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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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论文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论文
[摘 要]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关键词]方以智；训诂；道；语言哲学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二)“言者，载道之器”――方以智工具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方以智依据“文章即性道”的理论，他将读书事业与道德修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名教寓于迹”、“道德寓于文章”，“名教”即在圣人文章中，“圣人收拾万世聪明人，正在《诗》、《书》、《礼》、《乐》足以养之、化之，鼓舞不倦。”而“学”是将这种外在的“道德”化为内在德性的关键，他说：“外内合矣，合不坏分。外学多，内学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正以外内交格，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也”“外学多”是指除古人文章之外，还包括“寓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大致相当于“博”；“内学一”意指内化文章之道德，大致相当于“约”，“博乃能约”，如果做到“外学多，内学一”，便可达到“内外合一”、“一多相贯”的境界。他批评理学家们“先挥文章、事业二者于门外，天下聪明智能多半尽此二者，不畜之而欧之”，日“本性自足者”，扫除文章，“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方以智将读书识道喻为人初学吃饭，旨在强调学而后能的道理以及圣人文章对人的道德境界的擢升作用。
方以智对“小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认识开启了一种通过训诂方式来重新解释原始儒家经典的新途径，推动中国哲学经由语言训诂的实证方式追求经典中的“道”的语言学转向。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这种“风气”发展到18世纪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终于蔚为大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篇2：方以智简介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
明末清初思想家、政治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愚者、江北读书人等。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并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检讨。值父湖广巡抚方孔遭杨嗣昌嫉劾，下诏狱，乃膝行沙，苦诉得解。次年任工部观政，十五年又为定王讲官。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受刑得不死，寻逃脱。南明时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卖药市中。顺治三年（1646），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有推戴功，擢中允，以瞿式耜荐，由翰林学士充经筵讲官，次年从桂王去梧州，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旋挂冠离去。漂泊岭南，至平乐为清军所执，不屈。听其为僧，乃更名大智，字无可、药地、浮庐，别号弘智、药游老人、浮度愚者、极丸学人等。康熙十年（1671）赴吉安时卒。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其学博涉多通，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务的矛盾和矛盾运动，既指出：“尽天地古今皆二”、“相应者皆极相反”，又强调“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认为事物都是“相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他还主张“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物一琉璃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打破神学的创世说。他又在《物理小说》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但他的思想中也隐藏有循环论，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束缚。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评价不一，但他仍不失为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四韵定本》、《物理小识》、《方子流寓草》等。
篇3：方以智《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哲学论文
方以智《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哲学论文
摘 要：《东西均》是方以智的哲学代表作，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并具有完整性、集大成倾向和鲜明的经世色彩。《东西均》代表着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东西均》;哲学思想体系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不仅精于各种“质测”之学，更是一位曾被历史一时埋没的大哲学家。成书于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利六年(1652)的《东西均》，凡28篇10万文字，是方以智思想成熟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通几”之作。《东西均》“博采三教，烹庖百子，用典晦涩，陈义玄奥”[1]，系统表达了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东西均》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征，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完整的逻辑体系
方以智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有意识地建立庞大而精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他只是有感于当时人们拘泥于儒释道各家学说之“小均”、“独均”，而期望杂糅百家，明证“全均”之所在。
但方以智无意间却完成了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任务。《东西均》内容既涉及本体论，也论及认识论;既有作者独到的世界观，也试图给世人提供应对世界的根本方法。侯外庐先生早年在论及《东西均》一书时，明确指出：“它是一部集中的、有体系的哲学著作。”[2]《东西均·所以》篇专门正面论述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在早期，方以智是一位典型的气论拥护者。
但在《东西均·所以》中，方以智认为，心也，气也，理也，皆非世界的本原，“名殊而实本一”，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所以”。心有所以心，气有所以气，理有所以理，“所以心”，“所以气”，“所以理”，方是世界的唯一究竟。而“所以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而与天地万物烟熅(氤氲)不分者也”(《东西均·所以》)，“所以”看不到，摸不着，但创生天地万物，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处处寓存，永不灭息。
方以智用“尽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来描述世界的状态。方以智积极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提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题，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说明了“东”、“西”的含义，“古呼物为东西，至今犹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
《东西均》28篇中，大部分篇名都是以“对待”形式出现的，本身都包含着作者赋予的“一分为二”的深刻思想。在揭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后，方以智又认为万物在“二”的基础上同时实现新的统一。方以智解释“东”、“西”含义的同时，对“均”也进行了说明：“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均”指“旋转的陶钧，也是指调节编钟大小清浊的器具均钟，所以，‘均’有统一两端而运转的意思。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2]方以智用“公因即在反因中”来阐释事物发展的原因。“正因”是事物发展的正面原因，即有利条件;“反因”是事物因“对待”而产生的原因，即不利条件或反面原因。“正因”易于理解，但“反因”却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千万尽于奇偶，对待圆于流行(对待以其相因而圆融)”(《东西均·反因》)。方以智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人事，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规则。因此，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即“公因”)存在于“反因”之中。
方以智在揭示了世界状态的同时，在《东西均》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举一明三”。方以智认为，事物“一分为二”，我们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关键，就是在“二”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新的“一”。这个新的“一”，不是原来的“一”，而是“三”，“大一分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方以智将这种“举一明三”的方法应用于认识领域，提出了“随”、“泯”、“统”的观点。“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东西均·三征》)“随”、“泯”、“统”是应对世界的三种基本方法。“随”是“明天地而立一切法”，即阐明世界万物的实有和存在，明确事物的特殊规定性;“泯”是“暗天地而泯一切法”，即通过对事物的现象性的认识，消解客观事物特殊性和差别性的存在;“统”是“合天地而统一切法”，就是在“随”和“泯”的基础上，“合明暗”，否定事物的差别和对立，实现对事物的更新层次的认识。
(二)突出的集大成倾向
集大成是方以智学术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方以智认为：“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集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3]就学术思想而言，方以智曾以其所处的时代而庆幸：“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在《东西均·开章》篇中，方以智更是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以十二折半为炉，……金刚智为昆吾斧，劈众均以为薪，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逢场烹饪，煮材适用，应供而化出，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儒释道各家思想总是尽可能辩证、客观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赞同理学死读书的迂腐做法，也反对心学空谈心性的机巧作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论上神化易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儒学高度认同。方以智经常把自己的思想矛头指向庄子，但其对世界统一性的深刻认识、超脱的人生态度，显然又受到庄学的影响。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利五年，方以智出家为僧，皈依佛门，次年在五老峰著《东西均》，《东西均》禅味十足，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鲜明地打上佛家的印记，但方以智显然不是一个忠实的佛家弟子，尤其是对禅宗以为偶得只言片语便视为得道的做法极为深恶痛绝，同时，他对儒学、对世事却又显得心有旁骛。
从表面看来，方以智的集大成并没有给世人一个新的实在，但在《东西均》中，作者通过对各家的“烹煮”，却实现了各家学术思想新的高度会通。
(三)鲜明的经世特色
从生平事迹来看，方以智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年轻时，他“自负要提三尺剑”，经世报国。归隐之后，史料表明，他也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
《东西均记》最后的两句偈语“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圆。似者何人，无师自然，于此自知，自古相传”(寓“明人方以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从内容上看，《东西均》和大多数中国哲学作品一样，也是一部关于道德、人生、学业的经世之作。
调和儒释道三家伦理价值观，是《东西均》的根本宗旨。《东西均》各篇章所阐释的具体内容，或学术，或伦理，大都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将“举一明三”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心物问题上，面对当时理学和心学之蔽，他重新诠释了“尽心，知性，知天”;在信疑问题上，他提出信其当信，疑其当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东西均·疑信》);在名实问题上，强调要看穿世界的颠倒，不为字面的颠倒所限;在对于世间的观点的奇庸问题上，提出“奇其庸而庸其奇，奇其语而庸其心”(《东西均·奇庸》);在学问全偏问题上，“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东西均·全偏》);在神迹问题上，认为“偏言迹，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尘”(《东西均·全偏》)，提出应以迹补迹，以神化迹;在道艺问题上，提出“知道寓于艺者，艺外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东西均·道艺》)，等等。
另外，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设《生死格》一章，专门阐释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变化而知危微交轮之机”和“不虚生，不浪死”的人生态度。
二、《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代表着方以智哲学的最高成就
对于方以智的归禅，不少人曾持否定态度，认为此行为相对于其年轻时的积极入世，此学说相对于其早年的科学、激进，是一种妥协和退步。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方以智一波三折的社会经历和他归隐之后的详细事迹，我们就不会再有贬低之词。另外，评价一个人哲学思想的成就是不能简单地以其政治态度为依据的，而主要看他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早期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质测即藏通几”之学也是发前人所未发之理。
不过，这些合理元素在《东西均》中不仅得到延续，更得以丰富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理学、心学的批评继承，对庄学智慧的通达领悟，对禅学思维方法的高度把握，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无论是思想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方以智本人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应该说，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东西均》应该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
也许，在某一方面，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不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如王夫之等，但《东西均》无疑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家论及的主要话题，如天人、心物、名实、道艺、道器、有无、虚实等，《东西均》均作了探讨。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方以智的“所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气”论、“道”论、“理”论、“太极”论等学说的继承和超越，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作为世界本原的非具体性、客观性、统一性和根本性。在世界状态问题上，他积极借鉴中国古代哲学的“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同时又深刻揭示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统一关系，科学揭示了世界的存在、发展状态。在方法论上，他以“举一明三”的形象表述，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创新的根本路径，概括了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
更重要的是，《东西均》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几个主要流派的会通，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当时很多学者所追求的“三教归易”的学术目标。另外，方以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学养的中学大家，由于积极接触西学，初步实现了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三)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认为空谈心性排斥技艺的理学、心学和禅学都是“虚窃”之学。“欲挽虚窃，必重实学。”方以智就心物、道艺、象数等多种关系从多个层面阐发了实学宗旨，认为“实学”就是“求实而已”，就是“善疑”，“新可疑，旧也可疑;险可疑，平更可疑”(《东西均·疑何疑》)。他的这种“善疑”、“崇实”的治学态度和会通古今中外的治学方法，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启蒙意义。方以智哲学思想还产生了颇深的国际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方以智的著述曾影响日本近世思想。
篇4：“方以智著《红楼梦》”追踪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学界一直未达成共识。近日，中国科大信息科学学院陈贤富教授提出“方以智说”，引起其他学者质疑。苏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研究方以智的专家蒋国保昨日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方以智说”有正视必要，但也有些疑问。
隐射法不能替代历史
蒋国保：在你们报道之前，我在网上已经阅读过陈教授的观点了。我认为，陈教授对《红楼梦》及明朝遗民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专业人士，他从明朝遗民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的主旨，以及由此提出“方以智说”，亦有正视的必要。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方以智说”呢？
蒋国保：有质疑的地方。陈教授所采用的方法，可概括为隐射法和射字法。隐射法是指通过谐音等方式，使小说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陈教授认为“红”指代朱明王朝，“葫芦”谐音“胡虏”，荣国府贾家史隐朱明帝王之家，等等，并由此认定《红楼梦》是吊明反清小说，这一点就需要质疑。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蒋国保：首先，汉语词汇本就有很多相互谐音，但作者是否真的有所暗指，则难确定，谐音也往往不止一个。比如“葫芦”还可谐音“糊涂”，那么你如何认定作者的原意是“胡虏”而非“糊涂”呢？其次，历史是客观存在，要揭示历史真相，只能用史料说话，不能根据所谓的`隐喻下结论。
记者：也就是说，认定《红楼梦》是吊明反清小说，陈教授未能拿出史料证明？
蒋国保：是的。虽然《红楼梦》暗写政治已经成为共识，但其政治立场，学者们各有所见。
记者：隐射法好像是红学研究中的惯用手法。
蒋国保：是的。刘心武用此法将《红楼梦》论证为隐射雍正朝皇室的残酷政治，也是因为缺少史料佐证，受到严厉质疑。
“吴石公”谐音“无事公”
记者：什么叫做射字法呢？
蒋国保：就是由字面猜测字面以外的意思。陈教授用以证明《红楼梦》原创者是方以智，所用的就是射字法。陈教授认为，石头、情僧、曹雪芹都和方以智有关。
记者：是的。陈教授说，方以智曾化名吴石公，在曹洞宗门下出家为僧，“雪芹”则是“学勤”的意思，是方以智自谦的说法。
蒋国保：方以智是杰出的文字学家，的确具有高超的设字谜能力，但他在明亡以后用过很多别号，即使一两个别号能对应《红楼梦》中的人名，也不足以证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方以智，因为可能存在偶然性，而且更多的别号都无法对应。
记者：崇祯十七年，方以智曾化名吴石公。
蒋国保：因“吴石公”关联到“石头记”，我认为有些牵强。这个别号是方以智流离岭南初期所起，谐音“无事公”，这与他当时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是吻合的，而与《红楼梦》里那个小说始作俑者的“石头”难以对应。
篇5：浅析方以智三冒思想及儒学发展论文
浅析方以智三冒思想及儒学发展论文
《易余》是方以智历生死关后的呕心沥血之作,与《东西均》一样,可以奠定方以智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亟待开发的“金矿”。笔者初读《易余》时,在目录中发现了一个方以智独创的概念——“三冒”,冒是什么意思?“三冒”又何指?带着困惑再读《易余》,笔者发现三冒思想的深刻意义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罕为以前学者所论及。
一、
三冒思想是方以智针对当时儒学发展困境提出的。孔子之后,儒学发展经历了三次困境:先秦时杨墨的挑战、汉晋反周孔名教的运动及佛教的冲击、晚明阳明后学的流弊,这三次困境都爆发在中国社会解体的时代。儒学的危机也是发展的机遇,针对危机的回应,孕育出了孟子、荀子、北宋五子、朱熹、陆九渊、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而方以智也是在积极应对第三次儒学困境中产生的杰出思想家。
二、
《易余》是方以智经“万死一生,封刃淬海“后,为儒学寻找出路的护教卫道之书:“苦心卫道,宁望人知?知我罪我,万世犹旦暮也。”在《易余》卷上与卷下的'开篇,他重申了这一立场:“欲疗教而平人心,必先平言。” “九死之骨,欲平疗教者之心,心苦矣。”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深刻的认识,就很难深人到《易余》的核心,而其中的三冒思想正是方以智操心危、虑患深的心血结晶。方以智在《易余》卷上《三冒五衍》中充分发挥了三冒思想。“冒即古帽,覆首而露目也,因以目转声。”《说文解字》说:“门,覆也。从一下垂也。”“小儿蛮夷头衣也。从门,二其饰也。”“冒,冢而前也,从冃,从目。”《说文解字注》解释小儿蛮夷头衣:“谓此二种人之头衣也,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冃是象形字,小儿未冠前头上所戴之物,与冠功能相同。由此本义,衍生出“门’’、‘‘冒’’、“冢”的覆盖之意,例如《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冒从目转声,为形声字,但在方以智的解释中,“覆首而露目”,上面为冃,下面为目,亦可看作象形字。“帽”,从巾,不见于《说文解字》,当为后出。“冒”在“帽”未出现之前,即指古代的帽子,指向闇然於穆的状态,代表了一种深深的含义。冒虽然不是首,但是借由冒可以知首,首通过冒得以现身。
三、
方以智的三冒思想可与阳明学的有善有恶与无善无恶关联,以解决天泉证道后的有无之辨,乃至《九谏》《九解》之争。方以智的良知学思想建立在有的基础上,这一学统源远流长,其曾祖父方学渐虽属泰州学派,但主张性善,反对无善无恶,其祖父方大镇亦以性善说为儒学正宗,其父方孔炤认为“标性善者,生机也;标四无者,死语也”。
四、
三冒思想与宋明道学的道体论、功夫论直接关联,显冒与密冒的区分深化了宋明道学中先天与后天的区别。首先,承接方孔炤“即感即寂”的思路,方以智的三冒思想可以融合寂感问题:自圣人经法之身言之,则感通之《易》也,帝王钟鼓而兆民舞蹈者也。自圣人退藏之身言之,则寂然之《易》也,尘滓不入、声臭俱冥者也。自圣人无可无不可之身言之,则神贯深几、道一阴阳之《易》也。闇闇者不闇,章章者不章;先天地而生,后天地而不老;行乎曰月之外,而通乎淖浔之下者也。经法之身即入世,是后天,为显冒,是政教;退藏之身是深人密体,是先天,为密冒,是密教。“中藏先后,而先在后中。”即感即寂,从后天返回先天;即寂即感,对密体有深入体知后,又能贯彻至后天,化为日用。完整的儒学是显冒与密冒共用,而圣人无可无不可之身,正是统冒。只有显冒的儒学为礼乐政教,但仅谈政教则无本乏源;只有密冒的儒学是功夫境界,但仅谈境界则高旷乏用;完整的儒学是应该能显密结合的统冒,一贯于显密,此为儒学正宗。
五、
三冒思想中,密冒最有深度,也最有力量,只有深人到密体中,三冒才能圆满。密冒与方以智“余”的思想有关,“余”是《易余》的核心概念,“三时以冬为余,冬即以三时为余矣”[56]。冬与春夏秋互余,冬为退潜闭藏,为下一次生生积攒力量;核仁与树互余,仁寓于核,其冬愈寒,下一次生生之果愈硕;体用互余,可以化解宋明理学中的体用割裂问题,真正做到体用不二。方以智披缁后,“冬炼三时传旧火”,其冬愈寒,愈能在深静中沉淀浮躁,愈能对密冒有深切体知;“天留一磬击新声”,在沉潜中孕育的核仁,震雷一发,全树敷荣,愈能焕发生机。对于密冒的体认越深越真,就越有返回显冒的冲动,而这种返回则携带了密冒中的一切。《易余》结尾有言:“嚯肉眼而开醯眼,又嚯醯眼而还双眼者,许读此书。”此句既能体现三冒思想,同时亦为《易余》点睛。嚯,使失明之意。佛教中摩醯首罗天有三眼,其中竖生额头的顶门眼能万类齐瞻,彻底明了,开醯眼指能洞悉事物的最深密处,由显人密。在方以智看来,开醯眼后并不能停止。如同“参两综”用于解决阳明后学的问题一样,普通的善、无善、再由无善回到一善,这是一个递进的层次。同样,开醯眼后又嚯醯眼,并还双眼,“藏嗒然于秩然,舍身命以善万世”。“圣人潜至人于君子,统天垂拱,集之化之,任其代错而帱自覆矣。方以智本可以归于嗒然,逍遥林下,然而,他时惕乾称,烹雪炮漆,以求医活儒家这个死麒麟,为儒学注入新活力,这生动诠释了儒者为国为民之担当。
篇6：从荀子语言哲学思想浅谈新英语教学论文
从荀子语言哲学思想浅谈新英语教学论文
一、引言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先秦时代，他的语言思想是公认最为系统的语言观，对诸多语言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名实之辩”体现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如他的“正名”思想，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认为语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国家才能在思想和制度上得到同意;而“方言雅言”的观点为职业交际英语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认为，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较为直接的触及语言规范性和标准化的思想家，是语言规范领域的先驱者。
二、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名实之辩”
在古代，一些宗教信仰者由于不理解语言和语言所代表物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对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进行诅咒会对人的本体产生伤害。先秦诸子都对这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名”只是一种符号，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实”的定义，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墨子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藕，合也”。但由于各家之言不同，最后产生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文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论断一片混乱。
(二)“明贵贱，别异同”
荀子的思想中，“名分观”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出生背景的影响，战国末期正是秦统一中国前由分裂走向统一十分关键的`时期，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想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三)方言雅言
荀子出生于赵国，之后又在多个国家游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从发音和用词几个方面感受到了各地语言的不同。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又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三、“新英语”与“标准英语”的争论
(一)有关“标准英语”(Standard EngIish)简述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15世纪后成型的现代英语，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已经逐渐成熟。然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发音和用词皆不相同。20世纪以前，人们通常把英国本土皇室、贵族以及高等学府等统治阶级中受到良好教育人士的口音作为标准英语的模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标准英语就是英国本土上层人士所持有的发音和用词。由于英国阶级分化严重，标准英语作为身份的象征一度成为人们效仿的标准。
(二)“新英语”崛起的社会文化意义
1985年，“新英语”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于K ach。的三个同心圈理论。他将英语分成内圈(inner cirle English)，外圈(outer cirle English)和扩展圈(expending circle English)。他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为内圈英语，而除了内圈英语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为内圈外范围，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英语”。
(三)荀子的语言学思想与“新英语”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因之而为通。”(《正名》荀子将夏言作为标准汉语，他认为夏言是当时使用范围相对广泛的口音。在这个层面上，他比“标准英语”的定义标准更为先进，考虑到了使用的广泛性，而不只是阶级性。荀子的“方言雅言”说，对应现代英语的“河口英语”和“新英语”，也就是内圈英语和内圈外英语。他对“方言”采取一种宽容和共融的态度，而作为标准口音的夏言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助力，有利于民族间交流和经济发展。荀子的见解为我们对待标准英语和新英语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四、“新英语”教学
(一)“新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通过与温州大学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交流，作者了解到有六成以上的学生的从业方向是经济和外贸方向，包括眼镜、纺织、皮具、服装、厨卫、旅游、机床以及口译等等。
(二)“新英语”教学策略
(1)多元化教学模式
Jenk ins 在K ach ru“三个同心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扩展圈国家英语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英语是作为一种对外交流的通用语的存在(ELF)，主要用于国际会议或商务交流。
多元化教学模式要根据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但我们必须明确“新英语”变体造成交流障碍的语言特征，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时刻关注学习者的特征，适时教授交际策略。这对教师和学习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积极进行“新英语”教师团队建设
“新英语”是语言标准多元化的代表，包含着不同英语的地域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可通度，既包括自己语言的可被接受度，又包括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在这样的要求下，作者认为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结合，组成教师团队对学习者了解和增强“新英语”的不同变体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英语专业中口语课程都大量运用母语教师，而学习者们也常常以口音标准度去衡量教师的素质。但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的合作常常有很大脱节。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荀子语言本质说、语言功能说以及语言标准观的解释，阐明了语言来源于社会，是“名”与“实”之间人为的联系，语言能够维护民族团结，并且语言的统一能带来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从经济角度来说，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能适应职场生活的学生，在我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国家贸易交流日益紧密，不管是在展会中或者是经济对话中，了解对方英语的方言和口音规律对增进互利都是大有帮助的。
篇7：《清史稿 方以智传》原文及译文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市中。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
其闭关金陵高座寺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宫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 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於世。
(选自《清史稿》，有删节)
【参考译文】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亲方孔炤，明朝时任湖广巡抚，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带着血写的奏疏上诉申冤，(他的父亲)才得以释放。方以智，崇祯庚辰进士，被授予检讨之职。适逢李自成攻破潼关，范景文上疏推荐方以智，(皇上)在德政殿召见方以智应对，他的回答切中要害，皇帝抚着几案说好。京师(被李自成军队)攻陷，方以智到殡宫痛哭，到东华门，被抓捕施加酷刑，两根髁骨骨头都露出来了，他始终不屈。
李自成军队溃败，方以智向南逃亡，正赶上马、阮乱政，(马士英、阮大铖)报复旧怨想杀他，方以智于是流落岭外。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上陈述祖上之德，下表白自己隐居之志。更改姓名，在集市上卖药。桂王在肇庆登基，(方以智)因为参与拥戴(桂王)有功，被提拔为右中允。扈王驾临梧州，(方以智)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官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很快被罢免宰相之职。后来多次被征召，他坚决借病推托，不出来为官。他曾经说：“我若回朝廷任职，就辜负了 国君;若出游又辜负了父母，我还是披缁为僧吧?”
后来到了平乐，他被(清兵)抓住。清帅想劝降他，左手拿着官服，右手拿着白晃晃的'刀子，要他选择是(为官还是就刑)，以智走向右边(选择死)，清帅对他更加礼敬，听任他做和尚。(方以智)改名为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
(先前)方以智还在金陵高座寺闭门打坐时，友人钱澄之也客居金陵，遇到一位原先在中宫为官、现出家为僧的熟人，(那僧人向钱澄之)问起以智，澄之反问：“你难道早先认识他吗?”(那人)说：“不是。(我)过去陪侍先皇，有一次朝罢，皇上忽然叹息道：‘求忠臣一定要从孝子当中找!’像这样说了两次。我跪着问什么缘故，皇上说：‘早上听讲经，有个讲官的父亲在河南做巡抚，因为失职获罪被判杀头，那讲官(照样)薰衣，衣着、举止如同平常。像这样不孝，能成为忠臣吗?(我)听说新科进士方以智，他的父亲也被囚禁到牢里，他每天哭号、流泪，拿着奏疏求人解救(他父亲)，这(同样)也是做人的儿子啊!’说完后再次叹息，(后来)很快释放了方孔炤，征召他做河南巡抚，外廷也知道这个缘故吗?”钱澄之把这些话转述给方以智，方以智匍匐在地痛哭失声。
方以智天资禀赋卓异聪颖，十五岁时，经、子、史书上的文章大体上都能背诵。他涉猎广泛，通晓天文、地理、礼乐、律数、音乐、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类(的学问)，考查它们的来龙去脉，分析其目的意图。著述有几十万字，(如今)只有《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于世。
篇8：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的论文
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的论文
摘要：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S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关键词：方以智；遗民；出仕；归隐；逃禅
关于方以智之逃禅，见诸史传或相关介绍文字，于其出家之时间、地点、情境之记载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以致讹误频传。如《明遗民录》其小传写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历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寻命入阁。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号‘无可’，最后，自号曰‘浮山愚者’。清兵尝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乃辞左而受右。清帅起谢之，为之解缚，听其以僧终。乃披缁诣天界，事Z公。”［1］这段文字言其不仕于永历小朝廷，故而削发为僧以避世，至其后被清兵抓获，不易其服，以僧而终。然此与方以智为僧之实情有所出入。
又如《文学遗产》曾刊发一则短文《明遗民多逃于僧》其中写道：“明清之交，遗民多逃于僧，其最著者则方以智名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屈大均名一灵，钱澄之名幻光，又号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释，字澹归，周容名释茂三。五人后皆还俗。……然则当时逃遁于释门者甚众也。”［2］该文指出此种现象，符合史实，然断言“五人后皆还俗”，笔者姑且不论所举其他四人是否还俗，但若言方以智“还俗”，显然大谬。
今所见介绍方以智的文章，或言其明亡后即为僧，或泛泛而谈其被清兵抓获后拒绝降清，被迫削发为僧，然实情究竟如何？笔者遂加以探察，以考其实，并略加思考特定历史情境下，方以智不得不为僧的矛盾心理和必然选择。其之为僧，似是彻底摆脱了俗世尘务的桎梏，精神枷锁得以解脱，其后专心著述，潜修佛学，但事实上，其内心依然难解儒家思想的羁绊，故而杂糅儒释道三教，融通合一，归之于《易》，藉此试图化解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一、方以智逃禅之实情
对方以智相知最深的莫过于钱澄之，他晚年为方以智妻潘翟七十大寿写有《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3］文中就曾追忆了当年方以智的艰难处境与被迫为僧的经过。
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旋即帝位，是为永历，方以智以推戴之功，擢少詹事，但不久因与司礼内监王坤不合而弃官。其后随永历驾幸梧州、桂林，已然洞察时局，知其难有作为，此后屡诏不起，十次坚辞东阁大学士之职。方以智于永历朝供职不足三月。他虽有匡扶明社稷之志，欲挽狂澜于既倒，终究难遂其志，于“归不可，出不可”的两难境遇中，即已萌生出家之心。其实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4］在出仕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多重矛盾纠结中，难以寻求解决的良策。儒家宣扬“穷则独善其身”之说成为士人保全自身的信条，但遭逢易代之际乱世之时，何谈独善其身？所以他心中萌生出家之念，正是此种情势逼迫使然。但有此想法并不意味着会立即采取行动，尚需某种外在因素的作用才得以最终实现――纵使是被迫的接受，而这种外力即来自于他在平乐被清军捕获。
1650年十月，他寓居广西平乐，钱澄之、瞿式耜等旧友相聚，刚刚庆贺他的四十岁生日，妻子潘翟带着幼子中履和他相傍；及其两月前新纳一妾，为同乡女。十一月，清兵攻陷广西桂林、平乐，于平乐搜捕方以智不得，因方以智此时送钱澄之出山，别于昭江。他们于是抓获以智家人逼问，并严刑拷问严玮，因以智曾藏匿其家。钱澄之《失路吟（庚寅、辛卯）昭江三首》第三首诗后自注：“严伯玉隐仙回洞，曼公匿其家，为邻人所发，备极刑，终不言。曼公自出始免。”［5］其《所知录》对此所记颇详：“盖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乐，闻平乐已破，其家人被执，问公所在，则以与予
同往仙回洞严伯玉家对。随发二十余骑往仙回，而公亦适奔仙回。”随后以智“乃自剃发僧装出，以免伯玉。遂至平乐，见（马）蛟麟，蛟麟谕之降，不屈；胁之以刃，诱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坐，礼之甚恭。因请出家，许之，故随之至梧。”［6］也就是说，方以智是为家人及严玮免于受难而主动“投案自首”的，且此时已是剃发、身着僧装打扮，表明自己已经出家。但清帅马蛟麟想要逼迫以智降清，故而威逼利诱，并将他押解到平乐法场，“令冠服置左，白刃置右，惟所择。先生辞左受右。帅更加敬礼，解其缚，始听为僧。”［7］马帅本来极为憎恶僧人，但也为以智之不屈、不畏死所慑服，听任其为僧。方以智于《辛卯梧州自祭文》中写道：“将军奉a得那教，尤恶头陀，露刃环之，视此衲之不畏死而异之，逼而[之，终以死自守。”［8］
如果说，当初以智有此出家的想法，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而此次S发披缁面见清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寻求自保，且以免亲人朋友无辜受牵连，但随之而来的允其“为僧”，则迫使他不得不真的出家，彻底断绝尘缘俗念，所以钱澄之说他“然公自此真为僧矣”，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说，方以智至此方才获得了身心痛苦的真正解脱，他于明亡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心神难安的'境遇总算结束。
二、方以智逃禅之必然选择
上文于方以智出家为僧之经过考述已然清楚。在明亡至其最终逃禅的六年多时间里，方以智经历了几番生与死的劫难，遭逢被执、被诬、逃亡、短期出仕、避世不出、被逮而被迫出家的种种际遇。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充满凶险复杂多变的人生变化，对于一个江南望族的贵胄子弟，且身为故明臣子，其感受应是相当沉痛的。他在《寄张尔公书》信中写道：“嗟乎！数年之间，国统三绝，行在五迁，而暂一甘刑戮，两弃妻孥，又万死中被奸仇之锋，极难时遭奴仆之叛，命不谓苦乎！知者谓智北都应刃而死，不污伪职；天雷题诗于壁，自拒囗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应，刘宣之抱经林薮，然古人更有苦于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齐，又何道哉！”［9］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苦难历程向友人倾诉，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于此易代之际，方以智面临有多种选择：或殉节、或归隐、或出仕、或降清、或逃禅，等等，但是，最终惟有逃禅成为他的必然的选择。今稍加探究，于梳理其思想发展演变及精神气节操守大有裨益。
1.方以智于甲申之变时，闻崇祯自尽，曾打算投井殉节，然未果。
计六奇于《明季北略》就记载道：“（方以智）闻变，走出，遇苏人陈伯明，仓卒通名，相与叹泣。潜走禄米仓后夹巷，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10］他与陈伯明准备投井殉难，只是有人来担水，未能遂愿。清邹漪《魏庶常传》也有相类文字：“而贼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于金水桥且曰：‘我侪图一死，所以报先帝。’公曰：‘死易尔！愿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11］此两则文献记载虽细节有异，但足以证实方以智于城破、崇祯帝自尽时曾打算以死殉节，报答先帝的。只是他后来在魏学濂的劝说下放弃了毫无意义的自杀殉君殉国的念头，希望于乱世之际能匡扶社稷有所作为。廷绝望，坚辞出仕；归隐山林不得，退居故乡亦行不通。
方以智被李自成农民军逮系，拷掠至足踝骨见，但始终不屈，此时亦是经历了一场生死的劫难；后乘间逃脱，间关南奔。但弘光朝新创，马士英、阮大铖执掌权柄，党祸复炽，以智上疏报北事，以效朝廷，反遭非议，竟被判处“从逆”罪第五等“应徒拟赎”惩处。弘光帝还下令逮捕他，阮氏对其嫌怨已久，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方以智遂流离岭表，变更姓名，卖药市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弘光朝政昏愦，赃法卖官，中兴难期，不久政权灭亡；继之唐王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亦旋即灭亡；随后桂王朱由榔于肇庆正位称尊，是为永历帝。方以智曾短暂入朝为官，但权宦司礼内监王坤柄政，以智与之不合，便弃官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结茅山中，卜卦糊口，生计困顿，著书赋诗，聊以度日。他深知永历小朝廷不可为，故而十次疏辞永历授与之官职，对永历朝廷极度失望。也可以说，他对入世出仕早已死心，对恢复大明王朝已经彻
地绝望了。
他也曾想过归隐山林以避世，或退居故乡，但此路也行不通。他跟钱澄之即言及：“吾归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亲，其缁乎？”《清史稿》其本传亦写道：“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面对永历帝再三征召，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等职，他内心十分矛盾。身为故明臣子，他理当事君尽忠，但现实是残酷的，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梦想，知道永历无可作为，明白自己终将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他明了“出不可”且更清楚“归”亦不可，这种或出或归、“负君”“负亲”的两难抉择让他备受痛苦的煎熬。其时永历帝困于西南一隅，清兵正横扫全国，迅速消灭各地反抗势力，永历帝的灭亡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故乡桐城早已是大清的版图，方以智想要回到故乡隐居显然已非易事。
3.方以智被清军捕获后，坚持民族气节，拒不降清，不做投降派。
1650年，清军攻占广西平乐后，极力搜寻方以智，必欲得之。当他被清兵抓获，主帅马蛟麟反复逼其降服并以死威胁时，他坦然趋向屠刀，宁可选择死亡，拒不仕清，清帅只得听任他为僧。方以智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我们可以看他此前流离沅州时所写《俟命论》一文就明了个中缘由：“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则名教所恶。圣人峻其防，则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无二。”正是缘于“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激发着他不惧死亡，做故明的“忠臣”。于此情境中，方以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削发为僧，保全自身，又不仕清，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且又不辱没先祖及家族门第。或许出家并非因为勘破红尘，但现实危境中不得不然的选择，促成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4. 逃禅是方以智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更是他人生痛苦的解脱。其实，逃禅何尝不也是一种反抗，一种绝不仕清的坚决的抗争。方以智被供养于梧州城东云盖寺，两年后在施闰章的帮助下回到故乡，其后一再拒绝清廷征召，立意更为坚定，不做两节人。
顺治十年（1653）春，清朝官吏两度逼迫方以智出仕，他因此奔至南京，师事曹洞宗觉浪道盛大师，圆具天界寺。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癸巳春省亲竹关》写道：“操抚李公，迎老父入皖，赠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时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马公又欲特荐，属父执刘阮仙趋行。杖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脚根。’借以得免。老父于天界圆具后，闭关高座寺看竹轩。”
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廷逮絷，后查明此系其明亡前所作，遂予以释放。他对方以智晚年思想与活动均产生较大影响。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即崇祯末年与以智父亲方孔萃系刑部大狱的御史倪嘉庆。方以智誓不出仕，闭关高座寺看竹轩潜修，“数年，兼解性命之源”［12］。康熙三年（1664）底，方以智应庐陵知县于藻（友人于奕正之子）、倪震（笑峰大然倪嘉庆之子）等人之请，为了觉浪兴复曹洞宗风之愿，主青原法席，理佛参禅。
三、方以智逃禅之心态探微
方以智为僧，是其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从入世到出世，由儒而释，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改变，于其影响至深。但考察其此后之思想及举动，我们可以断言，他并非由此就完全超脱于红尘之外，了却俗世尘缘。尤其是他在对待侍养老亲上，心中时刻牵挂老父，遂有归家侍亲之举、父逝破关奔丧之为，依然以儒家思想行事。他内举儒学，外修禅功，杂糅儒释道融通合一，归之于《易》，体现出思想的复杂性。
方以智于1650年十一月被迫出家为僧，入住广西梧州云盖寺，但他还是尘缘未了，惦记着家中老父。是年冬作《辛卯梧州自祭文》：“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无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来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独眷眷者，白发望之久矣，尚未得伏膝下。……未能免俗兮于乎尚飨。”言自甲申之变后，即已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乡老亲而已。他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了两年后，施闰章奉使粤西，在施的帮助下，以智得以北返至庐山。是年冬，方中德、方中通至庐山迎归家乡，以智于白鹿山庄见到老父，祖孙三代团聚，百感交集，涕泗纵横。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他之为僧，于今得以回乡，了却思亲之苦，即是“归路”。
当然，于其返家之举，世俗或有非议，就连其好友陈贞慧亦曾不解。侯方域在《与方密之书
》中写道：“（密之）今已为僧，止于高座寺。仆乃大喜相见之有期。密之虽还，而得其所也。往在沉辏陈子定生私下问仆曰：‘密之之还，何也？’曰：‘密之无兄无弟，老父六十余，在堂虽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养。密之之还，宜也。不然，密之读书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岂患无沟壑足了此身，而必恋恋故土哉！’”［13］侯方域可谓方氏知音，此言道出了方氏的心理话。方以智自己曾解释道：“不肖少读明善先生之训，子孙不得事刍，然中丞公白发在堂，{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为避路，即为归路。苟得所归，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训也。”［14］他之所以返回故里就是要为老父尽孝，恪守家训，遵从儒家伦理而已。
顺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萑ナ溃方以智痛哀不已，随即破关奔丧桐城。营葬父柩于东乡合明山，按照儒家伦理，“衰成服，受吊如仪”，而且栾庐墓侧，名之曰“不择地”，守孝三年。这都说明他虽皈依佛门，但在思想上还是以一个“儒者”自守。
此前一年秋，钱澄之见访，向他言及明朝故中官所告知的崇祯帝感叹“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方以智听罢“伏地哭失声，北向九叩头谢恩”。时距明亡已过十年之久，他闻知此事，顿时感恩拜伏，涕泪纵横，心中仍然感念崇祯帝的恩德，可见其心中依旧怀有深深的故明情结。虽身在方外，但那份潜存内心深处的家园故国情怀并非轻易就能彻底抛却。
方以智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灯红酒绿到黄卷青灯，这种今夕生活处境的强烈反差，如同天上人间。陈维崧在《方田伯诗序》中就曾写道方以智当年于南京所过着“衣纨e、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的狂放生活，且因世乱而“先生益慷慨，习兵事，堂下蓄怒马，桀黠奴之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于今“曾几何时，而先生则已僧服矣。先生之为僧于长干也，嵩常过竹关从先生游，时田伯亦在关中。嵩再过竹关，而先生念嵩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者。噫，可感也！”［15］这种苦行僧的生活，非常人所能堪，方以智却甘之如饴。他闭关于高座寺，著书立说，或登堂说法，马其昶亦不禁感慨道：“先生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妆铣疲岂其志哉！”然而这样的结局，对方以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结局呢？
（1668），方以智年58岁，决定回故乡终老，其子于桐城动工兴修报亲庵，欲迎老父归养。次年春，桐城方氏报亲庵落成，以待其返乡。方以智遣僧徒先至浮山经营，以作准备。但不久粤难发作，方以智被逮押解广东，行至江西万安病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肉身最终得以安葬故乡，终于归根，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四、结语
清朝入鼎中原，时代巨变，“天地遂崩裂”，对明人的打击极其沉重，士大夫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仕清，甘做遗民终老，抑或重新出仕，侍奉新朝，的确是一个考验。《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周易正义》）那些有气节的士人，于此易代之际，或甘做遗民，归隐山野；或削发为僧，遁迹佛门，超脱于尘世之外，应是一种非常无奈却又是最好的选择。
清代江阴人陈鼎就注意到明季遗臣大多出家为僧的现象，他说：“明季遗臣，类多为僧。……以视夫忝事新朝，歌功颂德者，益不可同日而语，而晚明文学之风，亦可于此略见矣。”［16］他由衷钦佩那些富有民族气节之士。当然，他们在进退失据的境遇中惟有皈依佛门，或许才能解脱俗世的纠葛，更生一层绝世的意味，去深切体悟国亡之后四大皆空的真谛。
明清易代，士大夫多逃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探究。方以智为僧是在特定情势逼迫下必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但他皈依佛门，方得解脱身心的痛苦折磨，亦是值得深思的话题。纵观其一生，其青年时代乃一介贵公子，过着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生活；中年得志，科第成名，供奉检讨，讲学东宫，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但随之遭遇甲申之变，历经生死劫难，一度短暂入仕永历小朝廷，旋之避世求隐；其后被清军逮获，不得不皈依佛门，潜心著述，阐扬佛法；最终因粤难发作而逝，未能善终。
方以智一生经历多次重大变故，荣辱浮沉，深深打上了动荡变乱时代的烙印。尤其是明亡后的坎坷磨难和痛苦抉择，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明遗民的行藏困境，颇具典型意义和认识意义。オ
参考文献：
［1］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2］金陵生：《明遗民多逃于僧》，《文学遗产》第五期。
［3］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九，黄山书社版。
［4］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5］钱澄之：《藏山阁集》卷十三，黄山书社版，第318页。
［6］钱澄之：《所知录》，黄山书社版，第127页。
［7］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黄山书社1990年版。
［8］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康熙此藏轩刻本。
［9］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康熙此藏轩刻本。
［10］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11］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十二《魏庶常传》，明崇祯刻、清康熙重修本。
［12］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侯方域：《壮怀堂文集・遗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6册。
［14］方以智：《东西均》附录《象环寤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页。
［15］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6］陈鼎：《留溪外传》十八卷，清钞本。
(编校：依人)
篇9：试论方以智的治学精神与方法
试论方以智的治学精神与方法
作为一个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学者,方以智有他独特而卓越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他有着坚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明确的历史发展观;有着尊疑、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会通古今中外的治学方法论,在有明一代,可谓卓然独立.
作 者：牛云龙 作者单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文史系,山东,青岛,266071 刊 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D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17(4) 分类号：B249.9 关键词：方以智 唯物主义 治学方法篇10：方德智业：以企业赢利为中心
持续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是以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应该围绕一个 “赢” 字，包括寻找策划服务公司，企业为什么找策划公司，其目的只有一个――赢利。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服务类公司，其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帮助企业“持续赢利”。
那么，营销策划公司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赢利”呢，在此特摘录《华夏酒报》对北京方德智业营销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方德智业”）的一段采访。
一、想“赢”，首先控制“亡”
“赢”字上面是一个“亡”，企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就是要控制“亡”。方德智业服务过很多中小企业，对于此类企业，他们首要的策划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远离死亡，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能求发展。让中小企业活下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河北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立足本地精耕细作，在一两个县城成就几千万销售业绩，同样活得精彩。
二、学以致用的“营销”更重要
目前，国内更多的中小企业还不太会科学地应用“营销”，还在错误地认为“打广告就是营销”。电视广告、户外广告、售点广告，乱七八糟，浪费了很多的钱，其实都是“赔钱赚吆喝”，这样的做法不是“赢利之道”，而是“亡命之路”。
方德智业一直告诫企业，要谨记“赢”字中间一个“口”， 出言必行，言行一致，营销和广告一个都不能少，两者要统一策划才能让“赢利”最大化。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才能“花一分钱做两件事”。方德智业在为陕西太白酒服务期间，从“大手笔”商标购买到明星代言都是低成本策划，在陕西糖酒会投入四百万，获得的是近亿元的市场效益。
营销策划强的公司，必须倾向于“以赢利为中心”的营销设计。中小企业更需要营销，而非广告，他们需要的是以渠道制胜、区域精耕、带队伍打天下的营销策划。
三、营销，一切都要为“钱”着想
既然企业找策划公司是为了“赢利”，那么策划公司就应该一切围绕“钱”着想，
营销策划公司不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企业“去花钱”，而是要帮助企业“省钱”，“花小钱办大事”，“挣大钱”，“持续赢利”。方德智业认为这是策划公司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大家都知道“赢”字中间一个“贝”，“贝”就是钱的意思，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方德智业在为河南月山啤酒集团做营销策划的过程中，首先强化的就是企业的“赚钱的欲望”，告诫企业“不赚钱的事情不做”， 杜绝“乱花钱”，集中精力，专注为“挣大钱”而努力谋划。
四、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
随着策划行业的兴起，很多企业已经备受“洗礼”后，开始用“有色眼镜”来看待策划公司，企业的“防忽悠”能力也在增强。
从事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策划公司不能依靠“傍大款”成名，而是要踏踏实实立足专业，强化自身服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对于策划公司来说，客户的信任大于一切。当然，企业找策划，也需要一颗平凡心，随意贬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欠缺考虑的。
“赢”字最后一笔是个“凡”字，我们都需要有一颗平凡心，不论遭遇多少失败，都能站起来，为事业拼搏，为赢利奋斗，为相互的信任而不断前进。
五、智业公司必须“以企业赢利为中心”
策划公司靠的是智慧，不是办公室规模。智慧是策划公司最大的优势，规模往往是一种陷阱。什么都能做的策划公司，跟包治百病的药品一样。
专业是用来赢利的，不是用来吹牛的。虚荣心太强的策划公司往往缺少一定的耐心。浮躁会酝酿冲动，冲动是魔鬼，魔鬼的心态会伤害企业。从事咨询行业需要一颗平凡心，务实一些会更负责，也往往会更有效。
很显然，方德智业是一个“以企业赢利为中心”的智业公司。他们更注重实战营销策划，习惯实实在在的从企业实际出发，把“智慧和实战武装到牙齿”。因为更多的企业需要的是务实、高效的“实战营销策划”，是一切以“赢利”为目的和导向的策划服务。
篇11：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论文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 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版）的定义，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连在一起。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所运用的方法，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并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语言学习者的纵贯研究及实验方法，并着重研究音位、语法、词汇及交际能力的发展。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语言习得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学习和掌握语言。换句话说，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实际上可以视为同义语。那么，为什么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中小学外语教学界，关于这个问题却要区分“习得”和“学习”，并为此而争论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小学关于语言习得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在Krashen关于“习得”与“学习”的理论上。那么，我们就先从Krashen的理论谈起。
可以说，Krashen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区分“习得”与“学习”之上。Krashen认为：习得是无意识的过程，如同第一语言掌握的过程。当习得发生时，习得者不一定总能意识到这个过程，他/她也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个过程的结果。他同时认为，学习是掌握有意识的知识，是“知道这种语言”（know about the language）。需要澄清的是，Krashen并没有认为课堂教学只是学习，而没有习得。由此可见，Krashen自己的主张是“习得”加“学习”。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Krashen认为，仅靠学习不能使得学习者达到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所以在他看来，只有“习得”，而不存在“学得”。换句话说，按照他的观点，仅靠知识的传授和记忆，而没有听与读的语言实践过程，人们无法达到运用语言的程度。因为按照他的观点，仅依靠“学”，是学不“得”的。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作为一个通用的概念，在国外的文献中，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基本上是可以置换的。关于“习得”与“学习”的区分，只是Krashen的一家之言。比如，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之父”美誉的Ellis，就曾明确地在关于语言习得的专著中提到，他使用的语言习得的概念等同于语言学习（learning）。
至此，笔者希望说明的问题是：习得与学习的概念，对国外大多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来说，是不加以区分的，除非涉及到Krashen的理论，才会特别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国际上有关研究文章中提到“语言习得”这个用语时，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学习和掌握语言。而本文所指的语言习得正是指语言的学习和掌握。
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前面已提到语言包括主体语言或母语，以及客体语言或外语，方言对这两种语言的习得都有一定影响，现分析如下：
（一）方言对母语习得的影响
诚然，语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人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常通过对方言的喜爱表现出来。乡音作为个人归属的最明显的标志，带有浓重感情色彩，标志某人是某一群体的成员。从文化历史的层面上看，方言作为当地民俗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较为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财富，方言是保存这些历史文化财富的重要途径。人们往往通过方言来反映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反过来又通过体现本民族、本地区历史文化的一些文艺作品来显示自己的方言的魅力，树立自己语言或方言的威信。
人自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必定是自己的方言，母语的习得从方言开始。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对于人们学习普通话大致有三大影响：
1、普通话辨音与发音能力受到影响
方言区人的听觉器官、发音器官已在掌握方言母语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定势，儿童时代所具有的语音感知能力、发音能力已经朝着方言的方向发挥了。他们成年后对方言母语的语音知觉就很敏感，对标准普通话的语音知觉就很不敏感，往往感知不到普通话的正确发音，普通话辨音能力受到影响。成熟后的发音器官的活动也已经形成了习惯性定势，有时即使感知到普通话的正确发音，也难以改变方言母语发音的习惯性定势，普通话语音发出能力也受到了影响。
2、表达能力、交际能力受到影响
方言区人的普通话如果存在发音错误或缺陷，往往给人口齿不清、说话含混的感觉，影响语言表达和交际。普通话有而方言没有的词语和句型方言区人往往不熟悉，只能听懂却不能积极地表达出来，方言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词语和句型又不便翻译，只好放弃不用，只能使用普通话和方言共有的词语和句型，以致词汇贫乏、句型单调，语言表达能力大受影响。以方言为内部语言的人往往缺乏普通话的语感，运用普通话交际时，还要经过一个内外部语言的转换过程。由于多了一道翻译的手续，他们理解和表达普通话的敏捷度必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运用普通话交际时就没有运用方言交际那样流利自如，因而显得有些笨嘴拙舌。
3、心理上受到影响
方言区人对于方言母语有着难以割舍的认同心理，学习普通话时，心理上会发生碰撞，暂时不适应时，会对学习普通话产生抵触情绪，对普通话缺乏归附动机。另外，从语言学习心理角度来看，成年人已过了最佳语言学习年龄，学习标准普通话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容易产生畏难心理。由于这些潜在的心理障碍，使得很多人只满足于勉强应付低水平交际的地方普通话，不愿意努力学习标准的普通话。
（二）方言对外语习得的影响
1、缓解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
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务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学习者初次接触一种语言，产生文化紧张心理是很正常的。而方言能够尽快帮助学生熟悉并了解自己当前所处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以及当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对缓解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是十分有益的。
2、缩短学习者的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具有排他性。一个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环境中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的人，其对新文化的适应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而方言能够帮助他们缩短这种文化适应的过程。
3、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源流、特定的地域范围和特定的使用人群。而方言能够使学习者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最有利于激发并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最终提高他们外语习得的速度和成效。
4、容易对标准外语的学习产生误导
方言可以缓解外语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缩短其适应过程，激发他们学习兴趣。但是，方言对外语习得的“弊”还是显然易见的，例如刚开始若是跟着方言学会了不标准的发音，那么以后很难改正。
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便于各种文化的交流，不可否认，载承着一方水土风情的方言对这种文化的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如何利用及应对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或是为了利用好的影响，或是克服坏的影响，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习得语言，加强各际的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利用或克服方言对学研习得的影响呢？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以供学者或语言教学者参考：
（一）重视及加强普通话的学习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语言政策，推广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普通话二方言+声调。其实不然，因为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等诸方面与普通话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区域的语言有着自身的特点，即或是同为北方方言，或在同一区域，也有各自的特征，这就是我国语言的特点。因此各方言区的人要讲好普通话，必须了解其方言与普通话在声、韵、调、词汇、语法等方面的不同点，然后进行改正，这样才能讲好普通话。
（二）建立一种“方言＋标准语”的互补式语言习得模式
笔者认为，在促使学生选择学习外语的众多因素之中，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才是其学习的根本原因。可从目前我们对语言习得环境的综合利用上来看，重课上学习而轻语言实践习得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是对语言习得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于那些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或跨文化交际意识不强、只喜欢跟自己统一语种的人“扎堆”的语言学习者来说，良好有利的语言习得环境实际上仅限于课上环境，课外环境根本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惜。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研究课方言开发和利用，并努力建立一种“方言＋标准语”的互补式语言习得模式。标准语仅是语言交流、沟通的工具，而真正促进更深入的文化交流的是方言，我们必须重视方言的文化交流作用。
四、结论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曾将世界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认为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其特点是在交际过程中注重依赖语境。 汉文化无疑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留学生在汉语习得或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必须熟悉他所处的文化语境才能顺利进行交际，否则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交际障碍。地方文化语境是来华留学生最先直接接触的具体语境，他们在华期间的一切生活和学习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相对固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所以，研究地方文化语境对汉语习得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方言是地方文化语境的重要构成要素，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其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并加以“扬长避短”。如此，才能真正的加强跨文化的交际，才不会出现那种仅会讲语言，但不懂文化的现象。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龚亚夫：《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几个概念》，《英语教师》第1期。
许菊：《文化适应模式理论述评》，《外语教学》20第3期。
张崇富：《语言环境与第二语言获得》，《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篇12：以艺术家方力钧为例浅谈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论文
以艺术家方力钧为例浅谈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论文
首先我先说说我对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本身意思的理解。艺术价值主要是指艺术品本身的艺术品位、艺术质量及其所产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市场价值是指艺术品在流通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随着艺术的普遍化,艺术与大众的距离可谓是越拉越近。市场经济推动了艺术通俗化的进程,艺术市场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些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质量和教育功能。
一些素质较高的书画家,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位大致相近,有的偏低;而一些素质较低,又善玩弄手法的书画家,尤其是一些中青年书画家,其市场的价位却远远超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致使人上当受骗,造成艺术市场的混乱,严重阻碍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其原因:一是画商或经纪人素质低下,与这些书画家时里应外合,哄抬价格;二是一些评论家、新闻单位的人员不负责任地胡乱吹捧,推出的一些名不副实的“名家”、“大师”;三是收藏家或经纪人文化品位不高,缺乏应有的艺术素质,盲目购藏。
中国当代艺术呈现着某种发展的奇迹,据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的价位已经排在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这个说法也许有些虚高成分,但是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一些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其价位在市场上的飙升,就真的让熟悉这个领域的人们大跌了好几回的眼镜。
其中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在北京京广中心大宴会厅的瀚海拍卖现场以6930万元人民币成交),纵观近二十年艺术市场中的拍卖价格,相比之前的'价格这简直是天价,现象引人深思,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就近现代国画的价值谈几点自己的看法。最典型的方力钧的一张作品,就是《打哈欠》,就是我们所说的街头小混混,这种无良青年,或者亚文化里面调皮捣蛋的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一个似乎是庄严的、神圣的伟大的传统。就像我们面对伟人,我们不仅失去某种恭敬,我们甚至还想到一个滑稽的念头,我们要搔他一下痒,如果一个庄重的伟人,我们搔一下他的胳肢窝他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有这样的奇特的想法。我想某种意义上方力钧就是这样的状况。于是,岳敏君的《傻笑》,方力钧的《光头》和《打哈欠》就构成了90年代我们所说的“玩世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气,它的确传达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近乎黑色幽默的喜剧想法。问题是这种想法到今天它还能够持续提供更多的正面价值,这是一个疑问。所以我对方力钧和岳敏君的评价是有保留的,而且也能看到当代艺术的某一个极端,当它上升到某一定程度时如何继续下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次偶然机会和朋友在展厅看到方力钧的展览,我不以为然。著名的年轻批评家朱其写道“的确是我们认为他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似乎还没有到他足以代表一种更精彩的文化传统的程度。”
说到当代艺术,96年是一个起点,到02、03、04年中国艺术市场忽然升温,而且北京出现了“F4”: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成了四个拍卖价过千万的大亨。方力钧现在在北京开饭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说,你作为艺术家来开饭店,你到底是商人还是艺术家?方力钧的回答显示了艺术家的聪明才智,他说,不是说做艺术不能跟钱挂在一起吗?为了使我的艺术纯洁,我决定开饭店赚钱养活我自己,以便使我更好地从事艺术。
现在的艺术家真厉害,什么都是他的,好的也是他的,不好的地方也要说成好的。明明是艺术使他暴富,这个时候他又赚别的钱养他的艺术。
现在问题是艺术家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纯粹地做他的作品,艺术家原本独特个性的艺术作品被市场接受后很难出现更大的突破,更多的是不断重复模仿复制其以前的作品,然而现如今并不完善的艺术市场仍愿意为其买单并乐此不疲。
那种商业主宰艺术发展的现象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得不偿失,盲目地追求商业利益,商业牵着文化走得现象必将逐渐破坏着市场,从而导致不断的失去市场。所以,要通过赢得观众来赢得市场,再辅以市场运作,才能所向披靡。艺术创造力的缺乏和艺术热情的不足,是市场主宰带来的弊端。艺术在被市场驾御和驾御市场之间,应当有自己的明确思路。既然没有逃脱市场的捷径,就应当把握艺术与市场之间和谐但主动的关系。回避市场,闭门造车固然愚蠢,但一味投合世俗丧失艺术更无疑是自杀。所以艺术是具有独立性的,市场决定艺术是错误的,但没有市场的艺术就不是艺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整体艺术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艺术价值和市场价位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会逐步统一起来,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艺术价值和市场价位两者的关系极为复杂,这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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