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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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反垄断法论文

施行反垄断法的固有方针

反垄断法寻求的本质方针是完成社会全体效益

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而其应当反映经济法的两大根本特征，即社会性和经济性。反垄断法一起也是国家对实际经济生活干涉的表现形式，这种干涉既是社会公共性的本质地点也是社会公共性的底子请求，表现了社会本位思维。所以，社会全体效益是反垄断法寻求的本质方针。

在自由竞赛过程中，大家在寻求本身利益时，也推进了社会福利的前进，自个利益和社会利益是能够共存的。在理想的商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全体的经济效益与个别的经济效益具有一致性。可是因为垄断景象的存在，也因为竞赛本身就有缺点，然后发生约束竞赛做法和垄断做法，这会引起社会经济效益和自个经济效益的敌对乃至别的方面的对立。约束竞赛和垄断做法本质上是商场自治的成果，所以这是商场竞赛机制本身无法处理的。

目前中国商场经济准则以及有关法令法规还不太健全，大家的做法形式、思维观念和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也发生着改动。多元化和利益分解的趋势尤为显着，商场竞赛中运营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约束竞赛做法的景象举目皆是，这种景象破坏了正常的商场竞赛次序，不利于中国树立杰出的社会主义商场经济体系，也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要将社会全体经济效益作为反垄断法的本质方针。

反垄断法寻求的根本方针是社会本质公正

反垄断法寻求的公正是一种全体的社会公正，并不是仅仅维护某一类公司。全体公正主要是起点上的公正、取得时机的公正、买卖过程公正以及终究成果公正。起点上的公正是指一切地区的公司和运营者都能有平等的时机进入和退出商场。取得时机公正是指资本装备的公正，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和运营者有公正竞赛资本的时机。买卖过程公正是指在经济活动的各个买卖环节中，运营者能够自愿公正的进行买卖，而不是违背自个的志愿进行买卖。成果公正是指在商场经济下，每个运营者经过公正的买卖过程，终究得到公正的成果。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全体的经济公正，国家对一些特定工业仍是有意识的维护和扶持，这些工业大多为国有公司，有了国家的方针维护和扶持，即便运营成果欠好，也不能轻易的退出商场。而与此一起，中国的一些工业在世界上有了必定的竞赛力，这些工业大都为民营公司，没有政府的维护扶持，在融资方面有必定艰难，创业的艰难重重。所以，咱们要把经济公正作为中国反垄断法的根本方针。

反垄断法的根本起点

自由竞赛是反垄断法特有的法价值

在商场经济条件下，竞赛的存在商场主体寻求个别利益最大化的一起，也使全部社会到达最优的一种状况，也即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最优。因而，维护商场竞赛体系有利于个别经济利益的前进，必定条件下也有利于社会全体利益的前进，所以将竞赛作为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具有主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维护竞赛而不是竞赛者，竞赛者作为商场主体参加商场竞赛，其成功和失利是商场竞赛的必然成果，这是商场经济的常态。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在表现效果，完成商场经济发展中的优胜劣汰，完成社会资本的优化装备。在这么一个存在竞赛的环境中，每个公司为了在竞赛中非常好地生存发展，需求不断地改善本身的技能和办理。所以，竞赛给公司的革新前进带来了动力，也给全社会技能和办理经验的前进带来了关键。因而个别竞赛者在竞赛中的利害得失，在有用竞赛的环境下是正常的景象。

自由是竞赛充沛展开的条件，反垄断法是国家对商场经济进行干涉的一种手段，商场主体在进行竞赛活动时，如果进行某些反垄断法制止的'约束竞赛的做法或活动，就会遭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和追查。反垄断法对商场主体约束竞赛做法的干涉与它对自由价值取向的寻求并不对立。因为自由并不意味能够随心所欲，自由是指必须在法令规则的规模以内活动。自由是反垄断寻求的意图，即便反垄断法对某些主体做法的自由进行约束，也是为了非常好地完成自由。

经济功率的前进是反垄断法寻求竞赛次序的根本意图

“构造做法绩效”理论，以为涣散的商场构造比垄断或过于会集的商场构造具有更高的功率。因而，反垄断法企图完善商场构造来到达遏止垄断、维护竞赛的意图。反垄断法寻求竞赛机制是为了取得更高的经济功率，这种功率与经济学上的功率是有不同的，其具有广义性、全体性以及社会性。在商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装备是经过报价完成的，报价又是在商场经济中经过竞赛构成的，经过对竞赛机制的维护，使商场构成合理的报价，使资本优化装备，终究推进经济的高功率。而垄断做法损害了商场的竞赛机制，带来了出产和花费的非功率。因而，需求反垄断法进行调理、规制以康复或完成经济功率，康复商场经济的健康良性状况。

中国反垄断法在规则上具有的特征

中国反垄断法在法令责任方面，倚重行政责任

狭义的反垄断法法令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三类，反垄断法在规则刑事责任方面上比较慎重，只要美国、日本等少量国家的反垄断法有刑事责任，中国的反垄断法只规则了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对垄断做法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则。而在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之间，更倚重行政责任，尤其是行政罚款。中国反垄断法尽管规则了运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没有赋予垄断做法受害人以直接的民事诉权，这在必定程度上影响其实际功效的表现。总的来说，中国的反垄断法过度依托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在规制垄断做法的效果。

规则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中国反垄断法第二条明确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做法，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做法，对境内商场竞赛发生扫除、约束影响的，适用本法。”跟着这一条的施行，中国发垄断法会发生两个结果：榜首，在外国有营业场合或许有居处的公司，假设它们在国外策划或施行的约束竞赛做法对中国商场自由竞赛发生了影响，则中国的反垄断法适用于它们；第二，在世界商场上从事出产运营活动的中国公司，假设它们的约束竞赛做法对中国的商场自由竞赛没有发生影响，则中国的反垄断法对其适用遭到了约束。也即是说，中国反垄断法只适用于中国商场上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垄断做法。

行政垄断被列入反垄断法

中国反垄断法第八条规则“行政机关和法令、法规授权的具有办理公共事物功能的安排不得乱用行政权力，扫除、约束竞赛。”传统的反垄断法主要是防止商场实力，制止私人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充任裁判的人物，维护和标准商场竞赛次序，维护广阔花费者和运营者的利益。然而，经过实际经济生活的查验，能够发生约束竞赛做法的不仅仅是公司，还有来自行政机关，具有办理公共事务功能的安排，它们往往也会约束竞赛。对立行政垄断对中国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自个要约束自个，这不是靠立法机关拟定一部反垄断法就能处理的疑问。只要完全改动政府功能和改动政企不分的状况，行政垄断的景象才干得到遏止。

篇2：反垄断法论文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则：“运营者主意向反垄断法律组织陈述达到垄断协议的有关状况并供给主要依据的，反垄断法律组织能够酌情减轻或许革除对该运营者的处分。”这一款所规则的准则即宽恕准则。宽恕准则通常适用于反垄断法律机关对联合约束竞赛做法的法律中，它使反垄断法律组织获取联合约束竞赛做法的依据和材料更为便利，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违法做法特别是联合约束竞赛做法通常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很多违法做法仅仅口头协议或别的协同做法，没有书面文件，这会添加法律组织发现违法做法的难度。引进了宽恕准则，对于主意向法律组织陈述违法做法的参加者给予减免处分，这会减轻反垄断法法律组织取得违法做法依据的负担，前进了法律功率。一起，因为宽恕准则只对最早的陈述者有用，这会在违法做法者内部构成一种威慑力，每个参加者都在提防别的参加者是不是会向法律组织陈述，这么也也许会使违法做法自动的停止。

篇3：浅论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论文

浅论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论文

摘要：现代反垄断法的最根本价值追求, 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但是, 要想使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得以实现, 还是需要通过立法手段, 将公共利益类型化。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 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就研究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关键词：反垄断法; 公共利益; 民主协商;

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是反垄断法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价值诉求, 在现代市场环境之中, 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可以允许超越市场的存在。而在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其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法律类型化的原因而受到制约。因此, 必须要落实切实的方法, 使其追求的公共利益得以实现。

一、反垄断法之中的公共利益

在反垄断法之中, 明确强调了公共利益这一核心的追求以及维护目标。可以说, 在反垄断法的标准之中, 公共利益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理念或者价值。而很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反垄断立法之中, 都将其纳入到了立法文件之中。但是,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是模糊的, 至今而没有一种基于反垄断法基础上的,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含义的概念或定义。现阶段, 我们只能根据现代反垄断法的法律实践以及立法经验, 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进行大致的界定。

(一) 有效竞争

这一概念内涵在日本反垄断法之中具有比较鲜明的体现, 其认为公共利益, 就是竞争自由的经济秩序本身。由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破坏了自由竞争秩序的行为, 就是违反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德国的反垄断法之中也表现出了这一观点, 其认为公共利益必须要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 才能够得到最真实的体现。这一观念的产生, 是由于市场竞争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 对竞争的保护, 也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 对竞争的保护, 就是一种追求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方法。在日本法学界, 普遍认为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为了保证自由竞争而制定的法律。而这种法律的本意, 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总的来说, 有效的竞争, 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的内容之一, 并且, 有效的竞争, 也是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的核心内容。

(二) 消费者利益

在所有的国家以及地区, 消费者的权益, 都是反垄断法重点保护的内容之一。对有效竞争的保护, 可以明确的认定为是对市场之中经营者的保护, 而对于消费者的保护, 就是将消费者与经营者二者放在了同等的保护立场。在韩国的反垄断法之中就明确指出, 反垄断法的最根本宗旨之一, 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反垄断法的角度进行分析[1]。不论是对价格的限制, 还是对销售资格的规范, 根本上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利益。而美国的反垄断法之中, 更是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了其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从本质上分析, 垄断行为的主体所获得的垄断利益, 就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利益。因此, 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也就是保证市场的有效竞争。从这一角度进行理解, 消费者利益, 也是公共利益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在反垄断法之中必须要占据核心的重要地位。

(三) 整体利益

这一观点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之中体现的较为突出。我国著名经济学以及法学专家漆多俊就明确提出, 反垄断法的最核心内容之一, 就是对社会总体经济效益的维护, 其根本目的是保证社会各利益主体利益的公平性。在德国的反垄断法之中, 也强调了整体利益的概念, 其将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放到了并列的位置上, 并且认为整体利益是一种被公共利益所包围的利益内容。现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深入渗透, 所有国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出台一些保证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部优势竞争地位的法案。这一现象, 从本质上理解就是一种保证本国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的方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 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部分。

二、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

经过上述分析, 已经对反垄断法之中的公共利益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并落实了公共利益与反垄断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 必须要明确垄断法之中公共利益的价值以及地位, 通过切实有效的`手段方法, 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

(一) 落实公共参与权

在上述的分析之中, 已经明确了经营者、消费者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 都属于公共利益, 而要想落实反垄断法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 就必须要积极推进各利益主体在维护过程中的参与[2]。例如:在美国的反垄断法之中就明确规定, 在反垄断法裁决两个月之内, 必须要对裁决的结果进行公示, 两个月之后, 裁决才能够生效。并且, 在公示的期间之内, 政府积极接受广大民众的上访以及评论, 其根本目的, 就是确定裁决的结果, 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一般来说, 垄断组织都具有非常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关系。而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 其极有可能会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关系增加群众参与的难度, 提高其参与的成本。这就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通过立法手段, 构建多元化的群众参与通道, 增加民众参与的热情。除此之外, 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司法程序的公开透明, 以此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广大社会公众的听证权、知情权、参与权、申辩权、决策权等基本权利, 进而切实保证政府司法行为的有效性以及合法性。如此, 才能够切实保证反垄断法的落实能够有效维护公共利益。

(二) 落实反垄断司法审查

我国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内容, 就是对行政权利的制约以及监督, 在这一理论之下, 对行政以及司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或法律的司法裁决就可以明确为现代司法体系的精髓所在[3]。这一做法, 一方面是保证在司法或行政的过程中, 所有程序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没有受到任何外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 是保证司法以及行政行为能够保证公众的基本利益。对此, 要想实现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就必须要落实好健全的司法审查体系。如此, 才能够保证反垄断法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切实反应维护公共利益的本质核心。

(三) 健全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 发展到现代社会, 公益诉讼已经成为了现代法治体系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落实, 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真正的落实法律对公民权益的维护。对此, 应该落实健全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例如, 在美国在反垄断法体系之中, 就明确的规定了反垄断法的社会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制度的落实, 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反垄断法的覆盖范围, 增加了反垄断法的社会价值, 使其能够切实有效的保证社会公共利益。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反垄断法的根本核心, 也是其最本质的社会价值。对此, 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落实切实有效的手段措施, 推进反垄断法维护公共利益核心的实现, 促进我国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先林.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基本机制及其效果――兼论以垄断行业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突破口[J].法学评论, , 30 (05) :96-103.

[2]吕明瑜.知识产权垄断呼唤反垄断法制度创新――知识经济视角下的分析[J].中国法学, (04) :16-33.

[3]李国海.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理念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的相关条款[J].法商研究, 2017 (05) :19-25.

篇4：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论文

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论文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的竞争法体系里自《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后，又增添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制市场竞争的法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就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回顾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调整市场秩序的法律是传统的民法，而民法核心价值理念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等原则和价值理念，适应了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了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民法已经明显对当时出现的基于契约自由和意识自治形成的垄断现象，不能有效地规制，所以应运而生了近现代的一系列西方国家的竞争法《其中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充分弥补了私法对于公共领域内调整作用的缺失，从而维护了实质意义上的有序竞争。而近代以来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明显以调整关系的不同来界限分明的划分私法和公法。使得我们形成了相对机械和强制的观念，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形成了本不应该有的鸿沟。

要探寻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就必须把握隶属于私法领域的民法和隶属于公法领域的经济法的关系。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要确定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看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至于划分的标准，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对此，法学界都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在是否仅仅具有公法性质的问题上则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经济法只具有公法的性质，它属于传统的公法，并不是外在于公法和私法之外，也不是存在于交叉渗透的公法和私法之间，而是内在于公法之中。似乎有更多的人则认为经济法在具有公法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但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笔者赞同经济法兼有公、私法的性质，在公、私法之间起着衔接作用。而《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法之一，不但具有经济法公法的性质，也具有私法的性质。而学界内有观点认为，民法在私法在反垄断法这种专门的法律诞生以前可以调整竞争秩序，但传统民法不能胜任调整反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任务，因此，调整垄断关系的任务就不能勉强地交给民法。专门的反垄断法可以就垄断关系设立无过错的民事责任，并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反垄断问题。但是，民法始终是《反垄断法》的补充。同一行为受到反垄断法规制后仍可以单独享有民法上的责任，即受害人依据民法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消灭。此种观点也被称为《反垄断法》为后民法现象，笔者在此尝试由公私法形态融合为切入点，来探讨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一、民法和《反垄断法》价值理念的共性

1、二者在契约自由价值上的共性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民法最基本原则，在早先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中的私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往往成为一些垄断企业限制排除其他企业自由的合法手段，而使得契约自由成为形式上的自由，失去了其价值本质的自由。所谓自由应为形式和实质上的自由，而《反垄断法》则通过对在市场上有一定控制地位的企业进行限制和规制，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实质的和形式的自由，以期达到真正的契约自由。两者追求的契约自由价值是相同的，而《反垄断法》可以看作是对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一个修正和在民法基础上进行的更高级别的调整。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真正和整体的自由。

2、二者在公平价值上的共性

民法将所有调整的主体都以公平和平等来对待，而这反映在市场经济中，则表现为程序的公平、主体地位的平等和等价交换。传统民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调整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自身财力、技术等条件，同其他不能借助相关条件和外来因素来实现竞争中的公平，这不是实质的公平。而《反垄断法》则可以对不同情况和待遇的市场主体进行不同的调整，从而实现整体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从本质上讲，这和民法追求的公平原则是相同的。

3、公序良俗和有效竞争秩序的价值共性

《反垄断法》所追求维护的秩序是竞争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维护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基础上，虽然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所调整的层面不同，但是却是建立在私权绝对、契约自由和公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之上的，可以说，它是对民法公序良俗的再次调节。

二、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的价值观转变

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这些都隐含着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其中，利益法学家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但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而隶属于经济法的《反垄断法》本身就具有的社会本位价值，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社会本位价值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

商品经济初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阶段。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与者可以预见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近代民法正是反映了这种要求。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事人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关系，经济力上的强者往往在契约司法过程中也成为强者。另一方面，所有权绝对，作为传统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人们认识到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认识到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的受害者。而《反垄断法》以政治国家中的政府强制力为基础和保证，弥补了民法在市民社会中基础调整作用方面的局限性，借国家之手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以满足经济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可以讲，民法与《反垄断法》之间是有机的互补作用。

2、民法与《反垄断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在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艰难转型的形势下，我们的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对的提高，但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滞后的矛盾始终是制约我们前进的掣肘之痛。无论在民事领域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各种利益冲突与价值矛盾凸现出来：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价值观的错位，经济结构明显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人们道德观的扭曲等。这些矛盾的出现与激化，不但是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虚置，也滞后了我国的协调发展。这些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单纯依靠民法或者单纯依靠《反垄断法》都无法实现，只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产生行之有效的预期。同时我们应该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指导下，努力去实现公法私法价值理念的交互融合，找到更多的制度衔接和实际可操作规则，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兼顾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理念的顺利实现，为建设和谐社会搞好制度创新，做出更多的贡献。

篇5：行政垄断不应由《反垄断法》调整论文

行政垄断不应由《反垄断法》调整论文

【英文标题】On the Non-application to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By Traditional Anti-MonopolyXUE Ke-peng

【内容提要】行政垄断是以公权力方式阻碍市场竞争的国家行为，是我国目前一种特有的现象，并有着思想、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它与经济垄断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导致的社会关系也非同一性质的法律调整对象，所以，传统的反垄断体制、方法和程序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

【英文摘要】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s a states behavior in the form of public power that hinders the market competition.Its causes include the leaders ideology,our countr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etc..It differs from the market monopoly as two legal facts,and can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fferent legal relations.Therefore,the system,methods and procedure of the traditional anti-monopoly law can noteliminate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关 键 词】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市场经济/竞争Administrative monopoly/Market monopoly/Market economy/Market competetion

【 正 文 】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行政垄断已代替过去的政府无度干预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屡遭各类不法经营者形形色色行为的侵扰，而且饱受了来自行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之苦。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在七年前就对危害甚深的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实践证明，行政垄断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绝迹或收敛，相反，在复杂动机驱使下的行政垄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关人士不得不为此而大声疾呼。“入世”之后，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反垄断法已成我国发展之必需及大多数学人之共识，但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曾多遇的行政垄断问题，因缺乏先例而争议颇多。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人们又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似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尽管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试图用传统的制止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去解决行政垄断的思路，从总体上难以行通。不过，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是否应规定行政垄断的问题，而在于用何种手段去根治行政垄断的问题。如果我们既想解决一般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垄断问题，又欲根治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垄断问题，则须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窠臼，在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特殊方法。所以，笔者要否定的是那种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简单并列，把二者作为同一类问题，用同一个部门法手段来调整的错误认识，至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则是其次的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应另辟规制行政垄断的蹊径，而不能采用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方法和体制。

一、行政垄断的特殊成因以及与经济垄断的区别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经过长期充分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发生，个别企业由于规模不断壮大 ，形成了在某一行业的优势，从而产生经济垄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此外，个别企业为了消除和阻碍竞争，通过联合或通谋的方式，以排斥和限制竞争。[1](P297-298)所以，经济垄断是市场的天然产物，是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避免进一步竞争而实施的有害于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存在于我国的行政垄断既不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共有现象，也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特点。行政垄断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以规制经济垄断的传统反垄断法不可能完成消除行政垄断的任务。

首先，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的体制渊源。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职能，从物资分配，到劳动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市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排除。经过不断改革，我国最终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实践证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体制。但长期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经济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尤其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不能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化。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许多行政机关仍然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进入市场。行政垄断就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这是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产生原因的根本区别。

其次，利益的不平衡和政府立场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动机或认识上的原因。政府参与市场，以垄断形式限制竞争，从外观上看仅仅和政府的其他行为并无实质性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在《宪法》中已被界定为“宏观调控”后[2]（第七条），政府仍频频以垄断方式介入市场，必然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不论是行政垄断，抑或是政府干预，政府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为追求一定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才介入市场。但政府介入市场应代表和谋取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本地区和本部门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自身或内部人员的利益。行政垄断的产生正是这些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形成了错误认识，将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单位和少数与自身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而西方各国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前提是，政府代表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别地区或个别部门的利益[3](P102-103)。所以，政府立场错位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仅不可能用传统的反垄断法来规制行政垄断，甚至对经济垄断也无能为力。经济垄断的思想根源是垄断企业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行政垄断是政府为了追求少数群体或其本身利益，二者的行为目的有根本的区别。

再次，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是导致行政垄断的又一认识上的原因。市场经济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是各个企业在产权明晰和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意志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政府一般情况下应居于市场之上，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为己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对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更不得为了维护本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我国的行政垄断之所以非常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误认识，是将本地、本部门和少数企业的利益凌驾于全国利益、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之上。所以，只要政府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改变，行政垄断就不会消灭。而传统的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决定了不可能对行政垄断有任何作为。

最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职能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居于何种地位，是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以及能否成功的问题。经济发展首先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其次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干预[4](P212)政府干预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一般主要是以财政和货币手段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此外，维护市场秩序，制止市场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基本职能。政府不应当为了自身利益、本地和本部门等少数群体的利益而介入市场，更不得阻碍和限制合法的竞争。而行政垄断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非法侵入，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传统的反垄断法是政府以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对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自身作用的法律根据。对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不管其垄断势力有多强大，政府都有能力制止。但面对行政垄断，传统的反垄断法却不会有所作为，因为其中的调整方法和机制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不会发挥作用。

行政垄断形似垄断，而实质上并非垄断，在反垄断立法中如果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相提并论，是混淆了二者的本质区别。行政垄断是个别国家行政机关利用国家名义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的旨在维护或获取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或少数企业利益的一种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管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 或者是限制本地商品向外输出，或者是指定购买和接受某一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强制联合等，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共同特点都是限制市场竞争，危害了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最终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如果认为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或差别不大，将行政垄断看作是普通垄断的一种形式，并进而据此设计规制行政垄断的方法和体制等法律制度，则结果只能又如同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样，在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上是劳而无功。现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将行政机关以上述方式限制竞争的行为表述为行政垄断，这样既认识到了这种行为与经济垄断的联系，又将其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区别开来。但由于对二者的实质性区别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制度设计上的失败。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以国家名义实施的一种国家行为，所以，它具有的国家强制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哪怕在市场中占有绝对垄断地位的企业都无法与之相匹敌。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垄断是和国家活动并不相关的一种纯市场主体的行为，不论这种市场主体的垄断地位如何，在国家的强制力面前，它都无法超越国家这种力量。即一般的垄断是国家可以也应当驾驭的市场经营者妨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国家垄断，但这种垄断并非我们所含指的那种旨在消除竞争或谋取少数人利益的垄断，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平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或对某一行业的专营[1](P290)。重商主义时期一些国家虽然对经济活动进行了较多的干预，但那时的国家并未像我国目前个别行政机关那样直接介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而仅仅是制定了一些鼓励或限制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或政策[5](P29-34)。因此，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反垄断法一开始所指的就只是市场中的经济垄断，未包含今天在我国如此盛行的行政垄断的问题。可以说，垄断天然地是一种市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需要国家利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并达到维护公平竞争目的的纯粹的经营者行为。我们现在所指的行政垄断并非市场发展的产物，而是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残留形式，是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思想观念的体现，是政府将自己所应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地位降格为一个民间团体所代表的个体利益的混沌认识，也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初期国家权力依然要超越社会权利以维护自己在民间社会至高无上地位的表现。我们姑且可以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相提并论，但我们绝不可无视二者的实质性差别，将行政垄断仅看作是普通垄断的一种形式，并按照传统反垄断立法的思路去探寻根治的良方。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应当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大致接轨的法律，其基本功能仍然是政府为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行政垄断与其说是一种垄断，毋宁说是一个复杂的体制问题、思想观念问题和政府价值选择问题，从根本上讲，它和经济垄断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主张用同一部法律来规制实质上并非同一法律问题的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设想，只看到了它们危害的结果有相同的一面（实际中行政垄断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经济垄断），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从这一角度讲，行政垄断不宜用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来解决。

二、传统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上的缺陷

通行的反垄断法调整的因经济垄断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和因行政垄断行为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是同一类社会关系，所以，行政垄断不应由反垄断法来调整。一个部门法尤其是一部法典或专门法律文件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同一类或同一种社会关系。因调整的方法和法律发挥作用的机制都必须以调整对象为基础，所以，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应该采取不同的立法形式进行调整。经济垄断是以限制、阻碍竞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侵犯了其他市场主体权利，也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等。具体地看，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从事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因垄断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反垄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从事垄断活动的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具体承担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将法律规则适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的是法律授权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机关（或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但因行政垄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同。行政垄断因为是政府或其所属部门所为，从表面上看，这一行为和经济垄断一样，都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因行政垄断是国家行政机关滥用了行政权，明显缺乏法律支持甚至公开违法，所以，这种行为还同时侵犯了宪法关系和行政关系。具体地看，行政机关的垄断行为侵犯的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行政机关和经营者 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行政垄断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从事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竞争关系。不管是经营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都与国家行政机关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制止经济垄断，调整经营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运用行政权或必要的司法权即可实现。但对行政权滥用的行政垄断，如再通过行政权来制止，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必须通过行政权以外的权力或权利救济方式来实现。反垄断法规范为行政机关制止经济垄断提供了法律根据，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这一职能，从这一角度讲，反垄断法具有约束行政机关的功能，而对因行政权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方法无法实现消除行政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行为主义传统的反垄断法只对经济垄断规定了不同的规制方式，从而为制裁垄断行为和恢复正常的竞争秩序提供了法律根据[6](P69-71)。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各种比较科学的规制方式的设置。但是，传统的反垄断立法中的规制方法，如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课以罚款金、没收违法所得和分割公司或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只是对一般经济垄断行为而设置，对中国存在的行政垄断，传统的反垄断法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专门的规制方法。因为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方法都是用来规制经济垄断行为，针对的对象是一般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经营者。行政垄断的主体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政府或其所属部门，这一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的结构主义或行为主义方法都不可能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垄断通过运用公权力的方法可以得到有效遏制，而试图用规制一般市场主体的方法，对因公权力本身滥用形成的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其结果必定是失败。我国现

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三十条中规定了规制行政垄断的方法，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限制他人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的正常流通，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这种规制方法采用的并非规制经济垄断的方法，而是宪法和行政法的方法。但由于执法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种方法也未起到有效规制行政垄断的作用，行政垄断也愈演愈烈，从而使这一条款也成了一纸空文。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但绝不可以用同一种手段来达到有效规制的目的。因公权力滥用而形成的行政垄断，必须通过规制公权力的方式进行，传统的反垄断法对此不可能有所作为。

传统的反垄断体制和程序无法制止行政垄断。科学合理的规制方式只有建立在科学的体制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无论是反经济垄断还是反行政垄断皆无例外。迄今为止，世界上反垄断主要通过运用行政权和司法权两种方式进行，与此相适应，也就形成了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两种反垄断的体制[6](P59-68)。此外，在启动反垄断的程序上包括行政机关适用的行政程序和诉诸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两种。通过行政机关对垄断案件处理是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违法者进行制裁，如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法国的竞争审议委员会，英国的公平交易办公室和德国的卡特尔局等。“在欧洲，以专门行政机关执行反垄断法是个普遍现象”。这些专门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垄断行为独立地进行处罚。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裁决只能从行政程序方面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裁决的实质内容进行调查或改变[6](P67)。所以，这种规制方式主要依赖行政系统的运作，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公用企业的垄断行为的规制就采取的是这一体制。美、日的反垄断法也主要是依赖行政体制进行运作，但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日国家的行政机关具有较强的独立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准司法行政机关。此外，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规制垄断行为时贯彻了“司法中心主义”的精神，除在权限内对企业进行制裁外，还可以以原告身份向联邦法院起诉，由法院决定制裁的具体措施（如微软垄断案）[7]。而对违反反垄断法的企业及有关个人的刑事制裁和受害方提起的民事诉讼请求，悉由法院决定。西方国家针对经济垄断而建立的上述反垄断体制确保了反垄断法的贯彻执行，起到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制止破坏有效竞争行为的目的。不论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制裁，司法机关进行形式审查，还是由行政机关调查并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进行裁决的体制，实践证明都符合各国的国情，实现了各自反垄断法的价值。我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的，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看，我国的市 场经济尚处于发育初期，许多市场尚不健全，和外国相比较，我国企业的规模和市场控制能力普遍都十分有限。尽管现在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以垄断方式限制竞争的事例，但对市场竞争最具威胁的仍是政府行为的过度干预，包括以行政垄断的方式限制竞争。而传统的反垄断法建立的体制是针对一般企业的违法行为，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对一个私权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因而，尽管规制的体制有所不同，但通过公权力作用的发挥足以有效遏制这种行为。行政垄断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用传统的反垄断体制难以达到规制行政垄断、保护竞争的目的，而必须突破规制经济垄断的思路，建立专门的体制，规制行政垄断。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方面的失败已经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规制行政垄断的方式和体制，而不是再沿着旧体制的框架寻找解决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种明钊．竞争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Z]．

[3] 张淑芳．行政垄断的成因及法律对策[J]．法学研究，,(4)

[4] 卫兴华．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 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6] 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7] 崔明霞．从“微软”案看美国反垄断法[N]．法制日报，-1-23,③．

篇6：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论文

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对反垄断法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式进行了明确分析，“经营者具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而后应参照以下因素来体现自身的市场份额，其一，经营者应具备控制销售市场亦或是一定的原材料市场采购能力。其二，经营者应具有相应的市场份额，并能体现出市场竞争能力。其三，其他经营者应当对自身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进行合理把控。其四，经营者应具备技术和财力条件优势。其五，经营者进入到市场之后，难以程度进行控制。”同时达到下述几项条件的，可以认定经营者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其一，两个经营者在市场份中合计达到2/3。其二，一个经营者在市场中所占据份额达到1/2的。其三，三个经营者在有关市场当中，可占据市场份额达到3/4的。值得注意的是，经营者在市场中所占据份额无法达到1/10的，则不应推断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而现有的经营者存在市场支配的可能性，但是有证据提出反面意见的，也不可认定它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从上述几点法律规章中可以明确认知，市场份额对于经营者来讲具有重要意义，要想确定自身的市场支配地位，就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的内容为依据，认知到自身所占据的市场地位，而后作出精准的推定和判断，借此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

一、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分析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过程中，会遵循着相应的界定标准。基于这一问题，西方国家层对此提出了三中界定方案，其一为市场结构标准。其二为市场结果标准。其三为市场行为标准。

其中的市场结构标准，就是结合经营者在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而后评估它是否能够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参照市场结构标准，相关的企业在市场中如果占据着诸多的市场份额，那么则可初步判定此企在市场中占据着一定的支配地位。

而市场结果标准则是参照经营者的综合性的经济效益，对其市场支配地位予以判断和确定，以此为基准，在市场竞争模式下，企业会结合市场销售份额和价格，对其生产成本予以控制，在此过程中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之中将会体现出切实的差异性，可能会出现非正常盈利现象，这一问题的根本可以归结到不具备竞争优势这一问题上。简而言之，就是企业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合理或是过高的利润率，可以侧面的表明企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行为标准则是参照经营者本身的行为，而后判断其实际的市场支配地位，结合相关的市场行为标准，对企业内部的价格以及销售方式予以协调，避免出现受其他竞争发展制约和限制的现象，此时就可说明企业具备相应的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此种方法落实的过程中，很难对企业内部所落实的价格调整方案全方面的搜集，这就导致这一评价方案受到极大的阻碍和制约，同时难以落实到实践中 。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市场结果标准和市场行为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难度，所以，一般在对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予以分析时，都会通过市场结构标准来达到判别的目的，同时反垄断法中也将市场结构标准作为重点内容，对其实施了广泛的应用。

二、对于反垄断中有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因素

上述笔者已经对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相关规定内容进行了分析，而后对其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进行了探究。

而后可知反垄断法中的执法机构对经营者所占据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明确规定，而后对其影响因素总结并归纳为几点，其中涵盖着经营者控制上下游市场的实际能力、对市场变动的依赖性、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经营者的市场把控能力以及市场进入障碍程度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反垄断法中的规定内容较为细致、严谨，不仅对发达国家或是地区的执法经验进行了总结，同时也结合了我国当前的执法能力。

虽说如此，我国反垄断法的全面落实仍旧需要一段时日，早前的缺乏执法经验，以及不具备执法机构等因素，都会给我国反垄断法的落实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和阻碍，因此，我国就要对国外反垄断法的落实方式予以参考和借鉴，不断的完善反垄断法中的内容，也相应的强化执法能力，健全执法控制体系，不仅可以对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予以评估和认知，同时也会为我国市场的正常、高效运作提供保障。

三、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一）市场支配地位推定的作用、门槛以及反向推定

从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层面进行探究，以德国为例，一般都是将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作为依据，而后构建推定制度，和诸多的关联因素进行联系，再结合相关的制度标准，对市场份额对的有关标准内容予以明确，最终对企业所占据的市场地位予以判断和评估。

这样的认定方式对于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严谨的逻辑和以及合理规定内容，将会给我国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以及反垄断法的执法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促使反垄断措施更为高效和系统化。

以我国的垄断行业为例进行分析，我国有诸多自然垄断行业，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信以及石油行业，这些行业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份额门槛推定制度，这一发展模式下，可对现有的资源加以高效利用，而后对企业的支配地位予以认定 。

如果进一步对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垄断性进行分析，而后将其和不具备支配地位的企业进行分离，这就可以在支配地位滥用层面予以探究，进而促使反垄断法的落实效率极大的提高，为后期执法行为的确定奠定坚实的基础，避免企业出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象，由此可知，反垄断法的落实真正结合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对企业自身所占据的地位进行了认定和规定，以此为基础，防止市场运作中出现垄断问题。

（二）对于支配地位认定的整体结构分析

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方式具有明确的规定，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对自身发展中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式提出了要求，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确定“认定结构”，每一个国家对于认定的环节和重点内容都有所不同，我国也对自身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而后得知，我们应穿透法律规章制度内容的表象，确定整体性结构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确保反垄断正常落实的要点。

德国的整体性结构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有所不同，从多个企业或是单个企业支配地位的滥用问题中就可看出。而后，系统化的考虑多个企业或是一个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度，结合反垄断法中的相关规定，作出最为适宜的支配推定方案。

日本的'整体结构则是，从一百亿日元的销售额门槛之中，对未达标的相关企业予以剔除，而后再对剩余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推定，这就会对市场份额不符合标准的企业直接剥离，最终实现综合的分析和认定。

韩国的整体结构，同日本推定方式具有一致性，设定10亿韩元的销售额门槛，并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实施一次性过滤，再对剩余企业所体现的综合认定因素以及市场份额推定门槛进行合理的J知。

我国对于企业支配地位的认定方式有很多种，有市场份额推定门槛、推定抗辩、综合认定、反向推定等等，这些方案的落实真正对总销售额门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涵盖。

如果从总体结构层面进行分析，可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过程中，要参照某种反垄断法之中的内容和要素，对当前的条文结构进行分析，结合逻辑关系模式的要求，落实合理的认定方案。

从现有的条文结构中，可以作出两种解读方案，其一，要对综合性的认定因素以及诸多法律条文中的内容进行概述，确定它的推定模式和顺序，进而促使整体性的市场支配方案呈现出流线型的特征。其二，则是要对综合性的认定因素和条款予以分析和简述，将其理解为一个个平行的顺序，这样可以促使整体性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模式体现出双层结构的特征。

在当前法律条文基础之上，我国若想制定一套系统化的市场支配推定方案，就应当参照反垄断法中的内容，实现双层结构的推定模式，首先，应经由市场份额的推定门槛，通过这一措施进行过滤，而后对市场份额实施反向推定，再进行推定的抗辩，最后则是要构建支配地位的推定系统，确定最终的认定方案。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呈现着逐年加快的趋势，在市场经济运作中，仍旧会出现诸多的阻碍性问题，其中当属市场垄断问题为主，出现这一问题，将会给市场经济的运作带来极大的制约，法律条文中已经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经营者要对市场支配地位中的影响因素及其概念进行相应的探究，而后对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情形予以合理的认识，而后相关的执法部门，则要参照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要求和内容，促使最终的市场支配推定方案更能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

注释：

曾晶.论反垄断法上共同支配地位协调行为的认定要素――以欧盟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8（4）.76-82.

张小强、卓光俊.论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及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91-97.

陈畅.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思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2）.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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