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55岁无犯罪激情”/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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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谈谈“55岁无犯罪激情”/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作者:宋立军

最近网上了一篇文章，题为《司法部建议增设20或30年长期刑，减少死刑的适用》，让笔者眼睛一亮。主要是建议减少死刑这条，笔者很赞成。在这方面，以前几乎听不到官方的声音，只是一些学者在呐喊。

1月16日，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就湘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副部长认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我国现阶段很难，更可行的办法是改革刑罚制度，增设、30年的长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他还介绍，司法部最近对我国的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

笔者不知张副部长的话是否代表司法部，但是记者同志却用了“司法部建议”的字样。倘若是个人意见，言论自由嘛，谁也别太较真，毕竟人的想法不可能统一。但是如果真的是司法部的初步意见，笔者倒要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对张副部长关于“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的观点不敢苟同。

首先，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实际服刑十五六年的原判无期徒刑的人释放后会比其他类型的获释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性大。任何一项政策或法律的出台都要有实证作依据，特别是立法建议更应慎重。因为一个缺乏实证、想当然的立法建议，会对社会、对公民造成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害。

其次，55岁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不是法律概念，这是生理年龄。用生理年龄来作为立法的参照系，很不科学。假使一个14周岁的少年，另一个是30周岁的青年，分别犯了杀人罪，都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么是不是少年必须要服满41年，而青年只要服25年就行了呢？这明显有悖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看来犯罪也不能太早，晚犯罪还可以少吃官司。此外，笔者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55岁”这个词，关于这个年龄犯罪的人可真不少，他们的犯罪激情还浓着呢。

最后，这个建议也与刑罚宗旨相悖。刑罚的'宗旨不仅仅是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更重要的是保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全。让我们做一些假设吧。一试想，一个被判无期的罪犯知道自己至少在监狱里要关25年，他还有“改造积极性”吗？二试想，他入狱前的尚未满月的孩子，要等到娶妻生子后才能与父亲团聚。孙子的爷爷呢，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老人。而原来的刑法却不是这样的。三试想，在他没有了犯罪激情后，也没了生活的激情，他给社会能带来什么呢？只能是日益增多的不稳定因素，只能是不得不在本已吃紧的社会保障中挖出一块，给那些已没了任何激情的人，只能是……

哎，好在即使建议被采纳，25年以后才会显现效果。真不该操太多的心啊！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司法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法律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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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杀鸡与监狱工作科学化/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作者：宋立军

我常想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其实，“科学”就是“简单”。你看，控制空调、电视机不用跑来跑去、登上爬下的，有个遥控器就行了。据说，有的电器还可以用语音控制。这么简单的操作，就是“科学”。

有一次，我在市场上买了只鸡，请专门杀鸡的人帮助杀，每只一元。这真是方便，想想过去我们买鸡都要自己杀，弄得到处都是鸡毛鸡血。在杀鸡处，要杀的鸡可真不少。自动脱毛机一转，十几只光净的鸡几秒钟就被捞出。怎么才能认出哪只鸡是自己的那一只呢？杀鸡的人有办法，她在把鸡放入脱毛机之前，会当你的面把鸡的爪子或冠子或翅膀尖剪下来（光爪子就有几种剪法），并让你记住。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不知是谁想的，还真有创意。

此后，我常常思考这个杀鸡的问题。实际上，还可以想出别的办法。例如：首先，准备一些编了号的腿环；接下来，分别给要杀的鸡套上；然后，登记造册；最后，等鸡杀好后再请鸡的主人签字领鸡。

前后哪种办法更科学呢？当然是前一种。为什么呢？因为前一种更简单。后一种尽管操作上更规范，但是杀鸡的成本太高，费时费力费人手。

但是，我们的监狱工作却经常做“杀鸡套环”的事。有些本来很简单的事，却因为我们追求所谓的“规范化”、“科学化”，搞得越来越复杂化了。弄得基层的同志整天忙于应付重复来重复去的资料和表格，几乎没有时间去做该做的工作。

我认为，科学应该有两部分组成。就如空调电视的遥控器，设计的过程是复杂的，而使用的过程却是简单的。而监狱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缺少设计的，或者说是把设计和使用混在一起了。事实上，这种做法本身就毫无科学可言。

我不知道，杀鸡事例与监狱工作科学化在机理上是否有可比性，但从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感觉这其中肯定是有联系的。最起码，我们在工作中要做到：强调“科学化”、“规范化”时，千万别忘了“简单”。要知道，简单才是“科学化”的最直观表现，才是“科学化”的最应有之义。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宜兴市

江苏省丁山监狱

苏州大学在职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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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07429123或1386152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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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培育知识改造理念的思考/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江苏省丁山监狱 宋立军

摘 要：我们要培育知识改造理念，充分发挥知识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以知识创新带动监狱改造工作的创新。我们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实践知识改造理念。

关键词：知识改造理念 基础 媒介 物化 创新

监狱改造工作树立科学的符合形势要求的理念十分必要。因受“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启发，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原理，并结合监狱改造工作实际，我以为应当把“知识改造”作为我们监狱改造理念。培育知识改造理念，就是要培育这样一种主导观念，即监狱改造工作以知识为基础，充分发挥知识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积极探索知识创新对改造工作理论及实践的意义。

一、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也包括人类获取新知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掌握并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过程，也就是发现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过程。随着对知识经济的广泛认同，人们越发感觉到知识对于人在社会领域的行为或活动来说，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为人类行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有类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角色都依赖于知识，并为知识所调节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统治世界不但是个趋势，而且日益成为现实。同样，监狱改造工作也必然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知识是监狱改造工作的基础，贯穿于改造工作的全过程。知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人类智慧的集合体。只有当人类掌握了制造工具的方法，人才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因而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来源于对知识的运用，改造工作也不例外。改造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它所依赖的知识是十分广泛的。无论是制订改造工作目标，实施改造工作方案，运用改造手段，还是进行改造效果评价，无不立足于包括监狱专业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见图示）。监狱改造工作的目标是将罪犯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守法公

民，这一目标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改造工作方案要从现实出发，要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改造手段要灵活多样，因人而异，分管分教 ；效果评价要客观真实。单就改造工作三大基本手段而言，知识作用于监管手段，指导着监狱的布局、监管设施的配备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与执行。知识作用于教育手段，使教育途径多元化，更加有利于被改造者接受。目前我们正在探索的心理矫治教育，就是建立在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基础上的比较有效的教育方式之一。知识运用于劳动手段，使罪犯劳动从作坊式、劳动力密集型逐步向现代化转变，并逐步将劳动改造定位于一个科学的层面上。所有这些，离开了知识的指导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知识充当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彼此沟通的媒介。尽管对罪犯的改造带有一定的惩戒性，但真正把罪犯改造好，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认同是基础条件。一方面，法律知识、监规纪律知识作为监狱改造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行为的共同标尺。从事改造工作的人员依照法律执行刑罚，依照监规纪律的要求考察规范罪犯的言行；被改造者须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在这里，知识的媒介作用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改造人员与被改造人员都有“知彼知己”的渴求，都试图缩小彼此的“知沟”，尽力消除沟通的障碍。在从事改造工作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同那些有一定知识层次的罪犯谈话，共同语言要相对多些，同那些偏僻农村来的罪犯沟通起来也容易得多。现在想想，这恐怕多半由于我是从偏僻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因而无论从心理还是共同的知识上都更接近。监狱改造工作难，难就难在做人（犯人）的工作时很难找到施教与受教双方知识的结合部。那些反改造尖子，之所以难攻难啃，除了他们恶习太深，反改造经验丰富以外，还有一个知识结合部找寻困难的问题。如果这一观点被重视并有效运用，对教育转化FLG等邪教性质罪犯会大有裨益。此外，由于社会多元化思潮的存在，网络犯罪等高智能犯罪的出现，我们势必要面对一个具有鲜活知识的犯罪群体，这对我们原有储备的知识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因而，我们不能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停滞不前，要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这是一个知识相互促动的循环往复、螺旋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媒介，而是充当了动力源。

第三，知识经过物化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无法显示力量。只有将知识物化为实践性的技术行为和技术手段（包括各种控制的管理的社会技术行为和 技术手段）时，才能产生力量。马克思将这一力量称为“物化的知识力量”②。

知识的物化可以增强人的素质。这里的人当然包括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单就前者而言，增强素质，主要是指增强监狱人民警察的潜在专业及综合能力。知识的物化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增强人民警察的素质。一是网络的应用，使人民警察的日常工作变得智能化高效率，信息处理和利用更加迅捷科学，最大限度地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改造经验，与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广泛接触与交流，实现改造工作社会化并与国际接轨。从封闭状态和简单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是监狱人民警察充分提高并发挥聪明才智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是在某些领域里不能一味地强调人防“重中之重”的地位 。人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把人机械化。只有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物防、技防的力量，或者引进高新科技产品用于改造工作，才能使广大干警集中大部分精力潜心研究改造理论，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造措施，切实提高改造质量。

知识的物化，使罪犯的各项权利得以最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对罪犯的惩罚，并不排斥罪犯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从有利于罪

犯回归社会谋生的角度讲，罪犯有权利享受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正在享受的科技成果，参加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品尝科学配给的伙食。此外，诸如罪犯申诉等法律行为通过网络会变得更加直接而迅速。这里虽然有许多还属于“应然”范畴，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些都能变成现实，这也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由“应然”变为“实然”的时间跨度，当然要取决于知识在监狱中物化的程度与速度。

二、确立知识改造理念，以知识创新带动改造工作的创新。

创新是指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而创造新思维、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过程。我们处在创新的时代。在某些领域里，用“日新月异”已无法准确描述其发展境况。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思维、理论及实践必须不断创新，在反复“扬弃”的过程中日臻成熟。而无论是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理论还是创新的实践均源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创新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既立足于传统又不囿于传统，是对自身提出新的挑战。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麦林华同志在监狱学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颇具理性色彩③。他的讲话对传统改造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维度，拓展了监狱改造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兹摘录其中的一段：

……比如说被我们引为骄傲自豪的劳动改造，叫了几十年，又是我们的特色，到底在新时期对罪犯改造的功能如何体现？功能到底有多大？……现在劳动改造项目、手段、方法、组合方式、奖惩的办法是否有利于罪犯改造？强迫劳动是我们的一贯观念，但在强迫状态下，劳动对人有没有改造作用，到底是反感抵触的作用还是净化灵魂的作用？教育改造也是中国特色，也要研究。我们现在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究竟如何，强制教育的方式对教育人、转化人到底有多大作用，怎么起作用，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此外，还有监管改造、监规纪律，怎么发生对犯人改造的.作用，其中的机理是什么，有多少人能说清楚，而且除了这三个手段各自作用之外，这三个手段之间又如何综合作用于一个罪犯，到底哪一个作用更大些，是个什么样的结构怎样才能深化……

在这段文字中，麦林华同志反复用了“什么”“如何”“怎么”等带有疑问意味的字眼。一旦某个疑问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那么监狱改造理论就会向创新的方向迈出一大步。知识的创新带动了思维和理论的创新。不仅如此，知识创新也带动了实践的创新，有效地解决了实践中的某些困惑。首先，知识创新能够带动教育改造手段的创新。例如：我们在改造抢劫、杀人、伤害等暴力罪犯时，常常感到他们性格中的暴力倾向似乎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根除。不可否认，暴力倾向的形成主要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与自然环境的作用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有人从科研的角度，利用调查数据证明铅等重金属中毒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防治措施与对策④。在改造暴力犯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医学的手段对其中因重金属中毒而引发犯罪的暴力型罪犯予以精心诊疗，从根本上缓解他们性格中的暴力倾向，促使其真正改好。在这里如果我们仍然死抱着“三大基本手段”不放，不从创新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就会事倍功半。其次，知识创新能够带动管理模式的创新。如历来颇受重视的清监搜身，许多单位还停留在人摸人、翻箱倒柜的模式上，漏洞很多。基层的同志想了许多办法，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带值班干警常常因此受到罚款扣分等处理，心里总不是滋味，甚至产生厌烦情绪。为什么不能启用现代化的监测仪器，彻底改变落后的管理模式，彻底消除干警实践中的低层次困惑呢？不能把知识创新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知识创新的力量。其三，知识创新能够带动实践上的不懈探索。我国的监狱改造工作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今天也不可以有；过去是禁区的，并不意味着今天也是禁区；因条件不成熟，今天无法实现的，将来有一天总会实现。特优会见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就是很好的例子。罪犯在狱内与配偶等亲人同居团聚，不仅反映出我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且符合罪犯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对罪犯改造及社会家庭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谁提出这一设想，谁就可能被认为离经叛道，绝不会称为“创新”。最近，江苏省监狱提出允许罪犯按规定使用收音机。类似的做法，也属探索中的创新之举。

三、实践知识改造理念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知识改造理念的提出，目的在于实践。而实践这一理念，肯定会遇到很多障碍。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知识改造理念得以全面贯彻的环境。对此，监狱部门、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都责无旁贷。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监狱部门要积极推进监狱人民警察专业化进程，实现“专家治监”⑤ 。改造罪犯是一项专业化极强的社会工作，希望监狱人民警察个个都是通才的想法是极不可取的。假如某中队的数名警察，分别精通于法学、监狱学、犯罪学、医学、心理学等专业，并且力求使改造人员与看管人员相对分离⑥，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的作用就会日益凸显出来。

二是整个社会要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进一步降低文盲半文盲罪犯的比例。许多数据表明，目前小学文化以下程度的罪犯占押犯总数比例呈下降趋势，某省统计结果为47%⑦。这完全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然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儿童大量失学，城市失业人员的子女读书难等问题比较突出。这就势必影响知识改造的效果，并意味着监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要承担起基础文化教育的重任。尽管这也是知识改造的内容之一，然而这项工作本该由教育部门在罪犯入监前予以实施（少年犯除外）。监狱本来只需提供有利于罪犯知识改造的再学习条件，这样则更有利于知识改造理念的培育和实施。

三是国家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开发引进步伐。监狱渴望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化管理，在真正意义上实践知识改造理念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由于国家在科技投入上的滞后，导致知识改造实践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绝大多数监狱来讲，高新技术产品仍无法普遍用于日常的改造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国家应正视这一现实，努力走科技兴监之路，使知识改造理念的实践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①夏甄陶. 知识的力量. 新华文摘，（8）P30-36

②同①

③麦林华. 从战略高度重视监狱科研工作. 上海警苑，（6）P4-8

④唐玉江、唐慧晶. 重金属中毒与暴力犯罪. 犯罪与改造研究，2001（3）P19-21

⑤张晶. 中国监狱制度：评价与完善.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1（7）P29-30

⑥刘强. 监狱一线工作者专业化分工的构想. 中国监狱学刊，2001（4）P59-63

⑦肖惠斌. 论影响当前监狱监管改造工作的主要因素.

中国监狱学刊，2001(2) P23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省丁山监狱政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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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美国“缓刑之父”：约翰・奥古斯塔斯/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作者：宋立军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共有五种类型，即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据统计，、全国被判处管制的分别占被判刑人的1.21%和1.26%，适用缓刑的比例分别是15.85%和14.71%，假释率20为1.63%，20监外执行的罪犯占押犯总数1.1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被判管制刑的有11508人，假释20781人，而同期适用缓刑的高达134927人。 (1)很显然，无论从比例上看，还是从绝对数量上看，缓刑人员都是社区矫正的主要对象。对缓刑对象进行有效观护（probation ），无疑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保全其廉耻，启其自新之路”。(2) 因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被尊称为美国“缓刑之父”的约翰・奥古斯塔斯（John Augustus，台湾学者译为“奥古斯都”）是如何对缓刑人员进行观护的。这对加强我国的缓刑观护（监督）工作或许有所裨益。

奥古斯塔斯178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俄城，是一位自信心甚强，并具有充分热忱及深遂同情心的.人。二十一岁时，他是一位鞋匠；1827年迁至波士顿，继续制鞋行业；他57岁（即1841年）(3) 那年，对法院的工作发生了兴趣。

1841年8月的一天早晨，法院通往候审室的门开着，一位官员进入，紧随着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来到被告席上。奥古斯塔斯通过此人一身的打扮，臆断必是一位酗酒犯无疑。不一会儿，书记官宣读控诉内容，的确是一位酗酒犯。奥古斯塔斯与他交谈数分钟，发现他并不是全无救药的人。他还告诉奥古斯塔斯：“假如我能不被关进监狱，就永远不再沾酒味。”言词恳切，表情至诚。于是，奥古斯塔斯决定帮助他，经过法院批准，奥古斯塔斯保释了他，并接受三个星期后再来出庭的命令。签字后，在观护期间这个年轻人已变成一个清醒的人，奥古斯塔斯曾陪他出庭应讯，法官对于此举表示满意，就以一分钱的罚金，代替了监禁，嗣后他殷勤而清醒的生活着。无疑地，由于此一处遇，将这个年轻人从酗酒的坟墓边缘挽救回来。 (4)这就是美国第一个缓刑观护官（probation officer ），一个无报酬的社区矫正志愿工作者。

这一年，在奥古斯塔斯的努力下，他帮助了10名酗酒者支付少量的罚金，免受监禁之虞。后来，他帮助各种各样的犯罪人，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据说2000多例中只有10人拒绝保释或缓刑。

奥古斯塔斯在决定观护和帮助某个人之前，总是要详细调查他的性格、年龄以及未来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等。奥古斯塔斯坚持做了这样的工作。也有的资料介绍，说他一生中共观护的1956名缓刑犯中，只有一名违反了缓刑规则。因而，他的努力一般能得到法庭和新闻媒体的支持，自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由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的生意荒废了，甚至出现了经济赤字，最后他不得不请朋友们帮助他。

奥古斯塔斯1859年去世，然而，直到1878年马萨诸塞州才出台了第一部缓刑法规，并雇佣了观护官（缓刑官），至此缓刑观护者的法律地位才第一次得到官方承认。后来美国的缓刑制度逐渐流行开来，进而推动了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5)

作者单位：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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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slj405@sohu.com

参考文献:

(1)参见郭建安、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版，第49页。

(2)参见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324页。

(3)也有人说是1840年，参见Criminal Justice , sixth edition , Joel Samaha. p. 175.

(4)这是奥古斯塔斯自传中所记载的内容。参见：杨士隆、林健阳主编：《犯罪矫治：问题与对策》，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第2版，第356页。

(5)参见 Probation and Parole Theory and Practice, eighth edition .Howard Abadinsky ,

2003.pp. 28-29. 亦可参见郭建安、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版，

第 135-136页。

篇5：不可将“接受社区矫正”等同于“在社会上服刑”/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不可将“接受社区矫正”等同于“在社会上服刑”/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不可将“接受社区矫正”

等同于“在社会上服刑”

自从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以来，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有的新闻工作者干脆将这个新生事物称为罪犯“在社会上服刑”。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够科学。这里仅就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的特点来说明这个问题。

社区矫正共包括五种人，一是宣告缓刑的，二是裁定假释的，三判处管制刑的，四是单处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五是暂予监外执行的。这五种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宣告缓刑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取消化的产物，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缓刑和减刑、假释一样都只是刑罚执行的制度而已，绝不是行刑措施。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他（她）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

二、裁定假释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假释就是“假的释放”。假释是指对罪犯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从功能上看，假释具有减刑的一切功能。根据刑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罪犯被假释后，公安机关只具有监督权，不具有行刑权。另外，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这个法条很明确地指出了执行主刑与不执行主刑的界限――假释之日。既然主刑不执行了，那么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从假释之日起就不应该属于刑罚执行的对象了。不过，假释和缓刑一样，法律也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对其执行刑罚的.可能性。因此，假释同样是相对于实际执行来说的。

三、判处管刑的、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和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暂予监外执行的。（一）刑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毫无疑问，管制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二）尽管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应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问题，已有人提出疑义。但是，无论是单处还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都存在执行的问题，因为它与缓刑和假释不同，是一个法定的刑种。刑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加之刑法第五十八条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剥夺政治权利不论是单处还是附加都应执行。（三）暂予监外执行是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中规定的变更刑罚执行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它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如果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或者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依照法定的程序审批后可以不在监狱等刑罚执行场所关押服刑，而放在社会上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刑罚执行方式。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监狱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都有类似的规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除了后三种对象可以称作“在社会上服刑”外，缓刑和假释却无论如何也难同服刑挂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传统的刑罚观念在作崇。人们习惯了“有罪必有刑、有刑必有罚”的现实，否则便是“异端”。事实上，对某些特定对象只定其罪不判其刑或者定罪量刑而不执行或缓执行或者有条件地减少实际执行的期限，都并不影响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同时，因为这样的做法，个别鉴别功能反而得到强化。即有些人的罪错行为，只要指出他的行为是属于犯罪行为，就能促使其积极改正，不致再犯。我们无法否认，对于有些犯罪情节轻微的不知法的罪犯，只要指出他是有罪的，不进行实际的惩罚也并不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违背。这就是贝卡利亚所倡导的，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数人的最大的幸福。

尽管服刑和矫正有相互关联的一面，但究其实质，却是两个价值取向不同的概念。我认为，既然将五种对象的教育、管理、帮助、关爱活动定义为社区矫正，就不能用“在社会上服刑”这样简单化的定性语言来表述。实行社区矫正的初衷，正是看到服刑对于个体和社会之劣势才提出起来的。如果仍将二者混同，势必会造成人们观念上的混乱，对相关罪犯实施社区矫正时难免会将监狱的一套搬来。这种新的制度，最大的特点是：立足于社区，对罪犯的实施矫正。仅仅如此而矣。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法律实务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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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12003

篇6：通过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的比较对社区矫正性质进行定位/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通过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的比较对社区矫正性质进行定位/宋立军法律论文网

从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的比较中来作性质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那么，社区矫正是不是行刑方式呢？如果将这个概念作为我们观念上的指导，当然能得出社区矫正是行刑方式的结论。关键是，这样的概念是不是合乎社区矫正的本意？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社区矫正工作就可能走弯路。如果走了弯路，到时候就不得不对社区矫正进行“矫正”。

在讲清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某州的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

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1]

该概念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这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作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我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有“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司法部的这个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我们在对他们矫正时，所采用的只不过是适合于不同矫正对象的方法――即社会工作方法。

因而，在我还不能科学地给出社区矫正概念的时候，只能说，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只是一种有利于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一系列社会工作方法。之所以不用“项目”，而用“社会工作方法”，是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

[1] What is Community Corre

ctions? 本文作者翻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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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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