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对照检查材料
“扶桑已成薪”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9篇圈子文化对照检查材料，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后的圈子文化对照检查材料，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篇1：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从严治吏首要是把好入口关。今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中央为严肃换届纪律，专门提出了换届“九严禁”，其中第一条就是：严禁拉帮结派，对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的，一律给予纪律处分。换届是一块“试金石”，既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是对广大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一次集中检阅。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 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拉帮结派现象。“拉帮结派”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严治党要始终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这也是将“严禁拉帮结派”放在换届纪律“九严禁”第一位的原因所在。
“朋党兴，政事乱”。纵观古今，因“拉帮结派”而受到的教训不在少数，从封建时期大臣权贵之间结党营私导致朝代灭亡，到建党初期张国焘、王明等人搞团伙、占山头让党的事业陷入危机，再到今天查处的“政法帮”“石油帮”“四川帮”等而引起的塌方式腐败。这些官员有一个共同特点，信奉所谓的“圈子文化”，甚至认为进“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大圈子”早晚会进“大班子”，对内“抱团取暖”相互利用，对外“统一阵线”欺瞒组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靠利益与权力维系的“圈子”必定会发展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大问题。有些为官者平时工作庸庸碌碌，整天钻研如何找靠山、抱大腿、往上爬，到换届时充分发挥其“圈子”的能力，以达到自己“更上一层楼”的目的。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封官许愿必然会损害官场生态，导致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只认圈子不认组织，恣意破坏党的组织人事纪律。
维护换届的风清气正，一方面领导干部自身要不断增强对换届的思想认识，以平常心来看待换届中的“进退留转”，做到进不骄、退不怠、留不馁、转不躁，自觉遵守换届纪律;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在换届中要扮演好“伯乐”的角色，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将“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贯穿于始终，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者得利，同时，还要强化监督问责机制，对换届中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的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
篇2：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党内圈子”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也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并根除之。
谨防“党内圈子”三大害
在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其中，尤以秘书帮、石油帮和山西帮为典型。这则新闻直指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出现的一个非正常现象：“党内圈子”问题。
之所以存在各种“党内圈子”，究其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企图谋求与公共利益相背的私利。显然，如果任凭各种形形色色的“党内圈子”的恶行发展下去，我党用无数鲜血和生命在群众中所建立的形象就会“断崖式塌陷”，党执政的根基就会被动摇。因此，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左是“党内圈子”存在之第一大危害。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是其第二大害。“党内圈子”的存在并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在党内形成多个利益集团，从而破坏党内团结统一的局面，进而涣散党心和民心。压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长歪风邪气，是其第三害。“党内圈子”必将助长歪风邪气，一些有“圈子”的人不需要勤勉工作，只要依附其“圈子”就能够不断得到提拔重用，而那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却不能得到提拔，这必将伤害绝大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
“党内圈子”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私”，公权与私利结盟，党内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权力和金钱关系。部分党员干部认为走仕途需要有“圈子”帮忙或者关照。担心完全置身“圈”外，会被排挤、边缘化。于是，为了私利不断依附权力“圈子”，致使这种充满私欲的“圈子”规模不断扩大。于是，从政治到社会各个领域， “圈子文化”的潜规则显性化。二是“别”，圈子看似松散,但却内外有别。不管人与人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一个人进没进圈子，是谁的圈子却分得清清楚楚。在圈子内,不仅称兄道弟，互相照应，而且形成圈子“差序格局”;对圈子外的人则暗中使绊，国家公器沦落为“圈子”的玩物，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为排斥、打压异己的工具。于是，匪气、霸气代替了党纪国法，规章制度、政策、原则都可以成为“圈子人”以权谋私的工具。三是“潜”，每个圈子都有其独特的潜规矩。这些规矩既没有摆在台面上，也没有落纸面上，但是谁都不会去破坏。比如，“江湖义气”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圈子内，下属对待老大“忠心耿耿”，老大对待下属“义薄云天”。混出了名堂，圈内人必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出了问题，圈内人必定统一口径，百般庇护。最近查出的“窝案”、“串案”，“一锅端”，秘书帮、石油帮和山西帮，为其集中体现。
“党内圈子”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也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并根除之。打掉党内那些“团团伙伙”，既是反腐败的内在要求，也是净化和纯洁党组织和党内生活，提升我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
篇3：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7 月19 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推进中央第三巡视组巡视辽宁“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市委书记张铁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在严肃认真的氛围中进行。会上，各位市委常委和市人大、市政协党组书记分别联系各自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深刻剖析“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产生的具体根源、主要表现及严重危害，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张铁民指出，“圈子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对政治生活影响深远，而且表现多种多样，渗透到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圈子文化”是具有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没落文化，是结党营私、产生腐败的根源，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扰乱从政环境，毒害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政治危害和社会危害极大。全市上下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和强有力的措施，全面清除“圈子文化”及其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遗毒和危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和省委保持高度一致。
张铁民强调，彻底整治“圈子文化”必须下狠心，出重拳。一要加强警示教育。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筑牢思想防线。二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坚
持五湖四海择英才而用。三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从严搞好党员民主评议，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使广大党员自觉抵制“圈子文化”。四要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要强化立体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六要加大查处追责力度，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做到标本兼治、打防结合，出现一个查处一个，发现多少查处多少，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
张铁民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整改，为阜新转型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市四大班子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各县区委书记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篇4：圈子文化好人主义
21日上午，市委召开深入推进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李鸿忠出席会议并讲话。李鸿忠强调，开展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具体行动。我们要乘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东风”，加大全面从严治党力度，执制度治党之法器，把讲政治贯穿整改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穿石之功，坚决打赢这场政治硬仗。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东峰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怀远、市政协主席臧献甫出席。
会上，市国资委党委、市交通运输委党委、南开区委、宁河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深入开展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专项整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作了发言。
李鸿忠在讲话中说，中央第三巡视组巡视“回头看”给我们指出的重点问题，第一个就是政治担当缺失、党的领导弱化，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我们要清醒看到，对于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的严重性，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李鸿忠从四个方面给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画像”，严肃指出对天津政治生态的严重危害。
——圈子文化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直接挑战中央权威。圈子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基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形成的，事实上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利益集团或联盟的表现。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中央、一个核心、一个党章，而形形色色的“亲信圈”“亲属圈”“官商圈”“官场圈”“社交圈”，以私利为“元”，受欲望驱动，丢掉“四个意识”，违背“四个服从”，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团团伙伙、搞小圈子，结党营私，就是在破坏我们的“一”，就是在弱化、消解、分化、分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好人主义破坏党章党纪党规，直接挑战党的原则。好人主义以人情世故为第一选择，忘记了自己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和所担职责，本质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乃至有政治野心、个人政治仕途规划的复合体。以当“老好人”为乐事，把党性原则、立场、制度、纪律、规矩丢在一边，明知不对、视而不见，八面玲珑、遇事皆好，讲关系不讲原则，讲面子不讲规矩，讲人情不讲纪律，讲“人性”不讲党性，“好人”做了、“主义”丢了，为了成全自己，毁了党和人民的大业，危害极大。
——圈子文化不绝和好人主义盛行的根子在党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敢担当。党内生活是以制度、规矩、纪律、准则、章程为标准的一系列言行，是党内的政治活动、政治安排和秩序。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把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朋友亲情那一套引入党内生活，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引入政治生活。在这些关系网和利益链、人情和欲望面前丧失底线、一败涂地，从根本上说是党性问题。对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不敢坚持原则，就是政治上不敢担当的表现。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严重破坏了天津的政治生态，是影响政治生态、影响干部队伍、影响天津发展的“内伤”，已经成为不可容忍之痛。圈子、场子、骗子、帽子、票子“五子登科”之间势必衍生毒害社会的副产品，形成无形的黑线、黑链，如继续任由蔓延下去，就会积重难返，负面影响严重，代价巨大。
“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一场政治硬仗，必须坚持政治站位。”李鸿忠强调，要把讲政治贯穿整改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突出政治整改、聚焦政治整改，以政治担当、政治标准、政治勇气和智慧切实解决问题，确保整改质量在政治上过关过硬。要把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放到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高度来定位，坚决同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削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现象作斗争。要把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作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治本之策来推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要把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要害之举、关键之举来落实，撕开脸皮、动起真格、直起腰杆，把党员干部从形形色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营造干事创业强大气场。
李鸿忠强调，要发扬战斗精神，彻底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一要抓住“关键少数”之“关键”，落实第一责任。此次巡视整改要自上而下，从市委抓起，市委常委会要切实担负起巡视整改的主体责任，我作为市委主要责任人要首先把自己摆进去，市委常委和有关市领导都把自己摆进去，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查摆问题要先从自己查起，挖根子、查病灶，上下一起“吃药”，一起康复，
二要抓住“人事因制”，动真碰硬。要具体到人、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具体到事、敢于亮丑，深挖根源、触动灵魂，建章立制、强化刚性约束。要围绕专项整治，高标准、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认清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真面目，增强鉴别力、免疫力、抵抗力。三要抓住督查问责，见底见效。决不允许在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中再当“好人”、再犯错误。要挂图作战、贴身紧逼、真督实查，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整改不动就改人，交不了账就“交棒”。
“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力度越来越大，天津没有理由不承担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没有理由不建设好我们的政治生态。”李鸿忠强调，要落实主体责任，压实“四级递进”责任体系，把当前的集中整治、祛除病灶与常管常严、强根固本无缝衔接起来，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重塑政治生态。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通过巡视整改，真正使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严起来、习惯立起来、批评武器挺起来、战斗味儿浓起来;坚持民主集中制，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在党内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按照 提出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评价、选拔、使用干部，突出政治首关，对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要坚决用好，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要严肃问责。要强化监督执纪，牢固树立“监督就是爱护”的理念，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尤其是第一种形态，平时多敲打、多提醒，必要时抽上一鞭子;增强监督意识，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的良好环境。要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向 看齐，用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 的核心地位;大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积极开展警示教育，特别是要以 等反面教材为镜鉴，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篇5：圈子文化好人主义
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反馈情况11日开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本轮巡视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等4个省市进行“回头看”的反馈情况。四省市巡视组都收到了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
天津市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
在对天津市的专项巡视中，发现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政治担当缺失，党的领导弱化。圈子文化不绝，政治生态遭破坏;政治原则性不强，好人主义盛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到位，政绩观有偏差。
党的意识淡漠，党的建设缺失。思想政治建设薄弱，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不信马列信鬼神;基层党组织不健全，软弱涣散问题突出。
此外，履行“两个责任”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违规选人用人， 、带病提拔问题突出;一些领域腐败案件居高不下，基层小官大贪易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花样翻新，“四风”问题屡禁不止。
湖北省有领导干部不守政治规矩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在党的领导方面，政治意识不够强，对违反政治纪律问题警觉性不高;有的领导干部不守政治规矩，有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不担当;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在党的建设方面，党的观念淡薄，“ ”学习教育存在薄弱环节，党的组织生活不规范，农村基层党建隐患较多。
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落实“两个责任”不够到位，监督执纪问责需进一步加大力度，一些领导干部和重要部门存在较大廉政风险，选人用人问题较突出，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
江西省 案后续处理工作不及时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党的领导弱化，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破解发展难题改革创新不够;政治意识不够强， 案后续处理工作不及时。
选人用人的反映集中，违反换届纪律时有发生。党的建设薄弱，党建工作抓而不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够，有的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一些党员干部党的意识纪律意识不强，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党的阵地不牢固。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够，“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违纪问题易发多发，干部监管不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
河南省存在“带病提拔”说情打招呼问题
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省委政治意识需进一步增强。选人用人问题反映集中，存在“带病提拔”、说情打招呼的问题。
党的建设缺失，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党建工作薄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信仰缺失，党规党纪意识淡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力，党员领导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有的单位“一把手”腐败问题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时有发生。
篇6：圈子文化整改措施
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
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塌方式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挖出一个，牵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触目惊心，“一个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着”的现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败窝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深层症结。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铿锵宣示——“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更显振聋发聩。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党，像我们党这样坚持不懈地反对党内搞小圈子，这是党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会逐渐蚕食党的健康肌体。一旦圈子盛行，就会出现“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问题、干事情的立场必将出现偏差，导致空谈淘汰实干、关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现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难免被污染。结果，必然是组织涣散、人心离散。
当团结变成“结团”，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着寻找“乡缘”“学缘”“业缘”的“团员”。或是官官相护，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以同乡会、同学会为名义，暗中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派系意识流风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门户、不知有组织，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义。干部选拔，不问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决策论证，不凭实情民意，只看上边喜好。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对政治生态的危害之大，对政治规矩的破坏之深，对同志关系的异化之大，莫此为甚。
诚然，领导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正常的人际交往。但越是身处复杂的社会环境，面临种种考验和诱惑，越需要多一些自省，守住党的规矩的底线。俗话说得好，针眼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人际交往和生活情趣皆非小事。有时候，看起来是在讲感情，实际上却在徇私情，看起来是在交流体会，小处太“随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甚至坠入腐败深渊的开始。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曾在家书中如此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甚至要求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结果还没等儿子“实践”，自己已经东窗事发。大量教训警示我们，党的干部只有一个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门客。攀龙附凤、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终逃不脱拔出萝卜带出泥、树倒猢狲散的命运。当前，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不断走向深入，圈子文化滋生的环境正在逐步改变。依附心理带来的是包袱，捷径思维通向的是邪路，严守纪律、常讲规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才是为人从政的康庄大道。
唐朝晚期，面对“牛李党争”的乱局，唐文宗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警思。今天，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远大目标，越是在激流漩涡中劈波斩浪，在风险挑战中迎难而上，就越是需要一支团结一致、奋发有为的党员、干部队伍。党员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组织，干部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人民。守定这条规矩，抱定这个信念，我们才能积聚起磅礴之力，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篇7：圈子文化整改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纵观十八大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总书记的讲话可谓直指症疾，语重心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全党同志高度重视和警惕。
我们党历来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另立山头。延安整风时期，就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深刻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对于不同认识，应当通过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即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也允许个人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不得另搞一套。从历史上看，张国焘、王明、等都是搞派别活动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从现实来看，像周永康、徐才厚、刘志军等，背后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圈子”，但这些人也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全党有统一的理论基础，统一的组织原则，统一的铁的纪律，统一的奋斗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全党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实现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所必需的，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而是一片噪音。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证明，“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小圈子”古已有之。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他从尧舜禹汤、秦汉唐宋，对朋党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许多朝代就是亡于朋党。我们所指的“小圈子”就是某些以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保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乃至阴谋篡党夺权的团团伙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教训应当记取。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他们的目的和手段虽有所不同，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领导干部企图利用“小兄弟”给予支持，“小兄弟”则依靠领导干部给予提携、照顾。他们在一起吹吹拍拍、吃喝玩乐、利益输送、贪污受贿，支持亲信、排斥异己，徇私枉法、胡作非为。有的“小圈子”以亲朋故旧、同乡、同学、同事为主体，结成利益同盟;有的同气相求，相拜结盟，称兄道弟，甚至沿用青红帮的称谓;有的崇洋媚外，向党抹黑;有的与宗教甚至邪教相勾连，讲究风水，崇拜鬼神;有的“小圈子”盘根错节，难分难解。各种“小圈子”都是背离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他们是党的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危害甚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清除。
坚定理想信念，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理想信念是我们思想的基石，只有理想信念坚定，脚跟才能站得稳，身板才能挺得直，眼睛才能看得清，浑身才能有力量。实践证明，现在有些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不是一心向着大目标，而是两眼向钱看，党员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主动寻找依附于各种“小圈子”。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大的滑坡，理想信念的丧失就是政治生命的完结。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我们有千条万条理由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没有一条理由搞“小圈子”。热衷于搞“小圈子”的人一定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应当悬崖勒马，我们党也应当提高警惕，向他们大喝一声，促使他们幡然醒悟。
坚定理想信念，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尤其要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前后继承、创新发展的过程，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有些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认识不足，要切记几代党的领导人指出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老祖宗就会亡党亡国。要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抵御敌对势力进行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有些“小圈子”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
要牢记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苏东剧变有很多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开始，搞全民党、全民国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一夜之间一个世界大党大国销声匿迹。我们要对否定毛主席丰功伟绩，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毫无根据的欺骗和捏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以正视听。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
“小圈子”文化是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的，杜绝“小圈子”必须有“治本之道”，这个“本”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毛主席入党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他在闽西赣南苏区时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利益讲得非常深刻具体，并且提出了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22年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划时代的变化，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又用了27年时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初步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我们今天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毛主席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完全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行动指针，群众需要什么，就带领群众干什么。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清醒剂”和“照妖镜”，那些想搞“小圈子”的人真应该经常拿出来“照一照”，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违背了党的宗旨。
现在有的党员干部群众观点淡薄，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的在工作上强迫命令，欺压群众，这是必须纠正的。忘记群众就是忘本，要牢牢记住群众“是重生亲父母，我们是斗争好儿郎。”要巩固发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转变作风，有事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党委领导方法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特别是在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下，更要把民主集中制建设好、执行好，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实行正确领导、防止和纠正错误的法宝，也是抵制“小圈子”的锐利武器。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自觉执行“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只有坚持“四个服从”，才能保证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坚持“四个服从”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只图领导满意而侵犯群众利益。现在有些干部为取悦上级满意，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甚至违法乱纪，欺压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委工作制度，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党委分工负责制。书记要当好“班长”，要主动负责，搞好协调、检查、指导。班长“只是一个比方”，不能个人说了算。要处理好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不能搞“一言堂”，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委员意见，形成集体的智慧和工作合力。
要严格党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克服好人主义、折中主义，真正做到对同志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对那些搞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的人，要及时提醒，不迁就，不留情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
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也是透过一些“小圈子”暴露出的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道正派，选贤任能。“纵观千古存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这是《东周列国志》结尾诗中的诗句，讲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借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选拔干部的五条要求：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按照五项要求培养、选拔、使用干部就是在新时期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路线。五项要求中，信念坚定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性问题，应予以特别注意。近几年，培养选拔管理干部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容回避，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地方部门对讲政治重视不够，致使某些贪腐分子“带病提拔”，走上了领导岗位。要改进干部考察工作，防止那些信念动摇、心术不正的干部混入领导岗位。
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用干部只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不能降格以求，特别是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能搞亲亲疏疏，不能个人说了算，更不能搞“小圈子”。对违反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应当依纪从严惩处。同时，还要大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这是事业上的需要，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要选好、管好、用好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打铁先得自身硬”，选干部的干部首先要过硬，要切实加强他们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自身的素质提高了，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
现在我们党是一个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员队伍壮大了是一件好事，但也给党员教育管理带来困难。有的党员入党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斗争，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是企图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声望谋取个人私利，追求的是个人名位、权利、财富，这也为一些“小圈子”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小圈子”和不正之风是党的腐蚀剂，必须拿起党纪这把利剑，坚决彻底地清除。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保持行动一致、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是统一的铁的纪律，所谓统一的纪律就是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一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党龄长短一视同仁，都必须服从统一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各方面的纪律，没有不受约束的特殊党员，谁违反了就处理谁，不能迁就照顾;所谓铁的纪律就是执纪要严，我们的纪律是钢性的，不是弹性的，不是“橡皮筋”，更不是“豆腐渣”，要克服一些地方部门执纪中失之于宽、散、软等问题。执行纪律不能怕得罪人，不能只栽花不栽刺，不能见了矛盾绕道走，要知难而上，铁面无私;不能怕别人说三道四，说得对的要听，说得不对的可以保留意见。只要纪律加强起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正之风一定会逐步得到完全的纠正。
篇8：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人世间洋溢着真假、善恶、美丑，需要人们求真、惩恶、尚美。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假恶丑一视同仁。这样的好人主义，权高者毁国，权低者坏事，无权者毁己。秦朝末年，弄权者指鹿为马，好人主义者不予反对，让秦始皇计划万年的江山二世没搞完，就让刘邦项羽翻了天。各种法制原则，好人主义者变通执行，让法制原则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结果腐败丛生、怨声沸腾。好人主义者，以惺惺作态的模糊态度，让真善美孤独成长。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言论形式，对于纠正、提醒言行不当，具有关键时刻醍醐灌顶的神奇作用。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一味表扬或沉默，让错误如野草疯长，还让当事人觉得这是秋收丰年的节奏。在这里，好人主义者就是温水，让错误横行霸道如青蛙，最终毁掉的是青蛙。好人主义者，不会说忠言，只有蜜语或谗言或无言，结果让大局成为乱局、败局。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将人类社会最崇尚的民主与集权统一，各自得到体现。许多宏伟大业成于民主集中制，远的有大唐时代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之民主之集中。近的有我党从19到1949年之间300万名共产党员用无畏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和共和国政权，之所以能如此，民主集中制凝聚了党心民意。好人主义者不发挥民主之作用，也不做实集中之实，而让民主不充分，让集中不科学，使民主集中制走了形式，搞了过场。
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害己。这种利己是短期利己、长远害己。好人主义者内心都有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小算盘，都有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处事哲学，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的利我大于一切，什么组织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统统不值一提。其实，好人主义者是猢逊，而组织、国家、民族利益是大树。大树未倾，猢逊可得短时安宁，一旦倾倒，猢逊只能“鸟兽散”。说到底，好人主义就是私与公关系的利私选边站队。在好人主义者内心深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是被暂时性、表面性的做派掩盖了。每个好人主义者都是个人利益唯我独尊的虔诚信徒。
好人主义既然如此多的坏处，何以被许多人深信笃行?这是因为，好人主义能够不得罪人，能够不树敌，能够规避矛盾锋芒，坐收“鹬蚌相争，黄雀在后”之利。此利在好人主义者看来，是民心所赐，而此民心是好人主义的实践结果。其实，此民心是好人主义庇护的小集体民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民心。欲以好人主义得民心，实属不掘井引泉止渴而迷恋饮鸩止渴之举，非也，悲也。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不能光说不练，要体现在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体现在决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高尔基有言，“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万事严中求，严师出高徒，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也是一样，“好人主义”出不了好干部。要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常态，抓早、抓小、抓始、抓细，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当碰硬较真的“铁匠”，不当睁只眼闭只眼的“木匠”。如此，对干部本人利莫大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利莫大焉。
篇9：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干部身上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及时提醒、批评、制止，防病于未发，治病于未起，是我党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正是靠着这一“法宝”，严在平时、严在经常，修枝打叶、纠偏纠错，治患疾于“未”，断诱惑于“始”，绝蜕变于“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致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等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日用品”成为了“稀缺品”。有的对干部身上出现的“小毛病”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该拉脸时拉不下脸，该下手时下不了手。等到出了“大问题”，能捂则捂、能盖则盖，处理上能松则松、能宽则宽，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
严是爱，宽是害，松松垮垮出灾害。干部出现违纪违规苗头时，如果得不到“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会由最初的“疾在腠理”“疾在肌肤”，演变为“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大量案例已经揭示，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现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自由落体”，往往与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人主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就继续在问题丛生的漩涡中沉沦。就算有人考虑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出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下场。所以，即便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那还是拖着吧。谁也不容易，谁也不得罪，问题不解决，自己也没啥损失。“好人主义”盛行的原因是组织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样的人都说他好，他跟谁都合得来，并且这种“老好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
要解决“好人主义”的问题，首先需要认清“老好人”的嘴脸。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喜欢当“老好人”，博得大家对他的一致赞扬。有人把“老好人”归咎于孔子身上，他们认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就让人做“老好人”。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孔子批判过“老好人”，我们来看看《论语·子路》里孔子的弟子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中体会到孔子对于“老好人”的鲜明态度:“老好人”不咋地!如果一个人混得大家都讨厌他，这个人无疑有问题;但一个人混得大家都喜欢他，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善良的人喜欢他，邪恶的人讨厌他。一个人如果善良的人喜欢他，说明他跟善良的人走得比较近，有善良人的特质。如果邪恶的人也喜欢他，说明他跟坏人也走得比较近，又有坏人的特征。那么，这个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什么坏人，可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他是一个伪善的人，也就是伪君子。孔子还对这种人有一句经典的臭骂:“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全村人都说他好的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道德上的贼人”。这种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是在利用道德伪装偷偷得好处的人，像小偷一样。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对待身边的“老好人”呢?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孔子说，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以，我们要认清“老好人”的真面目，要敢于当面提出“老好人”的问题，让这种“老好人”没有市场。
要消除“好人主义”，就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有效地解决党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使得党员能快速成长起来。但这种优良作风在个别地方被异化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或者谈一些表面的、无伤大雅的问题，不去讨论真正的问题。如此，党员个人不能真正认识到错误，积极改正、获得成长，所在的党组织也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所以，要消除“好人主义”，关键还在于落实《条例》的规定，问责“老好人”不负责、不担当的责任，让“好人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
篇10：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好人主义”并不鲜见，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将虚头巴脑当“忠诚”，具体来说，“好人主义”主要有以下四副面孔:
不作为型
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
讲求“混”，工作马马虎虎则可，表现勉勉强强为上，上不得罪领导，下不招惹同事，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工作时间喝喝茶水，终日精神不振、思想涣散，在他们看来工作不是干出来的而是混出来的，因为就是这种混的思想让他们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以及领导的赏识，既不会被同事嫉妒，又不会被领导“拔刺”，他们成了标标准准的“老好人”，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安安稳稳拿工资，而唯一的工作也是安安稳稳拿工资。
粉饰太平型
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
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曲意奉迎型
这种人见了上司弯腰如虾，柔声如猫，即使不在口头上说自己是孙子，也要在精神是自贬三辈。
遇事随声附和，对上级的工作不作辨别，不提意见，口中常挂的就一句话“您哪说我哪办”，有时明知上司有错，也不纠正，不制止，不提不同意见，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更是唯唯诺诺，刻意奉迎，如果上司说轮船能在天上飞，他便会说轮船在天上比飞机飞得还快还好。这种人时时处处迎合上司心理，让上司很受用。
相互利用型
有心“栽花”，无意“栽刺。
为了进退自如、升迁有余。他们就象水中的鱼儿一样，上边能游下边也能游，领导面前“抬轿子”，下属面前“吹哨子”，两头逢迎两头惹，不但是领导眼中的“好下属”，而且是下属心里的“好领导”，在善“游”者的观念中，出不出成绩没有关系，反正只要“轿子”抬的好，领导就会提拔，只要“哨子”吹的响，下属就会拥护，就算偶尔犯点错误，也有领导庇护、下属求情。
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对其成长不负责、不担当，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
所以，一定要彻底铲除“好人主义”。
在王岐山看来，问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主义作祟，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不愿得罪人，往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种做法在《问责条例》颁布后就要行不通了，因为《问责条例》释放了新的信号: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如何实现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很简单，《问责条例》为打通“能上能下”渠道做出了完美“助攻”，让“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了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让无数领导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而近日开始执行的《问责条例》，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
篇11：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7月26日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关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市委第157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推进中央第三巡视组对辽宁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市政协主席于国平，副主席袁光娥、于天大、曹洪涛、庄严、林士宽参加会议。
于国平在讲话中指出，市政协党组成员要做表率，坚决抓好“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的整治工作。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真正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坚持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持抓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落实;坚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从严选拔和管理监督干部;坚持把“圈子文化”整治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唤起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意识、党的意识、宗旨意识、纪律意识，自觉抵制“圈子文化”，自觉做新时期合格党员，为政协履职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市政协党组成员分别联系各自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讲认识、谈体会，深刻剖析了“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带来的严重危害，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深化了认识、明确了措施。
篇12：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把遵守政治纪律放在第一位。反对拉帮结派，要求党员干部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牢记自己的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工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清醒认识到党组织不是任何人的“山头”，党员不是任何人的“家奴”，从灵魂深处排除“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的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定“三个自信”，做到“三严三实”。
政治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维护党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路线的行为规范，是实现党的团结和协调统一的行动准则。拉帮结派是一种严重破坏政治纪律、搞乱政治规矩的行为。如果任由其盛行，党组织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
反对拉帮结派是我们党一贯的立场和纪律要求
拉帮结派是以利益为黏合剂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在经济上互为谋利、共同分赃，在人事上封官许愿、弹冠相庆，在工作上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帮派内部，只知有团伙，不知有组织;只知有靠山，不知有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封建化的形式表现。我们党一贯反对搞小圈子、小团伙、小帮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等原因，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各部分同志之间互相不了解、不团结现象，存在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路线的正确、全党的团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党中央始终对“帮派”、“团伙”、“山头”保持高度警惕。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系、小圈子。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政治教育和正风肃纪相结合，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对搞山头、搞宗派、搞团伙、闹自由主义的行为加以严肃整治。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大大增强。但拉帮结派思想残余仍未彻底消除，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等同于组织，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主管领域当“私人地盘”，想方设法立“山头”、当“大王”、作“舵主”，把上下级关系搞成利益输送关系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作只对利益共同体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使得一些地方党内政治关系不正常、政治风气污浊。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部署今年党风廉政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再次表明了党中央治理“帮派”、“团伙”、“山头”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坚决铲除拉帮结派生存的土壤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拉帮结派现象也不是一两天就形成的，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发酵的土壤。山头易守难攻，封建时代各路英雄草莽集结，拉帮结派就立起了“山头”。随着时代发展，拉帮结派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的“关系”、“靠山”、“是谁的人”、“属于哪一派”，既有因裙带关系成立的家族式山头，也有因地域关系结成的帮派;既有因共同经历如老部下、老同学结成的团伙，也有因金钱关系搭建的各种利益集团，更有政治上互相依附的团团伙伙，等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必须从思想、制度、监督等多方面切入，多管齐下，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帮派主义生存的土壤。
加强纪律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政治自觉。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拉帮结派、“圈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产物。在帮派内，党的原则被抛到一边，互相吹捧、互相举荐，政治上互相依靠，经济上互为利用;在圈子里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干，无法无天。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意识、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权力观扭曲，法纪观念缺乏。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遵守党的纪律，对组织负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党的纪律面前，没有人享有特权，也没有人能例外，必须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远离并抵制形形色色的“帮派”、“山头”、“圈子”。
完善党内法规，健全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因此，必须要以规范制约权力为中心，坚持五湖四海、公平公正使用干部为导向，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由一系列相关具体法规制度组成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科学配置各部门单位的权力和职能，规范和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产生权力依附、权力寻租行为。
严肃党内生活，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遵守执行情况，直接影响到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一些部门或单位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病根未绝，导致拉帮结派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纠正和整治。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扫除歪风邪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决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摒弃相互间逢迎讨好、互相吹捧的庸俗作风，真刀真枪，红脸出汗，不断提高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严格监督执纪，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严格监督执纪，是反对拉帮结派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有的人在所谓的“圈子”和“大树”的庇护下，尝到不少甜头，心存侥幸，对党的纪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对热衷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团团伙伙，搞山头主义、排斥异己和搞人身依附行为的领导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动真碰硬，按照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要求，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篇13：整治圈子文化自查报告
党的xx大以来，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纵观xx大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塌方式*，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总书记的讲话可谓直指症疾，语重心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全党同志高度重视和警惕。
我们党历来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另立山头。延安整风时期，就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深刻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对于不同认识，应当通过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即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也允许个人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不得另搞一套。从历看，张国焘、王明、“四人帮”等都是搞派别活动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从现实来看，像*、*、刘志军等，背后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圈子”，但这些人也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全党有统一的理论基础，统一的组织原则，统一的铁的纪律，统一的奋斗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全党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实现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所必需的，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而是一片噪音。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证明，“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小圈子”古已有之。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他从尧舜禹汤、秦汉唐宋，对朋党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许多朝代就是亡于朋党。我们所指的“小圈子”就是某些以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保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乃至阴谋篡党夺权的团团伙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教训应当记取。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他们的目的和手段虽有所不同，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领导干部企图利用“小兄弟”给予支持，“小兄弟”则依靠领导干部给予提携、照顾。他们在一起吹吹拍拍、吃喝玩乐、利益输送、*受贿，支持亲信、排斥异己，徇私枉法、胡作非为。有的“小圈子”以亲朋故旧、同乡、同学、同事为主体，结成利益同盟;有的同气相求，相拜结盟，称兄道弟，甚至沿用青红帮的称谓;有的崇洋媚外，向党抹黑;有的与宗教甚至邪教相勾连，讲究风水，崇拜鬼神;有的“小圈子”盘根错节，难分难解。各种“小圈子”都是背离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他们是党的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危害甚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清除。
坚定理想信念，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理想信念是我们思想的基石，只有理想信念坚定，脚跟才能站得稳，身板才能挺得直，眼睛才能看得清，浑身才能有力量。实践证明，现在有些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不是一心向着大目标，而是两眼向钱看，党员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主动寻找依附于各种“小圈子”。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的滑坡，理想信念的丧失就是政治生命的完结。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我们有千条万条理由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没有一条理由搞“小圈子”。热衷于搞“小圈子”的人一定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应当悬崖勒马，我们党也应当提高警惕，向他们大喝一声，促使他们幡然醒悟。
坚定理想信念，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尤其要深入学习好系列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前后继承、创新发展的过程，没有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有些同志对马列主义、*思想学习认识不足，要切记几代党的领导人指出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老祖宗就会亡党亡国。要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抵御敌对势力进行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有些“小圈子”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
要牢记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苏东剧变有很多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开始，搞全民党、全民国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一夜之间一个世界大党大国销声匿迹。我们要对否定毛主席丰功伟绩，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毫无根据的欺骗和捏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以正视听。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
“小圈子”文化是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的，杜绝“小圈子”必须有“治本之道”，这个“本”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毛主席入党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他在闽西赣南苏区时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利益讲得非常深刻具体，并且提出了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22年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划时代的变化，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又用了27年时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初步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我们今天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毛主席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完全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行动指针，群众需要什么，就带领群众干什么。*思想是的“清醒剂”和“照妖镜”，那些想搞“小圈子”的人真应该经常拿出来“照一照”，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违背了党的宗旨。
现在有的党员干部群众观点淡薄，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的在工作上*命令，欺压群众，这是必须纠正的。忘记群众就是忘本，要牢牢记住群众“是重生亲父母，我们是斗争好儿郎。”要巩固发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转变作风，有事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党委领导方法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特别是在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下，更要把民主集中制建设好、执行好，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实行正确领导、防止和纠正错误的法宝，也是抵制“小圈子”的锐利武器。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自觉执行“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只有坚持“四个服从”，才能保证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坚持“四个服从”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只图领导满意而侵犯群众利益。现在有些干部为取悦上级满意，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甚至违法乱纪，欺压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委工作制度，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党委分工负责制。书记要当好“班长”，要主动负责，搞好协调、检查、指导。班长“只是一个比方”，不能个人说了算。要处理好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不能搞“一言堂”，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委员意见，形成集体的智慧和工作合力。
要严格党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克服好人主义、折中主义，真正做到对同志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对那些搞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的人，要及时提醒，不迁就，不留情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
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也是透过一些“小圈子”暴露出的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道正派，选贤任能。“纵观千古存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这是《东周列国志》结尾诗中的诗句，讲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借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选拔干部的五条要求：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按照五项要求培养、选拔、使用干部就是在新时期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路线。五项要求中，信念坚定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性问题，应予以特别注意。近几年，培养选拔管理干部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容回避，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地方部门对讲政治重视不够，致使某些贪腐分子“带病提拔”，走上了领导岗位。要改进干部考察工作，防止那些信念动摇、心术不正的干部混入领导岗位。
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用干部只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不能降格以求，特别是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能搞亲亲疏疏，不能个人说了算，更不能搞“小圈子”。对违反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应当依纪从严惩处。同时，还要大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这是事业上的需要，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要选好、管好、用好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打铁先得自身硬”，选干部的干部首先要过硬，要切实加强他们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自身的素质提高了，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
现在我们党是一个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员队伍壮大了是一件好事，但也给党员教育管理带来困难。有的党员入党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斗争，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是企图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声望谋取个人私利，追求的是个人名位、权利、财富，这也为一些“小圈子”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小圈子”和不正之风是党的腐蚀剂，必须拿起党纪这把利剑，坚决彻底地清除。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保持行动一致、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是统一的铁的纪律，所谓统一的纪律就是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一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党龄长短一视同仁，都必须服从统一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各方面的纪律，没有不受约束的特殊党员，谁违反了就处理谁，不能迁就照顾;所谓铁的纪律就是执纪要严，我们的纪律是钢性的，不是弹性的，不是“橡皮筋”，更不是“豆腐渣”，要克服一些地方部门执纪中失之于宽、散、软等问题。执行纪律不能怕得罪人，不能只栽花不栽刺，不能见了矛盾绕道走，要知难而上，铁面无私;不能怕别人说三道四，说得对的要听，说得不对的可以保留意见。只要纪律加强起来，党内消极*现象、不正之风一定会逐步得到完全的纠正。
篇14：圈子文化的表现
所谓“自组织”，是与被一个权力主体指定成立并赋予任务的“他组织”相对而言的，在管理学中通常指 “网络”，社会学中则常常是指 “社区”或“社群”。
人际关系会带来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则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简言之，中国人的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表现在组织内会是最有活力、战斗力与创意的团队，表现在社会上则是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团体，如职业、行业协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各类兴趣俱乐部等等，可以其内部的社群规范与伦理建构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扬其恶而发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正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条就是“放”，运用于现代自组织治理模式，就是给予社群一定的发展空间，借以形成社群伦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形成自律的风气。找到合适的方法开放自组织，也可以让多元的声音找到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找到合法、公开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开发言权，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团暗斗，夺权谋私。这样，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团体，将圈子文化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让公共权力回归到本来的轨道，最终实现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条是“诚”，中庸之道从天下至诚开始，只有真诚才能建立愿景、价值观和团体文化。如此，自组织的圈子成员才有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标、自选工作，正面发挥圈子的功能，而不会没有底线地抱团循私。
中庸的第三条原则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从领导开始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礼，愿景、价值观和文化才会真正深入人心，法制与规范才会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与遵守。
中庸的第四条原则是“动态平衡”，即要寻求治理模式在动态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要有节度，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也要有节度，在层级治理和自组织治理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作为圈子核心人物的领导者也要保持好圈内与圈外的平衡。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考虑小圈子里面人的权利，而应该把均分的原则运用到更大的层面上去，随时动态平衡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平衡人情法则与均分法则，平衡圈内与圈外利益，时而三七分、时而五五分、时而**分，总之要在底线之上动态调整。
《尚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相信放开自组织之门，强化社群精神，建立社群规范，并掌握层级与自组织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的圈子文化就不仅不会造成权力的异化，反而会成为国家和社会良性治理的助力。
对于“圈子文化”，中央的态度非常鲜明。“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听听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的话语，净化政治生态就必须破除“圈子文化”，共产党与山头主义势不两立!
其实，正常的人情交往未尝不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也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然而，以暗中勾结为手段，以私人利益为目的，不仅让正常交往变了质，也让党风政风变了味。官官相护的逻辑之下，任人唯亲、近亲繁殖、带病提拔势必蔚然成风;官商勾结的规则之下，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寻租腐败定然禁而难绝;山头主义的庇护之下，党同伐异、相互倾轧、朋党恶斗也将潜滋暗长。为了小圈子利益而出卖公共利益，这正是“圈子文化”的危害所在。
在圈子中寻求政治庇护、利益同盟与合作伙伴，有事可以共担风险，无事可以谋取利益，这种合纵连横、攻守同盟之术，恰是很多官员深藏心底的“官场秘籍”。然而，宋代欧阳修造就说过，“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这样的酒肉朋友、场上哥们，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同享富贵易、共当困苦难。“圈子文化”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更会充当贪污腐败的触媒。刘志军与丁书苗，还有罩着神秘色彩的所谓“石油帮”，哪一个最后得以善终?苦心经营小圈子，到头来养虎自噬，这是一种反讽，更是一种警醒。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兴起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唐朝晚期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牛李党争”，更是加速唐朝衰落的触媒。以古鉴今，为了正本清源、釜底抽薪，应该拿出雷霆手段，向任何形式的“圈子文化”说不!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从个人经验来说，“圈子”就是由志向、趣味、年龄甚至居住地点都比较相近的人自动形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会以饭局的形式展现在别人面前。圈子是在成功意识的支配下形成的，只要个体不在圈子里使坏，圈子就不会把个体排斥在外。但是，并非所有的圈子都能走向成功，因此，“选择圈子”比“进入圈子”更重要。圈子不能太大，太大了发言的机会就少。还有，一个圈子当中不能没有掌握话语权力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太多，否则一个圈子就会分化为多个圈子，导致个体在决定投奔哪个圈子时左右为难。
圈子自古就有，只不过在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封闭期，政治化状态取代一切，所以圈子就给淹没了。圈子在80年代后活跃起来，反映了非正式组织群体的多样化。任何一种特征，比如职业、品味、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可以组成为不同的圈子，以保持自身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断地组成圈子，也不断地选择着圈子，营造适合自己的圈子，在圈子里寻找寄托。
圈子的增多与细化，跟社会本身的开放度和容忍度有关。现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各种吧，就是为各种圈子的生存需要提供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使得圈子与圈子之间至少在空间上避免了冲突。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圈子之中，圈子的多寡，反映出一个人人格面向的多寡。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强，所涉足的圈子就越多。圈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人们通常会通过自己的圈子里够得上的资源，再去寻找够不上的资源。然而，这并不就是说一个人所涉足的圈子就是越多越好，因为圈子的维持也需要你的付出，包括信息、金钱、时间、精力等。过多的圈子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为圈子而圈子，就好像一个头绪太多的网结，身心都处在一种五马分尸的状态。
要说社会上的圈子，建国前四川的袍哥、码头就是圈子。建国后，当局三令五申“不要拉小圈子”。当时“圈子”是贬义词，是拉帮结派的代称。现在的“圈子”是中性词，是港台文化渗入的时髦话。文化界叫文化圈，演艺界叫演艺圈。旧社会的圈子有行规帮规，现在的圈子也有约定俗成，游戏规则。圈子之内、圈子之间，因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有人精于此道，乐于此圈。
战国百家争鸣，魏晋建安七子，盛唐饮中八仙，清初扬州八怪，还有散文体裁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都是流派文化，但习惯上不称“圈子”。五四以后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语丝派、新月派、太阳社、沉钟社……有的“为人生而艺术”，有的“为艺术而艺术”，有的走上十字街头，有的钻入象牙之塔。尽管各行其道，但也称为“圈子”。80年代思想解放，有文艺复兴之兆。改革派与守旧派有阵线之分，但也不像现在的“圈子”。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的圈子现象是个怪胎，是一场混战。除个别例子，大多数是无谓纠纷，小是小非，胡搅蛮缠。改革开放初期文坛论争是黄钟大吕，现在文坛吵架是瓦釜雷鸣。庸才骂人是时尚，不遭人骂是庸才。所谓“圈子文化”，弄得好是流派，弄得不好是宗派，极而言之成帮派。
“圈子”是交朋友的一种范围和形式。有一本儿书上说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一辈子能维持的朋友不超过几十个，圈子就是维持。
“圈”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一伙人为了混口饭吃而蜷缩在一起。以下提到的圈都应该念“juan”。
自有人群就有圈子，赵传有歌叫“找个帮来混”，江湖是人，人就是江湖，脆弱的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形成一个个的圈子。
如今分得细而又细的文化圈、娱记圈等等，从功能上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圈娱乐圈。有着相似的生存状态的人群聚成一个圈自娱且娱人，每个圈中人都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合起来成为一种狭隘的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即所谓黑语，也有一些不成立的行规。他们的存在对圈外人就是一种排斥。要想入圈，则必须“洗心革面”，所以大凡进入圈子的人都开始说谎。理想作为生活目标是一种很完美的形式，而一旦成为了生活方式，就会很糟糕。因为追求理想而入圈，并靠这种理想为生，就无异于进入了一种体制。
真正从事创作工作的人，应该努力维护个人的自由。而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快乐、简单，一旦入了圈，就没有了开放的空间，说话也变得口不对心，不由自主地会为着利益而改变很多，这便开始了不自由的生活。
早在解放前就有行业性的非组织机构被称为圈子，这种圈子里大都是艺人。80年代后期，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单位”的意识渐渐淡化，一批脱离了“单位”、“集体”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组织了一个个松散的行业性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起先是在娱乐界，慢慢的一些自由作家、撰稿人等也渐次形成了类似的圈子。
这些圈子有它约定俗成的行规，有一两个资历、才干过人的灵魂人物，但圈子内部很不规范，像一个小社会，只不过不具备一个社会应有的秩序。
个人终归是渺小的、自卑的，需要从整体中获取支持和帮助以求强大。人们不断组成一个又一个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圈子。仅就文学圈里就可以从写作风格、写作方式、写作取向上分出几个大圈子;作家圈也会因为年龄、经历、性别而站出许多不同的队伍。
如今市场与圈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圈子因为市场的需要而存在、发展;市场也会以圈中所提供的“权威”信息为标准找寻自身的需求。
圈子的地位也挺尴尬。民间的圈子因为兴趣、感情的因素自然形成，圈中人互相影响、刺激，共同提高，这样的圈子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而受权力、利益驱使而形成的圈子，承载着很浓的码头意识、官办风气，使圈子的整个发展受到限制。
文学圈中举行的评奖活动，因为某些利益的干预，在用稿取向上就排斥了一批不属于他们圈中的人，这不但造成了他们圈中的自我封闭，也导致了一些真正优秀但非圈内作家对评奖的排斥。
圈子，用主流语言说就是“界”，比如文学界、新闻界、政界。只不过，这些界是有组织地形成的，而圈子则是自发形成的。
一个人如果自觉地把自己归于某一圈子，实际上就等于自我禁锢。而一个人要想活得更加充实、涉猎范围更加广泛，就必须打破圈子，实现跨界别行动。
人们总觉得圈子有多么神秘，跨界别行动有多么困难。其实，除了政治这个圈比较行规森严一点，往往是出来容易进去难，但是其他圈子，主要是看个人能动性。你想发展自己，你有这个能力，那就行动吧。除了你自己，别的没什么障碍。
人不一定非要在圈子里获得资源。
相比西方一些国家，中国的圈子还比较狭窄，它处于边缘地位、主流文化之外。而西方国家的“圈子”有些已成为主流文化，有的也与主流文化有着“大众媒体”这一可沟通的工具。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官方“喉舌”，它不会过多地关注圈子的发展生息。尽管如此，圈子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为现代社会的圈子概括起来就是当代文化圈，它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需。
圈子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像音乐圈与舞蹈圈、美术圈与摇滚圈。圈中人都有着共同艺术实验的目标，一旦进入圈中，进入了一种彼此文化氛围中，一种共同的语境里，大家的交流和表达就会很直接、很真实、很纯粹。
当代艺术这个圈边缘性相对更强，因为强调的是完全个体化的劳动，圈中人在创作时很少或一般不会考虑经济等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效果)，他们更关注创作时的自由的状态和独特的感受。
圈子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生活先锋，不管什么社会，哪个时代，要想发展，都需要也必须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实验者。或许他们永远不能进入主流文化，但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现代社会机构越来越单元化。上班时与人交际是公事公办，下了班一回到家，大门一关，住了几年的邻居都几乎没打过什么照面。人们一方面希望隐私更加隐秘，一方面又渴望更广泛、更深刻的感情联系。圈子的出现恰好是一种补充。
大的圈子如广告圈、娱乐圈都是因为名誉组合成的，结构比较松散。小的圈子因为兴趣、利益等因素围成一团，这个圈子里有一个核心、纽带人物，这个人必定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可以说圈子大多都因为他，他的人格魅力不可小视。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讲得更多的是感情，大家有一种很根本的抱团意识。“关系就是生产力”，有了熟人、好友、亲朋的关系，很多原本挠头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都会在处理的过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早先一个人表示对另一个人最高度的信任和比较深厚的感情时，就是把这个人领到家中，吃一顿饭。如今家对一个人是最大的隐私所在，家是公开聚会越来越回避的地方。小圈子的活动几乎都会选在茶楼、饭馆、酒吧等地方。十几、几十人围坐在一起，饮饮茶、喝喝酒、聊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彼此获取的不同信息，既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收益。小圈子是私人感情另一个发源滋生地。
篇15：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称呼领导为“老板”、“老大”可以休了!广东省纪委日前已发通知，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
曾几何时，党内的称呼由原来亲切的“同志”，渐渐变得充满江湖气息。早在十年前，四川省人大代表曾朝章就曾呼吁“应该禁止党政部门人员称兄道弟”，他指出:一些人见面或谈工作，满口都是“大哥、老弟”;对上级不叫领导而叫“老板”，甚至有的人叫“干爸、干妈”。去年，《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文章，指出，裹挟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如今，广东省纪委以正式文件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党内称呼的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官场，已经形成“圈子文化”。这种“圈子文化”是由亲戚圈、朋友圈、老乡圈、同学圈、战友圈等组成，每个圈子都以一个或几个领导为核心。我们注意到，在新一届中央惩治腐败行动中，打击了好些圈子，比如“石油帮”、“四川帮”等。
一个官场中人，如果有幸进入一个圈子，他就有机会得到圈内人士的提携，就能与圈内人利益均沾。自然而然，圈内人便会习惯于称呼其领导为“老大”、“老板”。落马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早年在给其儿子的家书中就写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他甚至告诫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从官场“圈子文化”，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些地方，官场的上下级关系，不像正常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因为你是领导提拔的人，你就必须对领导感恩戴德，唯其马首是瞻。所以领导就成了你心目中的“老大”、“老板”。
因此，广东省纪委率先整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称呼，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同时加强组织纪律，对惯用庸俗称呼的官员给予处分。但这还只是治标之策，治本之策是治理官场“圈子文化”。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领导与下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存在，那么下属可能嘴上老实，但心里照样叫领导为“老大”。这就需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选拔机制，选拔那些有德、有才之人到领导岗位上，用人过程全程接受民众监督，通过阳光机制打破“圈子文化”，这样，“老大”等称呼就可以从官场中消失。
篇16：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自查报告
去年三季度,中央巡视组对10个省区市、3个单位进行了巡视。截至31日,上述地方和单位已将巡视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布完毕。
从这13份“巡视整改清单”可以看出,上述地方和单位在听取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后,围绕自身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6个方面的腐败顽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问题整改。
打击官商勾结
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中央巡视组反馈上述问题后,江苏省认真梳理问题线索,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与老板相互勾结牟取私利的案件。去年11月至12月全省新立案查处的2名厅级、8名处级、28名科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33人涉及与老板勾结谋利。
浙江省对反映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以房谋财,虚假投资、“期权”交易,通过特定关系人参股入股牟利以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和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等问题线索进行全面排查。去年8月至12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26件,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此类案件173件。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与私营物流企业有利益关系的问题,一汽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自查,按联系点约谈分管高级经理,组织清理整顿现有的物流公司,对物流车辆的车主信息进行甄别,查找同业经营、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线索,并在整车物流服务商准入、招标等方面进一步规范管理。
清理审批寻租
利用审批环节设租寻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的问题,体育总局取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制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名录内赛事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内设部门和直属单位审批;对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体育赛事分a、b、c三类进行管理,其中b、c类国际体育赛事下放由地方审批;明令禁止利用确定赛事承办单位之机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
青海省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审批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对以来省级研究或审批的探矿权、采矿权进行了全面清理,收回了不符合规定的3宗矿业权;全面停止以申请在先方式配置探矿权,对国家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矿业权从严控制,其他矿业权全部进场交易,一律实行“招拍挂”;全面检查了289件商业性探矿权管理合同和232件采矿权出让合同的履约情况,对有违约现象的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追责处罚,并将市州、县级审批的采矿权全部纳入合同管理;严格矿业企业工商登记管理制度,规定申请勘探、开采的企业,一律凭国土部门的许可证或批复文件予以登记注册,进一步规范了矿业权流转。
防止小官巨贪
中央巡视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着“小官巨贪”问题,蝇贪成群,其害如虎。为此,中央要求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
上海市加大对基层干部“小官贪腐”问题的查处力度。去年已查处原南汇区宣桥镇党委书记唐贵明、浦东新区惠南镇市场建设服务所原党支部书记季云初等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窝案。根据中央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查处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党支部书记陶金建贪污村集体土地承包人员上交款的案件。去年,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对202起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和贪污贿赂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给予149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处级干部19人、乡科级及以下130人。同时,建立健全防治“小官贪腐”问题长效机制。
四川省加强基层办案指导,整合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力量,加大基层查办案件力度,对问题反映集中、信访增量明显的地区开展重点督导,推行交叉办案、驻点办案、乡镇协作办案等工作机制,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初核率提高10%;改革基层办案体制,加强和改进市、县两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推进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基层干部日常监管,健全抓早抓小机制,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函询提醒,对轻微违纪问题进行谈话提醒。去年,全省县乡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1893件、同比上升28.5%,占全省立案总数的92.2%,各级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015件、同比上升70.6%。
狠刹领导玩风
常言道,玩物丧志。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玩风当中还存在着腐败风险。
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有的领导干部玩风盛行、热衷于书画联谊活动,存在腐败风险”等问题,陕西省清理了8名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等问题,原省政协副主席已辞去省书协主席职务;加强了对领导干部违规举办、参加书画展、笔会活动的清理,对资金来源情况进行了核查;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和健康生活情趣教育,制定了关于严格规范全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举办个人文化活动的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严禁利用工作时间或公共资源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开笔会、办展览、印专集等形式敛财,严禁利用公车、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资源组织或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摄影、书画、出版活动等,并在全区部署开展了领导干部“玩风”问题专项整治;出台《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实施意见。
禁止买官卖官
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超编制配备干部等问题,是近期中央巡视的重点,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点。
黑龙江省加大对买官卖官案件处理力度,鸡东县委原书记李树海案涉案人员已处理完毕,佳木斯市委原书记林秀山案涉及的省管干部已经立案,省农垦总局原党委副书记李涛案涉案人员也已分别立案处理;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单位进行重新核准,全省超配干部基数现为11614人,现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将于12月底前全部消化;对擅自设置的领导职务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已消化120人;对1583名在职省管干部档案的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对存在疑点或问题的档案进行深入核实,调查认定工作正在进行。
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关于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和干部监督制度不够严格等问题,中科院对超职数配备的2名副秘书长进行了调整,对3名超期任职的正职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制定了院机关与院属单位干部交流工作方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启动了研究所中层干部选拔聘用的自查工作,加大“一报告两评议”工作力度,加强对院属单位干部选任工作和新任用干部的评议和监督;开展了干部任职回避情况摸底调查,对违反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和院有关规定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要求相关单位党委督促落实,同时明确界定干部任职回避的情形,实行干部任职回避报告制度,加强对任职回避的管理监督。
严查违反纪律
纪律是党的生命。中央多次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不遵守纪律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问责。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映的“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的意识和党性观念,对党员干部不良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排查、检修、扫除;一方面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等15项制度规定,严肃查处理想信念不坚定、不与党和人民一条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当“两面人”、民族观不正确、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参加非法组织、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言论的党员干部。
河北省把优化政治生态作为本届省委主要任期目标之一,针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有的热衷于讲段子,传小道消息,有的崇尚圈子文化,各种小圈子多。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等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山头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并准备结合干部考察、领导班子调整及年度考核组织专项抽查;针对“部分基层组织受黑恶势力影响”“靠恐吓、贿选操纵选举,垄断集体经济资源,捞取政治光环”等问题,一方面在农村深入推进扫黑除恶灭霸扫痞专项行动,一方面认真组织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两轮专项督导,防止违法犯罪人员“由黑变红”。
篇17：圈子文化的危害
成都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报的6起典型案件中，主要是因为“好人主义”思想作祟，不敢抓、不敢管，不严抓、不严管。
“好人主义”在我党内部由来已久，且现在颇有市场，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顽症。“好人主义”听起来仿佛是踏踏实实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但实际上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表现为八面玲珑、卖乖讨巧，但实质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目的是讨好卖乖。“好人主义”不仅不好，反有三害：一害党、二害同志、三害本人。
“好人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好人主义”就像“麻醉剂”，又像“软刀子”，侵蚀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损害党的肌体健康。“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出现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发现同志有了缺点、错误，应当及时指出，帮助改正，这是对同志真讲情谊、真负责任。“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好人主义”意在讨好、得好，但最终自己也没有好处的。诚然，有时会有“好人缘”和“好处”，但须明白，长此以往，违背民意，威信丧失，难担重任，最后泯然于众人间，浑浑噩噩的渡过自己的余生。
让“好人主义”做到三不伤害，还须四重奏。一是摆正思想。克服好人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做的怎么样、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问题。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二是完善制度。克服好人主义，还有一个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问题。要坚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制度，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要按照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注意发现和保护那些德才素质好、工作作风实、敢抓敢管的干部。绝不能让那些敢于坚持原则、踏实工作的人吃亏，也绝不能让“老好人”占便宜，让好人主义再有市场。
三是正确引导。要讲政治，讲党性，提高党员、干部克服好人主义的自觉性。党员干部都要从党性和党的原则出发，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端正判断事物的立场和方向，要敢于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要讲良知，讲正气，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人们的良知水平提高了，好人主义的市场就会缩小。
四是加强民主。努力营造一个使人们敢讲真话实话，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环境。有什么意见和批评，摆到桌面上来。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要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努力提高民主的质量，使党员干部自觉地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两者真正统一起来.
篇18：圈子文化的危害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冀文林是“十八大”后第18名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公开的资料显示他与多名新近落马的高官均有交集且“交往密切”。比如去年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半年前落马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石油系“大老虎”蒋洁敏等等。身处一个横跨多个部门、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网，让冀文林的落马具备了某种典型性。
已故学者费孝通曾提出著名的“水波纹”理论，即在社会中会有一些人“以己为中心别亲疏”构建特权文化圈，官场同样存在这样的文化圈，且由来已久，危害甚巨。譬如，时下一些领导干部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热衷于琢磨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某某搞搞关系等等，这种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的做法看似高明，实际上隐患无穷。它一方面助长了干部间的江湖气，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危害到党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也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着，从而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断，大大增加了出问题的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高官一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因所在。陈良宇案、郑筱萸案、刘志军案、蒋洁敏案，几乎每一起重大腐败案件都会牵出一大批干部，有的案件间接波及横向层面的“帮派”成员，有的甚至直接导致纵向系统的大换血。而每一次腐败窝案的东窗事发，都是对我们的一次严厉提醒。
反腐肃贪既要毫不手软地打老虎、拍苍蝇、灭细菌，也要在实践中反思问题、寻找规律。冀文林案最大的反思价值，就在于它直观地把“圈子文化”的危害公之于世，震撼人心。这提醒我们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把打击圈子文化、小团体利益、宗派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绝不能让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圈子横亘于党内，壮小团体利益的胆，挤压正常的政治文明秩序，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习近平同志曾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郑重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是到了该深刻反思“圈子文化”危害性的时候了。网罗人脉、编制阡陌交错的关系网，绝非所谓的行政能力，交换资源、互相垫步也不是“立身之道”。相反，这样做背离组织原则，极易陷入圈子文化的巨大漩涡中，离党和人民渐远，离身败名裂渐近。
当然，我们反对“圈子文化”、帮派主义、小团体利益，并不是反对正常的同志交往。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能与他人在工作经历、地理渊源上有交集，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真挚朋友。但交朋结友务须胸怀公心、不偏不私、坦荡光明，以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思想上的肝胆相照、工作上的密切配合、作风上的互相监督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交到诤友、良友，也才能确保自身平安。
篇19：圈子文化产生的根源
在人民网看到一篇评论文章，说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塌方式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挖出一个，牵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触目惊心，“一个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着”的现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败窝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深层症结。一些干部成了整天忙着寻找“乡缘”“学缘”“业缘”的“团员”。或是官官相护，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以同乡会、同学会为名义，暗中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派系意识流风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门户、不知有组织，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义。干部选拔，不问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决策论证，不凭实情民意，只看上边喜好。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对政治生态的危害之大，对政治规矩的破坏之深，对同志关系的异化之大，莫此为甚。
评论认为，个别官员借“结交朋友”之名，行建“利益圈子”之实，大肆结交“小兄弟”“好哥们”，其实，所谓的“圈子文化”实质上是“利益圈”“权力圈”“腐败圈”，“结圈”之人各怀鬼胎，但目的不过是为了从“圈里”获得益处，达到权力的“资源共享”罢了。这样的评论很对，对问题的实质看得也很准。但我们看问题应该一分为二不是?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不结交“圈子”有什么“坏处”。
曾见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位市委书记，他对腐败现象很看不惯，在任几年，大力主导反腐，不少县处级领导干部因为腐败纷纷“落马”，被依法惩处，老百姓拍手称快。可就是这样一位嫉腐如仇、强力反腐的市委书记，在“圈子内”的“名声却不太好”。一些下属总喜欢在背后非议他，骂他“二百五”，“不识时务”，“二球”，“二流子”;一些同僚在工作中有意无意排挤他，疏远他;一些上级对他也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仍旧“我行我素”，坚持主导办案机关查处腐败分子。只可惜，他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尚未任满时，上级一纸调令，直接调走了他。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在关系社会的状态下，干什么事都得有“人脉”，左右上下都得有自己的“脉”，事情才能玩得转。“圈子”就是“人脉”，没有这样那样的“圈子”，当然寸步难行。
反过来，再来看看结交“圈子”的好处。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大前年从警校毕业，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可到派出所上班的第三天就遇到一桩事。头天晚上，他们出去打击卖淫嫖娼，逮着三个嫖客，其中一人是某单位的公务员。带回所里时间不长，所长就接到电话。后来，所长说那人是初犯，让他写了个检查就放走了，而另两名则每人罚了5000元。第二天上午，所里来了个女的，跟所长及同事们称姐道弟有说有笑，临走时从挎包里拿出五条中华烟，从所长开始，每人抽屉里放一条。轮到我那学生，他脸涨得彤红，不知如何是好。所长笑着说你就先收下吧。过后，所里老李开导他，要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要尽快融入这个集体。是呀，你不能刚参加工作就与同事们两条心吧?你不能一个人把全所的同志全得罪了吧?后来，我那学生考虑再三，就整个“融”了进去，现在，已经买了一套150平米的大房子，让我这个曾经的老师自愧弗如望尘莫及呀。
“圈子”就是一座座梁山，融进去，不仅有交椅可坐，还吃香喝辣享尽荣华富贵。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身处什么环境，趋利避害永远是他本能的选择。“圈子”融得好，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圈子”经营不善，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如此状态下，谁还能对“圈子”无动于衷?谁还敢对“圈子”无动于衷?在没有完全实现官由民选的官场环境下，出现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圈子文化”是必然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要成为上级眼里的人才，首先你必须成为俯首帖耳的奴才，你要全心全意，死心踏地甚至肝脑涂地接受上级对你的各种“考验”，至少，在主子面前，你要比哈巴狗更象哈巴狗。你要为主子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昏话屁话找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还要逼红了脸把它吹到一句顶一万句;你要把主子放的臭屁当成茉莉花来嗅，你要把主子的酸脚丫当成奶油雪膏来舔......不全身心地融进“圈子”，你怎么能让上级发现你，器重你，提拔你?贪官徐其耀在家书中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他要求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话难听，但却是官场环境的写真。
党内要搞“五湖四海”，严禁官员搞同乡会同学会，这都是对不搞“圈子文化”的个人要求，很有必要，但从体制机制上考虑，要杜绝“圈子”泛滥，还必须致力于改革现行的干部任命机制，把上级决定下级的“任命”还权于人民，让群众决定干部的升降去留。只有这样，“圈子文化”恐怕才能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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