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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编纂思想

2023-05-16 08:02:3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你的小咪”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6篇《诗经》的编纂思想，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诗经》的编纂思想，希望大家喜欢!

《诗经》的编纂思想

篇1：《诗经》的编纂思想

《诗经》的编纂思想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诗经》从采集、编纂到最终定型成今传本《诗经》，经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的历史。这些诗歌的集结成册，流传成如今我们看到的样子，是经过了编纂者特定文献观、文学观的选择的，并对后世“诗”这种范式的确立和结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诗经》表明了编纂者的文献观

《诗经》表明了编纂者选择的是全方面反映整个时代的诗歌文献。在这样的文献观的指导下，诗经得以全方面放映整个时代的面貌，也因此给后代的“诗”及文献的选择确定了范式上的标准。

1、《诗经》中选择的诗歌来源广泛

《诗经》作品来源于周代采诗的制度。这种派专人到各地采诗的制度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有晋师旷引《夏书》“道人以木铎徇于路” ，指的就是采诗。《汉书•食货志》中亦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正因为这种渊源流传的采诗制度，许多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才得以收入《诗经》中。《礼记•王制》中云：“天子五年一巡狩，觐诸侯，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王制》说巡狩之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故知武王巡狩，得二《南》之诗也。”这说明二《南》之诗采集的.由来;“武王偏陈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为纯，故独取其诗，付属之太师之官。”这又说明了二《南》之诗储存的由来。

同时，《诗经》的作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如《小雅•节南山》为家父所作;《小雅•巷伯》为孟子所作;《大雅•嵩高》和《民》为尹吉普所作;《尚书•金滕》称《豳风•鸱》为周公所作、《左传•闵公二年》称《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所作、《国语•楚语》称《小雅•抑》为卫武公所作等。由此可见采诗制度是为了适应“观民风”的政治需要。

2、《诗经》中选择的诗歌能广泛反映社会生活

《诗经》的卓越成就，亦体现在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多样性、广泛性及深刻性上。《诗经》中主要篇章及所显示的思想内容，可归纳为：民间情歌及劳动歌诗、公卿大夫的政治理想诗及政治讽喻诗、太师乐工演奏的歌颂周民族先祖的颂诗。这些诗篇从各个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反应着历史的现实，寄托着周代开国时的政治理想，展示着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同时，也记录着这五百年间的社会风尚和制度文物，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孔子言诵《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司马迁也认为诵《诗》可以“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史记•太史公自序》) 。班固在论述天下郡国物产及风俗时，时常引《诗》为证。由此足见，《诗经》代表着中华民族两千五百余年前保存于国家、掌握于太师、流行于社区的诗歌创造。

3、《诗经》编纂者文献观对后世文献的影响

《诗经》的形式表明，“诗”必须是能反映生活的。

《诗经》中所选择的诗歌能广泛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这对后世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诗”必须是要反映一定的生活的，或是表现为个人对自我生活体验而出的情感，或是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现实的感慨。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此后，《诗经》的“观”的功能，就对此后诗歌文学产生了标准型的影响：诗歌用以表达诗人之志，以及用以表现社会现象，以观风俗，行教化，诗歌当先具备“箴谏”、“美刺”的社会功用，其次才是文学审美作用。

其次，《诗经》的选择表明文献的选择的第一要义是：选择最优秀的作品。采诗所得之诗必定不止三百零五首，但流传于世的“经”中唯有这些数目的诗。这表命，《诗经》的编纂者有着严谨的文献观念：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选择入册。先秦时期的诗歌，不少是不具备文学性的，较接近于原始的形态的，如《吴越春秋》中的《弹歌》、《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等。但《诗经》中所选择的许多诗歌具有文学美，摆脱了原来的“鄙俗”样式，展示着成为“经典”的卓越之处。这种文献选择观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选择最优秀的作品，成为了后世文献选择的普遍标准和规律。同时，《诗经》的选择还表明，文献的选择必须全面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诗经》展现了当时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多样性、广泛性及深刻性，这对此后的文献、文集选择产生了范式性的作用：文献、文集的选择必须全面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不是狭隘的、数目屈指可数的断章。

二、《诗经》表明了编纂者的文学观

《诗经》表明了编纂者的文学标准及取舍价值标准，表明了编纂者的重视文学的功用性，并对后世“诗”的文学性产生着巨大影响。

《诗经》中作品是按演唱顺序排列的，用以表现“礼”

西周之诗的排列与先秦时期礼仪上的演唱顺序是一致的。《国语•鲁语下》及《左传•襄公四年》中载：鲁国叔孙豹出使晋国时，晋国为欢迎他的到来，首先演唱的是《文王》之三，即《大雅》中的前三篇：《文王》、《大明》、《绵》。《国语•鲁语下》载：“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闻也。”之后，晋国为叔孙豹演唱的第二组歌诗与《小雅》顺序也一致，分别是《鹿鸣》、《四牡》以及《皇皇者华》。叔孙豹直到听完《皇皇者华》才答谢道：“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徇，必咨于周，敢不拜教!”《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是当时诸侯燕礼、大夫、士乡饮酒礼中演唱的一组歌诗，具体记载于《仪礼》。另据《仪礼》记载，在这些礼仪场合中还需要演唱《鱼丽》、《南有嘉鱼》以及《南山有台》，这三首歌诗在《小雅》中的排列顺序也与演唱顺序完全一致。

篇2：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的论文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的论文

摘要：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致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为适应新式学堂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本文旨在揭示历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指导思想；进化史观；编纂特点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 [1] 。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 [2] 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编写教科书的缘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价值观、社会观，培养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和19二次改革学制，规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废科举，设学堂。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相应改革，历史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为培养新式学堂学生的需要，有必要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

一、编撰的指导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学，成了“全盘西化”的鼓手。他们指出：“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 [3] 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 1903 年 4 月 17 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不象。”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 [4] 章太炎也认为，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缺少爱国心，主要在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抑制的。” [5] 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激励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 “ 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 “ 生存危机 ”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 “ 清理 ” 工作。 1902 年 9 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 23 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 ( 卷四至宋代止 ) ，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 “ 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

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在这中间，商务印刷馆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如蔡元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 1903 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 [6] 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 [7] 曾著出版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 1903 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 [8] 1904 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 [9] 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 年 1 、2 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 [10] 。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二、进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

封建时代的史家往往把历史现象和本质对立和分割开来，不懂也不可能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不能透过历史现象抓住它的本质。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只能做到：一是“考其得失，以为龟鉴”的“资治”；一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垂训”。这二种方法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18，王国维首先批判了封建史学“殆无系统”的弊病，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11] 19，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明确提出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区别：“前者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 [12] 。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 [13] 这比以往的历史撰述以帝王将相为研究对象，忽视人民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

陈庆年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以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为指导，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的本身存在因果关系。他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一是由太古至秦统一的上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之时代；”二是由秦统一至唐亡的中古期，凡千百年间，由于“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颉颃，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世时代；”三是自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此时代 “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尤其是“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命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四是自清建国后的三百年的近世期，因欧洲势力东渐，“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 [14]

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1904－1906），是运用进化论和因果律分析中国历史的最有影响的历史教科书。此书历经五十年一直被史学界所推崇，1933年商务印刷馆把它列入《大学丛书》再版。这部书之所以受到史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同夏曾佑娴熟地运用进化论，高度概括中国历史的总趋势，系统地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夏曾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况，认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这是对中国古代史的总体划分。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衰时代；唐为复盛时代；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时代；清为更化时代。夏曾佑上述对历史的分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和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来划分的，虽然并没有真正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确是近代史学史上首先提出的崭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5]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反映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

周朝民先生把二十世纪初年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概括为：“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 [16] 这确是对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编撰的非常有见识的总结。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史学思潮的要求，在学制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编纂者确立编写原则时，既要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又要能表达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还要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培养国人的爱国热情。基于此，历史教科书必须文笔简洁，叙事集中而有条理，这样才便于学堂教学，和国人获取历史知识的需要。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勃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寓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 [17] 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传统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大多网罗繁富，卷帙浩繁，用于教学是不切实际的。司马光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生不暇举其大略。”纪传体不适宜教学，编年体同样卷帙浩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它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年代编成 294卷，可谓篇幅浩繁，用于教学也不适宜。因此，编写能够贯通今古，文笔简洁，叙事有条理，反映历史发展进化的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初历史编撰学不断前进的目标。夏曾佑编撰《中国古代史》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明确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 [18] 陈氏之言，比较精到地概括出历史教科书编撰的特点。

所谓的“文不繁”，是指新式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了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提供给大、中、小学堂的教学用书，凡编著的深浅程度，都按教授的对象而定，每章节的篇幅适宜，文字晓畅明白。如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到：“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荟萃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扬国学之精粹，而合学堂教学之用。” [19] 刘师培也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多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繁多，而今日所出之历史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20] 他首次根据课时和学时来编排教学内容，使之容易传授和学习。他还受西洋历史编撰学的启发，批判中国古代史书不分时代，杂乱无章。他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吸取西洋历史编撰学的优点，以时间为经，以事类为纬，重点论述了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大势，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等内容。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荟萃群籍”，参考几百种传统典籍，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全书 30万字，对近三千年的历史“提要钩元”，可谓“文简于古人”。

所谓“事不散”、“义不隘”，是指历史教科书叙事集中有条理，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探索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叙事脉络分明，以大事为纲结构全篇。作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者的大事则详，“如与所举大事无关，皆不见于书”。

历史教科书体裁新辟，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有统系，故刊行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出版后，读者认为“使人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学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务印刷馆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历史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 [21] 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刷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而且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1] 张元济 . 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 张元济诗文 [M]. 北京： . 商务印刷馆， 1986,172.

[2] 屠寄 . 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 .[M].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05,218 .

[3] 陈登原 . 中国文化史（下） [M].. 香港：世界书局， 1935,300.

[4] 江苏 [J],1904,7 。

[5] 汤志钧 . 章太炎政论集 [C]. 上海 , 中华书局 ,1977,276.

[6]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7]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

[8]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J] 浙江潮 [J,],1903,7 。

[9]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1-3 。

[10] 国粹学报 [J],1907,27 。

[11] 1899 年，王国维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序”所述。

[12] 普通书室 . 普通新历史 . 凡例 .

[13]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14]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总论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5]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 。

[16] 周朝民 . 戊戌变法后的历史教科书编撰 [J]. 史学史研究 ,1983,4,73.

[17]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18]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序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4 。

[19] 陈庆年 .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 [M].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后附广告 .

[20] 刘师培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凡例 .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07.

[21] 浙江潮 [J]1903,7.

篇3：编纂工作会议讲话

编纂工作会议讲话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我区召开的第一次全区修志工作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全区修志工作将进入全面编纂阶段。这对于扎实推进修志工作，确保完成编修新xx区志任务，促进我区修志工作跃上的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就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修志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在“十六大”精神指导下，进一步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做好xxx编修工作,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署的必然要求。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xxx作为一门学科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特别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使其在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要通过编修xxx,真实记录各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沿革,存真史、存信史;客观整理归纳地情信息,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全面收集风土、人情和名人事迹,引导熏陶社会风尚。要正确把握和处理xxx的资料性和学术性,在资料性的基础上加强学术性,在学术性的指导下充实资料性,有效发挥xxx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做好xxx编修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xxx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不同时代的创造智慧和民族精神,展现了地方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在历史长河中丰富着地方文化及社会文明史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大力发展xxx事业,必将有力地推动地方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丰富地方文化的内涵,加深地方文化的底蕴。

做好xxx编修工作,是立足自身职能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体现。众所周知,xxx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综合记述地方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百科百业的地情资料,比任何一种著述都更具广泛性和综合性,能使党政机关领导准确了解地区内各方面全貌,从而找到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按照我们的部署,本轮修志记述的时限是1983至,这22年正是我区改革深化、社会变革、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形势下,真实、准确、全面地记述这22年的历史,既可以为后人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详细记录;也可以通过比较22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二次创业”的热情,鼓舞振兴吉林的斗志;还可以通过深刻总结22年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振兴大业提供借鉴和服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这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驾驭全局、破解难题，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是实践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其必然要求。编史修志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通过编史修志、读志用志，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史为鉴，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光荣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胡锦涛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历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胡锦涛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明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对新形势下的修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独具特色的编史修志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明确任务要求，扎扎实实地推进编修新志工作。

编修新志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对这项工作，xxx副省长在全省第六次xxx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修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是各级领导的‘官职’、‘官责’。不重视修志就是不重视历史,而不重视历史的领导者就是不成熟的领导者。”省政府以吉政办发〔〕86号文件，将新编《xx区志》列入本届新编9部市辖区志修志规划。目前，新一轮修志工作已在全国、全省范围启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修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修志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办，按期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修志任务。

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强化措施，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我区这次修志的主要任务是：编纂《xx区志》一部，总字数约80万字。力争于完成编写审定工作，出版。

三、要确保区志的编修质量，力争出版国家级精品书。

志书存史资治，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修志是一项千秋大业，必须经世致用、质量第一。首先，必须做到观点正确。观点正确，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找准正确的记述主题。区志时段是1983年至20，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从开始到逐步深入的历史进程，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直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历史时期，因此，改革开放就是修志必须坚持的一条主线。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正确指导思想，区志必须切实记述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浓墨重彩地写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写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逐步健全的历程，写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具体效果。指导思想就是历史观点，历史观点正确，我们的修志才能正确反映历史，才能为后人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志书，才能让后人通过志书的记述，了解到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艰难和伟大。

篇4：编纂经费申请报告

尊敬的县领导：

《冀南文学报》是由我县文学爱好者自筹资金自发创办的一份民办文学报，自20xx年11月创刊至今，已经五个年头了。五年间，共出版60余期，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120万字，先后有百余篇（首）作品被《讽刺与幽默》、《杂文报》、《诗刊》、《燕赵诗词》、《邢台日报》、《牛城晚报》、《百泉诗词》等报刊。文学报为月报，每期发行3000余份，面向本县城乡，并辐射周边县市。作品体裁涵盖文化简讯、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民间故事等。作者层次从古稀老人到十几岁的小学生；有机关干部，也有农民、打工仔（妹），已发展形成了近百人的创作队伍。为推出文学新人，进一步提高创作队伍整体水平，我们先后编发6期个人作品专版，举行了8次作品研讨会和写作讲座；还与一些企业和职能部门联手，5次组织文学爱好者深入交通、电力、农业等系统进行采风，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我县各领域新发展、新创举、新成就的文学作品，并在文学报隆重推出，为促进全县经济建设加油喝彩。近年来，我们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措施，邀请周边县市知名文化人士参与文学报组织的活动，也组织骨干作者应邀参加其它县市的文化活动，借机宣传扩大文学报影响，从而，促进交流，加深了解，开阔视野。

《冀南文学报》，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成为每个文化人的精神家园，也因为这份文学报是“临西人写，写临西人”，具有较强的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更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快餐。她的存在，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文学需求，繁荣了我县文化生活，对陶冶人们情操，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推动作用，多次受到省市文联领导的好评，赢得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极大提升了临西的文化品味和知名度。

值此文学报创刊五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作者和各界朋友的一致要求，以及省市文联的关注支持，拟编纂《冀南文学报作品选粹》（暂定名），将五年来所发表的文学作品，精选辑印成册。这样，不仅使广大读者对文学报刊发的精品佳作可以集中阅读，免去翻检之劳，便于收藏保存；对于我县创作队伍来说，既是检阅展示，又是激励表彰，而且，这也是对文学报五年风雨历程的系统全面回顾总结；更有利于文学报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往长远说，第一家民办文学报，第一册县域文学作品荟萃，对于促进我县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深远的里程碑意义。几年来，作为民办报纸，我们自力更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始终秉承“以报养报，不求盈利，时刻注重社会效益，一切为了文化事业”的办报宗旨，在坚守文学本色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每期报纸的经费都是从专版服务的相关单位、企业那里“化缘”筹集的，且仅收取成本费，所以经费相当拮据。经初步核算，辑印作品集需经费约1元，恳请县领导在资金方面给予切实扶持帮助。我们相信，您的任何决策，一定会在临西文化史册上留下至关重要值得回味的一笔，数年之后，您也许会为今天明智的决策而自豪。

以上请示当否，请批复。

冀南文学报编辑部

20xx年8月1日

篇5：编纂之我见散文随笔

编纂之我见散文随笔

《说文解字》中，对“编”字的释义是“次简”，“简”是记录人们思想、观点的竹简，“次简”就是对简加以整理排列，使之次第有序。将这些简编连成册，使之便于流通传播，这就是最早的书籍了。由此可见，这最初形态的书籍就已经含有编辑的辛劳了。《尚书·多士》有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关于简册的最早记载，由此我们可以自豪的说：编辑之事业当始于商代。

最早把“编”、“辑”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是在唐代。“（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箧盈满”，在唐人李延寿的《南史·刘苞传》中首次出现了“编辑”二字，此时的“编辑”工作尚限于整理次序和校补写本的讹误与脱漏，其内容含义与后世所谓的编辑工作相比，还尚显狭窄。唐仪凤元年(676年)的《颁行新令制》中说：“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什么意思呢？这条令文是说，各种事物的信息量是非常巨大的，只是听听看看，恐怕会有遗失遗忘，所以全国各地都要深切的考虑到编辑工作的缺乏性。这里的“编辑”就有“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含义了，与当今编辑之工作的意义相去无几了。

编辑是做什么的，大体明白了。那么，具体开展编辑工作的又是哪些人呢？“面南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在古代，凡是做皇帝的，都会有史官记录其言行。这些史官给皇帝纪言书事，当然要对其书写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了，也必然要对前代的史官和自己积累的记录材料加以编次、整理，这些编辑工作既然由史官完成，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史官就是最早的编辑，如果他还有下属、帮手，那他就荣升为“总编”了。

当然，在古代做编辑的也不只是史官。我把孔老夫子称为春秋时期著名的编辑或总编，不知是否亵渎他老人家的圣名。圣人创办私学，给学生们用的教材是《六经》。庄子说：“丘治《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个“治”字是整理和研究的意思，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六经》非孔氏之书，老夫子扮演的角色是编辑，是继承了前人的编辑而进行的更为全面系统的编辑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孔圣人编辑工作的意义已几乎接近今人对编辑工作的要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孔老先生的编辑工作是带有一定指导思想的编辑，首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不能危及统治者利益，不能破坏社会安定。所以在编辑《六经》时，对于那些“怪力乱神”，他是用“不语”来处理的。具体到编辑《诗经》时，面对收集到的三千余篇古诗，他是“去其重”，删除重复的，再“取可施与礼义者”，用政治标准作为准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一共选取了三百零五篇古诗组成了《诗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做编辑时，还运用了相应的编辑方法，对整理好的材料进行编辑。比如，《诗》按照内容分为风、雅、颂；《书》按照体裁分为典、谟、诰、誓；《春秋》则用的是编年体的方法，根据前后因果关系，采用时间的顺序来编排史事。这些都可算作我们这位大编辑的辉煌成就。

说了一堆编辑的历史渊源，读者一定厌烦了吧。那我们就穿越回来，看看今人是如何演绎这一职业的吧。现今社会的编辑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类职业身份。指为各种媒体在出版前进行的后期制作，包括文字、图像、录音、录像、多媒体生成处理，和制作审核、校对的一项工序。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士，被我们称为“编辑”。随着文化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书籍、报纸、期刊、图画等出版物外。还利用声频、视频、符号、图像等提供知识，传播信息，积累文化，交流思想。因此，编辑工作的内涵扩大了。通常编辑又可分为图书编辑、期刊编辑、报纸编辑、广播编辑、电视编辑以及电子出版物编辑等。在网络盛行的年代，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站在站前沿的代表正是被我们称作“小编”的编辑们。站的编辑算不得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什么谋生手段。他们是为了共同的文学爱好而走到一起的团队，他们是一篇篇稿件的特殊读者，他们会按照审核标准将一篇篇符合要求的文章，编辑修改后发表出去。

刚成为社团里的一名小编，才编得几篇社团投稿，本无资格在这里对站编辑的事业评头论足，但从这短短数月的投稿经历和掰着手指都能算得出的编辑日子，我又感触良多，想于此一吐心中的点滴感受，还望诸君莫笑。

“我寻找一位编辑，却找到了一位朋友”，这是周国平写给一位青年编辑在样书上的题词，因为感动于这位青年编辑在见到他时，激动地嚷道：“你害得我好苦啊，昨天看你的校样，又是一夜没睡着！”这个小故事同样感动着我，这就是编辑与作者间的真挚情感。我不禁联想起了网页上那一段段的《编者按》来，那不仅仅是编辑对文章的评语，更是编辑与作者间文心的交流。所以编辑千万不要惜墨如金，哪怕只是引用作者的一段原文，哪怕仅有只言片语的感受，哪怕不过寥寥几字的欣赏和鼓励，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暖。我想许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常常是抱着“为自己写，给朋友读。”的心态去投稿的，编辑也是我们素未谋面的朋友，当然也希望得到他的加油和支持呀！

每当拿到一篇新的稿件，就像是和一位对你有意的姑娘进行一次约会，她正专注地望着你，希望你能看到她眼中的柔情，读懂她心中的爱意。既然无法躲避她火辣的眼神，那就与她对视好了。不仔细端详，不用心和她交流，你又怎能发现你会不会爱上她？所以说，对于一篇正常的稿件，不管文章的题目是否吸引你的眼球，无论作者的文风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作为编辑，你都应该静下心来，细细的品读。甚至于把自己想像成作者，将作者的写作情感贯穿于你的整篇阅读之中。只有这样，你才能编辑得相对准确到位，你的编按才能写得让读者满意。既对得起编辑的职责，更对得起那饱蘸着作者个人情感而付诸于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

对于刚接触社团编辑工作的我来说，有苦亦有乐。苦的是，有感于自己的文学水平有限、文字功底尚薄，从而不能对稿件编辑修改到位。每写编按，于内容上往往忐忑于自己对作者文章理解得是否到位、是否全面，遣词排句时，又露捉襟见肘之窘态；编辑的方法技巧尚不娴熟，编起稿件来还不能得心应手。你比如我在编辑一篇投稿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满怀热情，抓起稿件就编，而且认真地对文章的几处进行了修改（都忘了应该先备份下，以防发现修改的有问题需要恢复），可是编了一会儿才发现稿件问题太多，编不下去了，若不进行一些修改，根本就不能发表，因为你不仅要对作者负责，更要对那些读者负责。于是只好QQ上寻找社长老师求救，社长老师在系统后台看了这篇稿后，让我按退稿处理，同时给作者发个关于修改意见的飞笺。可见，编稿时也是要讲究方法和技巧的，拿到稿子，总要大致浏览一遍，没什么大问题的，再细读、慢品、慎修改。否则，往往做了那些无用之功。

开心的是，对于好文章我能够先睹为快，能够通过分析别人的文章，提高自己的鉴赏和写作能力。快乐的是，当我编辑的文章获得精品时，我竟然也有种咸与荣焉的感觉呢！当我收到作者老师给我的飞笺，对我的编辑工作表示感谢时，那份心底的暖意令我久久回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