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原因怎么写

“Iamfuckingold”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贫困原因怎么写，以下是小编整理后的贫困原因怎么写，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导致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导致贫困的原因

(1)消极的思想观念会失去和放弃很多挣钱的发展机会。富裕的有钱人都有着积极上进的思想(最起码是曾经有过)，他们善于捕捉有利于自己发展和挣钱的机会，有的富裕者不仅不会失去每一个机会而且还善于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

(2)消极的思想就决定了消极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消极那他为社会所付出的积极有效劳动也就少，一个不能为社会付出积极有效劳动的人自然也就不会得到社会劳动报酬——钱。

(3)消极的思想观念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办法也不容易接受和采纳，一个靠传统手工劳动、自给自足、封闭生产和经营的人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办法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人进行比较，谁的收益高不言而喻。

(4)消极的思想观念还有可能导致人生道路的错误，所作所为危害社会，最终导致贫困。

(5)消极的思想观念面对困难总是退让和躲避，从贫穷到富裕是一个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就会被困难所包围，贫穷也就随之而陪伴。

贫困标准线

贫困首先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 经济现象，贫困相对于富足，可以有一个人为划定的 标准，这就是 贫困线。

世界银行4月8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指出，虽然 中国自提高了扶贫标准，但 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 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 国际标准。按当年的美元 购买力平价，中国仍有2.54亿人口每天花费少于国际最新 贫困线，远高于 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 贫困人口。(《 中国青年报》4月9日)

虽然我们的 贫困线标准从年底前的人均年收入785元，大幅提升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但依据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人均1.25美元/天)，相差近一半。

一个与社会现实脱节的过低的贫困标准，势必让大量事实上的贫困者被排斥在贫困认定之外，得不到公共财政应有的救援和扶助。以当前我国物价 消费水平及各种 社会保障状况而论，“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贫困标准，明显过低。

20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而 国际贫困标准一般“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 贫困线”。据此，即便在我国农村，与“国际接轨”的贫困标准至少应是“人均年收入2300元”，高出1196元几乎一倍。

同时，贫困标准单一地依赖收入标准，忽略了支出标准。如果基本生活保障的成本过高、支出压力过大，即便收入看似不低，也难免贫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显示，“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财经时报》2月10日)考虑到目前我国 社保 福利制度仍不健全——覆盖率不高、保障水平有限，由生活支出压力带来的贫困，无疑尤其突出。

随着的到来，西部省份扶贫压力大增。导致如此的原因是， 中国将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将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比、96元的贫困标准提高了25%。

受此影响，全国 贫困人口总数将大增，再回到9000多万甚至上亿都有可能。一些中西部省份的 贫困人口总数将比年大幅增加，同时贫困发生率也将可能有较大幅度提升。以贵州为例，的 贫困人口为890万人，下降到50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5%，居全国第二。但是如果采用新标准，20贵州的 贫困人口将上升到1000万。

月21日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指出，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未来十年扶贫开发任务艰巨，返贫压力仍然较大。

根据了解，“十二五”期间，由于物价上升压力比“十一五”大， 中国的扶贫标准可能还要上调。

年轻人贫穷的根源

一是投资标的过少让年轻人的财富难以增值。

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发展较不完善，没能形成像美国一样高度发达的信托、基金等制度，从而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创造能力过低。

在中国过去十年中，唯一具有稳定价值创造能力的投资品只有房地产，十几年的房地产高速发展给大多数中年人家庭财富加了一个杠杆，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所论述的，随着房地产产业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处于较高的高位，这让年轻人想要投资房地产门槛过高，年轻人缺乏投资渠道自然财富增值速度过低。

二是生活成本快速上涨，储蓄习惯难以养成。

最近十年来，尤其是2008年之后，中国各地的生活成本出现了快速上涨的态势，各个城市衣食住行的成本增速都在某些不同的领域超越了年轻人工资的增加值，虽然从CPI数据来看，这个数字的增长并不快。

但是，大量未计入CPI的商品价格却在十年内出现了高速的增长，通勤成本、穿着成本、住房成本都以远超于食品成本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人储蓄观念比前辈人更弱，再配合上涨的生活成本，存不下钱已经成为年轻人贫困的重要原因。

三是就业结构的失衡。

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正是中国早年劳动力的低价格，给中国的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奠定了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高校招生人数的不断扩招，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大批的第二人口红利，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充斥于就业市场，过度扩招导致求职人数远超岗位数，很多岗位的门槛一升再升，很多原先大专生都可以从事的工作现在已经是硕士生才能够从事，这种就业结构上的巨大问题，导致了大量的白领类工作薪资下降，而制造业企业却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工作结构的严重不匹配，让同等教育水平所获得的工资更低，直接导致了年轻人收入水平的下降。

中国的年轻人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物价不断上涨，收入却是停滞不前，年轻人收入下降，投资渠道缺乏，生活成本上升，逐渐陷入恶性循环，是时候优化资产配置了。

篇2：家庭贫困原因50字

爸爸下岗多年，四处打工，工资微薄，妈妈是一名普通的职员，收入也不多。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有收入，年纪也大了，又有各种疾病缠身。

篇3： 家庭贫困原因说明

市民政局：

我叫XX是哪里哪里的村民，今年41岁，全家人口6人，其中，劳力2人，读书2人，年老有病失劳力2人，是一个人多地少，劳动力少的困难家庭。

我家的主要困难原因是，一是，人多耕地少。农民没有土地就难赖以生存，少有土地生活必然困难。这个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本人深有体会。去年我家承包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得的2亩职责田，人均耕地为0。33亩，众所周知，农业基础差、投入大、产出少、收效微。去年我水稻折款纯收入3600元，出售家禽家畜1200元，除此外，别无收入，年人均收入没有到达农村居民低保标准，生活甚是困难。

二是，供养任务重。我上要供养护理80高龄多病的双亲，父母双方早已疾病缠身，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要专人打理才能生活，为此我早已心力绞率，无法外出打工挣钱帮家用，下要供养呵护一双儿女读书成长，平均每个劳力供养两个无劳动者，担子重，压力大，脱贫难，家庭生活和重担几乎压弯了我的腰，不堪重负。综上所述，我家是一个耕地少、劳力少，的困难家庭，在这困难的时刻，特向市民局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度难关，恳请贵局批准特盼特此说明。

篇4： 家庭贫困原因说明

大连民族学院:

________(学生本人姓名)系省(市、自治区)市(县)______(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考入贵校，其家庭(以下填写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说)生活困难，父母在家务农，以种田养蚕为业，每月收入约300元左右，其哥哥在广州某电脑学校工作，每月收入600元左右。20秋季与其弟弟同时考上大学，家庭经济收入少，无力支持其完成学业，拟申请助学贷款，望贵校予以资助。

特此证明。

经办人:________签字)

________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盖章)8月__日

篇5： 家庭贫困原因说明

本人系XX大学XX学院XXXX专业级在校学生XXX。

我家位于XX省XX市，父亲是XXXXX厂一名普通工人，母亲早已下岗在家照顾全家的生活，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父母的收入还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但是爷爷奶奶体弱多病，所需的医药费逐年增长，今年我考上了XX大学的研究生，弟弟也在读于一所大学，高昂的学费和医药费加起来让本来就拮据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

为了缓解这一状况父亲此刻也背井离乡去工作，母亲也在有限的空闲时刻做一些临时的工作来补贴家用。虽然总收入比以前有了一些提高，但是家里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

家里的这些状况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为了缓解家里的压力，也为了避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我迫切的需要申请一份助学贷款来帮忙自己渡过这两年的研究生生活。

我保证这些贷款将用来缴纳自己在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并且保证在这两年的生活中发奋学习，艰苦朴素，用心乐观，按时完成学业。另外，在今后我必须会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借款人的职责和义务，保证按时足额归还贷款本息。

篇6： 家庭贫困原因说明

本人***，家有三个人，爷爷、父亲和我，母亲与父亲已离婚，(能够的话也写下母亲是否给予固定生活或者教育费用)，爷爷身体不好需要长期吃药才能持续身体健康，父亲是个油漆工工资很低，只能简单的维持家庭的生活。家庭负担全都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我的学费对于我的家庭更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因此请学校给予支持。

此致

敬礼

***

日期:xxxxxx

篇7：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李昌平：农民贫困的原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於没有权利，源於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於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只能工作3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麽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麽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麽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後，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

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3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後的日子怎麽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10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於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麽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徵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於谁？属於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於谁？属於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於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於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於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麽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於这麽苦、这麽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後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80年代後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的公路主要是农

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

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1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大洪水後，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农村什麽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人的工资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後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麽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麽？法不管用。那“法”为什麽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麽打得起官司？怎麽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汤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麽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麽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4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後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麽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後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於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麽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麽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於不利的小农，怎麽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於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後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後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後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

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麽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後也来一个什麽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於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麽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後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面开人民代表大会，10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於一个城人的代表权。至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麽苦！农村不会这麽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於弱势，一个处於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麽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江泽民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麽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後期，工业化进步後，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馀以後，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後，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也就有了1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於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麽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麽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麽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麽什麽“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於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麽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後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的人什麽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15、6岁，过5、6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麽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麽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麽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人可以用身分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麽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

农民也是国民，为什麽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麽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分、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麽、那麽的难，利息还高於城几倍。

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1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人1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麽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於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麽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

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麽配置资源呢？到村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麽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来、雨去，两年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城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麽？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麽回报？没有！

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他得到了什麽？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1块钱读1年；初中时，1年2块钱；高中时，3块、5块读1年；大学时，国家1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於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麽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乾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像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大洪水後，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农村什麽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人的工资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馀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後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农民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2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後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麽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麽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麽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麽？法不管用。那“法”为什麽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麽打得起官司？怎麽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汤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麽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麽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4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後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麽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後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於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麽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麽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於不利的小农，怎麽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麽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於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後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後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後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

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麽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後也来一个什麽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於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麽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後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面开人民代表大会，10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於一个城人的代表权。至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麽苦！农村不会这麽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於弱势，一个处於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麽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江泽民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麽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後期，工业化进步後，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馀以後，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後，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也就有了1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於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麽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麽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麽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麽什麽“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於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麽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篇8：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城市贫困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文章从城市贫困概念的界定入手,分别从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层面分析了贫困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试图为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参考.

作 者：张溯波 山国艳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沿海企业与科技 英文刊名：COASTAL ENTERPRISES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2) 分类号：F29 关键词：贫困   城市贫困   收入  

篇9：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摘要：大学生就业问题是近几年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贫困大学生作为弱势群体更处于劣势地位。本文以就业为中心，结合市场与经济、社会和政府、贫困大学生自身、教育和其他等因素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关键，从而促进贫困大学生的就业。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就业；原因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近几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而贫困大学生由于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就业更加困难。下面分几方面来具体对原因进行分析： 一、市场和经济的原因 第一，毕业人数逐年递增，就业形势严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往年毕业而未能就业的高校生，就业大军可能高达千万。”[1] 如此庞大的就业大军 ，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贫困大学生出于对教育成本的考虑，选择的院校层次比较低，对于专业非热门。贫困大学生选择的这些行情一般的专业在就业时竞争更加激烈、待遇相对降低。这种情况导致贫困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收入无法提高。 第二，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余波还没有平息，中国经济也受到这种影响。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些需要通过大学来改变命运却越来越看不到未来的贫困大学生压力更大。经济危机对贫困家庭的冲击也很大，很多贫困家庭的家长也失去了工作，生活更加困难。这种困难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使这些家庭把上大学更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业，投入却看不到可以收入的未来；另一个是家庭贫困使学生要尽快工作解决这个困难。面对着就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也可以解释有些学生会放弃高考了。 二、社会和政府的责任 社会和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就业不公平上。“据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调查发现，几乎一半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关系是找工作的最佳途径。”[2]此外，很多沿海和经济发达城市仍然对户籍有所要求，存在着地域歧视。这些都使得贫困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 这些问题不但暴露了一种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更能说明的是政府责任的一种缺失。政府在对待这个问题时，不但没有健全公平的就业机制，也没有建立对这种不公平显现的有力监管机制。 三、贫困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第一，对于就业的期望过高。调查发现，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工资价格区间为月薪2000元以上，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区间在3000～4000元之间。 [3]毕业生期望收入与社会收入实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同时在毕业生期望职业类型方面也与社会需要有不小差距。 贫困学生也是大学生的一员，在就业期待方面同样存在过高的问题。并且贫困生因为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更渴望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份可观的收入。而且很多贫困生在学校的成绩很好，这会让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的学生水平要高一些，从而导致整体预期水平的偏高。在这种过高期望下面对就业紧张的局面，贫困生也就更容易失望放弃。 第二，综合能力欠佳。就业竞争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也是学生综合实力的较量，这包括能力素质、身心素质等。贫困生大多有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构成，这些地区或家庭的教育资源稀缺，教育观念也比较落后，学校仅仅以培养“名牌”大学生为目的。这都使得这部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其他特长的缺失。虽然在大学四年中这些不足有所弥补，但是总体上相对一般的学生还是有一定差距。 第三，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因为自身的经济窘迫，加之周围“富二代”们的对比，一部分贫困大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导致他们更加脆弱敏感，限制了与同学的交往。交际圈的缩小，更加重了这部分学生的自闭与焦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必然影响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更深远的.影响到未来的就业。还有一部分贫困大学生盲目与家庭富裕的学生进行攀比。比穿戴、比吃喝、比名牌，不但造成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奋斗的志气，人生观和世界观出现偏差。失去了努力、朴素的优势，就业也就难上加难。 四、教育的原因 有些大学为了招生的需要，开设许多热门但就业前景一般的专业，使得学生在毕业时就要面临严峻的竞争，毕业后只能待业。贫困大学生本身经济上就很困难，不可能再花费金钱和知识去对新技能进行再学习，在就业上就更没有了优势。 此外，大学的学费这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很多贫困大学生更想尽早工作。为了不使家庭更加贫困，不得不放弃考研。 面对同一个就业机会，贫困大学生在学历上就失去了优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首先就要解决贫困生就业问题。政府要负主要的责任，此外社会和学校也应予以配合。从贫困生真正的需要出发，尽量考虑到各个方面。提供有力、有效、及时的政策，促进贫困生的就业。就业率提高上来，自然不会对读大学失望，也就防止了这种问题的产生，以免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 参考文献： [1]栾茂峰.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及分析对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17）：145. [2]赖德胜.缓解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政府职责[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8（08）. [3]何西培.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J].中国成人教育，200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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