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计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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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计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经济周期
浅析计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经济周期
一、引言
经济周期研究在计量经济学历史上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很大程 度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正是起源于1930年代由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参见Morgan, 1990; Part 1)。在过去的70年间，关于经济周期的计量经济研究学术发展卓著，但至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止，宏观计量模型仍未能对经济周期作出成功的预警。当然，失败也成为推动研究继续发展的动力。本文着重考察经济周期研究的计量经济方法在20世纪60 年代至90年代，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大衰退驱动下的发展历程，以反思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二战”结束后，关于经济周期研究的综述性文献有很多，包括 Gordon (1949)，Koopmans(1949)，loose(1952)，Hickman(1972)，Zarnowitz(1985;1992)， Laidler (1992 ) , Jacobs ( )，然而专门从计量经济学发展史角度进行梳理的文献还属空白。
为了便利读者，以下的第二节先对早期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经济研究作一概述，然后简述70年代前的相关研究。第三节主要介绍在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后学界由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研究所引起的对经济周期的计量模型方法反思的主要研究书中的一章，该书正在创作过程中。令扮研忆总第380期思路。第四节介绍1980年代由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崛起所带动的对传统NBER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逐步规范化(formalisation)过程。第五节集中介绍专为预测经济周期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方面的发展问题。第六节是对自60年代以来近30年的发展历史的总结回顾。
二、背景简述
在“二战”之前，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经济研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要源于Slutsky- Frisch的脉冲传播宏观理论模型(参见Frisch,1933 ; Slutsky, ,1937 ; Bjerkholt, ; Louca, 2007)。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周期是可由数个宏观经济变量(如GDP)的动态过程表出的。而这些变量的动态过程又可由其他若干变量(根据适当经济理论所选取)和随机冲击变量的共同作用来解释。Tinbergen的宏观动态模型，特别是关于美国经济分析的模型(1939)，是对这类理论模型实际应用的首创。Tinbergen模型发表后所引起的有关计量经济方法的争论，为促成Haavelmo和Cowles Commission( CC)研究所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规范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参见Qin,1993)。就经济周期的计量经济研究而言，CC研究所的主要成员Koopmans (1949)曾基于Frisch (1937)的结构模型方法思路，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计量建模作了概述。
Koopmans所述的方法论，将计量经济学者的主要职责定义在尽量获得由经济学家设定的脉冲传播理论模型中的.结构方程参数的最优估计之上。理论模型参数一旦有了数据的最优拟合，模型就可用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和预测了。随着Haavelmo一CC的计量经济学规范化体系的步人主流，上述经济周期的计量经济模型方法也随之成为主流方法。 有关经济周期计量研究的另一派被通称为NBER派。NBER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简称，该局在Mitchell的领导下，从19代早期开始经济周期波动研究项目，到1940 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建立经济周期经验年表的一个相当成熟的过程(参见Burns和 Mitchell, 1946。首先，Burn，和Mitchell对经济周期波动下了定义，即经济周期波动是总体经济活动的循环，其基本特征是定期重复出现，但节点、持续时间以及振幅并非周期变化②。基于此定义，他们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是不能由少数宏观经济指标直接观测的。这一观点与上述主流派截然不同。
篇2：中闰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构建
中闰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构建
彭秀良 李东雷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8）
【摘要】 “范式”是科学哲学的术语，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时，关注的是它的内涵。“范式”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领域包含两重含义，区分开这两重含义可以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扫清思维上的障碍。
篇3：中闰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范式与学科体系构建
【中圈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2012 ）10-0013-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0. 004
虽然社会工作是“舶来品”，但对于发展劲头正盛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缺乏历史源头的追溯显然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如何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不仅具有学科史上的价值，也会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最终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里，笔者借用西方科学哲学界相沿已久的“范式”概念来考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模式问题，并简单讨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首先引入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其由理论体系、研究规则方法与哲学观点等等构成，科学工作者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去解决某一领域的难题。在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时，关注的是它的内涵，具体说就是哲学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但是，与在科学哲学领域的运用不同，“范式”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领域包含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当下运用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并完成学科体系的建构；第二重含义，则是指自专业社会工作被引进中国直到1952年被取消时为止，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什么样的体系架构、研究方法和哲学观点。
为什么要区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呢？理由在于：其一，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为一个颇有声色的专业和职业，明显地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发展路径。当时的社会工作理论界肯定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并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实践，从而留下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库恩曾指出：“如果没有一种范式理论规定了问题并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解，就很难设想会有这么多精心的努力，更不会产生任何成果。”其二，民国时期形成的范式理论在1950年代初戛然而止，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断裂带”就此出现。等到1980年代后期重新启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时，已经不是对原有范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而是又一次从外部引进新的观念和理论。对于这一点，王思斌教授的概括很精彩：“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香港、美国引入了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而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知识形态。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3既然对原有的社会工作知识“少有问津”，那么，社会工作重建后的范式理论（如果已经形成的话）肯定不会与过去的相衔接。其三，当下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运用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引进的。换句话说，现在正在做或准备做的整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工作，是以当前熟练或半熟练使用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做“参照物”，去裁剪历史上的整体形态，取我所用，弃我所弃。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有可能再一次破坏掉几十年前就已成型的范式，使得历史原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基于上述理由，就需要区分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以便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扫清思维上的障碍。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区分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做了铺垫。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究竟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是否形成了某种范式。所以，还必须对此进行一番考察，以判明历史事实。
判断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是否形成了某种范式，要以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和比较为主。抛开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划定文献资料的范围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著作。民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著作总共有34种。但即使是这34种著作，也无法全部读完，主要原因是文本寻找上的困难，不过可以通过解读和比较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来达到目的。经过初步研究，可以确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某种范式，理由如下：第一，他们有着相近的哲学观点和学术旨趣。言心哲、柯象峰、蒋旨昂、关瑞梧、李安宅等人的求学经历都惊人地相似，他们不但对社会工作的本质和社会功用持有相近的认识，而且都非常注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社会工作的精神资源。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论述。(社会学论文 )第二，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方法。以蒋旨昂和李安宅为例作对比，可清晰地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不仅转述国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更注重从实地工作经验出发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使理论体系的建构与中国社会实际相切合。在对社会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训练上，他们二人保持完全一致的态度，即训练、研究、服务一体化，只不过在顺序上有些差别。蒋旨昂的表述是“社会工作人员之教育，应以‘训练’、‘服务’、‘研究’三者合一为最高原则。”李安宅的顺序颠倒过来了：“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社会学、人类学，才是兑现的人事科学。兑现的人事科学才能解除人间痛苦，才能培养出综合技术的人才。”第三，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都已成型，因而言心哲、蒋旨昂、李安宅都对这三大方法做了或详或略的论述，以供给一线社会工作者科学方法的指导与训练。除去这三大方法，他们均对社会工作教育、社会行政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在各自的著作中留有一席之地。第四，他们在使用文献的来源上有着相近或相通之处。最明显的实例是言心哲在反驳时论对社会工作的责难时，将责难社会工作的人区分为个人主义派、进化论者、优生学者和经济命定论者。李安宅也是从批评这4种人群的错误认识着手，来维护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的，所差的只是名词上的不同，这说明他们引用文献的来源是一致的。
认定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某种范式，就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指出了方向。应该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范式理论为基准，在探究这一范式产生和成型的过程中书写社会工作发展史，而不是以现在从国外“舶来”的理论和知识为“参照物”去剪裁历史。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也是科学的历史书写方式。
三、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
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范式理论为基准建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尚存在一些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一是如何看待新、旧范式之间的联系问题。由于中间相隔了40年的“断裂期”，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范式是否对重建后的社会工作范式产生了影响尚未可知，更无从谈起新、旧范式之间的联系了。根据库恩的理论，“新范式是从旧范式产生的，他们通常混合着传统范式以前用过的许多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但是，他们很少以完全是传统的方式用这些借来的因素。在新范式的范围以内，老的术语、概念和实验同其他东西开始了新的关系。”跨越过“断裂期”的社会工作范式是否包含有民国社会工作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还需要花大力气去求证。如果求证结果是肯定的，那么，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旧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是通过何种途径传递过来的。
第二个难题是处于专业社会工作“断裂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是否也承继了民国社会工作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行政性社会工作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工作，王思斌教授把它叫做本土社会工作，并析分其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具体的社会服务活动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下形成的社会工作，表面上看来不会吸收民国社会工作范式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但如果从主导政策制定的人员谱系上查考，是不是果真如此呢？
第三个难题是民国社会工作范式和重建后的社会工作范式，都对中国文化传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敬意，那么，历史资源对这两个范式的意义一样大么？在强调社会工作的国外源流的同时，也不忘记关注本国的历史资源，这种本国的历史资源是否构成这两个范式的“可通约”因素呢？
如果上述三个难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对构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学科体系的信心就充足了，也能很好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不同阶段。
注释：1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2【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王思斌：《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7月（上）。
4彭秀良：《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出版物》，《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8月（下）。
5蒋旨昂：《社会工作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6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7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3页。
8【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9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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