，教师小结）
明确：作者认为在百草园中有无穷的乐趣；三昧书屋的生活则是枯燥乏味的。文章先后写了两种生活，第一部分（1至9段）写的是“我”在百草园中的无穷乐趣。第二部分（10至24段）写的是“我”在三味书屋中枯燥的读书生活。这就是本文的大体结构。
2．引导学生分析课文。
⑴请一位学生朗读课文第1段，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①提问：课文的第1段写出百草园的什么情况？这在文中起着什么作用？
明确：写出百草园曾是“我”的乐园，点出了忆写百草园的缘由。
②理解：“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这句话是“夕拾”，是从成人的眼光看当年的百草园。“确凿只有”，断定百草园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似乎”又是对上面断定内容的犹豫与踌躇。这一方面表明由于“时间的流驶”，一些景致是否能够清楚的记得，不敢妄下结论；另一方面，也是为下文甩出一个“线头”――“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课文的第1段是全文第一部分的第一层，写出百草园是“我”儿时的乐园，引起下文回忆描写百草园。
⑵请学生朗读第2段，引导学生迸行分析。
①提问：作者写了百草园中的多少种动植物，它们分别是什么？
明确：写了十四种动植物，它们分别是：皂荚树、桑椹、菜花、何首乌、木莲、覆盆子、草丛、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
②提问：作者写了百草园中什么景物呢？
明确：莱畦，石井栏。
③提问：作者在写这些景物、动物、植物的时候，用了哪些词语把它们写得更加生动、
美好呢？作者为什么把这些景物写得那么具体、生动、真切？百草园为什么是“我
那时的乐园”？
明确：不被大人看得起眼的百草园，却有那么多有趣的事物供好奇心盛的孩子观赏、玩耍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这当然是“我”的乐园了。这里的草木虫鸟曾吸引着儿时的鲁迅先生去观察、玩味，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至今，这些景物还历历如在鲁迅先生的眼前，鲁迅先生就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把它们描写出来，表现儿童生活的情趣，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④提问：作者怎样描写出百草园的可人？
明确：鲁迅先生用色彩绚烂的语言，生动的文笔描绘了百草园的可人。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棋，写的是春季；鸣蝉，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写的是夏季；油岭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写的是秋季。
这样写了春、夏、冬三季的百草园，而且还写了那么多、那么生动、形象的动、植物，错综交织，而又井井有条，描写出了百草园的可人。
⑤提问：本段还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描写百草园的事物？表现出了事物的什么持点？
明确：这段文字还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
比喻句：“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表现出木莲果实的形态特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表现了覆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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