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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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经过了历时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市场化进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地区差距拉大的严重问题.而造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地区之间在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作 者：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刊 名：中国市场 PKU英文刊名：CHINA MARKET 年，卷(期)： “”(6) 分类号：F2 关键词：篇2：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债政策
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债政策
我国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至今已有近的历史。截至年底，我国共发行国债9057．81亿元，累计还本付息额5128．94亿元。国债的恢复发行，不仅有力地弥补了我国财政收入的不足，促进了我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满足了全社会不同投资者的多种需要，同时对于推动我国债券市场乃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确保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作为联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桥梁的、以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和增发1000亿元期国债为标志的国债政策尤为世人瞩目。那么，当前我国执行的是怎样一种国债政策，而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债政策呢？本文拟从国债规模大小、发行对象选择、国债市场建设以及地方政府债券等几个方面，就近年来我国国债的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政策方向，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适当控制当前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完全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增长很快（见表1），其中年度发行规模平均增长28．5％左右，年底累计余额的年均增幅约为34．3％。由于我国国债规模的基数较小，虽然年均增长百分比较高，但从绝对数额来看，年度发行规模年均增长在300－600亿元之间，增幅不算太大。不过，年底累计余额每年增长均在1000亿元以上。
表1 1994－19内债规模及其增幅 单位：亿元
年份 年度发行规模 年底累计余额
1994 1028．57 2286．40
1995 1510．86（32．8％） 3300．30（44．3％）
1847．77（22．3％） 4361．43（32．2％）
2411．79（30．5％） 5508．93（26．3％）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证券会主编。
在国债规模增长较快的同时，国民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因此近几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即某年年底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的变化并不算大。1997年的国债负担率为7．37％，即使把统借统还外债算进来，也不过8．12％。这就为19增发100亿元10年期附息国债，实施更加积极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相应的空间。
1998年的国债发行额达到3808．77亿元（若计入统借统还外债，为3891．55亿元），比1997年增长57．9％。1998年的国债余额约为7862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9．88％，若考虑到没有列入财政预算的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和转贷地方政府使用的580亿元国债等因素，则1998年的国债负担率约为13．6％。
国际上一般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这一国债负担率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债规模大小的指标。与之相比，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不算高。但是考虑到我国恢复国债发行的时间不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以及近几年来国债余额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这一事实，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当控制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2％，低于国际公认的3％这一警戒线。但是世界银行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在改革开放期间平均占GDP的8－9％，而不是公布的1－2％。他们把养老金支付缺口和银行不良贷款均划为财政赤字。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因此与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退休职工养老金问题和银行系统不良贷款问题，都会对中国的公共财政构成巨大的资金压力。鉴于中国所进行的改革事业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因此在转轨时期，道德风险问题并不重要。为此，通过发行国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养老金支付问题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则是一种较为明智和必然的选择。
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和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支付制品是困扰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但是，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养老金缺口究竟有多大，对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有过许多估算，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和许多投资银行（如美林证券公司）也有过不少研究，可以说是众口不一。
根据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估算，1997年年初我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为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6600亿元），占GDP的25％；还有的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40％，并认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至于养老金缺口的大小，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潜的养老金债务约占GDP的50％（比其它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小得多）。暂且不论推算的不良贷款和养老金缺口的准确率有多高，但不难看出，不良贷款问题和养老金问题所产生的资金缺口还是很大的。
当然，养老金问题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最终解决绝不仅是单纯依靠财政出资这一种方法，但它显然会对目前的状况构成巨大的压力。对于政府财政而言，在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发行国债似乎是解决这两大资金缺口的较为可行的途径。
如果说60％这一国债负担率水平较为合适，那么考虑到银行不良贷款和养老金支付缺口对于国债发行所构成的巨大压力，我们认
为，必须适当控制当前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以便为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奠定稳固的制度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如1998年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其实质就是用于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保障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从而进一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二、适度增加面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的份额
我国的国债主要是面向个人发行的，其利率水平则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确定的。这就决定了国债发行利率必须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而且期限不能太长。1994年以来（19除外），我国主要是采取向个人发行凭证式国债的方式，期限大多是2－5年，以3年为主，很受个人投资者的欢迎。
1996年，财政部通过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了面向金融机构发行记账式国债的试点工作。这一年，财政部不仅发行了长至7年和10年、短至6个月和3个月的国债，使得国债的期限结构较为合理，而且发行期大大缩短。这既满足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的需要，又为当年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规范的操作工具。
一方面我国国债场外市场的交易秩序较为混乱，当时国债的上市交易主要选择在上海和深圳两证券交易所；另一方面，国债作为一种安全性最高的固定收益工具，从其性质来说适宜在场外市场采取谈判成交的方式进行交易。如果国债的交易选择在交易内进行的话，其价格波动会较为剧烈。与此同时，面向个人发行国债，满足城乡居民的投资需求，始终是我国国债发行的一条重要原则。于是近两年来，我国主要是面向个人发行不可流通但可提前变现的凭证式国债。1997年我国发行了1643．32亿元凭证式国债，1998年凭证式国债的发行规模达到2200．10亿元。
一般来说，只要凭证式国债的利率水平高出银行存款利率一定的幅度，在目前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较少、居民储蓄倾向较高城乡储蓄存款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面向个人发行凭证式国债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健的做法。
但考虑到凭证式国债存在发行期过长、发行成本偏高、债券期限较短等问题，以及国债规模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必须同时面向金融机构发行记账式国债。如1998年财政部就向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1000亿元国债，向其它商业银行发行了423．5亿元7年期专项国债。
面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不仅可以使国债期限品种多样化，而且能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同时，由于国债在金融机构的资产中发挥着“二级准备金”的作用，因此中央财政基本上无须考虑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的还本问题，通常按“借新还旧”方式处理即可。而随着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不断增大，其持有的国债余额也将不断增加，毫无疑问，我国的国债发行将因此获得一个规模极大且非常稳定的市场。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持有的各种国债大约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同时在这些国家的国债持有者结构中，金融机构占有相当显著的份额，如1996年年底，美国为50％，英国为80％，德国为60％。从这里不难看出，个人和在国债市场上只是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如果我们用10％这一比例进行简单的套算，我国的国债市场大约可以有1000亿元的规模。
既然金融机构持有大量国债，并且这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国债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手段来调节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而且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是不断增长的，因此对于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中央财政同样无须考虑还本问题。这样大致算下来，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持有近15000亿元的国债。对于国债市场来说，这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应债来源。
由上述分析可知，仅金融机构就可以持有近25000亿元的国债余额，而1998年年底的国债余额不过11000亿元。在国债规模越来越大、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趋缓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适度增加面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的份额。
三、建立具有较高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国债市场
一般而言，国债市场问题比发行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具有较高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国债市场，不仅便于确定新发国债的发行条件，而且能为其它筹资人发行债券建立成本标准。同时，一个具有较高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国债市场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而且便于中央银行利用国债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
我国的国债市场是于1988年从国债中介机构的柜台交易开始的。从当时出发点来看，主要是为了方便个人将手中持有的国债进行变现。这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债市场还不是一回事，然而毕竟是迈出了第一步。但在后几年柜台市场（又称“场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债托管、结算等设施建设的滞后和对场外市场的监管没有跟上，因此在场外市场上国债的买空卖空现象较为严重，导致场外市场的交易秩序较为混乱。
由于场外市场国债交易的安全性较差，机构投资者不愿涉足这一领域，因此场外市场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国债交易就自然转到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又称“场内市场”）。交易所利用相对发达的股票托管、结算系统，办理了国债的托管、结算，提高了国债的交易效率，减少了市场风险，因此交易所的国债量很快占到全国国债交易量的90％以上。但是，国债交易过于集中，对于国债市场乃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常不利的一面。
众所周知，与企业发行的股票有所不同，国债作为一种固定收益工具，是由中央政府的信誉作为担保的，其安全性最高，因此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国债的托管、结算系统都与风险性较高的股票的长管、结算系统相分离。与此相关，这些国家的国债交易绝大多数都是在场外市场进行的，而在交易所进行的国债量仅占很小的比重。就美国而言，国债交易几乎全是通过银行和交易商在场外市场进行的，而美国国债之所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仅仅是出于便利海外投资者购买这一考虑－美国的证券法律规定，海外投资者只能购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
鉴于国债的托管、结算系统必须与风险性较高的股票的托管、结算系统相分离这一情况，在1996年年初，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
行联合筹建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6月，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各商业银行在从所撤出的同时，利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托管、结算系统，开办了以逐笔谈判成交为特点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属于集中性的场外市场）。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既体现了当时防止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保证银行资产安全的管理要求，同时也符合国债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目标。但是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的国债却不够活跃，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这既不能满足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需要，又不能为中央财政确定新发国债的发行条件提供参照，更不利于传导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
为促进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我们认为，今后随着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中央银行逐步加大国债公开市场业务的比重，中央财政既要坚持面向个人发行凭证式国债，又要依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逐步增大发行面向金融机构的记账式国债的份额。
就目前来看，国债市场的发展应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中心，而为了提高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应积极主动配合，着重采取如下几项稳妥而有效的措施：
第一，逐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应增加信誉良好、资金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部分商业银行的授权分行等，使之成为“金融同业市场”。
第二，把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和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制度合二为一，完善国债一级交易商（Primary Dealer）制度，充分发挥国债一级交易商的做市商作用，使之既能支持财政部的国债发行，又能配合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
第三，在条件成熟时，打通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其它债券市场（如交易所债券市场），促进国债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
四、现阶段地方政府不宜发行债券
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乏力。为此，1998年上半年曾有人提议，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发行本地政府债券。其实，尽管《预算法》明文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然而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借款，只是名义不同罢了。而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主要用于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
众所周知，公共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而地方性的公共需要（如文教、卫生保健和市政建设等）适于由地方政府提供，因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分级预算体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或向银行借款，地方预算相对独立，自求平衡。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而且金融市场（包括国债市场）较为发达。因此，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出现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向银行借款来予以弥补。至于目前我国是否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还需结合我国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组织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在50％以上），但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左右）和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0－12％）仍然很低。在目前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势必会造成财力更加分散的局面。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财政预算约束、银行信贷约束、企业财务约束不强和居民风险意识不高，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势必会导致盲目重复建设，而在目前供大于求的格局下，则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银行不良贷款和养老金缺口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而目前我国国债在发行对象选择、二级市场建设等方面还存不少问题尚待解决，此时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无疑会使债券市场出现混乱局面，扰乱金融秩序。
综上所述，只有在我国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和分级预算体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地方财政预算约束、银行信贷约束、企业财务约束较为严格和居民风险意识增强，以及金融市场能够安全高效运行等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才能够发行债券。目前可采取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然后转贷地方政府使用的办法，如在1998年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中，就有500亿元转贷给地方政府。
篇3：试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债政策
试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债政策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债该采取什么政策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论文吧。
我国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截至1997年年底，我国共发行国债9057.81亿元，累计还本付息额5128.94亿元。国债的恢复发行，不仅有力地弥补了我国财政收入的不足，促进了我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满足了全社会不同投资者的多种需要，同时对于推动我国债券市场乃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确保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作为联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桥梁的、以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和增发1000亿元10年期国债为标志的国债政策尤为世人瞩目。那么，当前我国执行的是怎样一种国债政策，而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债政策呢?本文拟从国债规模大小、发行对象选择、国债市场建设以及地方政府债券等几个方面，就近年来我国国债的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政策方向，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适当控制当前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完全依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增长很快(见表1)，其中年度发行规模平均增长28.5%左右，年底累计余额的年均增幅约为34.3%。由于我国国债规模的基数较小，虽然年均增长百分比较高，但从绝对数额来看，年度发行规模年均增长在300-600 亿元之间，增幅不算太大。不过，年底累计余额每年增长均在1000亿元以上。
表1 1994-1997年内债规模及其增幅 单位：亿元
年份 年度发行规模 年底累计余额
1994 1028.57 2286.40
1995 1510.86(32.8%) 3300.30(44.3%)
1996 1847.77(22.3%) 4361.43(32.2%)
1997 2411.79(30.5%) 5508.93(26.3%)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1998》，中国证券会主编。
在国债规模增长较快的同时，国民经济依然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因此近几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即某年年底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的变化并不算大。 1997年的国债负担率为7.37%，即使把统借统还外债算进来，也不过8.12%。这就为1998年增发100亿元10年期附息国债，实施更加积极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相应的空间。
1998年的国债发行额达到3808.77亿元(若计入统借统还外债，为3891.55亿元)，比1997年增长57.9%。1998年的国债余额约为 7862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9.88%，若考虑到没有列入财政预算的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和转贷地方政府使用的580 亿元国债等因素，则1998年的国债负担率约为13.6%。
国际上一般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这一国债负担率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债规模大小的指标。与之相比，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不算高。但是考虑到我国恢复国债发行的时间不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以及近几年来国债余额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这一事实，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当控制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2%，低于国际公认的3%这一警戒线。但是世界银行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在改革开放期间平均占GDP的8-9%，而不是公布的1-2%。他们把养老金支付缺口和银行不良贷款均划为财政赤字。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因此与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退休职工养老金问题和银行系统不良贷款问题，都会对中国的公共财政构成巨大的资金压力。鉴于中国所进行的改革事业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因此在转轨时期，道德风险问题并不重要。为此，通过发行国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养老金支付问题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则是一种较为明智和必然的选择。
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和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支付制品是困扰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但是，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养老金缺口究竟有多大，对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有过许多估算，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和许多投资银行(如美林证券公司)也有过不少研究，可以说是众口不一。
根据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估算，1997年年初我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为2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6600亿元)，占1996年GDP的25%;还有的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40%，并认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至于养老金缺口的大小，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潜的养老金债务约占GDP的50%(比其它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小得多)。暂且不论推算的不良贷款和养老金缺口的准确率有多高，但不难看出，不良贷款问题和养老金问题所产生的资金缺口还是很大的。
当然，养老金问题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最终解决绝不仅是单纯依靠财政出资这一种方法，但它显然会对目前的状况构成巨大的压力。对于政府财政而言，在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发行国债似乎是解决这两大资金缺口的较为可行的途径。
如果说60%这一国债负担率水平较为合适，那么考虑到银行不良贷款和养老金支付缺口对于国债发行所构成的巨大压力，我们认为，必须适当控制当前国债规模的增长速度，以便为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措施的深入推进奠定稳固的制度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如 1998年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其实质就是用于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保障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从而进一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二、适度增加面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的份额
我国的国债主要是面向个人发行的，其利率水平则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确定的。这就决定了国债发行利率必须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而且期限不能太长。1994年以来(1996年除外)，我国主要是采取向个人发行凭证式国债的方式，期限大多是2-5年，以3年为主，很受个人投资者的欢迎。
篇4：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企业诚信建设
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企业诚信建设
我国的改革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一方面，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诸如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民主政治等等，都越来越迫切。为此，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它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完善的重要标志，反过来它又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就是说，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将贯穿企业诚信建设的始终，并将对企业信用环境的完善起决定性的作用。
一、企业信用问题与市场化改革的直接联系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也必然走向信用经济。市场化改革与企业诚信建设这两个过程应该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政代企，经济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因此以政府的资信代替企业的资信。9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清理“三角债”的工作，表明了政府力图全面解决企业信用问题的决心。触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企业信用问题，但由于当时的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并制度化，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解决企业信用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把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例如，1993年出台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1994年实施了《公司法》，1995年施行了《商业银行法》、《担保法》和《仲裁法》，出台了《合同法》，由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使市场经济由无序竞争走向有序竞争有了可能，为信用行为的记录和失信行为的惩戒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规范。同时，也对尽快出台《物权法》、《破产法》提出了客观要求。
目前，企业的信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信用中介机构发展总体滞后，部分中介机构诚信缺失等。市场化改革的加快为全面解决企业信用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经济转轨时期，企业信用建设与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企业信用缺失不但妨碍市场秩序，影响经济增长，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市场经济采取自愿平等交换方式，是一种形式平等的经济。要实现平等性，除了法律赋予每个市场主体平等权利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市场主体之间能以诚相待，诚信交易，任何一方的欺诈都将导致交易关系的最终消亡。同时，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经济。信用制度的产生，大大拓展了资本的空间，也加强了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联系。没有诚信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秩序，就没有市场经济效率，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既是千古经商法则，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与诚信的关系是辩证的，市场的自发性和市场主体的趋利性会导致非诚信行为产生，市场运行的平等性要求和信用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又会抑制非诚信行为的蔓延。无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象我国这样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存在着非诚信的行为，并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定时期，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把企业诚信制度建设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企业的信用制度。
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企业诚信建设也有了新的内容
1、改革新阶段的企业诚信建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政府职能转变也取得了初步成效，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但是，旧的经济体制在一些关键领域仍然没有改变，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和矛盾成为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诚信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将形成企业与金融、企业与政府等符合市场经济
[1] [2]
篇5：加快粮改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加快粮改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一、调整粮食供给政策 (一)适度控制年度粮食总量 在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激励农民增加产出,势必加剧供求矛盾,促使粮价下滑,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这种过量产出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因此适度控制粮食产出是必要的.国家应利用当前粮源充裕的有利时机,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还湿地的力度,鼓励农民休耕、轮作,对农民休耕的'粮地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作 者：邱亚明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委党校 刊 名：粮食问题研究 英文刊名：GRAIN ISSUES RESEARCH 年，卷(期)： “”(4) 分类号：F3 关键词：篇6：市场化、聚集经济与城市化进程
市场化、聚集经济与城市化进程
本文在肯定一些学者分析的导致我国城市化滞后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市场化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中介,并认为只有在市场化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要求城市化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相协调,也只有推动市场化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促进城市化进程而不影响正常的经济发展.
作 者：钟卫军 左宁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浙江,杭州,310012 刊 名：生产力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PRODUCTIVITY RESEARCH 年，卷(期)： “”(6) 分类号：F291.1 关键词：城市化 市场化 中介 聚集经济篇7：中国古代文学进程
西昆派和宋初诗文
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并常在宫延赏花钓鱼，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风气。这样，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乃自然继续发展。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坛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
西昆派以杨亿编《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亿(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别为太宗、真宗所赏识。《西昆酬唱集》是以杨亿为首的十几个御用文人典型的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杨亿在序中说：“余景德(真宗年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惟演)、秘阁刘君子仪(筠)，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可见他们是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余暇，从“遗编”和“前作”里摭拾“芳润”，以作诗为消遣的。他们或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如《始皇》、《汉武》、《宣曲》等;或咏男女爱情如《代意》、《无题》等;或咏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咏物如《梨》、《泪》、《柳絮》等等。他们自认是学习李商隐，实际只是片面发展了李商隐创作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写出来的诗大都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如《泪》：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垅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
全诗缺乏感情上的内在联系，只是把有关下泪的几个典故堆砌在一起，杂凑成章。但形式上却词藻华丽，声律谐和，对仗工稳，正好为那些生活空虚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种以文字为消遣的玩艺。由于杨亿等在书本知识与词章修养上已超过了晚唐五代的许多作者，和王朝对这种诗风的偏爱，“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西昆派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
和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在宋初发展的同时，对立的复古主义思潮也正在发展。韩柳之后，古文运动的高潮虽已低落，但影响并未中绝。五代时牛希济作《文章论》，已认为韩愈独正唐代的文风于千载之下，并指责当时“唯声病忌讳为切”的浮靡文风。到宋初，柳开更以继承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河北大名)人。他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的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并认为道和文有主次的关系，“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他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认为文应该为现实政治文化服务。柳开的古文理论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宋初浮靡的文风，但他的古文也未能密切联系实际，“随言短长”，得心应手，而不免有“辞涩言苦”的缺点，因此影响还不大。
和柳开同时，反对宋初诗文的浮华作风，并从理论和创作上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唯一作者是王禹称(954—1001)。禹称字元之，济州巨野(山东巨野)人。他家世务农，出身清寒。太平兴国八年进士，曾为右拾遗、左司谏等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曾作《三黜赋》，表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虽百谪而何亏”。他久历州县官，比较了解人民的疾苦。他的守正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面向现实的创作态度，是使他在文学上取得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禹称是宋代最早提倡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优秀诗人，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他对杜诗博大精深的现实内容有独特的认识，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宋初的浮薄诗风也深致慨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他写了不少揭露当时阶级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敢于向宋太宗献《端拱箴》，对“一裘之费，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宫廷奢侈生活大为愤慨，直接控诉了“聚民膏血”的统治者;而对于“室无环堵”、“地无立锥”的广大人民，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感流亡》：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赖有可爱日，悬在南荣边：高舂已数丈，和暖如春天。门临商於路，有客憩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恂恂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岁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天。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文翰皆徒尔，放逐固宜然。家贫与亲老，睹尔聊自宽。
这是王禹称贬官商州时写的诗。诗中同情由于旱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无异是广大人民的蠹虫，实际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的官僚们的尖锐讽刺。在商州，他学习民间的歌唱，还写了《畲田词》五首，热情地歌颂人民集体互助的艰苦而欢乐的劳动：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他始终抱着羞于作官，关怀人民疾苦的态度。类似《感流亡》这样的诗，还有《对雪》、《对雪示嘉右》、《十月二十日作》等。这些 篇章，特别是古体长篇，大都以单行素笔，直写胸中所见，而不甚着意刻划描写，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特征。此外，他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如《泛吴松江》、《寒食》、《春居杂兴》、《村行》等，则明净洗炼，清新悦目，颇见情趣。
王禹称还批评了五代以来“秉笔多艳冶”的颓风，抱有“革弊复古”的愿望。他的复古主张，以六经为旗帜，实际和柳开一样，强调取法韩柳。他认为文是“传道而明的工具，是“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因此复古的意义并不在于“模其语而谓之古”，而是要象古圣人那样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传道。这样，他就得出了为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并取法韩愈“惟师是尔”的结论(《答张扶书》)。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记》，借题发挥，生动地刻划了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表现了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对国事的关切。又如《唐河店妪传》，借一个老年妇女机智勇敢地推敌坠井的故事，说明边疆人民保卫乡土，“习战斗而不畏懦”的精神，并指出统治者把边疆的兵力调到内地以自卫的失策。他的古文，不仅多有现实政治内容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一般语言平易近人，继承了韩愈古文“文从字顺”、以表达恰当、易道易晓为贵的基本作风。
继柳开、王禹称之后，提倡复古的，有姚铉(968—1020)。铉字宝臣，庐州(安徽合肥)人。他根据《文苑英华》选的《唐文粹》，“文赋惟收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总目提要》)。还特别立了“古文”一门，以示接受韩柳的古文概念和传统。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修字伯长，郓州(山东郓城)人。他继承柳开的步调，当西昆体风靡一时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对后来的诗文运动起了先驱的作用。但他和柳开一样，创作成就不高。
第四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年十七八，即以天下为己任。二十二岁(庆历三年)中进士后，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并多次上书上级官吏建议兴利除弊，以舒民困。嘉右三年，从常州知州调为提点江东刑狱，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后人常说的万言书，主张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对现实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嘉右五年，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熙宁二年，神宗特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从此积极推行新法。但由于旧党的不断反对，屡次罢相，屡次起用，后退休江宁。元丰八年，旧党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
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反对西昆派文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指出当时“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正是由于王安石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采，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大都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明力量。如《本朝百年无事答子》，通过对北宋百年来政治情况的分析批评，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希望神宗在政治上能够有所建树，表现了他对现实形势的关心和刚毅果断的政治家风度。《答司马谏议书》，剖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词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又如《读孟尝君传》，根据对历史实际的分析，指出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正是不能得士的明证，驳斥了孟尝君善养士的传统观念。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摩物象，从感情上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练朴素。这是他的文学主张实践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也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鲜明。在他长期作地方官时，就有不少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虑，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写统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输送敌国，以致地无问南北，年无论丰歉，人民一样地陷入流离转徒和“无食”的绝境。其他如《兼并》、《收盐》、《感事》、《发廪》、《省兵》等也都表现了诗人关切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进步理想。
王安石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麻痹苟安，深感不满，不少诗篇表达了这种思想。如《阴山画虎图》：
阴山健儿鞭空急，走势能追北风及。逶迤一虎出马前，白羽横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边动，抽矢当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责上流丹看来湿。胡天朔漠杀气高，烟云万里埋弓刀。穹庐无工可貌此，汉使自解丹青色。堂上绢素开欲裂，一见犹能动毛发。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抟兵走戎羯。禽逃兽遁亦萧然，岂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猎汉耕作，飞将自老南山边，还能射虎随少年?
从阴山健儿的射虎，联想到古代将士们曾在这里击败过入侵的敌人，使边疆平静无事，对比当时“胡天朔漠杀气高”的形势，批判北宋统治者的不修边备，表现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忧。《同昌叔赋雁奴》、《白沟行》等，表现了同样的主题思想。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商鞅》、《范增》、《张良》等篇，往往以“尺幅千里”的手法，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景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在《杜甫画像》中，不仅高度评价了杜诗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更表明了对杜甫同情广大人民的精神的继承：“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现举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首诗一扫历代诗人写王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有极大的独创性。诗人只从侧面落笔，勾画了古今艳传的绝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独去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无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诗人在结韵里道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受压迫、被蹂躏的不合理的现实;同时流露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因此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兴趣，欧阳修、梅尧臣、刘敞等都写了和篇。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达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江上》
京口瓜洲一水间，锺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泊船瓜洲》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更成熟了。虽然他有时也还写《楚山》、《示永庆院秀老》一类流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情的诗篇，但总的看来，他往年诗中所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王安石诗文的大量创作和独特的风格，对扫荡西昆体的残余影响有很大的功绩，对宋诗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有一部分诗，喜造硬语、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王安石的友人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江苏扬州)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优秀诗人。可惜才高命短，未能施展他的抱负。他留下的诗篇，大都表露了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自己的远大抱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梦蝗》：
……尝闻尔人中，贵贱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义儒。脱剥虎豹皮，假借尧舜趋。齿牙隐针锥，腹肠包虫蛆。开口有福威，颐指转赏诛;四海应呼吸，千里随卷舒。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竽笙，别屋闲嫔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贫者无室庐，父子一席居。贱者饿无食，妻子相对吁。贵贱虽云异，其类同一初。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我类蝗自名，所食况有余;吴饥可食越，齐饥食鲁邾。吾害尚可逃，尔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诗，子言得无迂!
诗人以锋利的笔触，剥掉了达官贵人们“仁义儒”、“尧舜趋”的外衣，显露了他们“虎豹身”、“虫蛆腹”的原形。指出剥削阶级搜刮民脂民膏，实比蝗虫更为残酷可恨!此外如《原蝗》、《良农》、《饿者行》等诗，也各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表现了他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对豪门的无比憎恨。
面对黑暗的现实，王令在《感愤》一诗中表现了改变这种现实社会的宏愿：“未甘身世成虚老，待见天心却太平。……燕然未勒胡雏在，不信我无万古名!”他的自信心是这样的强，爱国的激情和救世的热忱是这样的昂扬!
王令的诗，无论叙事抒情，都具有开阔而雄健的特色，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浩歌不敢儿女声。”他有一些诗，想象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采，例如《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这种雄伟的气魄，阔大的气象，在宋人诗中是极其难得的。虽然由于他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优秀诗人。
篇8：中国各地区大学学科专业排名
中国各地区大学学科专业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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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各地区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
名次
地区名称
2016星级专业
7星级
6星级
5星级
4星级
3星级
1
北京
74
111
153
246
261
2
上海
15
42
80
155
161
3
江苏
14
27
54
194
399
4
湖北
11
24
57
167
264
5
湖南
7
12
32
118
223
6
陕西
6
13
50
133
253
7
浙江
5
12
37
124
305
8
天津
4
12
33
89
104
9
四川
3
15
32
117
256
10
广东
3
11
45
164
316
11
黑龙江
3
7
25
103
193
12
重庆
3
7
23
69
104
13
安徽
3
6
15
98
263
14
山东
3
4
19
154
290
15
辽宁
2
13
38
157
252
16
吉林
1
11
16
101
195
17
福建
1
8
12
55
188
18
河北
1
1
11
93
176
19
河南
0
2
18
92
292
20
云南
0
2
9
64
101
21
甘肃
0
1
8
56
110
22
广西
0
1
4
64
118
23
江西
0
1
4
59
202
24
新疆
0
0
4
50
57
25
山西
0
0
4
48
113
26
内蒙古
0
0
1
37
173
27
贵州
0
0
1
33
113
28
海南
0
0
1
10
48
29
宁夏
0
0
0
14
39
30
青海
0
0
0
13
30
31
西藏
0
0
0
11
12
2016中国各地区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前5强
报告显示，在2016华北地区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名列前5强。北京城市学院、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科技学院、北京吉利学院、燕京理工学院名列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华北地区民办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前5强；燕山大学里仁学院、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天津大学仁爱学院、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名列2016华北地区独立学院最佳专业排行榜前5强。
在2016中南地区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中，武汉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名列前5强；武昌首义学院、文华学院、三亚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武汉工商学院名列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中南地区民办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前5强；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名列2016中南地区独立学院最佳专业排行榜前5强。
在2016华东地区大学最佳专业排行榜中，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列前5强；山东英才学院、山东协和学院、上海建桥学院、仰恩大学、江西科技学院名列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6华东地区民办大
篇9：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摘要：在推进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应承担垃圾处理的责任.履行责任的'方式有多种.但引入市场运作的模式是必要的.构建节约型社会与垃圾处理关系密切,需要考虑政府投入的有效性、政策的延续性以及代际的节约.作 者：唐家富 Tang Jiafu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92;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上海,200040 期 刊：环境卫生工程 ISTIC Journal：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ENGINEERING 年，卷(期)：, 16(3) 分类号：X2 关键词：生活垃圾 市场化 节约型社会篇10：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分析与度量
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分析与度量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是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过程.经过20余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到令人欣慰的60%的`水平,成就是巨大的,但市场发育不均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还有不少距离.本文在揭示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对其市场化程度作了计量分析,并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
作 者：马广奇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西安,710061 刊 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年，卷(期)：2000 “”(5) 分类号：F120.4 关键词：经济改革 市场化 制度变迁 市场化程度篇11：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
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
【英文摘要】Taking Shanshan Guild Hall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marketfactors of the business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in details， which caused
the business guild halls to change finally into nt all kinds of markets. And that
shows the market course of business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Study on this
issue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meaningful to indicate the developing law of the
guild halls in Ming and Qing， but also a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关 键 词】明清时代/工商会馆/市场化因素
Ming and Qing Times/Business Guild Hall/market factor
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作为商人“贸迁有无，杩祀燕集”的场所，本身是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但它与“公车试馆”和“移民会馆”不同之处在于，工商会馆更多地带有市场化因素，表现出更多的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些市场化因素和特征，最终导致了一部分工商会馆向各级市场的转变。这是会馆史研究中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注：关于会馆史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全汉升先生所著《中国行会制度史》为代表，认为全馆是“同乡行会组织”；后来，吕作燮先生的论文《明清时代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认为“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有扩大研究视野的意义，但当时人们仍然多从经济方面论及会馆。改革开放以来，以王日根先生所著《乡土之链》为代表，认为会馆是“易籍同乡人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对会馆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明清时期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也没有论及部分工商会馆向各级市场的转化。）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明清工商会馆的时代进步性质。本文仅以山陕会馆为依据，探讨工商会馆运动变化的历史规律，揭示一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市场转化的历史轨迹。
一、明清工商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
会馆产生于明盛行于清绝非偶然，它本身是明清时代传统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首先，工商会馆最初是适应地域商帮贩运商品坐地经销的需要而产生的储货之所和藏身之地。明清之际，中国人口迅速增加到4亿，市场容量急剧扩大，为满足急剧增长的人口基本生活所需，传统市场商品结构从奢侈品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这些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活的“养生送死之具”，具有面广量大的特点，数量动辄以亿计，绝非个别商人所能流转，这便促使各地商人以地缘乡土关系为纽带，组成集团化商帮在全国从事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活动，形成北柴南米、北棉南布的区域商品流通局面。这些异地商帮在贩运商品的经过地或目的地，由于携带商品数量巨大，就需要有一个贮存货物的场所和旅居藏身之地，以便集中地开展商业经销活动，最初的工商会馆就是适应这一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乾隆四十一年《吴县永禁官府占用钱江会馆碑》中就说：“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5.12.）以山陕会馆为证亦是如此。乾隆六年《苏州全秦会馆碑记》就指出，修建会馆的目的是为了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陴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375-376.）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中，把会馆设立的原因说得更具体，”聊摄为漕运通衡，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来者锺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志诚解事者，议立公所。”（注：竟放.山陕会馆[M].南京：金陵书社，.3.）安徽毫州山陕会馆的设立亦是如此，该会馆
《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中载明，会馆设立的原因是，“首事王壁、朱孔影，皆籍系西陲，而行于毫，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亟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注：海开远.花戏楼[A].毫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M].167.）由此可见，最初工商会馆的设立，完全是为了满足同籍商人在异地储存货物、寄居藏身的需要而设立的。只有当他们在客地站稳脚跟，业务开展起来以后，会馆才发展了“联乡谊，敬神庥”的其他功能。
其次，交换商情，评议市价，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是工商会馆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如果会馆仅仅是作为商人的储货仓库或旅居馆舍，工商会馆就不会在明清时代发展到那么繁盛的局面。事实上，推动会馆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交换商情、评议市价、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地缘商帮在客地以会馆为根据地，业务开展起来以后，必然会与本地商帮和牙行脚行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业务矛盾。同时，利益刺激下本帮商人内部的不规范市场行为也会不断增加；而中国官府历来对市场运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过多干涉。这便迫使商人为了维护本帮商人的利益，维持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而自发组织起来，以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辅，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钱，头区三分，刻石为令。”（注：康熙《续修商志注》，卷二，“村落”。）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撒，给钱而不给银”，使众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注：碑刻抄件，谊碑现存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内。）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注：河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337.）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工商会馆是为了加强对市场上流动商人的管理而建立的社会管理组织和商人自治团体。明清之际，在经商浪潮的挟裹下，大量商民为利益所驱使，抛妻别子，走出家门，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人区域流动。如何加强对市场上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商人的管理，是传统市场发展对社会提出的新问题。尽管明清政府试图通过“占籍”制度来加强对流寓商人的管理，但仍不能使寄籍客地的商人从心理和行为上融入当地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为此，便需要有一个以乡土地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官府行使对本籍商人的管理，以整合官商不相交接所形成的社会管理空白。会馆作为官府与商人之间的中介社会管理组织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会馆对内作为官府特许的准官方组织，代替官府加强对本帮商人市场行为的约束和管理；会馆对外又代表本帮商人的根本利益与官府周旋，以免去本帮商人受官府的欺诈和勒索。凡此说明，明清之际的工商会馆完全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明清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正因为明清工商会馆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需要而创立的易籍客地商人的社会组织，因此，它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多的带有市场化因素，更多的反映和容纳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某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便是工商会馆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有生命力、更富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地方，因而成为工商会馆在明清时代500多年里蓬勃发展，并在科举制度消亡后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明清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交易之所。其著名的例证为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注：（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说明一些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二）沟通商情；评议市价，使工商会馆成为交流市场信息，调剂城市商品买卖的市场运作场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41.）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的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A].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3辑）[C].1985.4.）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三）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也使会馆与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
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注：《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三，第52页。）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 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 033 6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首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三是购买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 9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四是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50）这里已经十分清晰的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三、明清时代部分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化
正因为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包含着市场化新因素，容纳了某些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所以这些因素和特征最终导致了部分会馆向市场的转变。这种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特征。而这也正是人们在研究明清工商会馆时所忽略的问题。
明清时代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化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工商会馆本身即市场。如明代以来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临襄会馆，本身就是油市。该油市设于明代，清康熙年间移到临襄会馆，已数百年，直到民国仍是北京著名的食油市场，后来因“恐宵小及未挂号之家，混杂其间，致市内秩序紊乱，会同决议，特创标志，以便来市佩带，俾资识别。”（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又如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乃牲畜市场。（注：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A].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96.98.）再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召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
二是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礼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这种会馆即庙会，是明清工商会馆转化为市场的主要途径。其著名者如：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
山西浮山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注：《浮山县志》，卷四二，民国24年刻本。）
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注：《阳原县志》，卷一八，民国24年铅印本。）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良好之机遇，故今会馆者皆庙宇也。”（注：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A].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96.98.）
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象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三是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注: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A].正阳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C].171.）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注: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A].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C].12.）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注:民国《当阳县志》，卷九，“祠宇”。）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店经营…
…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篇12：浅谈中国档案电子信息进程
浅谈中国档案电子信息进程
根据目前国际档案信息发展状况,论述了中国目前档案信息的现状,以及档案信息电子化的.优越性.从档案的性质、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重要性和建立网络一体化的必要性.
作 者：郭未艾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档案室,山东,菏泽,274000 刊 名：华章 英文刊名：HUAZHANG 年，卷(期)： “”(12) 分类号：G27 关键词：档案信息 档案软件 信息资源 档案信息管理篇13：中国与APEC进程
中国与APEC进程
作为APEC中的发展中成员,中国自1991年以来始终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及其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一致性,为我国逐步开放市场提供了基础框架,在自愿、务实、渐进的原则下,全面参与APEC进程以及相应的.国内经济政策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带来有益影响;中国经济的开放与持续发展对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作 者：孟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 刊 名：国际经济合作 PKU CSSCI英文刊名：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年，卷(期)： “”(9) 分类号： 关键词：篇14：中国电力工业市场化实施方案的探讨
中国电力工业市场化实施方案的探讨
论述了电力工业现阶段急需解决的任务及建立电力市场的必要性,在借鉴了外国经验及考虑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电力工业市场化的实施设想.最后简述了中国电力市场的发展前景.
作 者：屈可丁 武瀚 王峰 作者单位：屈可丁(东北电力调度通讯中心,辽宁,沈阳,110006)武瀚,王峰(华北电力大学,河北,保定,071003)
刊 名：东北电力技术 英文刊名：NORTHEASTERN ELECTRIC POWER TECHNOLOGY 年，卷(期)： 24(1) 分类号：F426.6 关键词：电力市场 松散合作型电力库 电力系统篇15：中国各地区供暖时间及收费标准
在我国由于经纬广阔，人们分住在各国各地，由于太阳照射的角度和时间不相同，各地区进入冬季的时间也不相同，采暖时间断也各有千秋。
北京供暖时间：11月15--3月15日
沈阳供暖时间：11月1--4月1日
太原供暖时间：11月1--3月30日
大连供暖时间：11月15--3月31日
河北供暖时间：11月15--3月15日
河南供暖时间：11月15--3月15日
哈尔滨供暖时间：10月20-4月15日
黑龙江黑河供暖：10月1--4月30日
齐齐哈尔供暖：10月15--4月15日
篇16：中国各地区供暖时间及收费标准
山东：一般在每平方米18-22元(含5元左右管道维护费)左右。
北京：供暖费是根据房子的建筑面积来算的，燃气的是30元/平米，燃煤的是24元/平米，由供暖单位来收费。北京新开工和使用的建筑全部实施热计量收费。
山东济南：济南20热计量收费标准，确定计量热价为0.17元/每千瓦时。
哈尔滨：普通居民住宅，每平方米19.37元，每百万千焦39.14元;
节能居民住宅，每平方米16.54元，每百万千焦44.41元;
普通非居民住宅，每平方米21.36元，每百万千焦43.16元;
节能非居民住宅，每平方米18.24元，每百万千焦48.97元。
其供暖时间按天气温度来调整，可能会有所变动;各地收费标准现逐步走向安装收费，而每个地区的消费标准有所不同。
篇17：中国各地区大学综合竞争力排行榜
中国非211工程大学排行榜10强
名次
学校名称
所在地区
2017排行情况
全国排名
星级排名
办学层次
1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75
4星级
中国高水平大学
2
深圳大学
广东
76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3
山西大学
山西
79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4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81
4星级
中国高水平大学
5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83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6
河南大学
河南
85
3星级
中国知名大学
7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87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7
燕山大学
河北
87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7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87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10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92
3星级
中国知名大学
南京师大雄居2017中国地方所属大学排行榜榜首，南方科技大学跻身2017中国四星级大学行列
在最新2017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全国29所地方所属高校跻身2017中国大学排行榜100强，2所跻身全国50强。南京师范大学全国排名46，雄居2017中国地方所属大学排行榜榜首;郑州大学全国排名47，居第2;苏州大学全国排名52，列第3;西北大学第4，上海大学第5，南昌大学第6，湖南师范大学第7，云南大学第8，华南师范大学第9，福建师范大学第10。值得关注的是，南方科技大学荣膺2017中国四星级大学美誉，跻身中国高水平大学行列。
2017中国地方所属大学排行榜10强
名次
学校名称
所在地区
2017排行情况
全国排名
星级排名
办学层次
1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46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2
郑州大学
河南
47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3
苏州大学
江苏
52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4
西北大学
陕西
54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5
上海大学
上海
58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6
南昌大学
江西
59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7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61
4星级
中国高水平大学
8
云南大学
云南
62
4星级
中国高水平大学
9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64
4星级
世界知名、中国高水平大学
10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75
4星级
中国高水平大学
篇18：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企业诚信建设论文
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企业诚信建设论文
我国的改革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一方面，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诸如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民主政治等等，都越来越迫切。为此，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它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完善的重要标志，反过来它又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就是说，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将贯穿企业诚信建设的始终，并将对企业信用环境的完善起决定性的作用。
一、企业信用问题与市场化改革的直接联系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也必然走向信用经济。市场化改革与企业诚信建设这两个过程应该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政代企，经济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因此以政府的资信代替企业的资信。9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清理“三角债”的工作，表明了政府力图全面解决企业信用问题的决心。触动了传统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企业信用问题，但由于当时的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并制度化，在这种情况下，全面解决企业信用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把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例如，1993年出台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1994年实施了《公司法》，1995年施行了《商业银行法》、《担保法》和《仲裁法》，出台了《合同法》，由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使市场经济由无序竞争走向有序竞争有了可能，为信用行为的记录和失信行为的惩戒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规范。同时，也对尽快出台《物权法》、《破产法》提出了客观要求。
目前，企业的信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信用中介机构发展总体滞后，部分中介机构诚信缺失等。市场化改革的加快为全面解决企业信用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经济转轨时期，企业信用建设与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企业信用缺失不但妨碍市场秩序，影响经济增长，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市场经济采取自愿平等交换方式，是一种形式平等的经济。要实现平等性，除了法律赋予每个市场主体平等权利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市场主体之间能以诚相待，诚信交易，任何一方的欺诈都将导致交易关系的最终消亡。同时，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经济。信用制度的产生，大大拓展了资本的空间，也加强了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联系。没有诚信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秩序，就没有市场经济效率，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既是千古经商法则，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与诚信的关系是辩证的，市场的自发性和市场主体的趋利性会导致非诚信行为产生，市场运行的平等性要求和信用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又会抑制非诚信行为的蔓延。无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象我国这样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存在着非诚信的.行为，并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一定时期，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把企业诚信制度建设作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企业的信用制度。
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企业诚信建设也有了新的内容
1、改革新阶段的企业诚信建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政府职能转变也取得了初步成效，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但是，旧的经济体制在一些关键领域仍然没有改变，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和矛盾成为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诚信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将形成企业与金融、企业与政府等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新的关系，并为企业的诚信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
2、加入WTO，企业将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对企业诚信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是第二次改革，第二次开放。中共十六大确定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我国加入WTO以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加入WTO，将在更多领域和更宽广的范围内逐步对国际资本开放。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直接投资。我国的企业将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主要是包括技术、管理、信用在内的综合实力的竞争。在这种更为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涤荡下，我国企业的信用体系将加快得到重构和完善。
三、以改革的新突破促进企业的诚信建设
我在前不久提出，我国的改革将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所有制改革取得突破；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取得突破；三是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四是以金融为主的中介服务业改革取得突破；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突破。这五个方面的突破与企业诚信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1、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为企业信用的建设奠定市场基础。企业信用的基础是清晰的产权，产权不清晰是不可能有良好和持久信用的。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混合经济、民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最近，财政部等三部委又发布了（《允许上市场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向外资转让》）的规定，这是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的又一重要举措。可以预见，十六大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化，混合所有制与民营经济的比重必将进一步提高。其次是通过国有民营、职工持股等多种形式打造多元化市场主体。第三，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诚信的有力的内部制约力量。按照《上市场公司治理准则指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设立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完善公司的外部和内部监控机制。此外，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将加快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形成对企业管理者诚信的内在约束力。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营造企业诚信氛围的社会环境。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能、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也曾经说过，“民无恒产，斯无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越高，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程度就高。由此会为企业的诚信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3、以金融改革为重点的中介服务业改革的加快，将为企业信用的建设提供重要条件。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金融业务向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等方面。由于WTO要求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国外信用中介机构将逐步进入中国。信用中介机构的蓬勃发展必然对企业诚信建设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4、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乡分割由来已久。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我国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比较大。因此，农村的改革发展取得突破，就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从而对社会信用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5、从培育和维护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明确自身的定位，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是以信用为立法基点，制订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指导信用体系建设；二是建立公开的社会信用信息网络；三是引导企业切实讲究诚信为本；四是推进和培育信用中介结构的建立；五是发挥积极的监管作用，惩戒失信行为，等等。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诚信内涵。守信用，讲信用，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传统的诚信文化与市场化改革相结合，会大大促进企业的诚信建设。我国经济转轨中，我们应当把传统文化中诚信的道德因素和道德思想加以继承和创新，使其服务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篇19：中国民企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民企的工业化进程
[摘要]这是一场区别于建国初国家依照苏联模式完成的一次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过程，因其发生背景、发动主体、行为模式以及意义的不同，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二次工业化”。在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们的自觉思考和行动。我们初以为他们只是这场甩卖国资的盛宴里最有胃口的入席者而已，但事实却证明，他们比我们想象得要更为理性，并且充满洞察力。
一个中国家庭抚养着3个儿子：大儿子叫农业，很早就挑起生活的重担，吃苦耐劳地工作以贴补家用；二儿子工业曾被当成光宗耀祖的希望，但后来默不作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三儿子叫服务业，最调皮捣蛋最不成器却被寄予了最高的期望。但这一次，恰恰是二儿子让这个中国家庭瞠目。
自1978年至20的22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一共才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但自年以来，却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前三季度，全部工业增长达11.8%。工业比重由2000年的50.2%上升到的51.8%，20上半年又跃至57.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则处于波动徘徊状态。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姚景源1月20日在北京说，工业增加值对于年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在9.1%的GDP增速中，工业就占了6.5个百分点。在整个2003年，高烧不退的房地产热和汽车热，也加热了产业链上游的几大重工业产业，钢铁、建材、机械、能源等领域出现投资热、生产热和消费热，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工业生产在2003年坚挺无比。
在这些面无表情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们的自觉思考和行动。他们几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潜行水下，屡次试探政府管制的容忍度和默认程度，在重工业领域悄然布局。我们初以为他们只是这场甩卖国资的盛宴里最有胃口的入席者而已，但事实却证明，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理性，并且充满洞察力。
这是一场区别于建国初国家依照苏联模式完成的一次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过程，因其发生背景、发动主体、行为模式以及意义的不同，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二次工业化”。或许20年后，我们将有能力指出这些民营企业家今天的愚蠢和自负，但在此刻，就像每一个故事的开头一样，我们有理由为他们的大胆和勇气喝彩，并耐心等待他们接下来的演出。
一、民企的工业化自觉
这份名单越来越长。在渐次浮出水面的投资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是早已熟悉的面孔：刘永行、郭广昌、唐万里……但也有一些“神秘嘉宾”：李河军、张新、王林祥……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并非是看到近几年中国重工业价格上扬、利润回归后才作出的投资决策，有的甚至早在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谋篇布局”。
他们既显得雄心勃勃，但又不盲目和冲动。
李河军最早是在北京做贸易生意，19，他开始带领自己的私营企业华睿集团涉足电力能源领域。除了到全国各地收购和兴建一些中小水电站外，还广泛参与火电和风力发电项目。2003年7月20日，华睿集团出资12亿元人民币，完成了对黄河上游尼那水电站整体资产的收购。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宗民营企业收购国有能源资产的交易，也正是因为这起收购案，李河军的能源梦想才得以进入媒体的视野。
李河军沉默了8年。在带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电力行业，一个民营企业所受到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在这8年中，李河军拿下了广西长洲水利枢纽工程、金沙江中游河段梯级电站、青海尼那水电站、宁夏贺兰山风电场项目、康西草原风电场项目等十几个电力工程。预计到，华睿集团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000万千瓦，投资规模达到600亿元。
特变电工(600089)董事长张新，自从6月成功将公司运作上市后，就开始走出新疆，接连控股了新疆电缆厂、衡阳变压器厂、天津变压器厂、鲁能泰山电缆公司、沈阳变压器厂等，2003年12月29日，特变电工以2.3亿元完成对沈阳变压器集团的增资扩股，此举使得张新的特变电工成为全球最大的变压器设计生产公司。
远在内蒙古边陲小城鄂尔多斯市的王林祥，在近6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为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寻找“次主业”的焦灼状态中。制药、建材甚至电子元器件，都曾先后进入他的视野，但最终让他心动的是硅电项目“我们分析了近来硅铁的价格波动和市场需求，最后的结论是，在我们当地做硅铁，即使全世界的硅铁厂都死掉我们仍然可以存活，这是我们下决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王林祥说。
表面上看似堂・吉诃德般的投资收购举动，事实上背后深藏着这些民营企业领袖们理性的思考。对即将进入的产业如此精细地观察和遴选，证明他们并不仅仅出于猎取丰厚利润的单纯动机，而是体现了他们对企业运作规律和产业演进法则更深层次的认识和领悟。
“我们想进入门槛高的、投资量比较大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可以使我们避免中小型企业的围剿，相对来说竞争环境宽松”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对《商务周刊》说，“那时我感到非常非常困惑，隔行如隔山，我们会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也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迈不出这一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转型，我就感觉到我能力不够”
那是年，刘氏4兄弟刚刚分家一年，刘永行已经觉得必须在现有的饲料主业之外，寻找新的产业投资方向“我不知道从哪里迈出我的.第一步”刘永行坦陈。
1996年的刘永行已经48岁了，但他居然想到王永庆手下打工3年，学习这位台湾的化工业巨头是如何操纵如此庞大的资本和产业的。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打工，企业会对你有戒心的，根本无法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有现成的机会可以学习，刘永行只好自己摸索。从开始决定进入重工业时起的6年里，刘永行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之中，并且也极富耐心地等待自己真正“羽翼丰满”。在这6年中，刘永行并没有闲着，继续完成饲料工厂在全国的布局“2000年我们完成在饲料行业的投资，现在我们投资的所有饲料厂都成活了”刘永行给记者重述当年他算的一笔账，“我们有70到80个饲料厂，每个饲料厂拿出2000多万，我们就可以拿出20多个亿，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各种金融手段再融资20多亿，那就有40多亿，这就足以进入大型产业了”
资金和人才等要素的储备一旦成熟，刘永行出手很快。201月，刘永行现身山东，与信发热电集团签订一份合资合同，成立信发希望铝业公司。但这只是为更大规模的投资作热身准备。年10月，刘永行挥兵包头，成立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冲进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铝，项目预计总投资近45.9亿元。
2003年1
1月3日下午，东方稀铝第一吨铝水出炉。刘永行说，东方希望仅用一年时间、投入20亿元，便建成了25万吨原铝生产规模并投产，无论是投资决策周期还是建设周期均是国际通行标准的1/3，“这是世界工业史上的‘包头速度’”
“我们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这就是，既有国际上的高标准，又有中国的低成本、快速度，这3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刘永行说，“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旦进入这样的大型产业，我们会制定出世界竞争标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士楫将之总结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中国会走出与美国大规模生产和日本精益生产相媲美的生产方式，我称之为人机生产。这是一种模块化的可组装式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分解的，然后就用最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进行替代”这种新型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必将建立起如刘永行所言的“竞争标准”。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欢呼一个由民企主导的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政府有政府的担心。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国务院专题电话会议上发表谈话，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过度投资，并称国务院将于近期派出联合检查组，赴重点地区进行督促检查。此外，中央政府还计划建立和完善市场资讯发布和预警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方向，以及加强投资管理，严格市场准入。
随后，银行马上做出反应。2月8日，银监会给各银行发放了一份通知，称将对向钢铁、铝业、水泥、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发放贷款的情况进行调查。除了严控信贷规模外，国家拟从环雹质检、土地等方面，限制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一度传出被叫停包头项目的刘永行对此耿耿于怀：“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开始做高水平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群，政府只需要因势利导，民营企业就会在新型的重工业化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跟世界列强进行竞争”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也强调：“没有竞争力的投资就是重复投资，而有优势竞争力的投资就不是重复投资”去年以16亿元要约收购南钢股份，使郭广昌的“钢铁”雄心大白天下，现在复星集团的钢铁产业版块已经达到了150亿元的年销售额。
“我觉得未来全世界1/3的钢铁要在中国制造，1/3的汽车会在中国制造，1/3的纸会在中国制造”郭广昌认为，看一个产业是不是过剩，要看站在哪个平台上，“如果所有的产品都拿到中国来消费、来制造，如果我们通过制造业大量转移，迅速整合，使我们整个民营企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平台，我们是为全世界造纸、造钢铁、造汽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所有行业里面，都有巨大的产业机会，所需要的是我们要优势的产业去加以整合”他给复星的定位就是，做“全球化竞争当中的产业整合的领头羊”。
历史会重演吗？100多年前，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在美国重工业化的浪潮中成功成为令人眼热的财富豪门，今天，我们是否也正在目睹一个中国版本的摩根家族的诞生？
二、盛开的包头
清晨，安静的包头。在蒙古语里，包头是“有鹿的地方”。这里少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2002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将“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授予包头这座草原新城。但平静只是表面，这个老工业基地内部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的包头，10年前，同样陷入到大工业破产和国企倒闭的困局中。但在2003年，包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达到30%以上；2002年包头GDP为333亿元，2003年达430亿元以上，一年增加近100亿元；占全内蒙古自治区总量的21%。
在包头，记者听到了“包头现象”这个词来形容这种高速的增长“内蒙是全国第一，包头是内蒙第一，我们是包头第一”说起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姚魁元骄傲地说。
“现在的优势可以说是从劣势中创造出来的”高新区副主任闫化冰告诉《商务周刊》。内蒙古地区地靠内陆，相对保守落后，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客观存在的劣势。而且，在包头这个地方搞高新区，谁也没有经验，高新区连定位都不清楚。从1992年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以来，一直发展缓慢，在全国53家高新区里倒数第二位。但在2003年，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44.1个亿，比2002年增长60.9%，实现工业的总产值160.5亿，比2002年增长59.3%。
如果不是刘永行的稀土电解铝项目出现，可能很少有外地人知道这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民营资本的进入，不仅挽救了一个开发区，更让包头重新焕发出重工业基地的生机与活力。
李兴是2000年来到开发区招商局的，他全程参与了东方稀铝项目的前期工作，招商引资的工作在他眼里充满着“冒险性”。在高新区管委会的办公楼里，他指着不远处的“希望饲料”几个红色大字说，那里就是刘永行1995年在包头高新区投资1000万建立的一个饲料厂，而且这个厂当年就收回了投资。
2002年8月27日，刘永行来到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这个消息立即被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在得知刘永行有意投资电解铝项目后，苏文清当即开始游说。
“当时就在这儿，”李兴指了指脚下，“苏主任和他谈了电解铝项目放在包头的各种优势”
刘永行回上海后不到一个星期，9月2日，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到上海，他们这次带去的不仅是想法，还有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李兴对记者说，这个报告不是临时赶制的，包头对铝电一体化项目早已有规划，所以这个报告是相当成熟的。
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此后，刘永行从上海派了6名专家，做投资的具体调研。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国庆节我们一直都非常忙碌”李兴说，“在专家们调研的同时，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做了一期工程5000多亩土地的拆迁工作，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做完了”
2002年的国庆节，整个管委会，或者说整个包头市政府都在为稀铝项目奔跑。10月18日拆迁完成；10月20日做完最后的准备；10月28日，在双方洽谈仅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一位高新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忆说，奠基当天刘永行非常激动：“你想想，一个政府让企业家那么激动……”
工业是包头的支柱，在2003年年初的中共包头市委九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再次强调，实现工业化是包头市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现实的选择，要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继续发展冶金、机械制造、化工、稀土、农畜产品加工等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使包头成为内蒙古名副其实的“工业航母”。包头希望，到，工业增加值要占到全市GDP总量的70%以上，工业对财政的贡献率要超过70%。
“但要振兴工业，让国家来
投资不太可能”包头市经贸委主任王惠明对《商务周刊》说，只能吸引国内外资金，而且是以民营投资为主“包头毕竟是欠发达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没有优势，引进大型IT企业或世界500强企业难度非常大”
近两年，民营经济大举进入包头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外来项目的落地，另外一部分则是控股、参股包头转制后的国有企业的民营资本。
截至2002年年底，内蒙古全区的国企在5年里减少了78.22%，共有1770个国有小企业完成了产权改制。2003年上半年，内蒙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重点放在71户大型企业上，并且今年要选出其中1／3的企业作为试点。部分国企将进入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协议转让、拍卖、招投标等形式公开转让国有资产。
而这一次的招商引资正是发生在内蒙古大规模国企改制的背景下。王惠明对记者说，除了目前市内几家大企业、军工企业，其他企业的转制都已在2003年底前完成。去年，包头全市新增私营企业1921户。
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回报更丰、风险更小的地方流动，是市踌从“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中走出来，将在重新分配中累积的财富��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手段：转化为实业投资，创造新的价值，像他们几百年前的欧洲同行那样，为洗清原罪，一方面厉行节俭，投身于生产；另一方面通过认购“赎罪券”方式，进行各种救济穷人的筹款。这一过程或许并非有意为之的，但基于实业投资冲动的二次工业化，却实实在在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不仅在产业经济上有财富创造的价值，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谅解。它或许是个副产品，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拥有更重大的意义。
（中宏网,仇勇，王晓玲，刘丽娟）
篇20：近年来我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及成因
近年来我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本文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和重点任务，创新构建了一套既能对中国市场化进行全面、客观和持续性研究.又与国内外同类代表性研究可比的市场化综合指数。本文以此为工具系统比较考察了中国各省区2000～2005年市场化多个层面的趋势特征和形成原因，为国内外官方及学术界系统了解中国加入WTO，特别是国家“十一五”以来经济自由化程度的现状提供了及时客观的实证依据。
关键词：市场化指数;经济自由化;地区差异
本文根据经济自由化的国际公认标准，并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的主要观点，将“市场化”的本质定义为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以法律制度的渐进变革实现的经济资源配置及个人经济权利的自由化。
2000年以来国内主要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等(2003)和北师大(2005)建立的市场化指数。前者系统测算了地区性市场化进程，但结果只截止本世纪中期，且未考虑正式入市进行指标更新。后者对解决中国“非市场经济问题”很有意义，但仅用于全国性分析。然而，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实证研究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国在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条款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西方国家至今尚未明确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藉此频频对华施加反倾销制裁。另一方面，我国不同省区的市场经济环境仍存在很大差距。亟待更新既能使国际社会正确评价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有助于各地区有针对性地制定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市场化评估。
一、指数说明
(一)指标构成
本文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两个国际权威性经济自由度指数，及樊纲等(2003)和北师大(2005)的“市场化”指数为范本，经过筛选和改进，更新设计了一套包括五个一级指标及下属18个二级因素指标的综合市场化指数体系(见下表)。
首先，指标1考察的是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协调。为判断这一方面的市场化程度，本文设立了两个准则：一是减少政府规模和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自由调节配置的灵活性;二是在市场失灵面前，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和及时有效的干预。相应地，该方面包括四个子因素指标，其中1.1和1.2度量政府的财政负担，1.3和1.4度量政府对经济干预。其一，1.1包括政府为了维持机构运行和履行各种政治法律职能而消耗的经济资源，以及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国防和教科文卫等)的支出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用于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净支出。由于这些消费并非由市场激励机制产生，IEF指数、EFW指数及北师大(2005)都将其规模视为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负面影响因素。其二，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政机关机构膨胀、人员臃肿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增加了社会经济负担，也降低了正当市场经济活动的效率。1998年起的精简政府机构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的原具体措施。因此1.2的变化可以阶段性地反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其三，选择1.3是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突出表现是出于自身意志直接参与经济领域竞争性投资。这种支出体现了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支出过多必然削弱市场分配生产资料的效能。随着经济自由度提高，政府投资应逐步降低，而转由市场完成。最后，政府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补贴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贸易摩擦的争执焦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支付，政策性补贴主要有价格补贴和国有企业补贴。针对地方性研究，本文只考察了指标1.4(政策性补贴)。
第二，指标2体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经济活动中享有的权利(指标2.1和2.2)，及企业运营的经济贡献(指标2.3和2.4)。2.1的变化直接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发展速度，并从宏观上体现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转换，因此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指标。2.2体现了非公经济吸纳社会就业的能力。由于我国城镇就业压力是当前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该指标对分析市场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3可用于量化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最后，本文选择各地区统计口径一直的非国有企业上缴增值税作为非国有经济贡献的另一度量指标。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化程度的另一关注是市场能否决定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原材料、资本及劳动力等)的价格，这直接决定企业产品成本的真实性。本文借鉴国内研究，考察了劳动力、资本(外资和金融资本)、技术等要素指标。其一，本文根据现有数据，创新设计了3.1城乡劳动力择业自主性综合指标反映劳动力流动自由度这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最基本特征。该指标不仅剔除了各地环境差异造成的计算劳动力空间流动性指标的统计误差，而且农村劳动力自由择业的程度还能反映市场化在加速非农经济发展、缩小中国二元经济差异方面的作用。具体方法是先计算个体就业人数(除去各类性质单位就业人数)占就业人数比例和非农业就业人数占乡村就业人数比例，分别表示城镇劳动力灵活就业程度和农村劳动力自主择业程度，再将原始值进行地区排序求得的评分分别以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口数为权重加权平均，以求得该指数综合得分。其二，外商投资的运作不仅是完全市场导向的，而且市场环境越完善，越有助于吸收外资，从而说明一定时期内资本要素市场的进程。本文选择的指标3.2不仅数据易得，还能客观反映外资的实际使用率和投资倾向。其三，考察信贷资金的市场化主要有信贷机构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两个角度。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信贷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还体现在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能力，为此构造了3.3这一创新指标。3.4则是反映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效率常用指标。
第四，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通常从产品定价市场化程度和区际贸易壁垒程度两个角度分析。由于后者在国内区际研究中尚缺乏准确规范的统计数据，本文只考察了社会消费品总额、农副产品收购和生产资料三种代表性产品市场化定价程度。
第五，如前所述，“市场化”进程也是制度和法律环境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为法制化、规范化(契约)、信誉化(诚信) 等基本特征。本文利用可得数据，从中介组织发展规模，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市场保障机制三个角度考察了市场制度环境发育程度。其一，5.1以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一数据口径统一、经济职能也最突出的中介行业为考察对象，作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局部和阶段性的指标。其二，为反映市场制度对保护生产者和私有产权合法权益的完善程度，包括等。为此，本文选择了5.2，以反映知识产权和公平交易水平及技术市场的活跃程度。其三，北师大(2005)针对西方国家的市场化标准，从7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其中包括对劳动者人身健康和安全的法律和社会保障保障。为此本市场化体系增加了5.3指标，其原因有：一是失业保障程度对劳动力择业的自主性有重要影响，因此与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问题相互补充;二是根据自身条件灵活就业个体劳动者是最基本的权利，其能否充分保障，很大程度决定于与就业相关的服务和保障体系;三是Romer和Lucas等新经济增长学派都认为经济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加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而只有当市场经济能给予个人权利充分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其对持续就业有稳定预期时，劳动者才更愿意增加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四是当前就业保障问题直接关系社会的安定和谐及和经济运行的安全和效率，但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而5.3恰好可以对此进行针对性考察。
(二)测度方法
1、单一指数。首先，以各指标1995—1999年的平均值为评分的基期值，以避免单一年份特定因素对基值可靠性的干扰。其次，各单项指标值根据在基期地区排序位次，由高到低在0～10的区间得出其指数得分。第三，按指标类型，用两种计算公式将原始指标值转化为相对指数得分。如当第i个指
2、综合指数。由于同一层次上的各测度指标和子因素的选择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相互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对各自经济意义的重要性难以进行量化区分。因而采用简单平均的方法分别合成一级指数和总指数。目前国际两大权威自由化指数也采用该方法(EFW从2002年转用该方法)，可见只要各级指标的重要性基本对称，简单平均法已被普遍接受。
各省区市场化单项指数得分都是与基期最大、最小值比较得出的，由此计算出的基期以后各级总市场化指数的得分理论上会超过10分或小于0分。这一指数得分结果不仅能反映同期不同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地位，还能从各地区指数得分的时序变化中揭示出该地自身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本市场化指数既可用于同期不同地区的截面比较，又可作为单一省份时序比较，以及跨期多省份面板数据综合比较的有效工具。
二、实证结果
(一)市场化总水平
2000～2005年市场化总指数得分、排序的结果显示(见下图)，本世纪以来各省区市场化的总体进程很不平衡，突出表现以下几点。第一，考察期内前3名均为广东、浙江、上海，近两年北京和山东等环渤海省市后来居上，进入前5名。第二，最后5位始终为宁夏、云南、贵州、新疆和青海西部内陆省区，与前5位的平均分相差也达3分以上，说明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两极分化的格局尚未改观。第三，中间档次位次起伏不定，2005与2000相比，涨幅最大的是湖南、吉林、宁夏、广西、山西，跌幅最大的是黑龙江、陕西、安徽、河南、青海;第四，从得分变化幅度看，近4年升幅最大的是宁夏(+5.6)、山西(+5.2)、广西(+2.4)、湖南(+2.4)和吉林(+2.4)，降幅最大的是陕西(-2.8)、安徽(-3.0)、贵州(-3.2)、河南(-6.2)和青海(-6.8)，表明湖南、吉林、宁夏、广西、山西在推进市场化方面成效最显著，而黑龙江、安徽、河南、青海等省份则应加大市场化建设力度。
(二)市场化各方面
为揭示各省份5个分项指数变动特征的主导因素，本文还对18个二级因素指数的排序及得分的格局和变动进行了深入的地区比较，得出如下突出结果。
1、政府行为市场化。其一，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指数值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2002年以来前5名始终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北京之间交替，云南、新疆、贵州、吉林、宁夏和青海一直居于末次。其二，动态比较，近3年来变动值和位次上升最突出的是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宁夏和海南明显下跌(上海最持久)，这主要是地区政府投资和消费比重相对提高所至。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加大对于缩小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或加强龙头地区的经济地位有一定的意义，但仍需要对财政支出的使用方向和效率给予密切关注和监督，以免造成资金浪费或投资过热。
2、经济主体自由化。其一，该方面排序格局较稳定，2002年以来前5名稳定在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和福建5省，贵州、陕西、黑龙江、青海、甘肃和新疆维吾尔最落后。其二，改善幅度位居前列的也始终是上述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大西北及东北省份进展缓慢。其三，从结构特征看，非国有经济主体固定资产投资和吸收城镇就业人员两项指数的`全国平均值最高，说明非国有经济体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作用日趋重要，非国有经济的发育程度对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要素资源市场化。其一，前列格局的变动，2002年前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居于前列，但此后浙江、广东、福建南部沿海省份被辽宁、山东和天津等环渤海地区超出。其二，甘肃和广西位次增幅最突出，分别从2000年的第32和26位一跃至2005年的第9和第12位，说明一些中西部地区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其三，各要素比较而言，内蒙古、云南等内陆省份在发挥城镇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方面具有优势，沿海地带在引进外资方面始终领先，山东和辽宁的信贷分配多元化方面成就最突出，技术要素市场化指数的得分普遍较低，并且地区差距也最大：教育科研基础较好的省市，如上海、北京、山东、江苏及天津等的水平(均高于9分)和增幅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而贵州、青海、山西和海南等该指数值始终不足1分，可见缩小技术要素市场化的地区差异是要素市场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4、产品贸易公平化。其一，广东、浙江、福建、吉林、江西和上海保持前列，陕西、青海、广西和云南始终落后。其二，位次变动剧烈主要有湖南、湖北、重庆，分别从2000年的25、21、27升至2005年的第1、8和10，北京、青海和黑龙江则从2000 年的6、7和17大幅下跌至2005年的27、28和23。其三，三种产品比较，生产资料价格虽然最高分与其他两项基本持平，但低于8分的有近20个左右，与社会消费品和农副产品各年指数值得分低于9的分别仅有10个和5个左右形成鲜明反差，这主要是因为，受要素秉赋、市场供求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各地区价格政策还有相当大的差异。
5、制度环境完善化。总体上，该项位次格局在五个方面中最稳定，但地区差异也最突出：其一，2000年来前9位都是广东、上海、浙江、北京、福建、天津、辽宁、江苏、山东，吉林和黑龙江紧随其后，而海南、陕西、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甘肃、青海、广西、云南和贵州始终处于最后10位;其二，除上海和广州该项指标高于10分、北京和浙江在8～9分左右波动外，其他省份基本低于6分，其中10～20名的各省区得分不足4分，最后10名更仅有不足2分。可见，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结构特征看，在金融和房地产中介机构方面，三大直辖市稳定位居前三列，此外东北三省也仍较靠前，这说明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金融中介机构的发育也更完备;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及上海不仅始终领先，得分增幅也最高。这方面的地区差异同样巨大，如处于领先地位的广东省得分一直高于20，而中西部省区大多不足2分，成为第五项落后的主导因素，也说明经济开放度和发展水平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密切的相关性。需要注意的是，在失业保障方面，全国整体都未获得长足进展，自2003～2005除北部沿海省份略有提高外，其他地区均有下降，特别是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降幅更大，意味着经济处于高增长的沿海地区近年来与市场经济发展配套的就业保障机制并未同步改善，这必然对经济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因此是当前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重点。
三、结论
总体而言，本文的实证研究与樊纲和王小鲁(2005)在相同考察期内(2000～2002)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中国市场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实践有效性与同类可比性。
从近6年来中国市场化发展的结构特征看，产品贸易市场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和经济主体自由化方面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是提升市场化总指数水平的主动因，说明我国在价格开放、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转换职能及发展多种经济主体方面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就显著。要素资源市场化水平随仍相对较低，但正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而涉及市场经济更深层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革的市场制度完善化方面无论绝对水平还是发展进程都明显滞后，是今后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
今后，本文将继续利用这一市场化创新指数体系，跟踪考察各年度全国及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形成对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连续分析，同时还要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统计数据的完善更新，不断修正指标体系，尽可能保证其有效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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