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杰出的政治家高傒
“黑斑点的滴滴”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齐国杰出的政治家高傒，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齐国杰出的政治家高傒，欢迎大家阅读借鉴，并有积极分享。
篇1：齐国杰出的政治家高傒
一、拥立齐桓公
齐襄公时，高傒与襄公的弟弟小白交好。管仲看到襄公无道、言行无常，就协同公子纠去了鲁国，而鲍叔牙侍公子小白去了莒国。公元前686年冬，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害。公孙无知于公元前685年也被人杀死。这时，齐国处于无君状态。众臣商议拥君之事，高傒抢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小白，鲁国听说齐国无君，也派兵护送公子纠返齐，管仲在路上暗射小白一箭，射中衣带钩，小白假装死去，以蒙鲁军，并且很快就和前来接应的高傒会合。管仲以为小白被射死，派人飞报鲁国，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队伍听说小白已死，前进的速度就放慢了，六天才到齐国，而小白已先入齐都，高傒就和国子立小白做了齐君，就是齐桓公。这时，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才刚刚到达齐国边境，就被高傒毫不客气的给拦了回去。愤怒的鲁庄公和公子纠并不甘心失败，就组织了大军向齐国杀来。在这紧急关头，齐国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有的要迎战，有的要迁都，危难时刻，高傒挺身而出，力主迎战，并亲自指挥大军，在干时(今临沂沂水)将鲁国大军打的溃不成军，并从侧翼迂回，截断鲁军归路，使近万鲁军成了瓮中之鳖，迫使鲁庄公向齐国作出妥协，并满足了齐桓公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处死公子纠，交出管仲等。如果没有高傒和国子等大臣作内应同意立小白，齐桓公是难以继位的，这里面高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辅佐齐桓公和管仲改革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鲍叔牙对齐桓公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要实现富民强国、称霸诸侯的宏图大业，任用了一批人才，高傒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管子·大匡》中记载“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齐桓公对高傒委以重任，让他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还记载：“桓公即得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桓公得到管仲后，与高傒、鲍叔、隰朋共同修治齐国政事，组织基层五家连兵之制，开发商业流通、渔业盐业优势，用以给赡贫民，奖励贤能之士，齐国人人欢欣鼓舞。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傒不仅是扶立齐桓公继位的关键人物，还是辅助齐桓公和管仲进行改革治齐的重要人物之一。《管子·小匡》中记载，管仲治理齐国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三其国五其鄙”，即“制国以为二三分国都，五分鄙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十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从这里就可看出高傒的重要地位。高傒是掌管齐国军政大权的上卿，在齐国军政改革，建立完整的军事体制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外交：安鲁定盟
高傒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是齐国卓越的外事大臣。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鲁国发生争夺君位的内战。庄公庶兄庆父杀鲁君公子般，立公子启为君，这就是鲁闵公。齐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庆父欲自立为君，派大夫杀闵公，鲁国大乱。齐国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慰问，齐使报告齐桓公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不久，鲁国国内要诛杀庆父，庆父逃往到莒。庆父诛杀二位国君，罪恶昭彰，鲁国要求将他们引渡回国，迫使他畏罪自杀，参与叛逆弑君的鲁庄公夫人哀姜逃到邾国，齐国派人取而杀之。齐桓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659年)冬，派上卿高傒与鲁国订盟。高傒率领南阳甲兵，帮助确立了鲁僖公的君位，修复了鲁国都城从鹿门到争门的城防。高傒率军安鲁定盟，在历史成为美谈。鲁国人“犹望高子”即出典于此，表示鲁国人民对齐国高傒安鲁的衷心感戴。
四、危急时刻拯救齐国
齐桓公43年(公元前643年)这时，上卿高傒已经85岁了，本来应该在家颐养天年的时候，偏偏齐国又出现动荡，历史再一次将这个老人推到前台。
这年，做了43年齐国国君的73岁的齐桓公病得起不了床了，竖刁和易牙就先下手为强，突然派兵把守住宫门，把齐桓公软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宫问安，致使这个称霸春秋多年的霸主活活饿死。他们得知齐桓公已死的消息后，马上和齐桓公的长子公子无亏勾结起来，不顾齐桓公生前选定的继承人三子公子昭，而伪称齐桓公遗旨改立公子无亏。
对于奸臣们的所作所为，高傒极力反对，由于高傒带头反对，朝中的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也都响应，集体抵制易牙，竖刁另立的公子无亏。竖刁和易牙恼羞成怒，干脆就实行兵变，直接在朝上就指挥侍卫对大臣们进行攻击，当时叫武士们杀了十几个不服气的大臣。还有不少人受伤。而高傒由于威望太高，叛军怕引起众怒而有所顾忌，因此没有遭到毒手。
这时，高傒见大势已去，只得另做打算。原来齐桓公虽然宠信奸佞，但是在齐国他最相信的还是当年把他扶上国君位子的上卿高傒，于是他就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托付给了高傒。而当年在葵丘会盟的时候，齐桓公就和当时的宋襄公有过协议，既将来双方国内有叛乱发生是可相互帮助镇压。而公子昭又是当时会盟的时候已经定好的继承人。所以现在公子昭不能顺利继承国君的位子，宋襄公就有义务帮助公子昭既国君位。于是高傒就安排了公子昭出城向宋国求助。而自己则在齐国做内应。送走公子昭以后，齐国并没有平静下来，由于齐桓公的其他的三个儿子见公子无亏不遵守王命而要自己做国君都不服气，哥儿四个你打我，我打他，他打你，乱哄哄地一齐开了仗，一直打了六十七天。齐桓公的尸身在那个象焖罐儿似的屋子里发了臭，生了蛆，蛆从墙里爬到墙外，也没有哪个儿子去搭理他。这个时候，高傒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不顾人们的劝阻，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去痛骂这四个只知道争国君而不管父亲尸首的混帐儿子，骂他们不配做人子，这才把儿子们骂醒，于是都有去抢着去给父亲发丧。结果又变成抢尸首了，最后还是公子无亏抢到的，就在他刚草草的把齐桓公埋葬以后，公子昭就搬来了宋国大军。这时齐国的兄弟四个这才罢兵言和，决定先打退公子昭和宋军之后在来解决内部问题。高傒听到公子昭搬来救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于是就设计了鸿门宴杀了竖刁，然后召集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联合起来带兵攻打王宫，里应外合，把公子昭迎进城，最后，易牙逃亡鲁国，由于他们作恶太多，人们就将怒火烧向公子无亏，公子无亏成了替罪羊战死，其他人都投降。公子昭在高傒的帮助下坐上了齐国国君，这就是齐孝公。这也是高傒最后一次在齐国发挥他的影响，这年他已经86岁了。
五、万民敬仰
齐孝公6年，(公元前637年)，高傒逝世，谥号敬仲，葬于齐都城北十三公里的淄河西岸，由于高傒的一生对齐国以及整个周朝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帮助下，不光立了两个齐国国君，还帮助鲁国立过国君，所以整个社会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他帮助齐国率先成为春秋霸主国，让齐国国民享受高等国民待遇，深受百姓爱戴。高傒去世后，被安葬在国都北10公里的高丘之上。据说，他的墓就是当年老百姓自发的用衣服兜土堆起来的，可见他在百姓心中的威望。高傒墓东临淄河，西傍齐燕大道，高大巍峨，气势雄伟，后人在墓顶建造了魁星楼，在墓西建立了关帝庙。日冦侵华期间，日伪将墓上的建筑拆除，安上据点。之后，“一眼六”王砚田的“保安团”三团，又在墓上建大楼(解放后毁掉)，使高傒墓屡遭破坏，面目全非：墓碑丢失，墓墙被拆，墓砖散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人民对高傒墓做了有效的保护。1970年，曾在高傒墓附近出土“高子戈”及石磬等文物，现收藏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为抢救保护高傒墓，敬仲镇党委、政府协同高傒后裔及社会团体组织启动了著名的“文化工程”——高傒墓维护和高傒文化园建设。该工程对高傒墓进行了补土夯实，把墓基用砖石砌体、大理石装修立面等进行了永久性加固。经海内外高傒后裔及组织积极捐助和参与，现墓冢前后已立有大型大理石墓碑26块，墓前立起了8米多高的汉白玉高傒雕像，墓基周围全部镶上了雕龙汉白玉栏杆，地面也进行了铺砌。高傒文化园一、二期建设工程于9月13日竣工。高傒墓现以崭新的面貌，让众多的海内外高傒后裔及历史学者、齐文化研究者慕名前来凭吊和祭拜。高傒墓是1977年12月2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公布的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中的重要墓葬之一。
篇2：战国时期著名的杰出政治家商鞅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对旧制度的摒弃和对新制度的运用，每个时期都会被时代特征打上浓重的烙印，战国时期也是如此，它的烙印就是浓重的奴隶制色彩，这也是限制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大阻碍，只有打破了这点，诸侯国才会有强盛的希望。
这是因为秦国引进了一个大能之士卫鞅，并且把他的变法思想给落实了，强大的国家后盾，先进的变法理念，让秦国彻底打破了诸侯国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当然这也是秦国能够攻灭六国，统一华夏大地的基础。
商鞅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只因有些变法内容至今还适用，只是变了一种说法，商鞅被成为法圣也是当之无愧，只因他的思想超出了那个时代的限制。
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什么是井田制，这其实就是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白了这种制度的意义就是，农民只有种地的权力，至于土地上收获的农作物，你别想，因为这些并不是你的，你看看就行了，至于买卖土地，你更别想，因为没有资格。
而商鞅变法就是把这种土地制度给打破了，也就是说土地不再是国有而变成了私有，国家也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啥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土地国家分给你了，你只需要缴税就行，假如你不想种了，那好，你可以卖给别人，卖土地得到的钱，当然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
现在的土地制度呢，其实也是国有制但是却不是奴隶制下的国有制，而是社会主义下的国有制，学名叫做土地承包制，农民对土地承包，其实也是非常自由的，可以转让使用权，其实也就是换了个说法，土地买卖这条至今还在沿用。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商鞅准确的看到了限制农民积极性的要点，奴隶制下的国有制，是不会让农民有种地的积极性的，而把土地改为私有，并且开荒地也是不计入税收范围的，为了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谁还会不卖力耕种呢，这就解放了生产力，也提高了综合国力，毕竟农业是古代社会发展的根本。
实施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春秋时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几百个，说白了就是这种分封制搞得鬼，因为拥有封地的这些人，不仅掌握了封地上所有的权力，而且国王也不能干预这些分封出去诸侯的决定。
说白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种制度下特有的产物。说到这，我想要一个词，就是完全自治，这还了得，即使国家真出了问题，这些诸侯也只会想着自己的利益，而商鞅的变法再次把这点给打破了，在秦国实施郡县制。
郡县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省，在这个县里，会从国家派出专人管辖，并且地方的决定权在国王那里，财政什么的也要交到中央，这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商鞅还真是厉害，他看到了当时诸侯国的现状，这种制度可以完美的消除诸侯国完全自治的情况，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又强大了国家的实力。
统一度量衡，国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
在春秋战国时期，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的衡器，有些诸侯国不同地方的衡器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很多弊端，以物易物也就没有了一个标准，这也就是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而商鞅开始在秦国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就可以繁荣经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更是如此，而现在这条也在适用，比如我们说的公斤、斤、千克、吨等，都是统一的。
编定户口，录制身份贴。
这个其实就不用再多说，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户口，身份贴也就是和现在的身份证是一样的，这样极其方便政府管理的，商鞅变革这条在当时其实是为了按照户收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就可以增加税收。
这里就要说个小故事，商鞅其实也就是死在了自己制定的这条变法上，因为商鞅起兵造反后，因为没有身份贴，没法入主酒肆，还被酒肆主人给举报了，结果被抓，秦王就赏赐了他一个五马分尸。
商鞅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些变法内容至今还适用，秦国从弱小到强大，乃至最后统一华夏，都离不开商鞅的贡献，其实秦始皇嬴政统一华夏后，颁布的条令也是从商鞅变法中完善而来的。
篇3：战国时期著名的杰出政治家商鞅
战国时期著名的杰出政治家商鞅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对旧制度的摒弃和对新制度的运用，每个时期都会被时代特征打上浓重的烙印，战国时期也是如此，它的烙印就是浓重的奴隶制色彩，这也是限制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大阻碍，只有打破了这点，诸侯国才会有强盛的希望。
这是因为秦国引进了一个大能之士卫鞅，并且把他的变法思想给落实了，强大的国家后盾，先进的变法理念，让秦国彻底打破了诸侯国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当然这也是秦国能够攻灭六国，统一华夏大地的基础。
商鞅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只因有些变法内容至今还适用，只是变了一种说法，商鞅被成为法圣也是当之无愧，只因他的思想超出了那个时代的限制。
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什么是井田制，这其实就是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白了这种制度的意义就是，农民只有种地的权力，至于土地上收获的农作物，你别想，因为这些并不是你的，你看看就行了，至于买卖土地，你更别想，因为没有资格。
而商鞅变法就是把这种土地制度给打破了，也就是说土地不再是国有而变成了私有，国家也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啥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土地国家分给你了，你只需要缴税就行，假如你不想种了，那好，你可以卖给别人，卖土地得到的钱，当然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
现在的土地制度呢，其实也是国有制但是却不是奴隶制下的国有制，而是社会主义下的国有制，学名叫做土地承包制，农民对土地承包，其实也是非常自由的，可以转让使用权，其实也就是换了个说法，土地买卖这条至今还在沿用。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商鞅准确的看到了限制农民积极性的要点，奴隶制下的国有制，是不会让农民有种地的积极性的，而把土地改为私有，并且开荒地也是不计入税收范围的，为了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谁还会不卖力耕种呢，这就解放了生产力，也提高了综合国力，毕竟农业是古代社会发展的根本。
实施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春秋时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几百个，说白了就是这种分封制搞得鬼，因为拥有封地的这些人，不仅掌握了封地上所有的权力，而且国王也不能干预这些分封出去诸侯的决定。
说白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种制度下特有的产物。说到这，我想要一个词，就是完全自治，这还了得，即使国家真出了问题，这些诸侯也只会想着自己的利益，而商鞅的变法再次把这点给打破了，在秦国实施郡县制。
郡县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省，在这个县里，会从国家派出专人管辖，并且地方的决定权在国王那里，财政什么的也要交到中央，这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商鞅还真是厉害，他看到了当时诸侯国的现状，这种制度可以完美的消除诸侯国完全自治的情况，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又强大了国家的实力。
统一度量衡，国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
在春秋战国时期，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的衡器，有些诸侯国不同地方的衡器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很多弊端，以物易物也就没有了一个标准，这也就是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而商鞅开始在秦国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就可以繁荣经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更是如此，而现在这条也在适用，比如我们说的公斤、斤、千克、吨等，都是统一的。
编定户口，录制身份贴。
这个其实就不用再多说，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户口，身份贴也就是和现在的身份证是一样的，这样极其方便政府管理的，商鞅变革这条在当时其实是为了按照户收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就可以增加税收。
这里就要说个小故事，商鞅其实也就是死在了自己制定的这条变法上，因为商鞅起兵造反后，因为没有身份贴，没法入主酒肆，还被酒肆主人给举报了，结果被抓，秦王就赏赐了他一个五马分尸。
商鞅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些变法内容至今还适用，秦国从弱小到强大，乃至最后统一华夏，都离不开商鞅的贡献，其实秦始皇嬴政统一华夏后，颁布的条令也是从商鞅变法中完善而来的。
篇4：三国时期著名的杰出政治家鲁肃
三国时期江东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鲁肃
鲁肃早年袁术闻其名，请为东城长，鲁肃看袁术定不能成就霸业，便经周瑜的推荐，成为孙权的参谋，很早就为孙权谋划了成就帝业的战略计划，深受孙权器重。赤壁战前，鲁肃在联合刘备、劝说孙权抗曹等方面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在之后协助周瑜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战后，鲁肃从大局考虑，又劝说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继续巩固孙刘联盟。周瑜去世后，鲁肃接任他的位置，负责处理荆州事务。
史籍记载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及裴松之注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袁术闻其名，就署东城长。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①留家曲阿。会祖母亡，还葬东城。
①《吴书》曰：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父老咸曰：“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儿!”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馀人行。州追骑至，肃等徐行，勒兵持满，谓之曰：“卿等丈夫，当解大数。今日天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贯。骑既嘉肃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还。肃渡江往见策，策亦雅奇之。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极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①
①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於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①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近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②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③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令程普领南郡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十九年，从权破皖城，转横江将军。
篇5：杰出的军队政治家王平上将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
王平原名王惟允，又名王明，19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镇大湖地村一贫苦家庭。
1926年，鄂东南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岁的王平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并成为当地农协负责人。
1930年5月，王平在家人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了新的征途。同年9月，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王平当过宣传队员，还做过文书，因为有文化，常常被战士称之为“师傅”，被视为红军中的“宝贝”。不久，王平被任命为红军二纵队宣传队长，写标语成了宣传队员最基本的功课。他要求每个宣传员每天必须写10条标语，每条标语10个字。泥巴墙、岩壁上，到处写满了标语。红色标语成为当时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王平参加红军后的首次战斗是岳阳战斗。望着江面上游戈的敌军舰，面对有枪有炮、武器比红军先进得多的敌人，王平与战友们毫不畏惧。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在与敌人奋力拼杀的同时，还不时地鼓动身旁的战友，不忘发挥他宣传员的作用。首次战斗，王平亲手缴获了敌人3支长枪。摆弄着手里的战利品，他激动得一夜也没睡着觉。
以后，王平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作战勇猛，又善于在战斗中做政治鼓动工作，1932年冬被任命为红三师流动团政委。自此，他在军中开始担任领导职务，从团政委到师政委、纵队政委、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大军区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惧怕红军入川，急忙调集大兵沿长江布防，封锁长江沿岸，同时派他的模范第三旅以9个团的兵力，迅速向中央红军集结的土城进攻。在赤水城以东，红一军团遭到川军堵截，由于敌人投入了多于红军几十倍的兵力，中央决定：迅速折回赤水，二进遵义。朱德总司令命令王平率红十一团先行攻打遵义城。
部队来到城外，王平与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边察看着地形，一边指挥着侦察排迅速向城墙边靠拢。城里的守敌此时也发现了红军，机枪朝红军方向不停地狂扫。正在指挥部队前进的邓萍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了，只剩下王平独自指挥部队。他满腔悲愤，组织部队立即攻打遵义城，为战友报仇雪恨。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守城的敌军弃城溃逃，红军迅速占领了遵义城。
没有休息，王平率部队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追击途中，遇上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王平果断下令部队采用防御战术，牵制住这股敌人，把他们引到离遵义10公里处，待红军大部队来围而歼之。
于是，在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老鸦山上，红十一团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士气，王平亲临最前线指挥战斗，亲自作宣传鼓动。他要求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决不能让敌人踏进遵义城半步，要打好这一仗，确保城内中央机关的安全，为中央领导转移争取宝贵时间。突然，一颗子弹“呼”地一声从王平后脑擦过，削掉了他后脑勺上的一块头皮，鲜血直流。4小时后，敌人终于被击溃了，向乌江边逃窜，王平率部一路追击。
1935年3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赶到贵阳亲自督战。3月底，红军一路闯过遵义和仁怀之间的封锁线，渡过了乌江，迅速赶到贵阳东北地域。红军拿出了佯装打贵阳的架势。“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沿路都是。这可吓坏了蒋介石，他立即电令滇军前来贵阳保驾。然而，此时红军大部队却早已穿过滇黔公路，直下云南去了。作为前锋部队，王平率领红十一团以一天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向马场疾行。到长顺后没等歇口气，就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电报，要王平率部迅速赶到北盘江白层渡口，控制好渡口船只，确保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渡江。长顺离北盘约90公里路，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对王平和整个部队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考验。经过长途跋涉后又没有休息的红十一团已经很疲劳了，但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红十一团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北盘江渡口。王平和战士们一起脱掉衣服，把枪顶在头上向江对岸徒涉。登岸后，正往山上爬，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山背面往山上爬。王平率领战士们迅速奔跑。到达山顶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往山下逃窜。夜11时。部队迅速控制了渡口。这时中央大部队也赶到，顺利坐船渡过了江，并一举攻下了江对面的贞丰县城。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主力都撤离过河后，团政委王平发现还有几百人在班佑河对岸，没有过来，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一个营，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去援助他们过河。此时的他，饥饿难忍，有气无力，疲惫得抬不动腿，还得忍受痔疮的折磨，他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自己。河坡上战友们一个个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他强忍悲痛，逐一仔细察看，结果只有一个小红军尚有气息，其余全部牺牲了!王平抱着小红军回返，小红军却中途断了气――几十年后，王平对记者谈起此事，仍“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他当时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深情地说：“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长征途中，战士们有时甚至连草根都吃不上，因为草根已经被先前经过的部队吃光了。在那艰苦的条件下，能分得一小碗稀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但是王平却经常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身体更瘦弱的战士。长征结束时，许多士兵含着泪花对他说：“首长同士兵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这官兵之情是用鲜血凝聚的啊!”
王平勇猛善战，胆识超人，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斗中，他领导的先锋团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深受毛泽东喜爱的“王大个子”
在整个长征中，他并不叫王平。“王平”是毛泽东在延安给他改的名。
他参军时叫王惟允，由于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不知是真的念不准音，还是不认识后两个字，反正每次喊“王翁翁”时，王平就知道喊自己，大家也知道喊王平，忍俊不禁，有时甚至哄堂大笑。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改个好念的名字。王平想红军识字 都不多，名字不能太复杂，简单的好记又好认，于是便将拗口的“王惟允”改名叫“王明”。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机关进驻保安。1936年6月，王平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时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谈话，说中央军委己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扩编为第二十七军，拟任命他们为军长和政委。并交代了该军的任务。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见主席问自己，就站起来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主席听后既风趣又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见毛主席这么开玩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叫王平怎么样?”“行!行!”毛泽东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任命贺晋年为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治委员。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王平后来在《王平回忆录》这本书中说：“毛主席的亲笔命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冀东过唐河时，突然遇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
毛泽东十分了解王平，他作战勇猛，善打硬仗，执行命令从不讲条件。有一次就是王平的及时掩护，才使毛泽东脱离了危险。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到了河西，以红一军团一部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装逼近长江的样子，把敌军调到赤水河西来。一天急行军时，王平率领红三军团十一团想抄近路，但是路走错了，翻过山遇上军委直属队的队伍。这样一插，军委直属队被截断。走不动了。毛泽东拄着拐棍上来问：“这是哪个队伍?”王平赶忙上前报告。毛泽东一见是王平，把拐棍一摔，惊喜地说：“王大个子，你们来得正好，先停住，不要走，我给你们一个任务。据侦察员报告，山沟那边有敌人一个师，马上要侧击中央纵队，我正愁无兵可用，你们立即过去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是!”王平向毛泽东庄重地敬了个礼，转身正准备走开。“等一下!”毛泽东赶忙叫住王平，补充道，“你们先去执行任务，我负责通知老彭(彭德怀)。”事不宜迟，红十一团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刚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黑压压的敌人就上来了。这是事关党中央安全的艰巨任务，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直打到第二天，红五军团才上来接应。王平移交了阵地后，又去追赶红三军团大部队。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驻在甘肃正宁县的红二师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十七军去正宁接守防务。从红二十七军驻地陕西富县到正宁，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走3天，沿途只能买粮吃，而当时全军经费紧缺，一共只有100元，又无粮食可带，怎么行动呢?
红二十七军政委王平和军长贺晋年给中央发电报，请求拨款。中央回电：财政困难，没有钱。为了部队行动，情急之下，王平只好给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请求给红二十七军3000元，没有3000元给元也行，最低也得1000元。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我一块钱也没有呀!…那……怎么办呢?”王平问。毛泽东回答说：“你就动脑筋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出来就两个人想，两个人想不出来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出来就睡觉，睡起来以后再想。”
毛泽东有令，王平只好皱眉蹙脸，苦苦思索想点子，最后还真想出了一招。
红二十七军驻地附近有个联保主任，是个大财主，他家有个土围子，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他有个规定：要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交接，谁要硬闯就开枪。
这一天，玉平派一位给养员去向这个联保主任买粮。给养员从吊桥上往土围子里走时，土围子里的联保主任竟鸣枪警告。这下被王平抓住了把柄，他严肃地正告这个联保主任：“我们是抗日军队，你开枪打我们就是汉奸行为，该当何罪!”
接着，王平和贺晋年又去质问富县的县长：“红军买粮为抗日，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你这个县长管不管?”县长见军长、政委亲自找上门来问罪，吓得直哆嗦，连忙说：“这是他的不对，请二位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富县县长立即派人把联保主任叫来。贺晋年和王平便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贺晋年怒气冲冲地训斥联保主任破坏抗日，说到愤怒处还抡起胳膊要打他的耳光。县长急忙出来打圆场：“军长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王平便说：“这事本应严办，我想这位联保主任大概也不想当汉奸吧。所以可以考虑从宽处理。”那时抗日统一战线叫得很响，谁也不敢担当“汉奸”名声。
县长忙问联保主任：“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联保主任连连点头：“认罚，认罚!”
最后，由县长作保，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5000块钱。三方签字后，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
王平高兴地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喜：“主席，根据您的指示，办法我们想出来了!”
“噢，什么办法呀?”
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不过，钱你们不能全拿走。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说实在的，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至于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也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急了，说：“主席，我们只留1000元不够用啊!”
毛泽东大方地说：“好，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就这样，王平把筹到的3000块钱和一部分粮食交给了党中央。王平机智灵活，审时度势地筹粮弄款，不仅满足了自己部队的急需，同时也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对人说，还是王平有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能手
王平将军读书时间不长，学历不高，但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积累了较多的文化知识。那时农村里的读书人寥寥无几，在部队里算得上文化人的也不多。相比之下，王平在部队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他刚入伍，就在部队里负责宣传、文书等工作。由于他宣传鼓动有力，文笔流畅，加上尽职尽责，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很快受到领导的赏识。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都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冀军区进入华北，王平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指挥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他在晋西和晋中放手发动群众，配合正面战场，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动员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学生宣传抗日，在青年学生中积极 培养发展党员，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支持，敌后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把群众游击队叫抗日义勇军，仅一个多月，他工作范围内各县的“义勇军”就发展到了四于人以上。很快在各地掀起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保家卫国保家乡，儿男英勇上前方”的热潮，在华北敌后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王平能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运用自如，如刚顺水飞舟，平川驰马。王平还不失时机开展运动战，积极创造和指导运用地雷战、地道战。月伪军在华北四处碰壁，头破血流，对华北的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十分恐惧，如同惊弓之鸟。许多日本兵气急败坏地叫嚷：“不要轻看土八路!”许多日伪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呼：“要重新认识华北!”后来，毛泽东称赞王平开展的战法说：“华北的游击战搞得好，如同麻雀满天飞。”
王平在冀中和冀西还大力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编制、制度和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他集中培训政工干部，大力发展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建立了比较配套的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对零散的杂色武装进行争取、整编和改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他开展的整套政治思想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聂荣臻司令员专门致电，称赞道：“你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解放战争时期，王平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兼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绥远、晋北、清风店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和平解放了大同。王平同志积极宣传保卫和平民主和胜利果实，动员群众参军入伍，并做好入伍教育和新战士家庭救济、优抚和代耕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王平还组织了部队的整训和巩固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此外，他还充分认识到土改工作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性，积极组建土改工作队，带领土改工作队深入乡镇，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和宣传土地政策，镇压地主恶霸，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土改运动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伍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勇一起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1957年，他第二次入朝，先后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组织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回国。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篇6：春秋战国杰出的政治家臧文仲
臧文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大饥荒，举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臧文仲请求到齐国借粮，对鲁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鲁庄公问谁可以出使齐国，文仲自告奋勇，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事后臧文仲的随从不解地问他为何主动请缨，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臧文仲带着鬯圭玉磬之类的名器作为抵押物到齐国去借粮，他一方面向齐君介绍了鲁国“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馑荐降，民羸几卒”的严重灾情，另一方面又阐述了齐鲁两国共同承担着“周公、太公之命祀”的重任，巧妙地说出了齐鲁两国的历史渊源，言辞恳切，以礼动之，弄得齐君不能不借粮给他，而且连带来的抵押物也没好意思留下来，使“齐人归其玉而予以籴”。(《国语·鲁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鲁国上下，因此而度过饥荒之年。春秋时期，“名器”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臧文仲为了解救百姓于倒悬之苦，说服鲁庄公以“名器”为抵押向齐国借粮，这确实是开明之举，体现了他“忠君”、“恤民”的博大情怀。臧文仲身为鲁国国卿，当国家遇到危难时，他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出使齐国，巧妙与齐君周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表现了他居官在位的高度责任感和过人智慧。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鲁僖公打算把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巫、尪)抓来烧死，以祈求天降雨(当时人们认为天不下雨是因为老天爷担心雨水会流进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鼻子里)。臧文仲得知此事后对鲁僖公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他认为用烧死“巫、尪”来祈求天雨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天人之间存在感应的话，老天爷可怜这些人，当初就不会让他们出生，既然他们出生了，现在烧死他们不仅没有用，相反会加重旱情。所以他建议鲁君要劝导百姓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提振士气。鲁僖公接受了他的建议，“是岁也，饥而不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可以看出，臧文仲是一个非常开明务实的辅政大臣，行事不拘泥于陈规旧礼，体恤民情，行事务实，具有比较鲜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邾人因鲁伐取其地须句的缘故出师攻鲁，僖公麻痹轻敌，瞧不起小小邾国，“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力谏道：“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悖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他苦劝僖公不可掉以轻心，而应严阵以待。僖公不听，终至败绩升陉，成为鲁国历史上的一大国耻，这从侧面印证了臧文仲军事思想的正确，其中包含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臧文仲与东门襄仲“如楚乞师”，“以楚师伐齐，取谷”。鲁以攻为守，暂时阻止了齐国对鲁国的进攻。二十八年，诸侯在温地盟会时，晋国逮捕了卫成公，把他押送到周，指使医生用毒酒暗害他，没有成功，医生却没有受到报复。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卫君殆无罪矣。刑五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今晋人鸩卫侯不死，亦不讨其使者，讳而恶杀之也。有诸侯之请，必免之。臣闻之：班相恤也，故能有亲。夫诸侯之患，诸侯恤之，所以训民也。君盍请卫君以示亲于诸侯，且以动晋?夫晋新得诸侯，使亦曰：‘鲁不弃其亲，其亦不可以恶’”。(《国语·鲁语》)臧文仲说服僖公出面为卫侯求情，僖公用二十对白玉送给周王和晋侯，于是卫侯得到赦免。晋文公很感激鲁国给他解围，“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货”。卫君也因此对鲁国感恩戴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臧文仲识大体顾大局具有非凡的战略家的高远视野。
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土地，“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鲁僖公委派臧文仲为代表前往。臧文仲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途中宿于鲁重邑行馆，行馆仆役对他说：“晋文公始霸诸侯，他想通过分割曹国土地来笼络人心，诸侯各国无不趋之若鹜。晋侯明确这次分地不按照诸侯各国原有的班爵秩序，而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早到多得，迟到少得，所以各国使者无不争先恐后，日夜兼程。您老如果想要为鲁国多争得土地，就不能慢慢悠悠的了，得抓紧时间赶路”。臧文仲听从仆役之言，立即连夜启程，一路风尘仆仆，最先到达晋国，所以鲁国在这次分地中得到的土地最多，“获地于诸侯为多”。回国复命后，臧文仲向鲁僖公建议道：“这次鲁国能够多分得土地，主要是重邑行馆仆役的功劳。古代圣贤说：‘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爨，虽贵罚也。’行馆仆役一言而建扩疆辟土之功，功绩卓著，应该给予赏赐”。鲁僖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特加爵仆役为大夫(《国语·鲁语》)。春秋时期，土地和人口是诸侯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臧文仲在辅政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辞辛苦，长途劳顿，为鲁国挣得最大利益。同时，对于那些能够为国建功者，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仆役，他也敢于打破礼制限制，对其论功行赏，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臧文仲的努力，此期成为鲁国外交史上较有利的时期之一。
鲁文公初年，陈、卫关系趋于和睦，臧文仲审时度势，“欲求好于陈”，加强外交。在文仲的努力下，“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陈、鲁通过联姻形成同盟。
臧文仲在处理天人关系时，能够破除陈旧愚昧的观念，重视人文关怀。在处理君民关系时，他也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重大水患，百姓受灾严重，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心情沉重，自责罪己，臧文仲听说这件事情后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左传·庄公十一年》) 臧文仲在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国家兴衰存亡取决于国君贤明与否的观点，贤明的国君能够深刻自省，改正错误，昏庸的国君则归咎于人，滥杀无辜。宋闵公死后，宋襄公继位，他想仿效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举行会盟，臧文仲听说此事后批评道：“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文公四年》)所谓“以欲从人”，就是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而所谓“以人从欲”，则是强迫他人顺从自己，以逞一己之欲。臧文仲认为，宋襄公将一己私欲强加于诸侯各国，日后必将招致杀身之祸。果然，次年宋襄公与诸侯各国会盟于盂时被楚人羁押，宋国也受到楚国攻击。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六和蓼这两个小国国君昏庸无道，为楚所灭，臧文仲闻知后说道：“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意思是说，六和蓼是上古圣贤皋陶的后裔，他们的国君对内不能实施“德政”，对外不能和睦大国，忽焉而亡，令人痛心疾首!臧文仲认为国无大小，国君必须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否则必将走向灭亡。
臧文仲在鲁国辅政期间，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其言论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鲁国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执政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叔孙豹认为，鲁国先大夫臧文仲去世后，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但孔子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臧文仲的总体评价不高，几次指名道姓地对他提出批评。孔子大约迟于臧文仲一百年左右，因此他对臧文仲的事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曰：“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论语·公冶长》中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论语·卫灵公》中又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中也载有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孔子之所以会对臧文仲做出与众人相悖的评价，是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分不开的。孔子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始终坚持两条标准：一是言行举止必须符合“礼”的规范;二是道德修养必须达到“仁”的境界。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臧文仲，即便他辅政期间为鲁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很难得到孔子的认可。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禽，食采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柳下惠也是鲁国的公族，他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与臧文仲是同时期的鲁国公族大夫，鲁僖公时期曾出任士师，主掌刑狱，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蹇促，但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道德修养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面对诸侯各国的高官厚禄礼聘，他一一回绝，这些品质都是孔子所赞许的。如果孤立地看，臧文仲“下展禽”确实有压抑人才之嫌，但从鲁国当时现实政治的大局来看，柳下惠屡遭弃用是合乎情理的。臧文仲当时是辅政国卿，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都要他来应付，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臧文仲原本打算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告谢退兵，后因突然生病，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齐国已经大兵压境，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没有时间听柳下惠高谈阔论，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大敌当前，臧文仲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退兵，情急之中，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根本无暇顾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却坚持“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教条，横竖不是，左右不对，如此迂腐之人，能不被“三黜”吗?然而孔子在这件事情上却偏向柳下惠，他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甚至称他为“窃位者”。臧文仲与孔子在用人标准上的分歧，是他受到孔子质疑的原因。
“废六关”(“废”当反训为“置”)，臧文仲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国内各地新置税关，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为增强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孔子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项改革措施破坏了古代旧制，形成与民争利。但从施政实践来看，通过设置税关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妾织蒲”，是指臧文仲老婆平时在家里编织一些蒲席，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后挣点碎银子贴补家用，这事如果搁在现在，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是孔子居然反对，认为“不仁”。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以西周的社会制度为蓝本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各得其所，农民只管种田，工匠只管做工，官家人是不能经商的，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秩序。臧文仲老婆织蒲出售属于不务正业，有违礼制，孔子当然要反对。
“作虚器”(“臧文仲居蔡”)，是指他私自在家里收藏了出产于蔡这个地方的大龟，这种大龟是天子祭祀的专属物，只有天子才能拥有，臧文仲只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不仅收藏了天子之物，而且还加装了“山节藻梲”之类的天子之饰，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是不能容忍的。
“纵逆祀”，是指臧文仲纵容夏父弗忌违礼之事。鲁文公二年(前625)八月担任宗伯、掌管祭祀之礼的鲁国大夫夏父弗忌准备祭祀时把鲁僖公放在鲁闵公之前，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鲁闵公和鲁僖公都是鲁庄公之子，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庆父作乱，杀公子般拥立闵公，后又杀闵公欲自立而败亡，季友拥立了鲁僖公申。所以弟弟鲁闵公在先，哥哥鲁僖公在后。闵公在位两年，毫无建树，夏父弗忌尊崇僖公，故要将僖公跻于闵公之前。对夏父弗忌的“逆祀”，有关祭祀的官员极力反对。臧文仲没有阻止，却听之任之。孔子认为臧文仲知礼却不能制止违礼之事，是不够明智的。
“祀爰居”，“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二日不飞，臧文仲觉得怪异，就鼓动国人前去祭祀。柳下惠认为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举行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臧文仲让国人祭祀爰居之鸟是违反先祖之制的。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国语·鲁语》)后来臧文听到闻柳下惠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反省，并承认错误，事后他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送三卿阅知。“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国语·鲁语)。从此事看来臧文仲还是很尊重柳下惠的。但“祀爰居”却事出有因，臧文仲当时是鲁国的辅政国卿，国中有海鸟来栖，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恐慌，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因为孔子认可柳下惠其人，必然也赞同柳下惠反对臧文仲“祀爰居”之事，这是符合逻辑的。
孔子褒扬柳下惠贬低臧文仲，还有另一个原因，孔子与柳下惠的政治遭际颇为相似，柳下惠在政治上一直受到臧文仲等权贵的排挤，而孔子也长期受到季氏集团的排斥，两人都仕途蹇促，怀才不遇。柳下惠之于臧文仲，就相当于孔子之于季氏，尽管他们属于统治集团的同一阵营，但政治地位有所不同，臧文仲和季氏是当朝重臣，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矛盾和问题，更多考虑的是眼前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事风格更加亲民务实，不拘俗礼;柳下惠和孔子在政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研习古代典籍，进行理性思考，因而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加趋于理想化，更加注重所谓的长远利益，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迂阔而不切实际，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屡屡碰壁，进而导致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容易采取因循守旧、固执偏激的态度。政治上的局限性和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就难免会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由于受到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限制，孔子对臧文仲做出了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负面评价，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恰恰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史学上的偏颇。
事实上，臧文仲与孔子虽相距百年，却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二人都是周礼的拥护者和积极倡导者。周礼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在臧文仲思想中大都可见，如“敬事上天、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爱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罚、勤修政事、摒除奢侈、以礼治国”等。孔子强调周礼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其目的同样是忠君尊王和维护纲常名分，主张“君使臣以礼、事君尽礼、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臧文仲崇德，主张君主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在位者恤民之患”以使民心无违，这与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当权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是“立言”者的典范，是“不朽”之人，孔子的内心应是赞赏臧文仲的。问题在于臧文仲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止于因循守旧、拘泥于礼，而是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新的形势突破常规，变通旧礼，臧文仲的思想是开明进步的，遵循周礼而不拘于周礼。而孔子却对周礼表现得十分执着和拘泥。由于臧文仲当时在诸侯国间威望巨大，当其与孔子的思想抵触时，孔子就反应强烈，对臧文仲一些不合礼的行为严厉指责，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恰恰说明了臧文仲是对孔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或许，在孔子的内心世界里，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并不是由衷的。
臧文仲思想开明，富有智慧，关注民生，行事务实，因时制宜，善于打破陈规陋习，为鲁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辅政数十年间，不仅受到历代鲁君的信任，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其言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曰：“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两千年后的1945年教育家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就引用了臧文仲的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挬焉’，‘其亡也忽焉’”。臧文仲的“立言”真可谓“死而不朽”。
臧文仲贤明正直，从善如流，高风亮节，赏罚分明，是鲁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据《昭德堂臧氏大宗》记载：臧文仲生于周桓王十九年庚辰，配管氏，生子许，卒于周顷王二年三月辛卯日，寿八十五岁，葬泗北墓。
篇7：子产是春秋时期依法治国的杰出政治家
子产:春秋时期依法治国的杰出政治家
一、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
子产学识广博，才能卓著，年轻时就显露出才华和见识。郑简公元年(前565年)，他的父亲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郑国人张灯结彩地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兴奋异常。这时还是少年的子产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这样会得罪两个强大的邻国楚国和晋国，今后郑国就会难以安宁了。他父亲听了很生气，认为是孩童的胡说，然而事实证明子产的看法完全正确，还不到一年，晋国与楚国果然接连出兵郑国。
特别能表现子产才能的是他面对突发事件能果断应对。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当年在郑国发生了政变。一批人闯入宫廷后，杀死了掌权的三个公子——子驷、子国和子耳，并且把国君郑简公绑架在北宫。
子产得知国君被绑架，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愤怒。他尽管很年轻，但是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悲痛和愤怒的情绪中，他镇定自若，果断地采取措施：“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这意思是：派人把守门户，配齐官员，关闭仓库，慎重收藏，做好防守的各项准备。然后他才带领一些人赶到了北宫，与那批闯入的人进行战斗，这时有的大臣也带着人马赶来支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年轻的子产在这场政变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处乱不惊的政治家风范。
在**平定以后，贵族公子子孔乘机接管了子驷等人的权力(代国君执政)。他为了稳固地位，让群臣服从，就擅自制定盟约，要求官员遵行。他的这一做法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子孔恼怒异常，他决定用强硬的手段来压服，以此树立威信。这时子产赶来了，劝他赶快废除盟约，以缓和大家的情绪。子孔一听，就更生气了。
子产对子孔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这意思是说：众人的愤怒是难以触犯的，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伤害大家利益的事情是难以办成的。
子孔最终接受了意见，他当众烧毁了盟约，平息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可见子产虽然年轻，但很注重人们的情绪。他说的“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就是对子孔一意孤行的警告。这一警告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办什么事都应该要注意群众的情绪，重视群众的利益，不要与大众对立，不能只顾个人的私利。
子产的见识还表现在用人上，有一次，子产听说执政者子皮要派尹何去担任一个重要地方的县令，就专门去见子皮。他问子皮：“尹何太年轻，担任这职务行不行呢?”
子皮回答说：“没问题。尹何为人老实，我很喜欢他。他去做县令，不会背叛我。至于能不能管理好地方，那并不重要，让他干起来以后，再学习吧。”
子产却连连摇头说：“不行，您既然喜欢一个人，就总应当对他有利呀。现在您派他去主持一个县的工作，就好像让一个不会用刀的人，偏要他去宰杀牲口一样，反而会使他受伤的。您喜欢他，却让他受伤，那谁还希望得到您的喜爱呢?”
子皮听了，没有反驳。子产接着又说道：“我想，如果您家里有漂亮的锦缎，您决不会拿出来，随便让人去学剪裁的!担任职务的官员是庇护老百姓的，哪能随便委派人呢?这不是重视锦缎的程度超过了委派官员的工作么?我只听说过先经过学习培训再去从政的，还没有听说过先主持政务，再来学习从政的。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必然会带来损害。这就如同打猎一样，熟悉射箭、驾车的，就能顺利地获得猎物;若是根本没驾过车、射过箭，哪能打猎呢?他心里只会害怕翻车被压，哪有心思去打猎呢?”
子产说得很诚恳，子皮听了以后，很受感动。他对子产说：“你说得好啊，你看得比我远，我听你的。”
子皮接受了子产的忠告，改派另外的有从政经验的人担任了县令。
这件事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操刀伤锦”，它很好地说明了子产在用人方面的慎重，不能单凭自己的好恶和印象来选人，来提拔人。而应该用那些有实践经验，有从政本领，能为百姓办事的人。
也正因为在实践活动中子产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所以在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年)，执政的子皮就让子产代替自己来领导郑国。这样，子产就登上了郑国的政坛。
二、稳定大局 推行改革
子产执政的年代，正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所生活的郑国，夹在两大强国晋国和楚国之间，战乱频频，纷争不断，国外受到大国的逼迫;而国内大族多而斗争激烈，国家常受到大族干政的威胁，真可谓“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当政时面临着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艰难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子产首先是稳定大局，然后推行改革。子产刚执政时，曾经派贵族伯石去为国家办一件事。没想到伯石竟然提出条件，要求先答应他以土地作为报偿才去。子产就同意了，他采取“以进为退”的方法，赐给他土地，以满足他的欲望，避免发生**。在暂时安抚了大族之后，他很快就在国内推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很多，主要的有三项：
第一项是“作封洫”，这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沟。“作封洫”的目的，就是清查田亩。当时井田制已经破坏，原来的公田不但被贵族占有，而且农民的私有田地，有的也被他们掠夺，广大人民非常不满。“作封洫”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划定田界，疏通沟渠。对多占土地的没收其多占的部分，对土地不足的补足一夫百亩的基本数字。在这同时，实行“庐井有伍”的制度，“庐井”即乡邑，“伍”即五家为伍。用这制度把居民组织起来。这项改革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并对私田按田亩数量征税，同时进行了水利渠道的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军事方面的改革。“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那里的人地位低下，没有做甲士的资格，所以没有负担兵役与军备。鲁昭公四年(前538年)，子产实行“作丘赋”的改革，以丘(一丘十六井，每井合九百亩)作为征收军赋的单位。这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亩的数量分摊。“作丘赋”对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军赋的收入，壮大了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对那里的人来说，虽然增加了些负担，但是土地私有权得到承认，而且取得了作甲士的资格，提高了地位。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法律方面的改革。子产把郑国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用法律条文记录下来，并把它公布于众，让人们遵守。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刑律公布于众的人。
此前，各国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礼”“乐”，对罪与非罪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切权力都由贵族垄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力量反对旧权力，主张公开有关法律，以维护经商的自由、维护私人财产的权益。另外，从春秋开始已“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已非“礼治”所能奏效。子产面对现实，他意识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即以法治国。这就是要用法律作为武器来治理国家。于是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于前536年将修订后成文的法规公诸于世，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事件。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就是说郑国人将《刑书》，也就是法律铸在铜鼎之上，昭告国人，把它作为国家的常法。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的成文法典，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了子产以法治国的方略。
以前，贵族在法律上是享有特权的，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是秘密的，根本就不让平民百姓知道。这样，贵族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刑法的约束。而对百姓的量刑也就由他们随意而定，无统一标准可言。过去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子产铸刑书以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量刑定罪有了公开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再随意定刑。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这样平民百姓跟贵族相对来说享受了同等的权利，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而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便被取消了，因而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
据《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那年郑国发生严重旱灾，便派屠击等三位大夫去祭祀桑山，他们没祈到雨，却擅自砍伐树木，毁坏了山林。子产得知后十分生气，他认为祭山本应该涵养山林，这样滥伐林木，必须治罪，于是下令剥夺了屠击等三人的官爵和封邑。打破了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惯例。
子产推行这些改革措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仅上层贵族强烈抵制，一些平民百姓一时也不理解，各种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晋国很有声望的官员叔向也因为“铸刑书”而写信责难子产。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流言和压力，子产态度非常坚定。《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他大义凛然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并引用诗句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他也写信答复叔向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意思是：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但我是为了拯救这个社会。正是这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的坚强意志，使子产坚定地推行各项改革，而毫不动摇。
子产虽然坚持改革，态度坚定，但并不一意孤行，听不得意见，他对反对的意见也很宽容，只要你说得对，他就采纳;你说得不对，他也绝对不以势压人，给以惩处。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郑国的乡间，有一种叫“乡校”的组织。它是乡村中的公共场所，人们也常常到那儿游玩和聚会。人们聚在一起，往往就议论起国家大事，评说当权者的得失，有的还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这就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反感。在他们看来平民百姓怎么能随意评说政府，指责官员呢?
有一位叫然明的大夫便向子产反映情况，并建议说：“干脆把乡校废了吧!”
子产很是惊讶，脸色一下就变了，他说：“为什么呢?人们早晚没事的时候，到那里玩一玩，聚一聚，议论国家的政事，有什么不好呢?”他看了看然明，接着说：“他们不过是议论议论嘛!他们认为好的，所称赞的事情，我们就推行它;他们所厌恶的，我们就改掉它。(原文是‘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是我们的老师呀，为什么要废掉乡校呢?我只听说过：用忠和善能减少人们的怨恨，没听说过作威作福能消除人们的怨恨啊!凭着权势禁止人们议论，就像防止河水泛滥一样，到头来大水一旦冲垮了堤坝，伤人就会更多，就没法挽救。那还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慢慢地流走，所以不如平日听取他们的议论，并把它当成苦口的良药吧!”
三、政如农工 日夜思之
子产执政后工作勤奋，兢兢业业，在内政外交上都很谨慎，并且十分注意发挥人才的作用。譬如他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征求意见，再同善于出谋划策的裨谌一起研究，同时在了解一些民意后，还要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再派擅长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在起草政策法令时，也是多次与专家研讨，听取民间反映后才出台。他总是很认真地办好每一件事。
有一次，他的继任者子太叔向他询问政事，子产就给他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这话的意思是：处理政事就好像干农活，白天黑夜都要思考。既要想着它的开始，又要想着取得什么结果。早晨晚上都按照想好了的去做，所做的不超过所想的，就好像田地有边界一样，这样过错就会少得多了。这里子产用了一个浅显的比喻，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执政如同种地，执政者就像那辛勤的农夫一样，要有周全的考虑，要按计划去行动。
到了晚年，有一次子产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的病情难以好转，于是很诚恳地对继承人子太叔说：“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之后，你必然执政。只有德行很高的人，才能用宽大的政策使百姓服从;德行稍差的人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政策。这就好比水火一样，火势猛烈，人们远远望见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被烈火烧死;而水性显得柔弱，人们就常常轻视它，而在水中嬉戏，结果被水淹死的就比较多，所以实行宽大的政策就比较难。”
子产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子太叔开始在郑国执政。他不忍心过于严厉，便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他认为宽大的政策总比严厉的要好。没想到的是子太叔执政的时间不长，结果却大出所料。郑国的盗贼多了起来，而且还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各个地方纷纷告急。
子太叔非常后悔，他对人说：“我要是早按照子产的话去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他决定马上改变政策，派兵围剿那些盗贼，情况才有所改变。
孔子听到这情况后，很有感慨地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这话的意思是说，政策要是太宽大了，人们就会轻视、怠慢，这样就必须用严厉的政策、措施来纠正。可是政策太严厉了，人们就有可能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又需要实行宽大的政策。总之用宽大辅之以严厉，用严厉辅之以宽大，政事才能得到调和。孔子的赞叹正说明子产“宽猛相济”的治国方法是很讲究实际的，也是很符合辩证法的。
子产在郑国执政20多年，推行了全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这些话的意思是：子产执政一年，游手好闲的人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肩扛着重物，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两年以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以后，农民下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了。五年以后，士人无需再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地举行丧礼。这形象地说明了子产的政绩。
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推行改革之时，一些人曾经很不理解，不仅反对，而且还咒骂过子产，当时就流传着一首歌瑶：“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这歌的大意思是：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亩税。谁要杀死子产，我来参加，我来帮助!
三年以后，郑国人又唱起了另一首歌：“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这歌的大意是：我有子女，是子产教育的;我有土地，是子产开辟的。子产死了，谁来继位?
子产去世的时候，郑国人悲痛异常。青壮年人痛哭失声，老年人像孩童一样地哭泣，他们都说：“子产离开我们走了，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啊!”大家都由衷地怀念他，赞颂他。
对子产，孔子是非常崇敬的。《论语·公冶长第五》中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评价子产说：“(子产)有四种君子的品德：他自己的行为谦逊庄重，事奉上级严肃而谨慎，他养护人民有恩惠，役使人民符合正义、符合情理。”
这段话是孔子对子产的评论，是赞扬他的为政之道和君子之风。子产在治理国家中能很好地处理对自己、对上级、对百姓的各种关系，使各种关系都很和谐。无怪乎清代历史学家王源赞颂他为“春秋第一人”
子产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改革家。他的政治活动，他的改革成果自然只属于郑国，只属于他那个时代，而他的创新精神，他以法治国的方略，他的关注民生的态度和惠民的政策就不只是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长期影响于后代。在我们坚持改革、依法治国的今天仍然很有着借鉴的意义。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08期
作者：伍玉成
篇8：罗一民：清末民初最杰出的政治家张謇
罗一民：清末民初最杰出的政治家张謇
我认为，张謇之所以是一名政治家，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说：
首先，张謇的“状元”身份就是一个政治身份。
过去，我们认为状元是文人，是儒生。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从隋唐开始搞的科举考试，主要目的就是开科取士，为了选拔培养各级官员，也就是培养政治人物。“状元”作为最高级的“士”，实际上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人物。
特别到了明清以后，又在进士和状元之外，设了一个翰林院，是为了进一步培养高层领导干部。考中进士以后，一般的还要通过过去的老进士、老翰林进行辅导，然后经过见习、考核合格了再送进翰林。但是，状元却可以直接进翰林。翰林相当于宰相培训班。过去有种说法：“非翰林不得入阁。”我们经常说“状元宰相”，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宰相或中央高层都是从状元中产生的。
张謇中了状元以后，清廷给了他一个翰林修撰的官衔，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的宫廷秘书，可以记录宫廷的事情，帮助朝廷起草一些文稿、文告，甚至帮皇帝和太子讲学等等。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可以借助这个台阶，眼观全局，学习朝廷的政治运作，把握整个政治的全局。同时，他还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发表看法。
举个例子，1894年甲午战争那年，当时的政局复杂，所谓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争斗的很厉害。张謇刚考上状元，很快就向朝廷上奏批评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主和”的主张耽误了国家的战备、影响了和日本人的战争，应该受到弹劾。这篇奏章当时震动朝野。满朝文武那么多有资历的，有威望的，有实权的官员都没有这个举动。而他刚刚中了状元，当了翰林，就开始崭露头角，拥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担当，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张謇不同于一般的状元，他在中状元之前就已参政多年，奠定了他政治家的基础和本色。一般的状元都是一直读书，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再到状元。而他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张謇22岁考上秀才，不久就开始介入或者说从事政治活动。
南通知州(地方官名)孙云锦把他招募为幕僚，也就是高级秘书，为自己写文稿、出谋划策。后来孙云锦到江宁做法审局局长的时候，就把张謇招聘过去。当时的法审局，是准法院机构，虽然没有审判权，但是可以把一些疑难杂症的案子向省府上报。张謇当时被招聘担任幕僚和机要秘书，很多事情要直接向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报的，得到了很多历练。
这里要特别提到，张謇到淮安去办理一些疑难案子的时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了很多民间疾苦，发现淮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南通还要艰苦，非常同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萌发了要“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
张謇一生跟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孙云锦。孙云锦用了张謇以后，又让他接触了中国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袁世凯。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和孙云锦是好朋友。吴长庆需要好的助手和幕僚，于是孙云锦就向他推荐了张謇。这时候，袁世凯正好在吴长庆手下做一个中下级的军官。袁世凯为什么在吴长庆手下做军官呢?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两人曾经共同抗击和围剿捻军，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于是，袁世凯在找出路时以侄子的身份投靠了吴长庆。吴长庆把袁世凯当作晚辈提携、关照，希望他茁壮成长。
张謇来了以后，吴长庆让他帮助袁世凯读书。所以袁世凯这时候就把张謇作为老师、作为长辈。那个时候，张謇觉得吴长庆文武双全，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一心希望吴长庆能成为像曾国藩那样的人物，成为一名中兴之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他自己跟着吴长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政治上也会有发展，不会久居于人下。
从张謇写的诗就可看出他希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朝鱼而暮龙，功名蜕侯伯。”吴长庆对张謇非常信任，当他当了浙江提督去清廷拜见皇帝时也带着张謇。张謇跟着吴长庆在北京结交了很多高层的政界、军界的人物，开阔了眼界、开阔了政治视野。
1882年，张謇30岁的时候，朝鲜发生**，中国是它的宗主国，清廷就派吴长庆去平叛。张謇也跟去了。吴长庆在平叛当中几乎全部听取了张謇的献计献策。张謇在朝鲜平叛当中起了重要作用。张謇名义上是机要秘书，实际上他还直接在处理事务。包括在关键时候，张謇认为袁世凯可以派上用场。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交代给袁世凯做的事情，5天的事情3天就能完成，张謇觉得袁世凯这人读书不行，办事很行。就力荐袁世凯升官，一开始当营务处的协办，相当于后勤部的部长助理，月薪三十两银子，配备两个勤务兵。吴长庆平叛有功，朝廷给予奖励，张謇也得到表扬。
张謇跟着吴长庆在朝鲜待了两年之后，对朝鲜的政局非常了解。回来就给清廷写了很多的奏折或者叫提案，建议清朝应该如何对付朝鲜问题，有一篇特别有名——《朝鲜善后六策》，还包括《条陈朝鲜事宜疏》等重要文稿，长篇累牍地写。当年就预判朝鲜将来肯定是中国的祸害，在奏折中建议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合并朝鲜。并提出如何通过朝鲜来制约日本、制约俄罗斯等等，显示了他远大的外交军事眼光和才能。
他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反应，朝鲜的问题根源在大清，因为国家不安定、不太平、不强大。所以首先要固本，固国家的国本。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已经提出，要搞各地的经济发展和地方治理等等。通过和吴长庆在一起的经历，张謇的政治眼光更加开阔，政治才能得到进一步表现，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全国性政治家的眼光和素质。这些都是发生在他中状元之前，前后有时间。
后来吴长庆死了，张謇在朝野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在政治上有情怀，有眼光，有才干。李鸿章、张之洞、张树声等封疆大吏都很看重他，都希望把他招到自己身边当幕僚。但是张謇不同意，决心回家准备考状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很多人认为张謇在这个时候，看到朝廷官员不争气，朝廷政治混乱，他灰心了，不想做官，想要回家走文人的道路，读一辈子书。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张謇绝不是放弃了政治追求、不想当官，就想考个状元得个功名就满足了。
那么，为什么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请他去他都不去?我认为他是为了实现他更大的政治抱负，而不是因为厌倦官场、简单地回家读书。张謇一生从来没有为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做事而做官，为做大事而做大官。
前面讲过，想当更大的官必须走“状元”这条路。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毕竟是地方官员，没办法实现张謇的全国性的政治抱负。坦率地讲，他是从中国传统儒生秉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路走过来的，他是要救国救民的。他认为，不管是在哪里做幕僚都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站在更大更高的政治舞台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张謇40岁的时候决定回家考状元，在1894年42岁时中了状元。
三、张謇中状元后便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大家过去只知道他在南通办了很多工厂，而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一番作为。相反，我却认为对他的政治作为应该大书特书。有时候我甚至在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如果没有张謇，就会有不同的走向、不同的结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在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中的参政议政。甲午战争时，张謇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这和当时的当朝宰相、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有关。翁同龢，常熟人，是张謇考状元时主考官。张謇不仅文章写得好，又有十多年的地方从政经验，包括到朝鲜的经历，翁同龢对他特别器重，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有一种说法称，光绪皇帝的主张来自翁同龢的建议，而翁同龢的建议来自张謇。
甲午战争结束，张謇的老父亲也去世了。张謇就回去守丧(“丁忧”)。守丧期间，他和翁同龢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人物密切保持联系，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这些“帝党”成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站在光绪一边。
与此同时，他还在家乡开办实业。当时的两江总督是张之洞，他看中张謇这个状元，让他回到家乡做两件事，一是招商局的事，搞招商、搞实业，实际上是官差。二是搞海防，在南通海门一带办海防团练。
戊戌变法前，帝党一派风生水起时，张謇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尽管他认为康、梁的理念是对的，但是在步骤和方法上太过冒进，不大注意“统一战线”和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策略，有点不靠谱。于是，他尽他所能劝翁同龢和康、梁，但作用不明显，光绪帝已经下定决心搞激烈的、“休克疗法”式的变法改革。
翁同龢和张謇是一样的主张，认为改革要稳妥、重实效，不能简单地冒进，搞极端。但是这个时候，不仅慈禧不喜欢翁同龢，光绪帝也对他不满，嫌他太过老成持重、保守僵化。于是，在光绪和慈禧的共同作用下，翁同龢被罢官回到家乡常熟。历史学研究一直认为，翁同龢是被慈禧搞下台的，实际上是光绪和慈禧共同把他搞下台的。这个时候，张謇一看，大势已去，于是辞官回到南通。
很快，政坛发生巨变。维新党人被彻底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从这个过程看，张謇是有政治抱负的，又有非凡的政治智慧。他政治上睿智稳健，既要改革又很务实。在他觉得维新派不听他的劝告，做法过于冒进时，远离祸水。后来有人问他和康、梁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和康梁是群非党”。这既说明了他和康梁的关系，也反映了他在政治理念上和策略上更为务实。
其次，张謇在东南互保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戊戌变法以后，慈禧掌权，光绪被排挤，国家比较混乱。这时候，慈禧准备废掉光绪，新立太子。废光绪对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对一些封疆大吏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外国列强英、法、美的立场也是不同意。尽管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有偏激冒进的做法，但是轻易废掉是会国家大乱的。为此，慈禧太后很恼火，又没办法。
这时候，正好义和团运动起来了。慈禧太后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力量，于是怂恿和鼓励义和团运动。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针对洋人的教堂、传教士、商人，甚至外交官以及中国教徒，到处杀人放火，越闹越大。清廷也借机向各国宣战。我觉得义和团运动很复杂，不能简单说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当然，民众带有爱国主义情绪，但更多的是一些盲目排外和民粹主义的情绪，可以说是被慈禧太后利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没办法忍受，觉得中国不讲国际法和文明社会准则，于是八国联军开始武装干涉，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到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东南一带。如果战火继续烧下去，国家就垮了，清廷也就完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思潮。意思就是说，我们东南的这些封疆大吏，包括总督和巡抚，和各国列强签订条约，互相承诺和保证，将战火控制在北方，南方不要打，外国人在东南一带的权益，包括企业、领事馆、机构、商人、教堂等等，中方都负责保护好。同时外国人也保证，他们管辖的租界地区，中国老百姓正常的财产、机构、企业、学校等安全也得到保护。
在这种思潮中，全国铁路总督兼招商局总督盛宣怀是起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盛宣怀，江苏常州人，亦官亦商。他从大绅和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主张东南互保。但是他不是封疆大吏，只有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至李鸿章等人，不要和外国人开打，应该搞东南互保。张謇除了积极呼应之外，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关系很好。在东南互保的最后关头，刘坤一犹豫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朝廷的行为。这个时候，张謇出场了。他力劝刘坤一为了东南的大局，为了清廷的大局，为了整个国家的将来，不要犹豫，赶紧下决心同意东南互保。最后，刘坤一被说动，到上海与几个国家的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
我觉得，东南互保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很大。这实际上是中国深陷灭顶之灾时，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通力合作，智慧、务实地保家、卫国之举。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东南互保，在清廷蛮干宣战时，八国联军把战火引到南方，中国很可能就四分五裂沦为殖民地，而通过东南互保，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被保下来了，既保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也保住了大清王朝。
但东南互保对于清王朝来说，某种意义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一方面成全了清朝，让它苟延残喘下来，另一方面也败了清朝，因为从东南互保以后，中央权威急剧下滑，跌到谷底。而各地的地方权重急剧上升。形成了中央轻、地方重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市民、绅士、各级知识分子、中间阶层等都能自由发言的局面，也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新政”，以及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等。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其三，张謇在全国性——立宪运动中起到的是政治领袖作用。
这是张謇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以后，清廷被迫跑到西安，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朝廷的大臣、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要求改革，不改革清廷就将灭亡。于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还在西安时就发布圣旨宣告改革，实行新政，以此刷新她的政治形象，重塑她的政治基础，重建她的政治权威。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
所谓的新政，当时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延续过去洋务运动的路子，以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为主，就经济谈经济;二是认为要想国强民富，光搞经济不行，还得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立宪，要按照宪法办事。所谓立宪是君主立宪，君虚民实，把君王王权贡起来，世世代代承认他是国家元首的身份，但实际上搞得是民主政治，类似于日本或英国的内阁制。但是在刚搞新政时，第二种意见不占上风，毕竟传统保守力量强大，加上慈禧太后内心也不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一旦改革，皇帝就将变成一个虚职，就会触及到她的权力根基。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到19，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中国东北土地发动了一场战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中国却号称中立，看着日俄打。最终，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沙皇大国，被弱小的弹丸小国日本给打败了。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让全体中国人感到震惊也大受启发。朝野普遍认为，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国力和军事也因此变强，而俄罗斯没有改革，还是专制的沙皇体制，因此败了。
于是，在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中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体制是最重要的，必须加快立宪步伐。国内的立宪派开始占上风。全国8位总督中有5位上书力荐君主立宪。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无奈同意。清廷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并派出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国外的立宪体系，回来后开始着手体制改革。
19，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渝》，意即在九年内，要逐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立宪改革，构画出了立宪的时间表和线路图，表达了清政府立志改革的决心，全国人民也觉得挺像回事。可是就在1908年8月宣布这个改革计划不到三个月，慈禧和光绪就相继去世了。后来我就在想，如果他们不去世，这种改革和中国的历史或许是另外一个走势，会不会爆发出新的革命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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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中，张謇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说，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但是在立宪运动实际运作中，张謇是当之无愧的政治领袖。他在立宪运动中的主要作为有三：
一、从事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张謇对立宪也不是简单地盲从或顺应潮流，而是有自己的考察和思考。他除了查阅大量书籍，19借着到日本参加大阪博览会的机会，去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待了70天，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全方位的考察。他了解每一件事每一个想法后都详细记录，比五大臣考察还细致。考察之后，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确实是好的，所以回国后下决心搞立宪。他首先印了很多宣传材料，包括日本宪法、各国政制等，发给大众和清廷高官。据他日记记载，慈禧太后都看过他的宣传材料并且认可他。
19，他上奏朝廷，要求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变法颁布天下，定国名为大清宪法帝国。在朝廷内部，袁世凯在北方呼吁搞君主立宪。张謇则在南方民间宣传呼吁，影响很大。这里要说明一下，当年张謇从庆军回来后就和袁世凯闹翻了，他认为袁世凯虽然有才干，但品行不好，喜欢搞政治权术，不尊重上级和长辈。因为这个，张謇和袁世凯绝交了20多年。但在这个时候，张謇主动和袁世凯通过书信恢复联系，除了他们对立宪的共同追求外，张謇认为袁世凯在朝廷的影响很大，而自己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一个朝廷、一个民间，一个北方、一个南方，遥相呼应，可以共同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
二、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这两件事一虚一实，在立宪运动中很重要。立宪公会是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立宪宣传组织，张謇作为主导人，担任会长。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第一次出现合法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动宣传政治改革。这可以看成是“虚”的。而“实”的是在江苏成立了全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谘议局。全国20多个省都承认江苏咨议局是头，也就间接承认了作为议长的张謇的领导地位。
张謇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呼吁推动立宪，另一方面又做了很多政治改革的示范，证明立宪是好的。这些行为有效推进了立宪运动的全面发展。江苏咨议局某种意义上说，是立宪运动的实验场和推动源。江苏咨议局的原址在湖南路上省军区司令部大院里面，是张謇的学生孙支厦模仿日本的帝国大厦所建。后来孙中山宣誓大总统就是在这个咨议局里，而不是总统府。包括孙中山去世后的灵柩也是摆放在那里。
三、组织国会请愿活动。当时，各地都觉得清政府搞9年立宪太慢，改革和危机在赛跑，如果太慢就会发生危机了。于是，大家纷纷想加快立宪，要求早开国会。张謇作为各地咨议局的首领，深受大家的信任，也就当仁不让，召集了各地咨议局的代表开会，给清廷写请愿书，声势浩大地递交给清廷。
其中有一个插曲，当时长沙的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师)断指送行，砍下自己的小拇指写血书表决心。由此可见，这个请愿活动很有影响和群众基础，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1910月组织一次后，1910年又连续组织了两三次。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加快立宪的脚步，将时间从19提前到19。
我认为，以张謇为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和整个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过去政治都是官府的事情，而这一次却突破了历史常规，是政治精英群体和人民大众第一次联合掀起的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这是三千年来没有过的。虽然立宪有未完成的遗憾，但它却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地发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巨变。可以说，是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联手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后来的很多研究者都偏向于研究张謇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讲他办工厂办学校，而张謇本人在晚年编写自己的年谱中却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意思是，我一生中所有的大事都没有立宪这件事的成败大。说明他最看重的还是政治救国，认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和成败在政治。从立宪运动可以看出张謇不同凡响的政治作为、政治才能和政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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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辛亥革命中，是张謇一手促成了南北议和。
大家都清楚，中国近代史到1910年左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辛亥革命发生。张謇从最初的倡导立宪转到了共和，逐步支持革命。他为什么会转变呢?实际上，张謇通过立宪运动发现，清王朝是无可救药了。清廷名义上虽然支持立宪，也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但是搞了半天，却是个“皇家内阁”，十几个内阁成员一大半还是满族王家贵族。张謇对清廷感到非常绝望。但是他还是不断通过上书或书信等方式向清廷提出忠告，苦苦劝说，希望清王朝顺应时代、顺应民意、顺应大局，搞真正的君主立宪或共和。他希望自己能起到朝廷和民间的桥梁作用，做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的融合者。
同时，他也把希望寄于像袁世凯这样在清廷内有势力，又有新政经验的大臣身上，希望能力挽狂澜。1911年5月11日，辛亥革命发生前几个月，张謇在武汉汉口收了几个官办的纱厂后，坐火车去北京，想进一步拜见庆亲王和摄政王，当面规劝他们。当他路过河南彰德袁世凯的老家时，他特意下车找袁世凯谈了5个小时(当时袁世凯被罢官后隐居在此)。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根据张謇的日记，只记了个大概。写到他们二人一边叙旧、一边谈论当前的时势。通过这次深谈，张謇惊喜地发现，在他们28年没见面的这些年，袁世凯大有进步，胸襟见识比以前高多了，“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尤其是在谈到治淮问题时，张謇问袁世凯，到底有利无利?袁世凯回答：不管有利没利，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就值得一干。张謇听了立刻觉得“心目一开”，就更加认定要和袁世凯在复杂动荡的政局中联手，稳定局面。我猜测，袁世凯后来的种.种举动，甚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会儿打一会停，张謇都是参与其中的。我觉得，在转向共和的过程中，张謇做了许多直接影响中国政局的事情，包括和袁世凯见面出主意，去北京见庆亲王和摄政王等等。当他10月份再去武汉参加大维纱厂开工仪式时，辛亥革命爆发了。所以我们看《张謇》话剧时有这么一段：他看到汉口浓烟滚滚，炮火连天，实际就是当天晚上发生了武昌起义。?
张謇开始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认为应该走改良主义的、循序渐进的君主立宪道路。所以10月12日，他回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江宁将军铁良“援鄂”，赶快援助湖北，并迅速代铁良奏请“立行立宪”。然后，他又去苏州找巡抚程德全，代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在这过程中，张謇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危机、平息革命，以立宪挽救清朝。但时间来不及了，形势发展很快，上海、苏州、杭州、南通都相继起义光复。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通州(南通旧称)一开始是准备与革命军打仗的，后来转向共和，支持革命了，民军推翻狼山总兵衙门，由张謇的哥哥张詧出任新成立的军政分府的总司令长。这说明，张謇及其家人是支持共和的。
11月16日，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在官府和商人之间当“邮差”、当沟通的桥梁;现在要“通当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实际是一手托三家。
他首先劝清廷：革命爆发了，应该赶快顺应大势退位，革命党人和全国老百姓都会保你们世世代代在紫禁城里自享其乐，不会像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其次劝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人：你们适可而止吧，虽然辛亥革命一呼百应，全国各地都宣布独立或认同共和，但你们的军事力量远不如清朝的实际掌权者袁世凯。再打下去，就要生灵涂炭，况且你们也不可能获胜。还不如就此收手，让袁世凯出来掌管局面。然后再劝袁世凯：你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清廷卖命，不要真的全部剿灭革命力量，否则你就是千秋罪人。将来我们会说服革命党人把权力移交给你，由你当国家领导人，让你成为像美国的华盛顿那样的一代伟人，开国领袖。他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稳定、减少战乱出发，在三方中斡旋协调。我想，这正是张謇非常卓越的政治才能、政治智慧的表现。
据说(我现在没法认证)，清廷的退位诏书也是张謇帮着起草的。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呢?张謇儿子张孝若在写他父亲的传记中有一句话：胡汉民曾经在给谭延闿写的信中讲到，当时清廷的退位诏书是张謇写的，现在这个底稿还收藏在赵凤昌(常州武进人，清末民初立宪派代表人物)的惜阴堂中。但是张謇在日记中从未记录他写过退位诏书，也没有旁证。但他在写给清廷的许多奏扎中，确实表达了与退位诏书一样的内容。
辛亥革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研究的话题。有人说这是一场不彻底的、妥协的、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际上，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各方势力和利益，通过妥协与和解都得到了关照。清王朝留在了紫禁城，袁世凯当了国家领导人，革命党人革命完成，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孙中山说革命大功告成，要继续去建20万公里的铁路。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是成功的。当然，从一开始，这个革命就带有先天不足，它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妥协中，张謇这样的改良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准备参加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第一天就和张謇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张謇希望孙中山能发挥自己革命领袖和临时政府的作用。实际上现在看来，辛亥革命的临时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算当做过渡，等清廷退位后，再把权力全部移交给袁世凯。19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孙中山和张謇商议大政方针，遗憾的是，这次谈话之后，张謇觉得孙中山治国策略有点空，不了解中国国情，有点不着边际。张謇在日记中写他的谈话是“未之崖畔”(不着边际)。
于是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该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并积极游说各方。1月10日，他致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意思是第一天清朝退位，第二天就拥护你，东南各方，包括革命人、立宪派、封疆大吏、知识分子都已商量好，所以你赶紧让清廷退位吧。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诏书发布。不久，张謇辞去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几天后临时政府也解散了。3月份，袁世凯当权，请他当了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干了将近两年。
过去有种研究认为张謇实际上不赞成革命，意思是临时政府请他当实业总长他不干，袁世凯请他去，一干就是两年。其实，这与是否赞成革命无关。他认为哪边能干实事，他就帮哪边干。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把当官和做事连在一起。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从封建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革命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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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张謇任工商(农林)总长时，政绩独特。
为什么说独特?一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搞了大量的立法。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国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银行法、权度法、典当法、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法、中国实业公司条例等等。他任工商总长后说过一句话：“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说明他看得很清楚，办企业、抓实业要靠政治。
据说，当年他到日本考察时，碰到东北一个老实的农民，大字不识，到日本北海道开垦荒地多年，很成功，成为日本的劳动模范，连天皇都嘉奖他。他就想到国内，中国这样的老农民何止千万，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是为什么?这件事对他触动很深。张謇觉得这是制度问题，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搞实业一定要有好的政治环境，而好的政治环境在于搞法制。法制使政治的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有了保障，国家的经济才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他有句名言：“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跌落)，“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不在轨道上走，随时都会翻车)。他对经济和政治以及政治与法制的关系看法相当精辟，相当深刻，对我们现在也有启发。后来张謇回到南通办企业，和这些官员关系都很好，深谙官商关系之道。所以企业搞得很成功。
二是秉持“开放主义”和“世界眼光”。他说，办县的事情，一定要有省的眼光;办省的事情，一定要有全国的眼光;办国家的事情，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主张通过合资、借款、代办三种方式引进外资。张謇还有现代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理念。他搞机构改革，把农林和工商两个大部合并起来，把八个市局改成三个市局，并大量精简人员。然后要求他们不要具体地管项目、办琐事，要宏观指导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和搞好查勘规划。
这篇文章，摘选自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中心”理事长罗一民先生近日发表的一次演讲，演讲主题系《政治家张謇和南通精神》。
篇9：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一般讲中国近代史，都习惯于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这一政治事件开始。于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人物之先驱者便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然后是所谓“中兴将帅”曾、左、彭、胡、李鸿章，然后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人物康、梁、谭、唐，孙中山、黄兴、蔡锷等等，而那位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政治家陶澍却成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似乎历史上可以忽略或一笔带过的人物。究其原因，就在于陶澍既属古代史末期，又卒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这可说是以政治事件界定历史分期，给历史留下的一大遗憾，因为，它既对陶澍很不公平，又与历史事实极不相符。事实上，不论是亲历晚清的陶澍同时代人，还是晚清以后的历史学家都早已对陶澍有着不可置疑的历史评说。
陶澍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先看陶澍的顶头上司“道光”这位清代爱新觉罗氏第六代君主——昊宁宣宗皇帝的说法。道光帝于1820年快四十岁时从他父皇嘉庆帝那儿接过一个危机四伏的皇位后，便雄心勃勃，企图振衰起弊。虽然他在位三十年中重用的两名内阁大学士“盐枭首相曹振镛”和“世仆总管穆彰阿”都是庸佞之辈，但其间十多年对陶澍的“特达之知”，委以三省重任，还算是“知人善任”，也使自己在困境中稍有舒缓。
道光初年的国家政治腐败，境况已诚如道光帝朱批的无奈：“无如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他在“欲求一堪膺重寄者，不可多得”的困境中，认准了陶澍的才干和人品，使陶澍从安徽、江苏巡抚不仅直升到两江总督，还兼辖两江河工、盐务，让这个湖南人替自己打理半壁江山。正是通过陶澍在江南一带的除弊兴利、推进经济改革并获得成功，才使国民经济稍有复苏，道光皇帝自己也舒了一口气。
陶澍革新政治的突出政绩，主要是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五大方面，其中尤以漕粮海运和盐政改革效果最为显著。
据道光十一年九月陶澍《陈奏岸盐广销并严拿侉匪惩办附片》记载，通过推行陶澍与幕僚魏源等具体商定的《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条》改革措施(其中第十五条“淮北另议”，实行票盐法还在后)，“两淮盐务，自新章既立，删除积弊，盐价稍减，销路渐通……统计自正月十一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九日，共销盐一千六百五十六万七千余包，计引三十五万五千九百有奇。销数之广，为频年所未有”。道光帝看了这份奏折，兴奋异常，立挥朱笔批日：“览奏，深慰朕怀。看此光景，今岁江南虽罹水患，来年以后自必渐复旧规。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而朕亦获知人善任之美名，实有厚望焉。”他还一再叮嘱陶澍“实力讲求，破除一切积习”，希望能通过革新政治，帮助他改变国库亏空的困境。如今两淮盐务真的出现了大好局面，白花花的银子不仅完成了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偿还了历年的积欠，而且利商便民;既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又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这怎不让道光帝称心如意，而赞誉陶澍是“干国良臣”和“实心任事”的改革家呢?
至于与陶澍同时代的团结在他周围的一大批经世改革派人物和贤能官吏，诸如林则徐、贺长龄、陈銮、梁章钜、李星沅、陈建瀛、姚莹、黄冕、汤鹏、魏源、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等，更是无不对陶澍尊崇有加，心悦诚服。即如陶澍卒后接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先在江苏任布政使，后升任巡抚，可以说很多政绩都是在总督领导、指示或商议下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学者李瑚先生说：“但由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显赫地位和重要作用，使原来在江苏与陶澍共同完成的业绩，竟成为林则徐个人的成就了。”林则徐对陶澍终生仰止，他在陶澍六十岁生日时，曾赋七律诗三十首盛赞陶澍一生的事业，其第一首云：“重镇南天半壁雄，干国良臣奏肤功。许身稷契经纶大，度世俭乔位业崇。孤宿联辉依北斗，海筹添算耀江东。廿年开府垂名久，才是平头六十翁。”
和林则徐一样，仅比陶澍小六岁的魏源，因长期在江南督抚藩司幕府参赞政务，更于陶澍“受知至恳以笃”，也对这位累死在总督任上的封疆大吏一生的事迹最为了解，所以陶澍卒后的《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和神道碑铭、墓志铭等，都是魏源一人含泪撰写的。他在“行状”中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三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改票税，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群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票盐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这可说是对陶澍创行海运、改革盐政和治理三江等卓著功绩的高度概括和不易之论。
与陶澍为儿女亲家的左宗棠，早年在醴陵渌江书院执教时，曾以名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表达自己对陶澍功德的景仰，并由此获陶澍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后来，左宗棠又追忆说：“陶澍总督两江，于一切国计民生，(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实有古大臣风。而陶澍莅任十年之久，勋业事绩，史策昭垂。当日德教沛然，感人甚深，惠政甚溥。追怀遗泽，民不能忘。”又说：“陶澍之两江也，于地方应办事宜，如筹海运、整盐纲、修水利、立学校诸大端，皆次第施行。当议改两淮盐法之时，震撼危疑，异论峰起，卒能坚持定见，救弊扶衰，上荷宣宗成皇帝鉴谅允行，成效昭著，尤为时论所推重。”
著名抗英将领、文学家姚莹曾论陶澍日：“适公受命作督，亲秉圣谟，求穹变通久之道。上乃裁盐政，命公以总督专辖，权重而令行，得更变之。乃删浮费、减根窝、除繁文、缓积欠、恤灶丁、缉私枭、实船价、究淹消、疏运道、散轮规，奏人报可，又于淮北改行票盐，以便民食，变枭为良，变私为官，科则减，而课人倍增。其法以变而兼创，裕课提纲，起衰救弊，于今七年，两淮成效大著……不仅河、漕、盐政之巨也，凡兵刑、食货、察吏、兴贤、弭盗、安民，无非公忠之忱，辅盛治于无疆之庥者。”
近代著名学者、改革家包世臣曾在其《安吴四种》一书中论陶澍曰：“兴非常之事者，固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谓非常之人者，非智勇超群，能持一切之法以威众之谓;必其能询刍荛、察迩言、广思善断，集众人之心思才力而归于一;遇小小窒碍，则又能随时更正补笪，以顺民情而就事理者也。”
湘军首领曾国藩是受陶澍的理学经世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他曾评论陶澍治盐说：“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以上略举几位陶澍同时代人之评论足以说明，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河，而且与林则徐、魏源一样，是经世派发展为洋务派的关键人物。陶澍在鸦片战争前夕逝世，尽管没有直接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交手，但是他在许多方面已对资本主义列强作出了政治回应，是洋务运动的先声;洋务派的核心目的是富国与强兵，而陶澍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先导者，如他改革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就是富国的具体行动，实际上也就充实了国家抗击外来侵略的力量。而且，陶澍的改革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这也为近代化提供了借鉴。所以，陈蒲清教授为《陶澍全集》撰写的前言中，用刘广京先生为《陶澍在江南》一书所撰的序言说：“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上的高下是很难判别的。”
陶澍不仅政缋卓著，而且文学修养深厚。《陶澍全集》所收之《奏议》、《抚吴草》、《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等著作中，即可见其诗文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他的思想情操、学术修养等，对他的部属、幕僚林则徐、魏源等是一种无形的濡染，对其亲属，如女婿胡林翼更是精神的楷模。故陶公逝世后，胡林翼多次给内弟陶少云的书信中，总是反复叮嘱小舅子要以父亲为榜样，说：“岳父文毅公生前勋德在人，贻泽甚厚……此时准有日侍诸母跟前听用，文毅公生前如何作人，如何居官，如何读书，如何处事之法，则孝思不匮，受福无穷。”
此外，陶澍一生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知人善任，使他不仅成为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而且是湖南近代不断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
清末名士张佩纶在其《涧于日记》中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他认为以贺长龄、林则徐、胡林翼为首的三派人物都在不同方面秉承了陶澍的精神和影响，而陶澍才是这些近代杰出人才之“源”，好比黄河之源自昆仑，长江之源于岷山。
单就湖南人才而论，唐代以前的著名人物大多数是客籍寓湘人士，如屈原、贾谊、张机、陶侃、杜甫、柳宗元等;宋代以来，湖南本土还只断续地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如周敦颐、欧阳玄、李东阳、王夫之。只有从晚清陶澍开始，湖南才不断产生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群体，如在经世复兴、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解放战争中，湖南的人才群体都起了中坚作用，这不得不承认陶澍对湖南人才群体蔚然兴起所起的巨大的先导作用。所以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也。”“曾围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者也。”“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陶澍和贺长龄等人在江苏的政绩时，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孟森的这一论断十分中肯。他说的“以学问为实行”，正是陶澍倡导的“理学经世派”的特色。因为在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潮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径或不同学术流派，一为理学经世派，一为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派。而陶澍既是理学经世派的首倡者之一，又是今文经学派的支持者。他不仅批评理学末流治经的“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更以自己革新政治的行动倡导了这一经世学风。陶澍的倡导，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对湖南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不仅直接培养了如贺长龄、左宗棠、李星沅、胡林翼等一批政绩显赫的名臣(《清史稿》说陶澍“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而且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一大批湘军的将领和骨干。而近代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都曾参与陶澍发起的“宣南诗社”，研讨学术，评议时政，受到陶澍的直接影响。陶澍与魏源既是世交，又是长期的幕宾关系，魏源的思想变化、成长更与陶澍密切相关。魏源之后，“今文经学派”在湖南传播的重要人物是王闿运和皮锡瑞，王闿运的学生廖平直接影响了康有为，而皮锡瑞则更多地影响了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如此则更可见陶澍对近代人才，特别是对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不断涌现，其影响是多么显著和深远。
既然陶澍是事实上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那么今天的史学研究就有必要将陶澍研究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而不能让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关键就在于如何突破旧有习惯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观念，而考虑将近代史的研究范畴提前十几二十年，改从道光初，至少从道光五年(1825)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陶澍主持进行漕运改革算起。这种考虑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一是政治、经济方面。那个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绵延到道光五年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年的历史，其封建的经济、政治，已由乾隆晚年的衰落、嘉庆二十年间的内忧外患(教民起义波及数省，危及皇宫;鸦片入侵，白银外流，民穷国困)，已经到了非“自改革”而不能生存的地步。虽然从道光初开始的“自改革”也是不可能彻底的，但近代史还是未尝不可始于此。
二是思想、文化方面。历史进入嘉、道年间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激使一些思想较为清醒、敏锐的官僚和士大夫，勃然兴起一股强大的经世社会思潮。他们深刻揭露和批判“衰世”可怕的种.种黑暗社会现实，包括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更法”和改革，包括漕政、盐法、河工三大政以及币制、农业、科举等各个方面，倡导经世实学，开辟学术经世的新道路。这一大批经世思潮倡导者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应是龚自珍、魏源和包世臣。若论学术贡献，魏源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开一代新风，则其地位应在龚自珍、包世臣之上。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绝不能忽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这一经世社会思潮的复兴。对此，撰著《晚清思想史》的学者郑大华指出：“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本之源，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又说：“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将嘉庆之后的道光初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理由更充足。
再则，一般讲事物的变化都是外因为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划分，何必一定要固守由外国入侵的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外因决定论”呢?实际上，即使鸦片战争过后，面对西方的挑战，在中国思想界能够积极做出正确的回应，真正“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的，仍只有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为代表的极少数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和士大夫，而绝大多数官员和士大夫还是固守传统，拒绝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任何影响。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在鸦片战后的1844年即出版，其《筹海篇》的御侮图强、师夷长技战略思想在本国不能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而一传到邻国日本就被奉为“武备之大典”，很快译成日本开启民智、防御侵略的启蒙读物，对后来的明治维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不更加说明外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国是否真正“师夷长技”，何时才能真正实行改革开放，还不是主要决定于自己的国情吗?
最后应该申明的是，本文所议“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和认为中国近代史并不一定要以鸦片战争这一政治事件为起点的观点，并不是笔者个人的什么“独创”和“标新立异”，而是领悟先贤和过去的史学观的一次集中表达。实际上，持此观点的人恐怕并不在少数。如旅居美国的史学家刘广京就说过：“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几年中，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关键的时代……陶澍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证实道光初年经世思想与经世事功的并行发展……陶澍的示范，使《皇朝经世文编》所揭橥的精神和原则，成为一时的风气。”很显然，刘先生不仅将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几年直接归人中国近代史，而且反复强调道光初经世思想的成功付之行动和蔚然成风。又如郑大华著《晚清思想史》，也是跨越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晚清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点确定在嘉、道年间。说实在话，笔者本文关于陶澍和近代史起点问题的意见，只是近些年通过研究魏源熟悉了这段历史之后，总感到如鲠在喉，不得不借此一吐为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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