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癌症
“长三角熬夜冠军”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5篇中国农村癌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中国农村癌症，欢迎阅读借鉴。
篇1：中国农村癌症
中国农村癌症
国家宪政体制与农民负担有关
英国人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下的最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87。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第77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国的政府可不这样想，他们也不这样作。
在国家层面上，确定农民财产义务的“法”主要包括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人大常委会）、1993年《农业法》（人大常委会）、1991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以及1983年《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国务院）、1994年《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国务院），如果把规定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这一义务的“法”－－－的国务院制定的《粮食征购条例》也加进去，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法定财产义务主要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决定的，而是国家行政机关决定的。这种体制是政府花钱，政府收钱，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政府不多吃多占的道理。
在中国宪法中，找不到国家税收权力的明确归属，这一点在当代立宪国家是罕见的。由于缺乏在国家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划分国家税收权力的宪法基础，在徵税主体权力的分配上，人大与国务院都享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中国从上到下建立的国务院、财产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等徵税主体，中国基本上建立的是以行政权为主体的税收管理体系。以致于中国的财政法教科书说：“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都属中央管理的权限，一律由国务院统一规定”。（罗玉珍主编：《财政法教程》，第125页，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按照现代国家的分权理论来讲，上述说法不符合常识，但不符合常识的事情在中国却是现实。这有下列统计数字为证：在目前中国的税收体系中，“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通过的税法只有三个，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其他多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授权的立法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等”（黄景钧：《依法治费与完善税收》，《人民日报》，4月2日2版。）
中国政府不应当忘记的一件事情是，如果说要让老百姓知道依法纳税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必须首先明白让老百姓纳税要也有天经地义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不出人民代表不纳税，第二个前提是，不依据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不纳税。
在英国，国王与议会斗得死去活来的结果就是徵税权从属于国王变成了属于议会的专属权，在斗争过程中，“不出代议士（代表）不交税”、“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徵税”也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史的两个伟大成果。相应的国家制度安排是：徵税的权力是代表国民的国家议会的专有权力，政府休想染指。翻翻世界上民主自由国家的宪法，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象中国政府这样行使徵税权？在这种体制下，有中国农民这样的负担问题吗？
在一个分权的宪政体制之下，政府靠增加税种或者提高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敛钱的行为都是受到宪政制度的约束。可是，在中国，可以说几乎没有抑制政府敛财的制度。这是农民负担重最深层的制度性根源。
法律不公，农民到哪里讲理去？
法律与公平为伍，这是判断好法与恶法的原则。中国的法律（在此只讨论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农业法》对农民设定的法定财产义务）对农民公平吗？
研究农民负担的李茂岚等人批评政府的立法造成了农业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他们说：80年代中后期出台的农业特产税税负计算办法就不公平。它是按照粮食常年产量征收的，这使种植粮食的传统农业地区负担偏重，而将土地用于发展乡镇企业和其他经济效益较好的厚利产业，反而只承担较轻的法定农业税。（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153－155页，山西经济出版社7月版。）
在安徽，曾经与万里一道领导包产到户的原安徽滁县地位书记王郁昭直接了当地批评中国政府的“农民负担控制规定”是在搞“劫贫济富”。“控制在上年以乡为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计算”（1913号文件改为以村为单位）……它掩盖了农村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劫富济贫'的负效应，特别是加重了低收入农民的负担。甚至不断引发一些恶性事件发生。据中纪委调查，江苏灌南县某村，1993年富裕户人均收入6500元，贫困户200元，该村人均收入700元。按5％计算，人均负担35元，占富裕户人均收入的0。5％，占贫困户的17。5％。如果按照实际收入计算，富裕户少交290元，贫困户多交25元。……近两年全国有一大批的农户负担超过了5％，而且收入越低越重。“（王郁昭：《应当正视”农民负担控制规定“所存在的弊病》，《了望》，2月17日第7期，第30页。）
立法的最大不公，是将农民当作二等公平对待。这种立法与文明无涉，处处体现原始和野蛮。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市民负担“？这是因为中国法律设定公民财产义务时，经常与农民过不去，它不仅不讲道理地给了城市市民许多专有好处，而且还向农民施加了许多城市市民并不承担的法定财产义务。这些义务包括农民应当缴纳的农业税等税金、不超过上年纯收入5％的村提留款和乡统筹费以用于乡、村的公用公益事业。一般来说每年农民应当缴纳的所有税费大约占农民纯收入的10％左右。香港明报记者援引农业部官员的话说，目前有些地区如中国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份各种税费总额甚至超过农民纯收入的20％以上。（《明报》，198月20日。）1992年的一项测算表明：仅农民3项法定负担比例就高达人均收入的35％以上，（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26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年7月版。）这等于说，无论农民收入如何，都必须承担相当于上年收入总额的10－35％之间的法定财产义务。相比之下，城市市民的月收入只要不超过800元人民币，便不用对国家承担任何法定财产义务。法律对农民的不公，在此可以一目了然。
农业税实际上是基于农民的身份而缴纳的税种，这即是说只要你当农民，就必须纳税，这实际上是一种”农民税“。中国有市民税吗？干部税、知识分子税吗？
在法定的”三提“之外，农民的法定财产义务还有”乡五统“，即农民对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公助事业承担的法定财产义务。在中国的城市里的市民要承担”统筹“吗？W/ l |jh+e #]K W y; urw !B0 ?,@C ?J R论文范文n e GO*8M4 d &NgB9U5R;TE 73J
乡统筹实质上”体现了城乡居民在负担上的不平等。乡镇政府是政权组织，它的开支应当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而现在实际上是通过乡统筹让农民负担。1992年，城市居民收入高于农村村民2。33倍，但是，他们不承担任何统筹费。“（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91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7月版。）
地方修路，许多地方财政不出钱，主要靠农民出资、出工、出力，但向机动车户主征收的养路费上缴国家，而道路的日常维修养护却从农民缴纳的乡村统筹费中列支，优抚、办学、计划生育都涉及全民利益的全局性问题，应当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人人有份，不应当由收入最低的农民来负担。在农民负担中，国家以”教育附加费“名义，让农民承担了庞大的教育费用，仅这一项，便占农民人均收入的1。5％，全国一年从农民手中拿走上百亿，而1985年以前的`30年，国家每年平均才投资38。5亿元。而且，相当的多的部门从农民哪儿收取的费用远远超这个数字。河南这些年来全省教育集资多达百亿，平均每个农民交100多元。（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104－105页。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年版。）论文中国农村癌症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作为农民法定财产义务一部份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村提留“，（”三提“）主要用于村社干部如村支书、村长、会计工资及补贴、民办教师工资及补贴、五保户及烈军属、村内其他行政费用开支、村小学校舍建设投资及其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除了水利属于社区性质外，都是实质性的税收形式。
在城市，市民们既不用为城市市政建设承担任何法定财产义务，也不用为下岗女工、军属、靠捡菜叶过日子的困难户承担一分钱的法定财产义务，更不用为街道官员、居委会”官员“的工资和管理费承担任何法定财产义务。当农民的为什么要负担这些费用？
在上述农民承担的”三提五统“法定财产义务之外，农民的法定财产义务还包括约30个标准日的劳务负担。（”两“工，即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这也是农民专有的法定财产义务。这种负担也是城市市民没有的。农民为什么要承担？如果按照一个劳力每年300个有效劳动日计算，劳务负担占劳动力创收时间的10％。如果按照每个劳动日5元计算，是150元，按照1993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相当于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1。36％。（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第9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7月版。）
民主体制与农民负担有关
中国的事情有些奇怪的是：既然中国农村的当代黄世任有这样那样一肚子的苦水，但为什么他们不象湖北竹溪县兵营乡晒金坪村的党支部、村委会的干部们那样集体撂挑子？在中国，人们只听说跑官、卖官的故事，有官不当自然是新闻，即使连七品芝麻官也不是的村支书辞职也是大新闻。年10月15日，晒金坪村的村干部们因为忍受不了乡政府强制按人头征收生猪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一起向乡党委、乡政府递交了辞职书。（应奎：《为什么村干部辞职抗税》，《半月谈》，1998年第22期。）
当官有好处，这是傻瓜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情。一些农民在回答”如果让你当村干部，你干不干？“这个问题时，他们爽快地说”干！“有的农民更为坦诚：”干，即使用钱买也行。“原因是什么呢？当干部地位高、关系多、办事方便、说话算数、收入多。（98。王晓毅等著：《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 第118页，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年版。）
在当官有好处之外，中国的官僚体制还有一套上下控制的独特方法。荣敬本、崔之元等人研究中国县乡政治体制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压力形体制“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助于启发理解目前农村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是在一个压力型体制下进行运作的。农村县、乡（镇）、村各级组织将经济赶超作为硬指标逐层分解下达，让农村各级干部签订责任状，搞”政治承包责任制“，并辅之以激励和惩罚机制。（有的地方是将责任与工资奖金挂钩。）例如乡镇干部表现优秀者可以提级、提资、得到奖金，卓越的乡镇党政领导人更可以享有”副县“待遇。惩罚包括限期调离、不予提拔、在物质条件差的部门工作、不能进城、不给家属解决工作，让孩子上学有麻烦等、最严厉之制裁是”一票否决“制。一旦某项指标，例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没有达标，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由于乡镇一级党政领导不具有提级、提资的权力，他们的管理手段更多采取了经济手段。例如，让村干部缴纳抵押金，如果没有完成，抵押金不归还，完成了则主要有奖金和通报表扬等。（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换－－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第28－34页，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版。）
篇2：癌症
癌症（Cancer），亦称恶性肿瘤（Malignant neoplasm），为由控制细胞生长增殖机制失常而引起的疾病。癌细胞除了生长失控外，还会局部侵入周遭正常组织甚至经由体内循环系统或淋巴系统转移到身体其他部分。
目录概述研究史病因癌症命名收缩展开概述癌症是一大类恶性肿瘤的统称。癌细胞的特点是无限制、无止境地增生，使患者体内的营养物质被大量消耗；癌细胞释放出多种毒素，使人体产生一系列症状；癌细胞还可转移到全身各处生长繁殖，导致人体消瘦、无力、贫血、食欲不振、发热以及严重的脏器功能受损等等。与之相对的有良性肿瘤，良性肿瘤则容易清除干净，一般不转移、不复发，对器官、组织只有挤压和阻塞作用，但癌症（恶性肿瘤）还可破坏组织、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引起坏死出血合并感染，患者最终由于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到了科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癌症并非不治之症。致力于自然医学研究的医学专家们研究发现：负离子对抑制癌细胞转移有令人鼓舞的效果，重要的是利用自然因子负离子对癌症患者治疗对机体无任何损害，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研究史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曾经描述了一些癌症的症状。他把良性肿瘤称为γκο，意为膨胀、肿块。恶性肿瘤则称καρκνο，意为螃蟹或小龙虾。这样的命名可能来自于恶性肿瘤的表面形状：恶性肿瘤通常有一个坚实的中心，然后向周遭伸出一些分支，就像螃蟹的形状。并且在καρκνο之后加上了代表膨胀、肿块的字根-ωμα，组成καρκνωμα。因为希波克拉底反对希腊传统打开身体的作法，他的描述中仅有在外观可见的肿瘤，例如位于皮肤、鼻子或乳房上的肿瘤。而治疗的方式也是根据其所提出的人类健康是由四种体液（黑胆汁、黄胆汁、血液、痰）所达成平衡的理论来进行（体液学说）。根据患者的四种体液平衡状态不同，有饮食、放血、使用泻药等治疗方法。虽然数个世纪后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癌症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任何地方，但直到发现癌症是由异常细胞所引起的疾病之前，根据体液理论的治疗方式仍旧普遍使用来治疗癌症。 即使治疗方法并未改变，在16世纪与17世纪时，经医生解剖尸体寻找病因变得较可为大众接受。德国教授威赫姆・法布里（英语：Wilhelm Fabry）认为乳癌是由乳汁在输乳管中造成的凝块引起。荷兰教授法兰柯斯・狄・拉・波・希维斯（英语：Francois de la Boe Sylvius），相信所有疾病都是化学反应的结果，而酸性淋巴液则是癌症的起因。他的同侪尼可雷斯・托普（英语：Nicolaes Tulp）则认为癌症是一种慢慢地散播且具传染性的毒物。 到了18世纪，由于显微镜的普遍使用，科学家发现了“癌毒”会从原本肿瘤生长处透过淋巴结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远端转移）。但是由于卫生的问题，以手术治疗癌症并无法有很好的结果。有名的苏格兰外科医生亚历山德・蒙罗（英语：Alexander Monro）在60名手术成功的病例中，仅2名乳癌患者存活二年以上。进入19世纪后，无菌法（英语：Asepsis）的使用改善了外科手术的'卫生情形，并且也让术后存活率上升。使得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成为癌症主要治疗方式。19世纪末期时的威廉・科莱（英语：William Coley）则认为治疗的成功率在无菌手术施行之前反而更高（威廉・科莱曾以注射细菌进入肿瘤的方法想要治疗癌症，但结果并不明显），癌症治疗变成根据各个外科医生在去除肿瘤上的不同想法来施行。同一时期，人的身体为不同的组织构成，组织则由细胞组成的观念兴起，体液理论有关体内化学不平衡的说法都被放置一旁。细胞病理学的时代正式来临。
病因人类为什么会患上癌症？众多医学研究及临床试验揭开了病魔的面纱:人体细胞电子被抢夺是万病之源，活性氧（自由基ROS）是一种缺乏电子的物质（不饱和电子物质），进入人体后到处争夺电子，如果夺去细胞蛋白分子的电子，使蛋白质接上支链发生烷基化，形成畸变的分子而致癌。该畸变分子由于自己缺少电子，又要去夺取邻近分子的电子，又使邻近分子也发生畸变而致癌。这样，恶性循环就会形成大量畸变的蛋白分子，这些畸变的蛋白分子繁殖复制时，基因突变。形成大量癌细胞，最后出现癌症。 癌症病情凶险异常，癌细胞的繁殖、扩散的速度极快，现代医药常常束手无策。目睹癌症肆虐，难道人类就要坐以待毙吗？其实不然。俗话说：一物降一物。临床试验证明：人体得到负氧离子后，由于负离子带负电有多余的电子，可提供大量电子，从而阻断恶性循环，癌细胞就可防止或被抑制。另外，负氧离子通过调节因恶性肿瘤引起的体内的酸碱失衡及氧化还原状况失衡，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性，促进正常的细胞代谢，减轻，消除化疗的不良负作用，对患者的治疗非常有益。简言之就是负氧离子不仅可以有效的抑制癌细胞转移更能从根本上预防癌症的发生，绝杀癌症毫不留情。 医学家指出癌症病因是：机体在环境污染、化学污染（化学毒素）、电离辐射、自由基毒素、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等）及其代谢毒素、遗传特性、内分泌失衡、免疫功能紊乱等等各种致癌物质、致癌因素的作用下导致身体正常细胞发生癌变的结果，常表现为：局部组织的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的局部肿块。癌症是机体正常细胞在多原因、多阶段与多次突变所引起的一大类疾病。
癌症命名癌症一般亦可根据组织来源命名，来源于上皮组织的统称为“癌”，如鳞状细胞癌、腺癌。来源于间叶组织称为肉瘤，如平滑肌肉瘤、纤维肉瘤。有少数肿瘤不按上述原则进行命名，如有些来源于幼稚组织和神经组织的恶性肿瘤称为母细胞瘤，如神经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等。但少数情况则为良性，如肌母细胞瘤、软骨母细胞瘤和骨母细胞瘤。有些恶性肿瘤由于成分复杂或由于习惯沿袭，在肿瘤的名称前加恶性，如恶性畸胎瘤、恶性脑膜瘤、恶性神经鞘瘤等。有些肿瘤冠以人名，如尤文瘤、何杰金淋巴瘤。或按肿瘤细胞的形态命名，如骨巨细胞瘤、肺燕麦细胞癌。
篇3：中国农村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调查报告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自20xx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xx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xx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篇4：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浅析
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浅析
中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却得到了与之很不匹配的关照,而且受伤害最多.所以有识之士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作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公共政策的施行力度和影响广度的问题.
作 者：张军琪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刊 名：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CADRE'S COLLEGE 年，卷(期)： ”"(z1) 分类号：F3 关键词：公共政策 农民 农村 农业篇5：精选中国农村调查报告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70%。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经济出现了令人触目的成就。但是农村医药市场的情况却并不让人乐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 今年上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4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同比增幅降低0.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063元， 实际增长4.2%，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还同时指出 ，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169.2元，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6.65%，而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45.3元，占全部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6.82%。剔除其中的一些不可比因素，仍然可以看出，医疗消费在城乡人均消费构成中的比重差距并不大。农村居民人数基本是城镇居民人数的二倍以上，如按实际数字计算双方医药销售金额应当大致相近。但是今年上半年，由于多种因素，全国医药市场销售额723亿元，而其中农村销售额35.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额的4.9%。城乡医药市场消费差距之大，确实应该令人思索。笔者认为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讲还依然存在。这与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极不相适应。医药保健是保障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长久下去，势必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医药市场的问题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现状
(一)农村市场药品供销渠道混乱
目前农村医药行业主要集中在镇、乡两级的集镇上。由于农村面积广阔，村落分散，网点稀少，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买药的困难。需求客观的存在，供货相对的脱节，由此也造成了农村无证经营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在供应商而言，无证药贩活动猖獗。一些乡镇卫生院、个体诊所、药店、村卫生室受利益的驱动，在采购药品时只问价格不看质量，从而使一些贩卖伪劣药品的游医药贩有空子可钻。农村成了过期失效药品、假冒伪劣药品的集散之地。另一方面在销售商而言，保健品商店、小型超市等农村零售商业超范围经营药品。不少保健品商店、小型超市以经营保健品、食品为名，暗地里经营医药商品和医疗器械。药品购销无记录，药品来源和去向均无法查核，供应、销售的渠道十分混乱。
(二)农村市场药品质量低劣
近几年，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城市药品监管力度明显加强，市场规范化经营明显好转。一些无证药贩在城市无法经营，只能把目标转向农村。他们以种.种手段抢占农村医药市场。凭借多年经营的经济实力和经验，凭借各种社会关系网，将过期失效、假冒伪劣药品、未通过GMP认证企业生产的大输液和不合格的医疗器械如一次性输液器等，销往农村地区。造成广大农村地区药品质量严重下跌，不合格药品随处可见。据有些地区对农村基 层药店、诊所、卫生室抽检，药品不合格率竟高达70%，而那些无证经营的超市、保健品店、诊所还不包括在内。归纳起来，主要问题就是过期失效、霉变虫蛀、淘汰假冒、未加工炮制的原药上市等几个方面。
(三) 农村市场药品价格混乱
农村医药市场由于价格信息闭塞，价格方面又无实质性的管理机制，市场价格十分混乱。药品价格靠高不靠低、看涨不看降。加上进货渠道的不同，往往同一生产厂家所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药品在同一乡镇药品零售店之间、村与村卫生室之间、镇卫生院和零售药店之间价格往往都不一致。消费者往往因此而无所适从。特别是一些抗生素药，价格出现成倍的差别。
(四)农村市场药品管理松弛
由于农村市场面积宽广，村落分散，经济构成零碎而复杂以及自上而下的医药监管体制刚刚涉及县级，造成目前农村许多地区药品经营基本处于无机制管理状态。在农村的偏远地区药品监管几乎成为空白。县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许多地市尚未建立，刚建立的地市，县级执法力量也十分薄弱。人员少、素质差、经费缺、交通工具无等问题严重影响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由于农村市场的客观因素，大幅度增加监管力量，又会成为地方财政的很大负担。
农村医药市场的现状确实让人担心，它影响了医药行业在农村中的声誉，造成了农民群众购药的困惑和困难，同时农民群众在用药的安全问题上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农村村落的分散和网点的稀少，进一步增加了农民买药的困难。
二、症结
农村医药市场的实际状况我们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第一、农村医药销售市场药品供应问题，建国以来主要靠国营医药批发机构下伸农村和委托代批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等因素分割了农村医药市场，造成了原有的农村医药批发机构不适应多种经济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消费层次的农村医药市场现状。
旧的渠道不适应，新的能够担当此任务的渠道却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村镇小店、医务所和行政村的卫生室药品进货渠道处于秋黄不接的状况，农村分散在最基层的销售网点药品供应基本处于无秩序状态。
第二、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或地段，竞争过度，竞销过热;经济相对贫困，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众多的村落、村镇药品的销售网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就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市镇，医药品种明显不足，根本满足不了农民消费的需要。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农村市镇药店已经很多，有的已经亏本。殊不知解放前许多镇上有近十家药店，现在人口增了三倍，集镇的规模也成倍地扩展，药店不是多了而是规模、机制不对头。更何况众多的村落、村镇也是农村人口重要的集散地，网点空白，这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第三、各种经济成份自成体系，各类经济成份连锁网络中心按照自已所在城市经营的习惯遥控指挥身处农村乡镇的销售网点。购销脱节，造成了农村医药商品不能适销对路。一些企业还片面地追求高差价、高价格、高利润药品的销售，造成了农村医药商品的雷同化。而农民真正需要的医药商品、医疗器械、售后服务、特别是传统的服务项目却很难购到和满足。
第四、经济实力雄厚，品种齐备的医药集团企业热衷于在城市拼搏，无暇顾及如何占领农村医药市场，造成农村医药市场销售力量的单一和薄弱。市场药品种类不全，低价、低利润的商品无人经营，传统的繁琐薄利的药店售后服务也基本不见。
第五、在农村许多地区，由于乡镇卫生院固定资产投入等超常规发展，造成单位经济负担过重，影响了业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许多卫生院抓住了行政村卫生室的药品采购工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多数供应给卫生室的药价往往高于市场上一般零售店的进价。管理严格的乡镇，有些村级卫生员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作用，对上实行明顶暗抗，偷偷摸摸在无证药贩处购药。他们甚至八小时在卫生室上班，业余时间在家里行医，成了一证多摊。管理松一些的乡镇，由于经营的分散性，村级卫生员采购药品基本处于监督管理的空白状态。
我们认为这许多因素归结起来，基本上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农村医药市场监管工作非常需要加强和规范;二、农村医药市场药品流通渠道非常需要疏理。药品监管工作好，药品流通渠道就通畅。只有药品流通渠道通畅，农村医药消费才能正常发展。
【中国农村癌症】相关文章：
2.癌症福音散文
3.发现癌症信号
4.癌症倡议书精选
6.癌症立论依据范文
7.癌症病历书写范文
10.关于癌症申请书范文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