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苏轼的诗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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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李白集中描述的苏轼诗
李白集中描述的苏轼诗
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由上述对著录《李白谪仙诗》的苏集版本所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这首诗即被各本苏集所辑录。据此，应当说此诗是很有可能为苏轼所作的。而且依据这一结论，先前我们关于此诗的一些疑问，即可豁然冰释，得到圆通、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内容上说，这首诗是苏轼表达对李白的赞赏之情与追随之意的诗。诗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诗为苏轼所作的结论，则所谓“我”者，指的是苏轼；所谓“君”者，指的则是李白。另外，在这首《李白谪仙诗》中，整首诗意脉完整，读来畅达无滞。再从用韵上看，此诗前四句一韵，中间六句一韵，后六句又一韵，也毫无问题。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还有几个疑点需要讨论：其一，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将此诗录于《续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将此诗视为苏轼所作而产生的与《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对于这首诗有无可能如王琦所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误入苏轼集中，也需要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著录此诗的程氏《续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这首《李白谪仙诗》，不是出自于《东坡六集》中之《东坡集》或《东坡后集》，我们从现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也未看到对此诗的著录。这首诗所从出的程氏《续集》本所依据的宋代《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不像《东坡六集》那样在苏轼晚年行世前，曾经由他亲手校订过，而是因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谬讹误之处。南宋时胡仔甚至感叹地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后集，卷28,P211）这样，依据《大全》、《备成》诸集而辑成的《续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问题，有一些重出之作与伪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学者查慎行在其《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中，遂从程氏《续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处已出现过的重出之诗，列于编末，单独地编为四十九、五十两卷，而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还在这首诗后加了按语，他说：
慎按：《东观馀论》云：“‘我居清空里，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云云。黄伯长（按，长应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载全篇。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诗为李白作，其中应有讹误，未足以信从。首先从《东观馀论》的编辑、流传过程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东观馀论〉提要》，《东观馀论》是黄伯思死后由其子黄＠②编辑的。该著初编时共十卷，而今本所存仅有二卷。由此可见，《东观馀论》在编辑时或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曾发生过讹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四库馆臣看来，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其一，《东观馀论》曾经经历过“传写合并”。其二，黄＠②在编辑乃父遗著时“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应该说，这种推测是颇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则《东观馀论》自然难免会有他人之误说羼入其中。同时，既然黄伯思之子黄＠②“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这也告诉我们，黄氏之学虽有淹通渊博之称，但也不免有驳杂的一面。这样，黄氏之所得于道听途说者盖有以入之，而其子黄＠②或因受学识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讹误未能发现而编入《东观馀论》中。（注：事实上，《东观馀论》所记此诗，之所以只是对《李白谪仙诗》原诗并不连贯的节录，显然是黄氏误记造成的，这似可说明《东观馀论》中有得之于道听途说者。）意者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即当是由于“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所致，将本不属于论书内容的此则资料误编入其中。倘如是，则所谓《论书六条》之题，即当是黄＠②编辑时所拟，而非黄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这样，黄伯思虽著录了这首诗，但并不能证明此诗为李白所作。
由以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这应有讹误，故不足以信从（这样，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以《东观馀论》为据，列此诗于“他集互见”之中，便也同样不足以否定《李白谪仙诗》李苏轼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即此诗有无可能确如王琦所推测的那样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在后来又误入《苏轼诗集》之中？这种情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谓“乩仙之笔”，诚如前引詹师所云是“荒诞不经”，不须讨论。其次，细读《李白谪仙诗》，可以体会到是两位精神境界与追求颇为一致的人所进行的心灵交流。“我”虽对“君”怀有赞赏之情及追随之意，但并非顶礼膜拜，诗中的“我”，同样有着如李白那样超卓的追求，这从诗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精神意蕴和情感内涵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容显然远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词所能比拟，也同样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达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芦画瓢，诗中没有主体精神生命的渗透，因此毫无生气，读来味同嚼蜡（前引宋代诗话、笔记所记《上清宝鼎诗》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们从苏轼诗词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与《李白谪仙诗》相类似的情形。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便颇与《李白谪仙诗》中“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几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处。类似情形在苏轼其他诗中也常可见到。另外，细加体会，此诗内含有风趣幽默之致，与苏轼诗中常常表达的高逸萧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这也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王琦疑这首《李白谪仙诗》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考以观之，我们认为，作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蕴的诗，在只有《东观馀论》和苏轼诗集著录此诗、且苏集所录更为完整而《东观馀论》所记又有讹误的情况下，把《李白谪仙诗》看成是苏轼所作，无疑是更具说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
篇2：李白和苏轼的诗有哪些?
李白和苏轼的诗有哪些?
关于李白的古诗：
1 《江南》 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敕勒歌》 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咏鹅》 骆宾王(唐)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风》 李峤(唐)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5 《咏柳》 贺知章(唐)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6 《凉州词》 王之涣(唐)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7 《登鹳雀楼》 王之涣(唐)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春晓》 孟浩然(唐)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9 《凉州词》 王翰(唐)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0 《出塞》 王昌龄(唐)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1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2 《鹿柴》 王维(唐)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yǐng)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3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唐)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唐)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5 《静夜思》 李白(唐)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6 《古朗月行》(节选) 李白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17 《望庐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8 《赠汪伦》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9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0 《早发白帝城》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关于苏轼的古诗：
1、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2、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赠刘景文》
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三月七日》
5、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苏轼《江神子·江景》
6、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7、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
8、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蝶恋花·春景》
9、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10、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11、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12、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13、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14、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15、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6、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17、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18、笑渐不闻声渐悄。——苏轼《蝶恋花·春景》
19、林断山明竹隐墙。——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20、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李白的写作风格资料：
李白的古诗词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诗人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李白的性格豪迈，也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他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而言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其中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其实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他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诗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篇3：李白集中有多少苏轼诗
李白集中有多少苏轼诗
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著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影响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补注者，称为“新施本”。）、查慎行的《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苏东坡诗集注》等，皆著录了此诗。
由上述对著录《李白谪仙诗》的苏集版本所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这首诗即被各本苏集所辑录。据此，应当说此诗是很有可能为苏轼所作的。而且依据这一结论，先前我们关于此诗的一些疑问，即可豁然冰释，得到圆通、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内容上说，这首诗是苏轼表达对李白的赞赏之情与追随之意的诗。诗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诗为苏轼所作的结论，则所谓“我”者，指的是苏轼；所谓“君”者，指的则是李白。另外，在这首《李白谪仙诗》中，整首诗意脉完整，读来畅达无滞。再从用韵上看，此诗前四句一韵，中间六句一韵，后六句又一韵，也毫无问题。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还有几个疑点需要讨论：其一，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将此诗录于《续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将此诗视为苏轼所作而产生的与《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对于这首诗有无可能如王琦所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误入苏轼集中，也需要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著录此诗的程氏《续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这首《李白谪仙诗》，不是出自于《东坡六集》中之《东坡集》或《东坡后集》，我们从现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也未看到对此诗的著录。这首诗所从出的程氏《续集》本所依据的宋代《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不像《东坡六集》那样在苏轼晚年行世前，曾经由他亲手校订过，而是因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谬讹误之处。南宋时胡仔甚至感叹地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4]（后集，卷28,P211）这样，依据《大全》、《备成》诸集而辑成的《续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问题，有一些重出之作与伪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学者查慎行在其《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中，遂从程氏《续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处已出现过的重出之诗，列于编末，单独地编为四十九、五十两卷，而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还在这首诗后加了按语，他说：
慎按：《东观馀论》云：“‘我居清空里，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云云。黄伯长（按，长应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载全篇。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
既然程氏《续集》出于未经作者校订的坊刻本，其中大量存在与他集互见之诗，甚至这首《李白谪仙诗》也赫然列于其中，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如何证明此诗可信，而不在《续集》中不可相信的那一部分中呢？应当说，《续集》中大量的与他集互见之诗，确实使我们在此诗最后归属的问题上面临一定的困惑。但是，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并不能因为《李白谪仙诗》出于《续集》，即不加分析地断言其不可靠。事实上，就算《续集》也“真伪相半”，毕竟它还有另一半的诗不是伪作，这些佚诗，皆在《东坡前集》、《后集》所录之外，而赖《续集》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不少他集互见之诗而将保存大量佚诗的《续集》整体地加以否定。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即曾对查氏将程氏《续集》中与他集互见之诗编为第四十九、五十两卷表示过不满。他说：“此二卷诗，查氏附于全集之末，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别自皆有据。但其中亦有难定为必非先生诗者。……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一首，皆确系先生诗。”（卷四十七，下）这里，冯氏虽未列出《李白谪仙诗》，但这已足可说明查氏《续集》所列之诗也并不皆非苏轼所作。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查氏虽将《李白谪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之中，但所根据的也只是《东观馀论》，而并非是《李白集》或其他文献中也著录了此诗，从而印证了《东观馀论》所记是正确的。因此，在未事先证明《东观馀论》所据可靠、确凿的情况下，即引以为据而将其列于“他集互见”之中，这还远不足以说明此诗即为李白所作；甚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对于证据确凿的其他诗，查氏将《李白摘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中，还是不妥当的。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查氏虽将此诗列于“他集互见”中，但并未见得他即是说此诗为李白所作。细读查氏所加按语：“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这里只是说据《东观馀论》而将此诗由程氏《续集》卷一改编于此卷，并未即断言此诗为李白作。这一点结合查氏对其他“他集互见”诗所下的按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查氏对于“他集互见”之诗，在判断的语气上是有差别的。举凡可以确认非东坡诗者，他的语气都非常肯定，故常常有“据以驳正”，或“断为某某作”的字样。但对这首《李白谪仙诗》，他却未轻下断语，否认此诗为苏轼所作。这种审慎的态度，也提示我们，查氏并非是将此诗视为一定是李白所作的，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东观馀论》也著录了此诗，并归为李白所作，他才不能视而不见地不把它列于“他集互见”之中。因此，并不能以《李白谪仙诗》出于程氏《续集》，而查氏又将它列于“他集互见”一卷为据，来否定此诗为苏轼所作。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诗为李白作，其中应有讹误，未足以信从。首先从《东观馀论》的编辑、流传过程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东观馀论〉提要》，《东观馀论》是黄伯思死后由其子黄＠②编辑的。该著初编时共十卷，而今本所存仅有二卷。由此可见，《东观馀论》在编辑时或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曾发生过讹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四库馆臣看来，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其一，《东观馀论》曾经经历过“传写合并”。其二，黄＠②在编辑乃父遗著时“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应该说，这种推测是颇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则《东观馀论》自然难免会有他人之误说羼入其中。同时，既然黄伯思之子黄＠②“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这也告诉我们，黄氏之学虽有淹通渊博之称，但也不免有驳杂的一面。这样，黄氏之所得于道听途说者盖有以入之，而其子黄＠②或因受学识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讹误未能发现而编入《东观馀论》中。（注：事实上，《东观馀论》所记此诗，之所以只是对《李白谪仙诗》原诗并不连贯的节录，显然是黄氏误记造成的，这似可说明《东观馀论》中有得之于道听途说者。）意者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即当是由于“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所致，将本不属于论书内容的此则资料误编入其中。倘如是，则所谓《论书六条》之题，即当是黄＠②编辑时所拟，而非黄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这样，黄伯思虽著录了这首诗，但并不能证明此诗为李白所作。
其次，应该指出，黄伯思《东观馀论》将苏集《李白谪仙诗》作为李白的诗歌并题以《上清宝典诗》，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的支持。现存最早经由宋敏求在乐史所编《李翰林集》基础上增订、曾巩考定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南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以及其他笔记、诗话等皆未著录此诗。设若其为李白所作，则宋敏求增订李白诗时自应将其辑录；如果说是宋敏求漏辑的话，南宋咸淳年间始刻印的咸淳本《李翰林集》也应会据《东观馀论》而补辑的（事实上，咸淳本《李翰林集》即辑录了原为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所无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这只能说明一点，即《东观馀论》所录之《上清宝典诗》，是在宋敏求熙宁元年(1068)增订完《李太白文集》之后才出现的。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黄伯思著录此诗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说这是黄氏的讹误，这种讹误又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从《论书六条》说起。其实，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应能启示我们，或许此诗原本也是属于论书的内容，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黄伯思应当是从当时流传于世的书家之墨迹中录入这首诗的（至于《论书六条》中何以其他五条文字内容皆相对较长，独此条为最短，或因为其中论书的内容在“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时阙佚所致）。我们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宋代一些诗话、笔记如《王直方诗话》、《侯鲭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等尝录有传为李白所作的诗二首。其一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蔼明霞，缥缈上（或作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其二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咽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喜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dāng＠③。揖余以辞去，笑谈闻余香。”关于这两首诗之来历，传说颇多。如《王直方诗话》云：“元yòu＠④八年，东坡帅定武，李叔方、王仲弓别于惠济，出示《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诗，曰此李真人作也。近有人于江上遇之得此，云即李太白也。”赵令峙《侯鲭录》又记云：“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yòu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记太白诗》也云：“余在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首两句子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可见异说颇多，莫衷一是。今人陈尚君先生曾对二诗之作者作过这样的推测，他说：“其作者约有以下几种可能：其一，北宋道士托名李白作；其二，李真人作，后传成李白作；其三，北宋道士录唐时遗诗而献于东坡；其四，东坡自作而伪称得之于他人，亦如解《八阵图》而称少陵托梦之类。”[5](P868)但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苏轼曾经手书过这两首诗。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在辑录这二首诗时，即是说“录自苏轼书李白诗墨迹”[6]（第4册，P1731）。据此，我们应可推知，苏轼写成《李白谪仙诗》之后，其手书之墨迹，在此后流传于世。黄伯思为北宋末期人，据史书记载，他于徽宗政和年间曾官秘书郎，年代较苏轼为晚。作为学问淹通，尤精于金石、书法之学的人，对于流传于世的苏轼手书墨亦，黄伯思自然能看到。因此，他或当是在看到苏轼手书《李白谪仙诗》之墨迹后，将其录入《东观馀论》之中的；而他所以误会此诗为李白所作，应是误将诗题“李白谪仙诗”理解成苏轼是说这首诗是李白所作的了，错误即应是由此而产生的。至于他以《上清宝典诗》为题，或应是他将此诗与前所引的两首《上清宝鼎诗》误为一首所致（按，《上清宝鼎诗》与《上清宝典诗》仅有一字之差，且“鼎”与“典”，读音相近，明人胡震亨《李诗通》据《东观馀论》辑录此诗时，即题作《上清宝鼎诗》，而作为“朝披梦泽云”一诗之异文）。这样来认识这一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更主要的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东观馀论》与《苏轼集》之间存有的矛盾。
由以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这应有讹误，故不足以信从（这样，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以《东观馀论》为据，列此诗于“他集互见”之中，便也同样不足以否定《李白谪仙诗》李苏轼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即此诗有无可能确如王琦所推测的那样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在后来又误入《苏轼诗集》之中？这种情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谓“乩仙之笔”，诚如前引詹师所云是“荒诞不经”，不须讨论。其次，细读《李白谪仙诗》，可以体会到是两位精神境界与追求颇为一致的人所进行的心灵交流。“我”虽对“君”怀有赞赏之情及追随之意，但并非顶礼膜拜，诗中的“我”，同样有着如李白那样超卓的追求，这从诗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精神意蕴和情感内涵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容显然远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词所能比拟，也同样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达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芦画瓢，诗中没有主体精神生命的渗透，因此毫无生气，读来味同嚼蜡（前引宋代诗话、笔记所记《上清宝鼎诗》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们从苏轼诗词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与《李白谪仙诗》相类似的情形。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便颇与《李白谪仙诗》中“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几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处。类似情形在苏轼其他诗中也常可见到。另外，细加体会，此诗内含有风趣幽默之致，与苏轼诗中常常表达的高逸萧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这也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王琦疑这首《李白谪仙诗》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考以观之，我们认为，作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蕴的诗，在只有《东观馀论》和苏轼诗集著录此诗、且苏集所录更为完整而《东观馀论》所记又有讹误的情况下，把《李白谪仙诗》看成是苏轼所作，无疑是更具说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作为生前颇为热心地为李白诗歌“打假”的人，苏轼针对一些假托伪劣之作被收录于《李白集》，曾不止一次地忿然指出：“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余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兴唐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也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耳。”[4]（前集，卷5,P28）但在他生后，自己的《李白谪仙诗》竟被俗人误传为李白所作，这对于热心为李白诗歌“打假”的苏轼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当然，对于苏轼的这首《李白谪仙诗》来说，被误羼入《李白集》中，倒不会像所谓好事之徒所作那样为李白诗减色，反而说明了两位诗坛巨人之间内在精神世界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时，写这篇文章，还使我生出一番感触，即对于《东观馀论》所记李白《上清宝典诗》原本出于苏集《李白谪仙诗》，虽然王琦《李太白全集》中早已将苏诗引录，而李白研究界竟然从未有人就此诗之归属进行考察，说来真是一件颇为令人诧异的事。在李白研究日趋细密、具体的今天，王琦所说之疏漏到现在竟还未受人注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1]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3] 詹yīng＠①.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英
＠②原字讠加乃
＠③原字王加当
＠④原字衤加右
篇4：苏轼诗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掏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水调歌头?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我一直觉得，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巨星，只有李白可以与之相比。两人同样都是满腹经纶的天才人物，李白放荡、东坡豁达；李白浪漫、东坡豪迈；两人的一生也都是跌宕起伏，李白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凭吊中度过；苏轼虽少年成名却也命运多舛，北宋政治上的两党之争让他屡遭贬斥，常常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所处的逆境带给他们的不是沉沦，相反将他们文学上的天才完全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有了李白那瑰丽奇绝的长诗，有了东坡那豪迈奔放的名词，让我们陶醉于其中乐而不返。
前段时间看百家讲坛苏轼的专题讲座，对他的一生经历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使我更加喜爱这位大文豪，他认真，画墨竹之时时讲究“胸有成竹”；他风趣，曾作诗取笑好友陈季常的夫人是“河东狮吼”；他是性情中人，侍妾朝云因说他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而被他引为知己；他懂生活情趣，所以才有后世名满天下的“东坡肉”；他那旷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豁达超脱的精神境界让我由衷地尊敬和佩服。苏轼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词很多，我各节选了比较著名的十首，诗里面我最喜欢“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两首，充满着对人生的感悟；词里面最喜欢“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中秋”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三首，念奴娇是游赤壁时的咏怀之作，大气磅礴；水调歌头是中秋大醉后的思亲之作，意境深远；江城子是怀念妻子王弗的悼亡之词，深情凄凉，均可谓千古之绝唱。
篇5：读李白苏轼秦观的诗感悟
读李白苏轼秦观的诗感悟
读李白的诗，感觉那不是文学，是摄影作品。
李白使用文字，就如同摄影师使用照相机。他有能力用文字摄影，把雄伟浪漫，美仑美幻的自然真实准确的呈现给你。
当我读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候，总有种感觉：李白真神人也！
苏轼更喜欢在他的诗词里展示他的精神世界，对人生深深的`思考。这是苏轼和李白最大的文学气质差异。
同样是写庐山，李白喜欢写庐山的雄伟，于是就有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更愿意思考庐山的内涵，于是就有了：“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写精神世界，是非常难以把握分寸和尺度的。正如曹操所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苦比甜多，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不写人生的苦呢！
我们应该怎样描写苦，才是文学的巅峰，才是众生的福音。
戴复古写过一首词，有曰：“千首富，不救一生贫。”
如果一个作家写的苦让我们的读者更愤怒了，更压抑了，更纠结了，更失去方向了，这样的文学真的是上乘之作吗！？我们应该这样刻画生活里无处不在的苦吗！？
苏轼的朋友因为乌台诗案被牵连，发配蛮夷之地的岭南，归来京城后与苏轼相聚畅饮。席间，苏轼和朋友歌女的一番对话让苏轼诗兴大发，挥笔写就那首著名的《定**，常羡人间琢玉郎》。
“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蒙冤受屈，背井离乡，艰苦卓绝的生活后，那个人回来了，那个人似乎是比从前年轻了，而且那个人是笑着回来了，笑得那么自然，美好，带着岭南梅子的香甜。
于是观众大惊，难道痛苦让人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吗！？
于是答案呼之欲出，那答案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痛苦被文学家转化为轻松和答案后，我还是想哭泣，但我绝对不会迷茫。
秦观是苏轼的学生。在秦观的作品里，到处都是苏轼的影子。
下面，我想引用能让我泪流满面地一首词，那就是秦观的《鹊桥仙》。
让我们怀着敬仰的心，在飞奔的泪水中体味下什么叫做顿悟。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牛郎织女的爱情，有着迢迢银河阻渡，多么悲凉。
然而在诗人眼里，一年一度的相逢，却胜似人间厮守的无数，这是为什么呀？难道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都不忍回头看鹊桥的归路般深厚的爱情，相逢一次就足够了吗！？难道一年一度的相逢不是可悲可叹的悲剧吗！？于是我们再次需要答案。
那答案就是，“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肉体远隔天涯海角，但是情在那里，但是心在一起，难道这不是最美的爱情吗！？难道这不是最真的答案吗！？
当一个人有能力用文字拍摄真实，他就是诗仙。
当一个人有能力用文字把痛苦转化为轻松和答案，他就必然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领袖。
篇6：苏轼的诗还有哪些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夜有阴。
歌管楼亭声细细，
秋千院落夜沉沉。
篇7：苏轼观潮诗
苏轼观潮诗
观潮
苏轼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注释
庐山烟雨浙江潮：浙江潮，即指钱塘江潮汐。“庐山烟雨浙江潮”此句诗意是：庐山美丽神秘的烟雨，钱塘江宏伟壮观的潮汐，很值得去观赏一番。
未到千般恨不消：恨，遗憾。此句诗意是：无缘去观赏庐山的烟雨和钱塘江的潮汐，是会遗憾终身的。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由《五灯会元》卷17所载青原惟信禅诗的一段著名语录演化而成。语录的原句是：「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这“三般见解”，指得是禅悟的三个阶段，也即是入禅的三种境界。东坡此诗，正用此意。
译文
庐山美丽神秘的'烟雨，钱塘江宏伟壮观的潮汐，很值得去观赏一番。无缘去观赏庐山的烟雨和钱塘江的潮汐，是会遗憾终身的。终于亲临庐山、浙江，看到了蒙蒙烟雨、澎湃潮水，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觉庐山烟雨就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水就是浙江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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