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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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浅析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白居易闲适诗蕴含着哪些思想精神呢?读了白居易的诗歌是否可以详细了解到?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混乱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篇2：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精神
闲适诗是白居易诗歌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对平淡生活、琐碎小事的描写，表现其随性逍遥、知足保和、委化顺性、“此心安处即是吾家”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曾将自己所作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独守，或疑病闲居”为背景创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称之为“闲适诗”。《白居易集》中标明“闲适诗”的诗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义的216首闲适诗之外，其所有具有闲适情调的诗歌，也被认为是闲适诗，共占据白居易诗歌的70%左右。①这些闲适诗中，白居易经常提及“委顺”一词。例如：“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归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顺动，方寸付空虚。”(《松斋自题》“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达理二首》其一)
“委顺”一词，本来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委顺’的‘顺’，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趋势;‘委’就是尽量顺从这个趋势。”③“委顺”精神作为其处世哲学，是“他迂回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典型地显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倾向。”④同时，也是他顺应中唐的时代风气，融合自身性情气质气质与生命体验而产生的关注人生，处理现实矛盾的依据。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22)，即天宝大**后二十年，其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从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选择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与他的祖、父辈不同，他选择了更高层次的进士科，并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以至于“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则。
他的闲适诗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⑤
这段话中的“兼济”“独善”，出自于《孟子尽心上》，体现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在仕途中，抓住机遇，就要“陈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时”，便该“奉身而退”，“独善其身”。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顺”精神，遵循人生发展的规律。“独善”是在白居易面对被贬或者其他挫折时所奉行的人生准则，从容面对官场中的“退”，尽量顺从这个趋势。面临人生挫折时，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愤难鸣，而是坦然接受，寻求内心的闲适与安定，使“进”“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白居易因“委顺”而解脱烦恼，得到内在心情的协调。如《达理二首》其一：“我无奈何命，委顺以待终”;《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自得此心，于兹十年矣”。白居易知晓自己无力对抗命运，便抱着委任顺之的生活态度，任时运、任荣辱，泰然处之，使精神意识与社会环境契合圆融，以求得身心俱适、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经典对白居易“委顺”的人生观具有导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而《周易系辞上》的 “乐天知命故不忧”，正是贯穿了白居易一生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在《病中诗十五首》中说：“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他对“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驭臣之术”⑦以及朝廷当中政党之争的利害关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承认命定，安分守己，不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而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以委顺乐天的心态，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烦闷，寻求更符合他心灵上舒适自得的处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极为密切。早年，白居易对佛教抱着批判的态度，认为佛教造成社会弊端，指责佛教不事农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为母亲服丧，接着心爱的女儿金銮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亲情生死离别，难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便开始以佛教思想来克服心里的苦恼。如：
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策策窗户前，又闻新雪下。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莫安可过?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来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间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击，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苦闷绝望的心情无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学习禅机，主要是想以佛法来调适自己身处逆境时心中无法排遣的痛苦，读经坐禅，静养身心。他所处时代，正是禅宗中马祖道一派的“洪州禅”兴盛时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扬随缘任运，顺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禅道的过程中，对贫穷、体病、悲伤、痛苦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顺”精神，委任顺化，遂性自然，化解现实的忧患，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体会安逸闲适、充满诗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闲居》)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余。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食后》)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食饱》)
这些诗歌描写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却在这些细碎琐事中升华出闲适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构建出一个悠然自得的隐逸胜地，诗意地栖息在“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开始，大力推崇道家学说，把老子、庄子的著作分别命名为《道德经》和《南华经》。最高统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为唐代的时代风尚，并逐渐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它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蔑视和人为。它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是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环境险恶，亦曾深糟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⑧在此时代风气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自己也说“不开老庄卷，欲与何人言”。如：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即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隐几》)
这首诗取自《庄子齐物论》中的“隐几而坐”，全篇贯穿了《庄子》的思想，不执著于世俗的生死祸福，对冷暖孤独不动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教人顺应自然，委顺任化，保持独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对生死、祸福荣辱时，以“乐天知命”、“知足保和”、随缘任运作为处世哲学，对自我进行调适，忘却现实的痛苦，使心境闲适。
“知足”语出《老子俭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会认为生活美好，满足快乐。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达还是被贬穷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乐。如：
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淡然无所欲。何须广居处，不用多积蓄;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书怀》)
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咏怀》)
“知足”的观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为为其“委顺”精神形成的基础。在“穷”“通”之时，都能让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平和的心态，不以外物为羁绊，获得心灵上的自适自足。
《庄子》中说：“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顺”精神正是以此为依据，顺应自然造化，遵循自然发展趋势。他委运顺命，忘怀祸福宠辱，随缘自适，善于化解身心内外的矛盾，超脱于复杂现实，超越个体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牛李党争鱼死网破之时，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牵连，乐天知命，无往而不适。
四、结语
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与创作。白居易身处唐代，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融合三教的思想，积极调适自己内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运顺命，达到进退有据、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时其乐天安命的旷达性格，也让他始终追求闲适、享乐人生。
篇3：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 (《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 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 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篇4：白居易的闲适诗分析
白居易的闲适诗分析
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起居，还是抒发内心情志，排遣政治苦闷与人生悲哀，大都可见诗人达观知足的思想贯穿其中。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 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篇5：白居易闲适诗中的佛教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的佛教思想
1白居易对佛教思想的接受过程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众所周知，白居易是一代诗坛宗主，他以写讽喻诗和《新乐府》名动朝野，白居易将自己的创作概括如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1]世人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和讽喻诗耳熟能详，而白居易则对闲适诗推崇有加，他大量的佛理诗便集中在闲适诗中。
白居易所处的唐代，佛教极盛，但他并非开始就笃信佛教，其思想构建的基石还是儒家思想。早年他积极用世，他在《与元九书》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在通往官宦的道路上认真的努力着。
白居易入仕以后，屡遭挫折元和六年，白母陈氏逝世，白居易退居渭上四年。元和九年，诏受太子左善赞大夫，而元和十年，因险恶的政治斗争被贬江州。“至大和三年分司东郡，经历了俟罪浔阳，量移忠州，释罪回朝，出刺杭、苏二郡”[2]等起伏，其思想也日渐消沉。
宦海沉浮使白居易饱尝了生命的无奈和痛苦，在他事业的低谷时命运又给了他更为沉重的打击。元和六年五月，白居易回到故里。回乡不久，唯一的爱女金銮子得病夭折了，白居易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白居易的身心俱受煎熬，命运的枷锁已将他捆绑得窒息。这一系列的痛苦使白居易越来越倾向于用佛教去安抚自己。“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由了”、“不学空门法，前心安可忘”，他在参禅悟道中心泰神宁。于是，在白居易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佛理诗。
2白居易佛理诗解读
2.1“闲心对是水，清净两无尘”的日常生活
禅宗初奉“平常心是道”，这是洪州禅的重要思想，也成为中国禅宗的核心思想之一。《景德传灯录》卷二二《报慈文钦》有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师曰：‘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3]禅宗宣扬随缘任运，一切都顺其自然，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白居易修行过程中，倾向于保持平常心，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安逸闲适，笔墨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澹伯空灵、知足保和的诗意。
白居易晚年为居士，自称皈依佛门，他学习佛法努力按照在家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对此有一番见解。在《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序》中，他说：“我闻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万四千法门，是三者迭为用……虽佛以一切钟智摄三界，必先用戒;菩萨以六波罗蜜化四生，不能舍律。”[4]
“戒”是佛教中为出家合非出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观，用以防止罪恶。白居易十分重视戒，也严格地持戒。对于一位佛教信徒来讲，最起码需要持“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但是对于在家居士来说，仍不免世俗生活，每天都严持五戒是有困难的，故可在特定的时间保持斋戒生活。白居易的不少诗篇中描述过他为此做出的努力，如《斋戒》、《仲夏斋戒月》，从这些诗中，可以发现持斋生活的白居易不贪恋玉食珍馐，修心修口，努力践行五戒的要求。持斋的白居易也的确感受到了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斋戒带给他神清气爽、行起翩翩的疏朗。可以说，正是由于斋戒带来的益处，更加坚定了白居易的佛学之路。
2.2“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的禅定感受
佛教经过汉魏六朝五六百年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各个不同的派别，唐中后期，佛教八大宗派已全部建立，各个派别相互辩驳争鸣，但殊途同归。白居易对佛教的接受并不拘泥于某一派别，他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既尽量守持律宗的斋戒，又向往净土宗的淡泊，而且还吸收了禅宗的坐禅静默安顿自己的信仰，也创造了一种消闲的生活方式。
禅定是佛教最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乃生。通过禅定可以安顿躁动，清净杂念使心如镜台。对于这种坐禅给人身心带来的益处，白居易深谙其理，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对坐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第一莫若禅”。《唯识述记》云：“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烦恼，若不我执，无烦恼故。”[5]小乘佛教将“我执”视为万恶的根本，一切谬误和烦恼的总根源。由此看来，白居易通过禅定摆脱尘劳、远离惭愧，销尽烦恼，去除“我执”。
白居易写禅定的诗有很多，有的还原了他坐禅时的情形，《正月十五夜，东林寺学禅，偶怀兰田杨主将，因是智禅师》就是这类诗中的一篇。正月十五夜，历来是人们举家团圆的节日，白居易却离开家人，避开尘嚣，从火树银花的闹市走到寂寞冷清的东林寺独自学坐禅。从这份热情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佛禅的热爱和向往。
2.3“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的佛教思想关照下的人生感悟
佛教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生的苦难是无穷尽的，人间就是无边无际的烦苦世界。《法华经・寿量品》中说：“我见诸众生，没在于苦海。”[6]“四谛”将“苦谛”列为其中之一，一切都是变迁不息、无常的，宇宙是苦集之场，众生迷于“我执”，隐蔽了原有的佛性，在六道轮回的苦海中不能解脱，所以欢乐是短暂难以捉摸的，痛苦是长久不可挣脱的。
白居易的很多诗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他曾在《寓言题僧》中说：“劫风火起烧荒宅，苦海波生荡破船。力小无因救焚溺，清凉山下且安禅。”“破船”出自《众生撰杂譬喻》卷上，而《摩诃止观》卷四上有记载：“苦海怨深，船筏安寄。”[7]白居易化用这些典故，不仅说明他对佛学经典的熟稔，也表达了他对人生苦难理解之深。 佛教净土三经《般若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8]佛教认为，万物既然是因缘和合产生，即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不是来自于自身，就说明它不是真正存在的。白居易在参佛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也逐渐感悟到“馀物尽浮云”，于是，“梦”和“空”便成了他在佛教教义关照之下对人生最深刻的感悟。
“梦”和“空”这一主题在白居易的诗中屡见不鲜，《梦裴相公》就是其中之一。
五年生死隔，一夕魂梦通。梦中如往日，同直金銮宫。仿佛金紫色，分明冰玉容。勤勤相眷意，亦与平生同。既寤知是梦，悯然情未终。追想当时事，何殊昨夜中?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今朝为君子，流涕一沾胸。这首诗作于元和九年，裴相公是裴，位居临察御史，对白居易有知遇之恩。白居易在诗中回忆往昔，思念当时在大明宫的往事，不觉感慨“自我学心法，万缘成一空”。《中论・观四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9]缘起必有缘灭时，历经其中的白居易在佛教理论的指导下，更有“万缘成一空”的感悟。
3结语
张南山的《山居杂咏》之一《白香山》诗云：“广大诗家推教主，泽民遗爱至今传。天怀坦白天机乐，不愧人称白乐天。”这个评论，指出了白居易诗歌创作 “天怀坦白”的特点。白居易写诗，尽量做到“老妪能解”，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佛教思想浸染的缘故。白居易的诗歌，自然散发着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他怡养心性，情调淡泊的小诗，流露着“春来草自青”的天然审美境界。佛教不仅能对白居易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他诗歌创作风格抹上淡雅别致的韵味。
在中国封建文化发展到臻于完美的时代，白居易代表了当时文化的高峰。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悠游自得、自然旷达、任运随缘的思想和情趣也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文人理想心态，这些都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带给白居易这位儒生以深刻的影响，为他的视野开启一片新天地，也为他的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其发散着历久弥新的韵味。
篇6：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禅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谛，参禅悟道中学习佛学义理，他通过大量的闲适诗佛理诗阐发感想。
中唐时，禅悦之风风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领袖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均与禅僧过往甚密，“或师或友”。在禅宗受到士大夫们狂热礼赞时，中唐诗歌也出现了深刻变化。“诗到元和体变新”，“诗到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这个“变”是变“雅”为“俗”，“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经俗事，绘艳色，以“遣时日，销忧懑”。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到创作目的，整个诗坛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倾向，传统儒家文学所强调的诗的典雅庄重的品格被淡化了。
盛唐时，杜甫、顾况等写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顾况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会变迁中纪实题材表达的需要，“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观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知其世”，并非对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中唐诗坛在通俗化审美倾向方面则有了高度发展，文人之间以俗趣相尚，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老阴听话移。”句下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或审美思潮的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中唐诗坛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现“俗”的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在审美追求上倾向“以俗为美”造成的。而禅宗，一般认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转向，它抛弃经典仪轨，教义朴素，“行往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禅悦之风既然风靡此时的士林，那么，禅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会对士大夫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并在其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转型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着功利的、道德的、肉体的、享乐的、宗教解脱的等等各种层次的人生追求，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能代表士人实际精神面貌的诗人典型。我们以白居易为例看看禅宗人生观如何与中唐士人们的生活、创作相互协调。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几类，这表明他清楚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内在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协调。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曾激烈地以诗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没有政治抱负，他们身上因袭着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从根本上参与对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图重振国势，实现中兴梦想，因此，他们也曾积极地干预现实，锐意进行改革。这一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写民生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厥”。然而，改革并不顺利，政治的腐败没落不仅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频遭挫折和打击，“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偏远之地的司马，饱尝迁谪流离之苦。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贬为江州司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原来用以说明个人存在意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理想，现在都变成了与个人存在不相干的东西，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能向自身寻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人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命解脱为根本旨归。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清净光明，将生死解脱归结为人的本心自性的觉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脱、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禅宗这里，强调了对人的“自性”和对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态度就不是为出世而消极的随缘说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人世，以平常心为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提出的，与白居易或师或友的惟宽、智常、如满都是马祖弟子。《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蕴含的忘却世情、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已成为白居易人生观的构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来平息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泯灭外求的.欲望，卸下心灵的重负，“还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来面目”，以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来身体力行普通人的生活情景。他的闲适诗将这一种心态表现得尤其鲜明。
白居易的闲适、感伤、杂律诗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和讽喻诗同样具有极强的世俗性特征，但关注点不同。讽谕诗是以客观社会现实为对象，体现诗人的“兼济之志”，是对杜甫写实精神的继承;而闲适、感伤、杂律诗是以个人为中心，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情绪情感，体现他的“独善之义”。这类作品是中唐诗歌的主流，也是白居易后期作品的主流。秋雨夜眠是诗人们常写的题材，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有《秋雨夜眠》，两相对照，盛、中唐诗人不同的情怀就十分清楚了。杜甫面对秋天的风雨悲壮地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由自己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想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想到天下的寒士，其博达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令人景仰。白居易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这首诗刻画出了一个闲适老翁形象。窗外秋雨淅沥，老翁安然睡美。夜已经过去，却还要“香添暖被笼”，打算继续躺着。红于二月花的美丽霜叶，一夜之间被秋风秋雨扫落，对此岂能毫无感触?然而老翁却“晓晴寒未起”，对它漫不经心。诗人的知足保和、怡情自在跃然纸上。《秋雨夜眠》中的老翁心无所虑，淡泊闲散，是一个普通的世俗的人，一个享受着生活的人。观白居易闲适诗作洋洋几百篇，不过都是充分表现士大夫的世俗面、人情面，展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思想活动，特别表现了士大夫文人对于精神愉悦、心境闲适的努力追求。可以说，《秋雨夜眠》中的“老翁”是几百篇闲适诗中反复塑造的形象。“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三年请俸禄，颇有余衣食;乃至童仆间，皆无冻馁色。行行弄云水，步步迁乡园，妻子在我前，琴书在我侧。此外我不知，于焉心自得。”……诗中人物都是知足保和的，触景怡情而不是触景伤情，是闲适诗作的基调。白居易在诗中反复表白“同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强调自己是世俗社会的普通一员。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知天乐命、任随自然的生活，“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在平凡生活中寻求解脱和内心平静，获得人生的“实在感”。
但是，尽管白居易做着“自适”的努力，但其心中并不曾真正安宁清闲过。例如他在六十七岁那年写的《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这首诗表面写的是与挚友“闲饮”的情景，内里却包容着极为深沉的人生感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内心的焦灼、悲凉是用什么方法都不能真正解脱掉的。白居易在他的闲适诗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是个普通人，表白自己的生活如何怡然自在，正是他时时不能忘怀自己的真正身份，需要提醒自己、说服自己的表现。总之，白居易的闲适诗，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记录和表现了白居易和他那一代文人的心志情怀与尴尬处境，至于后人说庸俗说鄙俚说旷达说情切，对此诗人似乎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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