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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改善中国电信法律环境

2022-05-29 04:50:4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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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改善中国电信法律环境

篇1：WTO与改善中国电信法律环境

WTO与改善中国电信法律环境

王春晖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电信业必须作出两项最基本的承诺，那就是：遵守规则、开放市场。因此，WTO中有关GATS的规则就将成为中国电信管理层及电信运营商都必须遵守的准则。然而，能遵守WTO规则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必须是一个法律环境非常完善的国家。因此，完善中国的法律环境，不仅是为加入WTO的外部需要，也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加入WTO，中国电信法律体系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现有的电信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与WTO规则不相符合。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原有的以行业垄断为本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立法理念的冲突。

中国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电信法》，规范电信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下称《条例》）。《条例》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应该是我国电信立法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条例》确立了中国电信行业监管的十项重要管理制度：（1）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度；（2）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3）电信资费管理制度；（4）电信资源有偿使用制度；（5）电信服务质量监督制度；（6）电信建设管理制度；（7）电信设备进网制度；（8）电信安全保障制度；（9）外商投资电信制度；（10）电信违法制裁制度。

从世界各国电信法律环境看，我国的《条例》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GATS的总体要求还相差很远，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电信法规本位主义特别严重，而且不透明、不公开。事实上，我国多年来电信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指导思想基本是管理本位主义，而非经济主体权利本位。太多强调电信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权，忽视经营主体的经营自主权；（2）政企职能不能实质分开；（3）部门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时不重视法律的公平性和社会效应。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电信服务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已经成为中国入世后，电信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电信管理层应尽快根据国际电信服务贸易的规则和要求，修改完善有关的部门规章，废除那些与WTO规则相抵触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加快立法速度，特别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和档次，建立一套清晰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游戏规则”。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 关于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准入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GATS逐步自由化的规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取决天各个成员方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成员方包括它的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在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程度方面应根据各国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

中国加入WTO的身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电信服务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因此，中国应根据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来确定中国电信服务市场准入的规模、程度和时间，逐步地开放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

二. 有关外商投资电信服务业方面的立法应按GATS的要求作出规定。

GATS第十六条规定了各国在其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服务部门中，将不得采取六项针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尽管我国对现行的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作了较大的修改，但是与GATS的要求还相差一定距离，而且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有关服务业的一般性立法，仍然是一个空白。因此，电信管理层应考虑率先制定有关“电信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规定”。

目前，在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方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电信条例》就相互冲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没有上限；《电信条例》则规定：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国有股权或股份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一。

三．关于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取得

目前，国家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均实行许可证制度。颁发基础或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我国主要采用申请与审批制，即由符合条件的提供电信服务的企业提出申请，国家电信主管部门按照电信法规的条件、程序、时限进行审批。但是随着电信服务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的日趋激烈，电信服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应当考虑先取得基础电信或增值电信“建设许可证”，然后再通过招标的方式，取得电信业务的经营许可证。

四．关于电信资费标准问题

电信资费问题，是接受电信服务的消费者都普遍关心的问题。按照《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资费标准实行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同时考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和电信用户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但基本电信业务的资费标准仍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征求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然而，电信行业的“成本”究竟是什么，又有谁去仔细研究过。我认为目前电信资费标准的确定，主要还是考虑了政策因素和投资回报率这两个因素。我国的电信产业是从自然垄断逐渐走向有限制竞争的。在这种条件下，电信资费的定价方法更多是考虑政策因素，而非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资源最佳配置；另外，电信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这几年对信息高科技效应的过高预期和市场开放，刺激了对电信市场的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使得我国有限竞争的电信业迅速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成本加大，投资回报速度必然就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的问题。

我们再回头研究一下电信业务的成本，比如投资者很仔细地投资，花钱很小心，并且有很强的监督，这个成本就可能很低。但是如果在垄断或有限制的竞争下，它的价格线不但没有下降的机制，反而还有往上走的趋势。虽然《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根据电信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准确、完备的业务成本数据及其他有关资料。但是电信经营者都以这些数据和资料属“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供。因此，电信业务的消费者对制定电信资费标准的成本、数据及资料，仍然没有知情权。我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电信资费的标准应逐步由电信服务的提供者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价值规律自行确定，国家应逐步取消政府定价。

五．中国电信业的国民待遇应先对内实行

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是建立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一缔约方对来自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规章和管理等方面给予不低于本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所享有的待遇。这表明：国民待遇不仅适用于国外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同样也适用于国内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因此，笔者建议，中国电信业在对外开放之前，应先进行对内开放，在给予国外电信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之前，应先在国内电信业中实行国民待遇。

六．中国电信业要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必须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并实行公平的游戏规则

自国家信息产业部成立后，中国电信宣告解体，成立了若干独立的电信公司。目前，在基础电信业务市场，已有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卫星等几家主要基础电信公司。从这些公司经营的电信业务种类上来看，仅仅是一种业务上的专业化，原有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业务上彼此独立，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格局。尤其是目前中国电信业的产权结构依然如故，虽然各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从所有权主体上看，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在竞争中任何一个公司受到重创，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因此，国有电信公司必须

改革，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资产重组，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和产权结构。因为“竞争”的内涵是竞赛和争夺，其前提是产权主体和结构必须是多元的或不同的，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因此，笔者再次建议，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中国电信服务业之前，应先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介入。同时，笔者担心，中国电信业国有控股51％会影响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进。道理很简单，只有对方控股时，其利益更大时，才能把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实际上，公司谁控股无关紧要，他赚钱，我收税，他获利，我就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又都是私有的，只要我们有完善的监管措施，是不会影响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的。

我国目前的主要电信公司均属国家控股集团公司，这种模式，笔者有几种疑虑：（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2）国家电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因此，只有建立电信业的多元投资主体，才会解决上述矛盾。首先，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或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其次，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就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就会扩大；再次，由于多元的投资主体，各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开拓市场。

目前，中国电信业的“竞争”是无序的、不规则的，基本上是利益导向，而非规则导向。这与中国电信管理层实行的价格不对称管制政策有极大的关系。众所周知，电信业的竞争同市场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在市场这一大背景下，对竞争进行博弈分析，认识企业竞争存在的客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电信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无非有两类：一是价格竞争；二是非价格竞争。笔者认为，只有非价格竞争能力的提高才能显示其竞争的实力。由于电信服务本身具有无形性、可变性、易消失性，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服务的全程全网和互联互通等特点，使得电信业的非价格竞争因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建议，电信管理层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应重点考虑非价格竞争机制。

七．加快转变通信行政管理职能

WTO规则对成员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尤其对成员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个成员国要享受WTO的`权利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必须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协议和要求来改革政府的行为，增强政府法治性和透明度，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目前，我国的通信行政管理部门，无论在观念上、职能上和管理方式上都不能适应加入WTO后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我国通信行政管理必须加快转变职能，尽快由“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用“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笔者认为，在转变通信管理职能上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公平原则，减少对电信服务贸易的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

（2）按照透明度原则，提高电信服务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3）按照非歧视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各通信企业；

（4）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本国和外国的电信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平等对待。

八.建立通信行政行为公开化法律体系

WTO中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将有效实施的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判决等迅速加以公布，以让其他成员方政府和贸易经营者熟悉。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通信行政领域当务之急应解决两个公开：

1．通信行政的信息公开

无论是根据WTO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还是根据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需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我国通信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无论是电信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电信服务的消费者，都面临着对通信行政信息的欠缺和信息的歧视问题。例如，去年电信资费调整的价格听证会内容，要求公民保密；今年的模拟网退网精神，也要对社会保密。这些本来应向公众公开的信息，确以“保密”二字，成为非阳光下的行为。为此，笔者建议：为保障电信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的发展要求，必须建立通信行政信息或情报公开的法律制度。

2．通信行政程序的公开

重实体、轻程序曾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大问题。由于我国通信立法速度太慢，特别是通信行政管理中急需的电信法，迟迟不能出台，致使通信行政领域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9月25日出台的《电信条例》与现行的一些通信规章、规范文件以及地方性通信法规、通信规章之间的关系交叉、重叠、冲突，特别是通信行政程序公开的法律制度几乎还是空缺。笔者认为，通信行政行为的不透明和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通信行政程序无法可依。

目前，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

A.在整个通信行政领域建立健全以通信行政公开为核心的通信行政程序体系；

B.加强舆论监督并建立健全舆论监督法律制度。

九．制定反垄断法律体系，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一段时期，有些学者呼吁尽快建立反垄断法。他们认为：一旦加入WTO,外国企业尤其是服务业将利用中国的商业存在，参与或独立进行服务业的经营，占领中国市场。笔者认为，建立反垄断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律体系时，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服务业----电信业，基本上是一种“政府保护式的垄断”，这与美国的“微软式”垄断是截然不同的。“微软式”垄断，它的成因是在自由竞争中暂时大获全胜的垄断，这是在公平机制中通过竞争得来的。19政府将中国电信分拆后，就允许中国联通兼并中国最大的寻呼业----国信寻呼。接着政府又指定联通与美国高通签署了CDMA知识产权框架协议。后来又将长城电信公司也并入了联通。目前，可以从事CDMA网络建设的只联通一家。中国巨大的CDMA市场就放在联通的手里，它不做别人也不能做，它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这就是典型的“政府保护式垄断”。因此，要建立反垄断法律体系，必须完全破除“政府保护式的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否则一旦建立了“反垄断法”，也只能是干扰公平竞争的工具。

十．遵守普遍服务

普遍服务是指对任何人都要提供无地域的、质量、资费歧视且能够负担起的电信服务，无论这位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单位在哪里。普遍服务原则是各国电信管理层对电信服务经营者进行行业管制的首要目标。美国是首先将普遍服务写入法律的国家。美国《电信法》规定：”电信经营者要以充足的设备和合理的资金，尽可能地为合众国的所有国民提供迅速而高效的有线和无线通信”。澳大利亚的《电信法》针对普遍服务作出了专门性规定：“建立普遍服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使澳大利亚人，无论他住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享受标准电话服务、公用电话服务、规定的传输服务、数字数据服务”。

近几年，尽管我国的电信业有了高速的发展，但是从我国的整体电信业的发展状况看，与发达国家的电信业相比仍存在

很大差距，加之我国地理版图辽阔，东西部差距极大，致使一些贫困地区的电信业务普及率极低。在我国的西部一些地区有近50％的农村竟然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而在一些沿海的大城市中，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几乎达到了100％。如此巨大的悬殊，不得不使电信管理层应认真考虑如何要求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尽快地切实履行法定的电信普遍服务的义务。

随着电信服务的逐步开放，竞争也日趋激烈，然而，竞争的选择势必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赢利的电信服务项目，这种选择性竞争必然加剧地区间电信服务发展的更不均衡，使贫富地区信息享有的差距更进一步扩大。应该指出，保证普遍服务的实施，首先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电信法》时，对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基本业务的普及率应有一个法定的要求，同时，政府应考虑对提供普遍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给予一些补偿，补偿一定要补在明处。现阶段应考虑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或成本补偿制度，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予以规范。

作者简介：

王春晖，男，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学博士（JD），中国战略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山西移动通信公司首席法律顾问。

篇2：WTO与中国电信工业

WTO与中国电信工业

一、 WTO与全球基础电信市场开放情况

（一）全球基础电信市场开放情况。

2月15日，WTO日内瓦基础电信谈判结束，达成《基础电信协议》，并于年1月1日正式生效。基础电信协议的核心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无差别地向缔约方承诺部分或全部开放国内的基础电信服务业市场。到目前为止，共有72个成员方同意对外国公司开放国内市场，承诺开放的市场额包总额的93％。

（二）各服务分部门的具体开放承诺情况。

具体开放承诺情况为：（1）声讯电话： 61个成员方政府在47个承诺单中承诺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即允许两个或以上的服务提供商进行竞争。几乎所有的承诺单都承诺立即或逐步开放至少一种公用声讯电话服务；55个成员方承诺开放本地市话服务，51个承诺开放国内长途服务，56个承诺开放国际话务。在59个承诺提高公用声讯电话服务市场竞争程度的成员方中，有42个将采用部分出售现有专营公用声讯电话系统的方式。（2）数据传输：63 个成员方承诺开放；（3）蜂窝／移动电话：60个成员方承诺开放；（4）线路租赁（传输能力的租用）：55个成员方承诺开放；（5）其他移动通讯服务（PC、移动数据传输或传呼）：59个成员方承诺开放；（6）卫星通信服务：51个成员方承诺开放移动卫星通信或数据传输服务，50个成员方承诺开放固定装置的卫星通信或数据传输服务；（7）部分增值电信服务（电子邮件、联机数据处理或数据库调用）；（8）成员方承诺开放。

（三）基础电信协议签订的结果。

一是市场开放。有69个缔约方承诺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向其他WTO成员的电信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而勿须衡量其他成员是否提供相同的开放市场。这里面最重要的含义是要求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其他WTO成员的电信公司在承诺开放的国内市场上建设网络设施并进行竞争。对于那些提供互惠的市场准入的国家或自由化协定的参加方来说，进入市场不再受到限制。对那些由于市场规模足够大或有较高增长潜力而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市场，被独资垄断或被少数公司控制的格局可能不再存在。二是市场机会日益增加。电信服务自由化意味着TOS和服务提供者将会进入更大的市场建设网络设施，并能成为网络设施的经营者；提供国境交付的电信服务，如寻呼卡、电话卡和回呼电话等等；拥有为设施或非设施基础电信服务互联的权利。总之，在那些承诺开放的具体领域里都有商业机会。

（四）基础电信服务业自由化的好处。

基础电信服务自由化以后，至少3个方面改变了电信市场的发展走向。首先，电信产品（服务种类）和服务质量将得到改善，例如移动通信、回呼电话、以秒为单位的计费等等。其次，由于更多的竞争者参与，使消费者拥有了选择不同服务提供者的机会，从而使电信服务价格在竞争中不断降低，例如在菲律宾，有5家蜂窝移动电话经营企业，其中4家有外国战略伙伴参股，竞争的结果是当地蜂窝电话的月租费不到2美元，而固定线路电话则由于缺少竞争致使月租费达到10美元。最后，更多的电信投资带来更为普遍的电信服务。在基础电信业，普遍服务基本上包含优质服务，覆盖全国且随处可用的服务以及提供合理的.价格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电信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逐渐消亡。

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和外国投资会使本国政府失去对一个战略性产业的控制，但是实践证明，恰恰是竞争最激烈业务领域得到了最快的发展。例如在国际长话业务中，允许竞争的市场取得了比保留垄断的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竞争使每个用户的业务量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增长到的9．3％。在新兴市场国家，每个用户的业务量增长率则高达11・7％，而垄断市场同期每年只增长52％。

（五）基础电信业难以开放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许多国家政府担心国家主权会在像电信这样的战略部门中削弱，另一种顾虑是市场一旦放开，国内运营者难以与大型电信跨国公司竞争。（2）更自由化的电信贸易会对国家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因为电信收入是许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3）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担心允许竞争和外国投资会使电信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4）电信部门的放开经营将会导致新的竞争者只去经营有利可图的市场业务，诸如大用户市场和有钱阶层，而忽略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5）少数国家政府担心基础电信服务业有外商经营，会威胁国家安全，至少是信息的安全。（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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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WTO与法律透明度

WTO与法律透明度

杨国华

WTO要求各成员国实施的有关贸易的政策、法令及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的现行协定，都必须公布，使之具有透明度，使企业和个人都容易了解到。其目的在于防止成员国之间进行不公开的贸易，从而造成歧视，扭曲国际贸易。WTO各项具体协议中都对透明度提出了要求。

贸易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十分重要，是WTO的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在WTO中，还有两种方式来保证这一原则。一是通知（Notification），即WTO总理事会和主管各项协议的理事会、委员会对各国贸易政策和执行各项协议的情况进行经常性的审议，以保证各成员国贸易政策与WTO的规则相一致。

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有关规定

GATT第十条“贸易条例的公布和实施”规定：

（1）缔约国有效实施的关于海外对产品的分类或估价，关于税捐或其他费用的征收率，关于对进出口货物及其支付转账的规定、限制和禁止，以及关于影响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存仓、检验、展览、加工、混合或使用的法令、条例与普遍适用的司法判决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对它们熟习。

（2）缔约国采取的按既定统一办法提高进口货物关税或其他费用的征收率，或者对进口货物及其支付转让实施新的或更严的规定，限制或禁止的普遍适用的措施，非经正式公布不得实施。

GATT中的通知义务：

从1947年开始，GATT秘书处多次提出了总协定所要求的通知义务的问题。1964年3月，缔约方通过了两个“关于贸易信息和贸易促进咨询服务的报告”和“在贸易信息和贸易促进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提议缔约方立即向秘书处提交法律、条例、决定、指令、有关协议。

1979年11月东京回合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和监督谅解”。谅解要求，缔约方在采取影响总协定运作的贸易措施时，应尽可能通知秘书处，缔约方应在这些措施实施前通知。

1980年3月，通过了总干事“关于通知和监督的建议”，要求缔约方按照一个时间表进行通知。该建议还要求每半年一次举行会议，专门审查贸易制度的进展进情况。

1989年4月，通过了“关于加强GATT制度的决定”，编写《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概览》，总结GATT的主要活动，集中报告影响贸易制度的`重要政策问题。这项活动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一起，取代了上述开会审查的制度。

此外，GATT在以下条款及实施的过程中，也对通知提出了要求：关税、数量限制和其他影响贸易的措施、磋商和争端解决、其他机构安排和最后条款、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及区域安排、贸易与发展。

WTO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中的众多协议，大多有透明度的规定。例如，《原产地规则协议》要求，各成员的原产地规则以及与原产地规则有关的普遍适用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应予以公布，并通知世贸组织秘书处。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的有关规定

（1）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各成员应迅速在最迟于其生效之时，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

（2）如第一款所指的公布不可行，则此类信息应以其他方式公之于众。

（3）各成员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根据本协定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条例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的法律、条例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

（4）各成员应对任何其他成员就其普遍适用的任何措施提供所有具体资料的请求予以迅速答复。各成员还应设立一个或多个咨询点，以便应请求，就所有这类事项及第三款要求通知的事项向其他成员提供具体资料。这些咨询点应在世贸组织协议生效后两年内建立。在建立咨询点的期限方面，对个别发展中国家成员经同意给予适当灵活性。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有关规定

TRIPS第六十三条关于“透明度”规定：

（1）由一成员实行的、有关本协定内容（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获得、实施和防止滥用）的法律和条例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终局决定和行政裁决应以本国语言予以公布，或者，如此种公布不可行时，则应予以公开，以使各政府和权利持有人对其有所了解。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缔结生效的有关本协定内容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2）各成员应向TRIPS理事会通知第一款中所述法律和规章，以帮助理事会审议本协定的执行。理事会应设法将各成员履行这项义务的负担减轻到最低程度，并且如与建立法律和规章的共同登记处的磋商获得成功，可决定免除直接向理事会通知法律和规章的义务。在这方面，理事会还应考虑就源自《巴黎公约》（1967）第六条之三的规定在本协定下产生的通知义务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3）每个成员应随时准备按另一成员的书面请求提供第一款所述的信息。一成员如有理由认为某一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具体司法决定或行政裁决或双边协议影响其在本协定下的权利，也可书面要求为其提供或向其充分告知这些具体司法决定或行政裁决或双边协定。

四、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总理事会进行的贸易政策审议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早期成果之一，在回合结束前几年就开始进行了。最初的审议是根据GATT进行的，集中在货物贸易上。1989年4月12日，GATT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决定。建立此机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更大的透明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每个缔约方都应定期向秘书处提交报告，秘书处为此专门制订了标准格式。

1994年4月15日最后形成的乌拉圭回合协议包括了一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协议，明确提出了“国内透明度”的要求，即“各成员承认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府决策的国内透明度对各成员的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都具有内在的价值，并同意在它们自己体制内鼓励和促进更大的透明度，同时承认国内透明度的执行必须以自愿为基础，并考虑到每个成员的法律和政治体制。”

1995年WTO成立后，审议的范围随着WTO管辖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覆盖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实际上是总理事会的另外一种形式。审议集中在成员国各自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但也考虑各国更广泛的经济和发展要求、政策目标及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主要四大贸易国，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的贸易政策，每两年全面审议一次。对其他国家，根据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相应增加间隔时间。审议有效地保证了各成员国有关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乌拉圭回合还包括了一项《关于通知程序的决定》，要求成立“通知登记中心”，并由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下设的一个工作组审议通知义务和程序的情况。1995年1月31日，在

总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登记中心”宣布成立。

应当指出的是，透明度原则并不要求成员国泄露“机密资料”。这些资料指一旦公布将会影响法律的实施、违反公共利益或者会损害某些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的资料。例如，TRIPS第六十三条规定，透明度的规定均不要求各成员披露会妨碍其法律执行或在其他方面违背公共利益或有损于具体是公私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信息。

篇4：论改善保险法律环境

论改善保险法律环境

当保险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发展并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保险人面对的法律环境存在着市场经济起步初期的诸多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影响着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保险人在过去研究内部管理和如何发展业务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环境研究得甚少,更多的是教育职工依法办事,而没有很好地研究如何争取一个好的法律环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为我们业务的发展争取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

一、改善保险法律环境具有客观必然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入的要求。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对整个市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必须在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地发展,才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影响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保险业同国际惯例接轨。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定局。这一切,都要求必须有一个完备公正的保险法律环境作保障。也只有这样,保险业才可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

2、这是我国保险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开放,市场主体逐年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保险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中国保险业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活动也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保险市场多主体、竞争行为和业务多样化以及中介人活动、业务创新活动等都需进一步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作保证,也只有在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才能使保险业管理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

3、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的要求。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法律建设,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我国法律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整个法律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对法律的迫切要求,完善和充实法律条文已摆到议事日程,完善保险法律,同样刻不容缓。

4、这是保险经营实践提出的要求。在具体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人、被保险人、中介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同社会有关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大量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业务活动中难以避免的,有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违规竞争、曲解法律条文、明目张胆的骗赔案等,与保险法律环境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保险经营实践也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一个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是当前形势的客观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为创造良好的保险法律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加上对外国保险市场管理的不断了解,为我们提供了法律借鉴的经验。因而,我认为,改善保险法律环境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当前保险法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原有法律中不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条文,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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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WTO与法律观念变革

WTO与法律观念变革

郝铁川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与国际惯例接轨，意味着我国的法律入世。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国法律观念的变革。

第一，在立法方面，我们将从过去的“先市场，后规则”转变为“先规则，后市场”。

我国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一切均无先例可以照搬，只好先培育市场听任一个阶段的市场的自发性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再制定法律规则。立法滞后于市场，是我国法制过去的一个显著特征。

加入WTO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是规则在前，市场在后。不仅规则领先于市场，而且规则还要公布，不公布的不得实施，公布还要及时。WTO规定，成员方应迅速公布和公开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最迟应在生效之时公布或公开，使其他成员和贸易商及时得以知晓，在公布之前不得提前采取措施。

第二，在执法方面，我国的政府要从过去的权力本位转变为责任（义务）本位。

计划经济年代的政府拥有配置一切资源的权力，是万能型的政府。

而如今不同了，WTO95％的规则是约束政府的，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政府的权力受到了WTO的'制约。在国内，国有制和低层次国有制的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企业纳税购买政府服务的关系凸显了，纳税人控制政府的意识增强了。因此，政府现在变成了一个惟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生存的政府，变成了一个先履行责任、义务才能拥有权力的政府。

第三，在司法方面，我国的司法活动要从过去的平民型转变为精英型。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年代，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司法活动的专业技术性不强，那种带卷下乡，田间地头、大槐树下就地审判，以群众呼口号开始，拍手称快结束为标志的审判方式，在当时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合理性。

但加入WTO之后就不同了，涉外诉讼、跨国诉讼要求参与司法活动的人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一定的世界历史文化知识，这远非常人能胜任。再看一下WTO关于解决争端的机制，精英司法的特色更加突出。突出表现在专家组审理争端和专家组成上诉机构的规定上。专家组通常由三人组成，他们均以个人身份工作，不代表任何政府或组织，WTO成员不得对他们作指示或施加影响。为便于指定专家组成员，WTO秘书处备有一份符合资格要求的人选名单。上诉机构的成员被限定为在法律、国际贸易和WTO协定方面被公认的权威，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严格的独立性。

第四，在守法方面，我国公民和法人要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

与加入WTO要求政府树立责任（义务）本位观念相反，加入WTO要求公民和法人树立的则是权利本位，积极地“为权利而斗争”。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信奉权力本位，势必要求公民与法人恪守义务本位训条。如今加入WTO，政府转变为义务本位，公民与法人就要转变为权利本位。

在WTO规则中，政府往往是公民与法人行使权利的代理人，你不委托政府，政府就难尽保障公民与法人权益的义务。

篇6：WTO与中国企业的法律应对论文

WTO与中国企业的法律应对论文

中国加入WTO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这里仅从企业法律运作方面零星地谈谈中国企业面对WTO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对WTO协议内容的研究和学习

目前中国企业对WTO 的研究存在着一种现象，即对WTO后机遇和挑战的研究多于对WTO协议内容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误区。WTO具有实质意义的多边协定和协议有1994年关贸总协定、纺织品与服务协议、农产品协议、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共19个。加强对中国接受的WTO协定和协议的内容的研究对中国企业来说是迫切的。只有了解这些协定和协议的内容，我们才能知道WTO会带来哪些权利，从而更具体地看到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并为抓住这些机遇尽早做准备；研究WTO的内容也会让我们了解中国应承担的义务，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了解外国竞争对手们的发展环境，即了解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压力。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二、加强管理和运作的规范化

WTO 的各项规则主要是对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加入WTO 也就意味着中国各级政府在制订和实施各项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符合WTO 的规则。在这种机制的牵引下，政府的行为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也必将实质性地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化的进程。政府的规范化运作必然会要求、同时客观上也会引导企业加强规范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加入WTO 意味着中国企业大规模地被带入了充满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这也要求我们的企业必须要按照国际惯例进一步规范管理和运作。因此为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在国际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及人才市场中被接受。

三、学会与竞争对手合作以寻求生存和发展

中国加入WTO后，众多的优质低价的国外产品和服务会涌入中国市场。面对冲击，中国的企业不仅要尽快通过改进管理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同时也要进行一些战略性的思考和规化。对相当一部分行业和企业来说，以退为进不失为选择之一。也就是说，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合作来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企业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些优势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所需求的；而外国企业在管理经验、技术更新、资金等众多方面的优势也正是中国企业所缺少的。因此，对各方来说都存在着合作的需求。这种合作不仅会让部分中国企业避开WTO带来的毁灭性的冲击，还会有利于中国企业汲取激烈竞争环境中所必需的营养，从而逐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至于合作模式，除传统的中外合资、合作外，更应积极探讨国外倡导和流行的“战略联盟”，即通过合同建立双方在技术支持、新产品开发、原材料供应、产品推广与销售及融资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达到双方的商业目标。在西方国家，战略联盟关系的建立往往是公司并购的`前奏，而据有关专家分析，未来外资进入中国市场60%以上将是通过并购现有国内企业的方式进行。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加入WTO，战略联盟的合作模式会愈来愈多地得到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企业家们的重视和运用。

四、制定和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知识产权已愈来愈成为占领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工具，而这一点中国企业目前还认识不足。WTO 的加入意味着我们传统的利用关税壁垒保护市场的作法必须逐步放弃，商标、专利将成为中国企业开拓和巩固国内、国际市场的极其重要的工具。只有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强化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构筑在国内市场抵抗外来技术入侵的坚强壁垒，才能铸造开拓国际市场的利剑。据报载，截止底，外国在华申请专利数已达16.3万件，其中日本企业申请的高达5.3万件，美国4.4万件，而19国内大中企业申请专利数才3.2万件，国内企业到国外申请专利数至今不足4000件。这组数字不免让我们担忧。面对外国企业咄咄逼人的知识产权攻势，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尽快制定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动放弃了保护市场的一个重要武器。

五、正确认识和运用反倾销诉讼

反倾销诉讼的实质是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实施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等反倾销措施也是WTO允许的保护一国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中国企业来说，反倾销诉讼在保护国内市场和巩固国际市场方面的重要性在加入WTO后会更加明显。一方面，国内企业可以对进入中国市场构成倾销的外国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以防国内市场被国外产品以倾销的方式占领；另一方面，当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中国企业应积极应对，以免轻易丧失国际市场。我国九大新闻纸厂家向外经贸部提出对进口新闻纸的反倾销调查是第一次由国内产业提出的反倾销诉讼案件。中国加入WTO后，难免会有更多的外国产品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企业应时刻警惕，及时地运用反倾销手段来阻止。同时，WTO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国外同行也必将会更多地运用反倾销手段来试图将中国产品拒之门外。对此，中国企业应积极应对，据理力争，以巩固海外市场。实际上，这几年来对中国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案件已经大幅增加，我国企业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认真学习反倾销知识，尽快培养反倾销人才，积累反倾销经验。否则，表面上外国市场对我们是开放的，而我们产品会因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而难以进入；或者是，国外产品大规模低价进来，而我们却不知所措，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