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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2024-06-29 07:50:02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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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篇1：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一、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法学阶梯》规定：“……当赠与人表示他的意思时，不问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告成立。朕的宪令规定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的义务……”显然，在罗马法上赠与为诺成合同。《日本民法》第549条规定：“赠与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相对人的意思，相对人受诺而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发生效力。显然，在日本民法上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同样台湾地区的民法也规定了，凡赠与合同，不论以动产抑或不动产为标的，均为诺成合同。只是除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义务之赠与外，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情形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合同法》之所以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是为了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障受赠人利益的需要。因为如果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则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可不受任何约束。不仅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会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而为接受赠与所作出的准备、付出的花费得不到救济，这对于受赠人显然不公平。所以赠与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同时也为了顾及赠与人的利益，允许赠与人在一定条件下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登记;二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依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之见解，赠与之撤销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由此可见，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的存在以赠与合同已有效成立及赠与物尚未交付或办理登记为基础。因此，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才有任意撤销制度存在的必要。反之，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因赠与物之交付或办理登记与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必须同时发生，任意撤销制度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本身就是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最直观的标志。

二、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生效后，依照法律的规定撤销该赠与合同，使之归于无效的行为。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为保证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赠与的任意撤销、法定撤销、穷困撤销(又称穷困抗辩、紧急需要抗辩、拒绝赠与之抗辩或赠与履行之拒绝)。

赠与人的撤销权(也有学者称“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因为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获对价而负担给付义务，其对赠与人的拘束力应比有偿合同低才较为公正，并且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固然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无偿的赠与合同中，若赠与人赠与的表示系出于轻率，则使其如一般的表意人那样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不但对赠与人不利，而且使赠与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也欠缺正当性基础，因此，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应允许赠与人的反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立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这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负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就是赠与的任意撤销。该撤销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销。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但对于赠与合同来说，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我国学者谢哲胜先生所言“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赠与的财产权利尚未转移

赠与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只能是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为什么赠与能否任意撤销以权力转移为标准呢?这因为有的情况下，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在已经为接受赠与财产作出物质上、经济上或者精神上准备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特别是在受赠人已经接受赠与的时候，赠与人又把赠与的财产要回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既对受赠人不公平，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虽然赠与是赠与人单方的无偿行为，但在此种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也可能会对受赠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对社会道德也是一种冲击。因此，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合同法对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撤销赠与作了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进行的限制性规定。“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的情况，既包括赠与财产未交付给受赠人，也包括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还包括赠与财产已交付给受赠人，但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的情形。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如果赠与的财产一部分已转移其权利，任意撤销赠与仅限于未转移其权利之部分，以维护赠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稳定。

2、须非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合同法》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本条款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同法》之所以规定不得撤销，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人若采取此种方式与受赠人订立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人员的解释和说明，则应当已经考虑周详，如果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既有失合同的严肃性，也使受赠人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直接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所以，这种合同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相对稳定是必要的。

(二)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是指在出现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特定情形时，赠与人取得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发生下列事由时，赠与人或其继承人、代理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受赠人如果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这表明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将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赠与合同也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这一要件要求：第一，须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受赠人的侵害行为不以直接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的个人法益为限，受赠人有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法益之罪，例如妨碍选举、诬告、伪证、伪造文书等，因其间接或同时侵害个人法益之罪，亦有适用。第二，须侵害的对象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第三，须侵害行为达到严重的程度，而不是轻微的、一般的侵害行为。何谓严重侵害，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予以界定，造成实践操作中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须为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若仅为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则不发生赠与人的撤销权。《法国民法》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犯有虐待罪，轻罪或侮辱罪时”，赠与人才得以受赠人有负义务行为而撤销赠与。《意大利民法》规定，“只有在受赠人犯有本法第463条第1项、第2项和第3项规定的罪行的情况下，或者在受赠人故意严重伤害赠与人或故意使赠与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允许以忘恩负义为由提起撤销赠与的诉讼。”我们认为，凡是受赠人实施的、足以危害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的任何行为，均为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

2、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如果受赠人没有扶养能力或丧失了扶养能力的，则其不履行扶养义务有客观原因，赠与人不具有撤销赠与的法定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这一要件要求：赠与合同约定了受赠人负有一定义务;赠与人已将赠与财产交付于受赠人;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应当依约定履行其所负义务。在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了赠与财产后，受赠人如不依约履行其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也有学者认为，所附义务非因受赠人之事由不能履行或者不必要履行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并未区分不履行约定义务事由，有不妥之处。在此，笔者也认为，当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受赠人的事由所致的，赠与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4、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本条对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未作限定，因此只要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论其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就可以行使撤回权。不过应注意，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必须与受赠人的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若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并非受赠人违法行为的直接结果，则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也作为法定撤销权行使的事由之一，如《德国民法》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只有在受赠人故意和不法行为……妨碍撤回时，才享有撤回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规定：“受赠人因故意不法之行为，……妨碍其为赠与之撤销者，赠与人之继承人，得撤销其赠与。”对此，我国合同法尚未规定，实为法律的漏洞。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时，应当类推适用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赋予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以撤销权，以达到同样的不向受赠人为赠与的目的。

(三)赠与合同的穷困撤销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即“穷困抗辩权”。穷困抗辩权又称紧急需要抗辩权、拒绝赠与之抗辩权或赠与履行之拒绝权，是情势变更原则在赠与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在赠与合同成立后，遇有特定情势时，赠与人可行使穷困抗辩权，拒绝履行其对受赠人所负之给付义务而不负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德国民法》第519条规定：“赠与人因赠与使按其身份之生计或法律上扶养义务之履行频于危殆时可拒绝履行。”台湾地区民法第418条规定：“赠与人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影响，或妨碍其扶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

其实，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

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赞同学者们的观点：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

篇2：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一、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二、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

(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赠与的财产权利尚未转移

篇3：赠与合同是有偿合同还是无偿合同

作为无偿行为，立法者为赠与合同作出了特殊的制度安排。例如，赠与合同虽原则上为诺成合同，但在赠与物权利移转之前，除经公证或为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之外，赠与人可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任意撤销其允诺。受赠人忘恩负义的，即便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赠与人仍可依法撤销赠与并取回赠与物;赠与人也不像出卖人那样承担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此外，各国立法还都规定赠与人仅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损毁、灭失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赠与作为单务、无偿合同与典型的交易行为(如买卖、租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但赠与行为是否真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无偿”的?

古典理论揭示了赠与的有偿性质

古典合同法理论从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抽象出各个典型的交易关系并加以标准化，通过细密的法律规制来建构典型合同的体系。但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交换不限于“片断式”的个体行为，也不限于确定的可折算成金钱的交换。在他们看来，契约包括所有人类的行动，经济交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包括其他的互动行为。因此，每个具体的法律缔约行为都只是广义社会交换链条中的片断而已。像赠与这样的被传统民法定性为“无偿”的行为，其实并非真的“无偿”，赠与人同样可能存在着互惠的动机和需求。只不过这些需求被“不用支付对价或报酬”的外观掩盖了起来。他们真正追求的东西其实在合同之外。比如，各国法普遍允许赠与人可以撤销对“忘恩负义”受赠人完成的'赠与行为，其实就是承认赠与人对受赠人存在着广义上的“交易”诉求。对此，日本著名民法学者大村敦志指出，赠与行为盛行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其目的并不相同。那些在各种节日进行的各种社交性赠与仍是互酬的，在社会学上具有“对待给付”的性质，从长期来看，受赠人必定要对赠与人提供的恩惠作出回报。只有那些向公益团体的捐赠，才属于真正无对待给付的赠与。

赠与特性的典型体现

在现代生活中，赠与首先是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一般人都喜欢通过互赠礼物来建立和培养良好的社会关系，赠与也是家庭成员之间表达亲情和财产流转的主要手段。赠与行为以及作为赠与行为后果的礼物的流动也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以人际关系解决事情的场合，便存在着赠与行为。法国社会学家莫斯曾开创性地提出，赠与与回礼之间的时间间隔正是商业借贷的原型。通常情况下，回礼的价值还必须高于所受赠品，而回礼中超过赠品的这部分价值就是利润的起源。

再者，接受赠与而延迟回礼，懂礼节的人这时应该将某些替代品暂存到对方那里以示谢意，由此很容易联想到这就是担保的起源。总而言之，礼节性的赠与与回礼中包含着严格的义务与名誉感，从而形成了“信用”观念，并为此后商业交易的公正性奠定了基础。这些说明，赠与与交换有可能是同源的，并且同时发生。社会学家莫利斯·戈德列认为，一个社会的再生产需要三个基础的组合方可实现，即馈赠、出售和保留。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买卖交易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活动。“卖”，意味着将财产与原所有人彻底脱离;馈赠总是使赠出的东西保留着原主人的某种特性;而保留则是不让有些东西与主人分离，因为这些东西与人之间的联系代表着人的历史和认同，应当传承下去。应该看到，馈赠的这一特性在现代法律中仍有典型体现。

第一，目的性赠与。所谓目的性赠与，是指自然人或法人接受一定财产，且规定这些财产是作为与受赠人的其他财产在经济上相分离的特别财产而被管理，并且只能为特定的目的使用。如大学以法人的名义接受捐款，且款项只能用于安排奖学金或其他类似目的。这些财产就成为“管理这些财产且按照既定的目的使用其权益的受托人的财产”，拉伦茨称之为“非独立财团”，适用民法典关于“附负担赠与”的规定。

第二，财团法人。大陆法系的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区分，最终集中于是否承认社员可以改变公司的权利能力这一点上。社团法人(如公司)自然可以改变自己的经营范围，但财团法人(如寺院、学校、医院、基金会)则不能轻易改变章程和经营范围。这是因为，财团法人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得人民可以超越个人的生存界限，以组织体的形式来完成一些长期或者永续存在、有意义的社会目的，促进公益事业，带动社会发展，而不必因为捐助人的死亡或者捐助人财产的增减而受影响。”这就是赠与物对原所有人的意志的保留。

无偿行为在商业社会中的价值

现代商业社会中，“工业化就是竭尽全力地置换人们的行为模式”，“让人们变得无名无姓”。有偿行为(买卖、租赁等)发挥着财产流转增值的重要作用。契约基础理论以“买卖”为范本加以创设，以及民法的商法趋势等都提供了人成为“经济人”所需的全部技术手段，这也令现代私法视野中的主体“人像”走上普遍商化的不归路。同时，这也给以“个人主义”为标签的现代性肇致了深刻的危机，人类学家所描述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团结与协作图景已为个体的、冷冰冰的经济人交易的图像所取代。正是在此背景下，无偿合同被民法学者称为既不符合“公平”，也不符合“人性”。但是，到底哪些人性才最接近真实的人性?在众多关于人性的争论中，哪种人性标准最具可信性?也许莫斯的回答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人们应当重新回到法律的坚实基础，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原则上来。既不能以为公民太善良、太主观，也不能把他们想得太冷酷、太实际。人们对他们自己、对别人、对社会现实都会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他们的行为举止既会考虑到自己，也会考虑到社会及其亚群体。这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是最进化的社会、近期的未来社会，还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落后的社会，都概莫能外。

无偿行为或许能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维系了团结合作的观念，培养人们维持共同生活所必须的互助品格。我认为，即使是借助商业化的形式，无偿行为也能在商业社会中创设出某种利他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正因无偿行为的存在，使得合同法作为工具理性，维护了促进财产交易和提升社会团结的多元价值。

房产赠与合同范本

甲方：

乙方：

双方就房屋所有权赠与事宜，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房屋状况：该赠与房屋位于市室，建筑面积平方米，产权证号：杭房权证下字第号。

二、房屋性质系回迁房。

三、甲方确保对该处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

四、甲方承诺将该处房屋所有权赠与给乙方，并明确本协议生效后，该处房屋所有权归乙方个人所有。

五、本协议生效后，房屋所有权证换证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

六、本协议经签字并公证后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每人各执一份，一份公证处留底，一份交房管局办证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