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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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分析论文
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分析论文
在《新修辞学》([14])中，佩雷尔曼(C. Perelman)通过重构听众所接受的常理(commonplaces)，在当代论证理论界首次提出了一个包括关联论证和分离论证两大类共计90 余种论证的论证技术系统，并在后来的《修辞学王国》([13])中对该系统作了进一步的精炼。作为关联论证(argument byassociation)的一个子类，“准逻辑”论证(quasi-logical argument)尤为值得关注。这种论证一方面具有形式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的表象并以此作为其确信力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则不具备这些推理所具有的形式有效性或保真性。准逻辑论证这种“似逻辑而又非形式”的性质集中反映了演证与论证既相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特点。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阐明演证与论证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揭示准逻辑论证的基本性质;在此基础上，借鉴巴斯和克雷伯对“形式”三义的区分以及当代论证型式研究的某些成果，对两大类11 种准逻辑论证的结构进行重建，并引入相应的批判性问题对准逻辑论证的评估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1 演证与论证
在《新修辞学》导论部分的最后，佩雷尔曼指出：“现代逻辑变成了对于数学科学所使用的演证(demonstration)1的研究。这种发展的一个后果就是限制了现代逻辑的论域，因为所有被数学家所忽略的东西都与它不相关。逻辑学家应该通过一种论证理论(a theory of argumentation)2来完善以上述方式获得的演证理论。在此，我们就是致力于通过分析人文学科、法律和哲学所使用的证明方法(the methods of proof)来建构这一理论。我们将考察广告客户在报纸上、政治家在演讲中、律师在辩护状中、法官在判决中以及哲学家在论著中所提出的论证。”([14]，第10 页)在正文第一节的开篇，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将论证与经典的演证概念，更确切地说，与局限于考察演证的证明方法(demonstrative methods of proof)的形式逻辑相对照，可以更好地了解论证的特点以及论证研究所固有的问题。”([14]，第13 页)这里，涉及证明、演证和论证三者之间的关系。佩雷尔曼所说的“证明”与一般所说的“推理”同义，在《修辞学王国》中他就常常用后者来替换《新修辞学》中的“证明”一词。在他看来，证明至少有两种具体形态，其一是主要在数学领域中使用的演证，其二是主要在人文学科、法律、哲学等领域中使用的论证。
究其理论来源，演证与论证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分析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与论辩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的区分。按佩雷尔曼之见，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中对前者的研究构成了形式逻辑的基础，但现代逻辑学家忽视了他在《论题篇》、《修辞学》、《辩谬篇》中对论辩推理的研究，未能意识到这种研究的价值。事实上，正是对论辩推理的研究，使得“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形式逻辑之父，而且是论证理论之父”。([13]，第1 页)根据佩雷尔曼的概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析推理处理的是真理问题，具有非个体的、有效的、必然的、纯形式的、演证的特点，而论辩推理的对象是可证成的意见，它以普遍接受的意见为前提，不具备分析推理所具有的那些性质。([13]，第1C3 页)受到笛卡尔理性观念的影响，近代以来的逻辑研究致力于追求自明性、必然性，使得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析推理成为逻辑学家关注的核心。尤其是自19 世纪以来，“在数理逻辑学家影响下，逻辑学局限于形式逻辑，即对于数学科学所使用的证明方法的研究。其结果便是与纯形式领域无关的推理被全部排斥在逻辑之外”。([14]，第2 页)简言之，作为逻辑化身的现代逻辑仅仅关注演证，而完全忽略了对于论证的研究。演证与论证之分，虽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推理和论辩推理之别，但佩雷尔曼还是从适用领域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演证与论证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对象层次上说，两者适用领域不同。
在演证的现代形式中，演证是依据先前确立规则进行的演算，研究对象是纯粹数学领域。证明(演证)的目的是以为‘真’的前提，而导出事物之自明性，依廖义铭之见，证明(演证)导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强制力，听者必须接受之，不予接受则不理性。([28]，第309 页)演证使用被假定为完全无歧义的人工语言，运用演绎的推理形式，并把公理作为演证的前提。在数学演证中，公理并非争论的话题，数学家把公理作为真理、自明的或简单假设，在使用公理时，并不需要考虑听众是否接受它们。([13]，第9 页)
论证是用来促成或增进他人对争议命题的遵从，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实践领域，“论证的目的是一个人基于听众的假定和充分遵从的论题，令他人确信(convince)一个决定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12]，第11 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论证使用日常语言，运用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合情推理以及类比推理在内的多元推理形式，论证的前提必须为听众所遵从。在新修辞学中，论证的前提包括：涉及现实的前提和涉及偏好的前提，前者包括事实、真理与假定，后者包括价值、价值位阶与更可取的论式。([13]，第23 页)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非如数学那样进行演证，而是进行辩论，诸如法律、道德、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其范围超出演算的确定性，具有非强制性特征，它们属于可靠、合情理及或然的领域，演证的方法对它们来说并不适用，只能运用权衡和论证的方法。可以看出，现代逻辑的形式化并不具有普适性，必须用非形式领域的研究方法作为补充。
其次，从研究方法看，演证研究具有较强的先验性，论证研究则主要是一种经验的研究。
演证是现代逻辑的研究对象，形式化是现代逻辑的基本工作方式。一方面，形式化的理论成果通常表现为各种逻辑系统。在佩雷尔曼看来，形式系统是反映数学推理的产品，它与合理的证据不相关，逻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规定形式系统的人工语言、确定使用的符号及其组合，并给出系统中无需证明即被视为有效的表达式(即公理)和变形规则。形式系统的有效表达式、相同有效性的其他表达式依据规则进行推理，形式公理系统通过选择符号与规则来避免怀疑和歧义，并使演证具有强制力。([14]，第13 页)另一方面，形式化使现代逻辑更为亲睐形式论证(即演证)，即便那些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出现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如哲学、法律、评论、广告等――中的各种非形式论证，现代逻辑也主张对其进行形式化的研究。一般来说，“推理的题材与经验有关，强调自身表达的推理原则适用于任何题材、在范围上囊括一切，凸现的正是现代逻辑及其论证理论试图超越任何来自经验的限制，以确保论证研究的普遍主义立场。”([27]，第33C35 页)形式化工作方式所体现的这种普遍主义立场，从为思维立法的角度暴露出现代逻辑在演证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先验主义倾向。
在新修辞学看来，论证的语言具有歧义性，必须依据具体语境来确定语词的意义，即使在相同语境中，不同听众也可能会赋予相同语词不同意义;论证的前提必须依据目标、语境和听众的不同有取舍的选择涉及现实的前提或涉及偏好的前提;论证的听众是一个完整论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论证的起点也是论证的目的，并能可靠地检验论证的理性品质。相异于演绎系统所包含的有效推理形式，新修辞学通过对真实论证的归类与分析来阐明论证类型及其结构，使得后者具有明显的经验基础与应用价值。在论证中，论证语言的使用、论证前提的选择、论证听众的建构以及论证结构的运用，都受到具体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它们都与具体经验相联系，这一特点直接彰显了论证研究的经验性。
简言之，无论从适用范围还是从研究方法看，演证与论证均存在明显的区别。不过，“如果我们把逻辑视作对所有类型的推理的研究，很自然地，在形式逻辑中发展起来的演证理论应当辅之以一种论证――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推理――理论。”([13]，第4 页)在佩雷尔曼看来，“形式逻辑是一种演证逻辑，非形式逻辑是一种论证逻辑。”([12]，第11 页)这就是说，尽管演证与论证在新修辞学的视域中相互区别，但二者并非彼此隔绝，二者存在着某种联系，即二者作为证明或推理的两种类型，都属于广义的逻辑研究的对象――演证是形式逻辑的对象，论证是非形式逻辑的对象。演证与论证之间看似对立却又彼此联系的关系在所谓“准逻辑”论证中有着颇为充分的反映。接下来，笔者就进一步分析准逻辑论证“似逻辑而又非形式”的特点。
2 准逻辑论证及其特点与种类
在新修辞学看来，逻辑学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局限于形式的领域，逻辑学家通常用形式有效性或保真性来评估演证的好坏，但有效的或保真的演证往往难以在实际应用中说服他人。另一方面，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出现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论证虽然高度重视自身的说服力或确信力，但后者往往难以通过形式逻辑的检测，即不具备所谓的形式有效性或保真性。尽管如此，演证与论证之间并非完全隔绝，毫无联系。在笔者看来，作为论证的一个子类，准逻辑论证集中反映了演证与论证的区别与联系，折射出形式逻辑与新修辞学――作为论证逻辑的非形式逻辑――所具有的辩证关系。
在新修辞学中，“准逻辑论证”是指论证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给人的印象具有逻辑性，以逻辑或数学的方法描述论点和论据，论证者会产生错觉，认为这些要素之间关系如同逻辑或数学论证中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一样具有强制力。([16]，第272 页)在分析谓之“准逻辑”的原因时，佩雷尔曼指出“我们将要考察的论证声称具有一定的确信力，其程度取决于它们与逻辑或数学形式推理的相似性。不过，对这些论证加以分析可以立刻揭示它们与形式演证的不同，只有尽力减少或规范论证的非形式特性，才能使这些论证看起来是演证，这就是为什么称它们为准逻辑。”([14]，第193 页)这两段引文并没有明确阐述准逻辑论证的性质，不过深入的分析发现，理解准逻辑论证概念的关键是要把握论证的“准逻辑”性质。在这里，“准逻辑”中的“逻辑”指形式逻辑。“准逻辑”中的“准”一方面反映了此类论证各个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与数学推理(演证)――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相似，谓之“似逻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论证的结构不能归结为演证的形式(通常所说的“逻辑形式”，即后文将提及的巴斯和克雷伯的“形式2”)，谓之“非形式”，其确信力也不能由形式有效性来担保，即其前提与结论之间不具有保真性。概而言之，准逻辑论证具有“似逻辑而又非形式”的性质，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就前者来说，减少或规范准逻辑论证的非形式特性，可以使其与演证在结构上更为相似，这种相似性是听众心理相似的外在化表现，它不仅表明论证与演证的联系，也促使佩雷尔曼相信，形式推理源自于一个简单化过程，仅在独立、限定系统之内和特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既然存在可以辨识有效性的形式证明，准逻辑论证的说服力源自与已为大家接受推理模式的相似性。([14]，第193 页)在格鲁斯(A. G. Gross)看来，这种相似性纯属虚幻，粗略的检查即可发现它们并不满足形式有效性的检测。迪尔瑞恩(R. D. Dearin)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他说没有必要把准逻辑论证还原为形式结构，并且这样做会产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准逻辑论证之外的其他论证形式。([3]，第78C94 页)依佩雷尔曼之见，相对于形式逻辑或演证逻辑，准逻辑论证缺乏严格性和精确性似乎是一个逻辑缺陷，只有在一个人声称提出逻辑演证时，指责其使用有逻辑缺陷的论证才合情合理。并且论证者支持论题的理由与演证不同，准逻辑论证也并非是正确或不正确演证的例子，而是更强或更弱论证的例子，如有必要论证者可以用其他类型的论证予以支持。([13]，第53 页)基于与形式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的相似性，佩雷尔曼认识到准逻辑论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虽然心理的相似性受到诸多诟病，但是不可否认听众基于心理的相似性把前提的遵从转移到结论是形式化思维在论证中的体现，也说明演证与论证之间、形式逻辑与新修辞学(非形式逻辑)之间并非只有区别、对立，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
就后者而言，准逻辑论证具有与形式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相似的形式，不过，在结构上并未达到形式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或保真性，两者在论证结构上是“似”而非“是”，也就是说，准逻辑论证结构上是非形式的。准逻辑论证所使用的多义、歧义或模糊的自然语言、可接受的前提、非形式推理方式等非形式特性从不同侧面彰显论证的开放性和语境依赖性。如果说准逻辑论证与形式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形式的相似性从心理视角为论证与演证的连接提供了桥梁，那么准逻辑论证的非形式特性则彰显论证与演证的区别。依佩雷尔曼之见，把一个论证转化为严格的演证，人们必须定义使用的语词、消除歧义以及避免对论证予以多种解释的可能，虽然非专业人士容易为准逻辑论证的外表迷惑，但是形式逻辑专家能够立刻辨识论证与严格演绎的不同。([13]，第53 页)
综上所述，从演证与论证的关系看，一方面，准逻辑论证在语形上类似于演证或数学推理、形式推理;另一方面，此类论证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其结构又不能归结为逻辑形式，其确信力难以由形式有效性或保真性来担保。就此而言，准逻辑论证这种“似逻辑而又非形式”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演证与论证、形式逻辑与新修辞学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关系。
3 准逻辑论证的结构重建及评估
宽泛地说，逻辑是对推理、论证等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的研究。就演证而言，形式逻辑通常是运用形式化来刻画其逻辑结构，它通过构造形式语言(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以不加定义的初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作为出发点，按照逻辑推理规则推导出其他定理，来构造公理系统。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在非形式逻辑出现之前，运用形式化的方法刻画论证的逻辑结构时，必须把自然语言表达的论证符号化，把论证翻译为逻辑公式。这种形式化方法是否适用准逻辑论证?或者说准逻辑论证能否形式化?依佩雷尔曼之见，相对于现代逻辑意义上的“形式”而言，包括准逻辑论证在内的论证不能被形式化，在他看来“人们可以尝试使用某些预设条件把论证还原为概率演算，在某些情况下，此类条件被认可，但是，这总是假定使用的概念是一致的。当哲学基本概念出现不一致时――如现实、自由、正义和美德――对我来说这种还原似乎不可能。哲学家尝试使用论证技巧提出与社会、普遍性相关的人的合理性视角，对我来说，这种视角似乎不能还原为最可能，这也是最初哲学是自由产品的原因。”([12]，第14 页)
我们认为准逻辑论证能否形式化的关键是要明确“形式”一词所谓何意?在《从公理到对话》([2])中，巴斯(E. M. Barth)和克雷伯(E. C. Krabbe)区分了三种“形式”：形式1 来源于柏拉图的形式。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三段论逻辑是形式的，因为它是词项逻辑，而词项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为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诸形式的名字。另一方面，当今几乎所有的逻辑都是非形式的(informal/not-formal)，因为它们不可能被构造为一种词项逻辑;形式2 指现代逻辑系统中所理解的句子或命题的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大多数现代逻辑都是形式的;形式3 指那些依据某些规则被调整(regulated)或系统化(regimented)的程序，就此而言，非形式逻辑也是对论证形式的研究。([2]，第14C19 页)可以看出，以现代逻辑为代表的形式逻辑以及当佩雷尔曼说论证技术不能形式化时，都是在形式2 意义理解“形式”一词，在此意义上准逻辑论证是非形式的，并不能被形式化。形式3 所理解的“形式”与图尔敏侧重程序的形式性(formalities)类似([31]，第56 页)，在这种意义上，准逻辑论证也有其形式结构，可以被形式化。不难看出，对准逻辑论证之结构的这一理解，集中反映了此类论证所具有的“似逻辑而又非形式”的特点。
如何评估论证(包括准逻辑论证)的确信力?4在新修辞学中，佩雷尔曼并没有明确论及该问题，不过，以“听众”为中心的新修辞论证理论表明论证合理与否的评估标准与以往有别。如前所述，广义的证明包括演证和论证，在演证的现代形式中，演证是依据先前确立规则进行的演算，一个演证是否符合规则是其正确与否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正确的演证在形式上是有效的，一个错误的演证在形式上是无效的，换言之，形式逻辑评估演证的标准是“有效性”或“演绎有效性”;在新修辞学或者说非形式逻辑出现之前，评估论证的方法被深深嵌入形式化的烙印，将论证翻译为形式语言，然后借助可靠性标准加以评估，即“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好的论证就是一个可靠的的论证，而论证达到可靠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前提真实且推理形式在演绎上有效。”([26]，第27 页)在新修辞学或非形式逻辑视域下，论证和听众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论证的目的为了听众，论证的品质取决于听众，且听众的特性也会影响论证者的行为和论证模式。([14]，第23C26 页)赫里克(J. A. Herrick)认为佩雷尔曼的听众非常重要，能可靠地检验论证的理性品质。([10]，第197 页)福斯(S. K. Foss)、特拉普(R. Trapp)明确地指出，普遍听众(The universal audience)是区分论证好坏的标准或规范。([8]，第89页)可以看出，新修辞学评估论证合理与否的标准是普遍听众。5 即一个为普遍听众遵从(adherence)的论证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
针对如何刻画准逻辑论证的结构、如何评估准逻辑论证的确信力问题，笔者将在下文立足于巴斯和克雷伯所说的“形式3”，借鉴有关论证型式的当代研究成果，重建准逻辑论证的形式结构，提炼相应的批判性问题以对其确信力进行评估。按当代著名非形式逻辑学家、论证理论家沃尔顿(D. N. Walton)的理解，“论证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e)是论证中所使用的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模式，而论证则被用于日常言语交际，在其中一方努力使另一方接受4在[14] 中，佩雷尔曼区分了论证的说服力(persuading)和确信力(convincing)，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关心结果的人来说，说服力胜过确信力;二是对于关心遵从一个论证理性特征的人来说，确信力比说服力更重要。二者的不同进而表现为论证适用对不同类型听众的效力，即对特殊听众有效力的论证具有说服力，获得普遍听众遵从的论证具有确信力。第一个方面为多数人具有，不过它是非理性的，也为佩雷尔曼所极力反对，质言之，佩雷尔曼重视“理性”在处理问题时的作用，不过这种“理性”不同于笛卡尔意义上的形式理性或绝对理性，而是介于情感和绝对理性之间的一种理性，即其他作者所谓的“情景理性”，它能够为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各种决策、伦理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成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出，佩雷尔曼倡导的“理性”具体化为普遍听众的遵从，而获得普遍听众遵从的论证是合理的且具有确信力。
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在某些场合，论证型式刻画的是演绎的和归纳的推理模式，但更为典型的则是在刻画那种可废止推论，即那些有助于在不确定和知识匮乏的条件下得出似真假设的启发手段。”([15]，第2 页)沃尔顿研究了几十种常见的论证型式，如诉诸专家意见、诉诸范例、诉诸无知等。论证型式的提出与如何刻画论证的形式结构有关，而论证型式配套的批判性问题则具有如何评估论证的功能。([17]，第46C132 页)简而言之，在一个特定的对话中，如果论证者对听众所提出的批判性问题均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该论证就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
篇2：佩雷尔曼的理性观论文
关于佩雷尔曼的理性观论文
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的理性观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立场代表着一种独断式的理性观。在《新修辞学》中，为探寻价值判断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佩雷尔曼逐渐意识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的局限，主张应限制这种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观。(为更好地理解佩雷尔曼所提出的新理性观，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厘清“理性”一词的两种含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二是阐明笛卡尔的唯理性是以数学知识为典型的神圣理性，这种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和自明性的特征彰显其自身适用领域仅限于形式领域;三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佩雷尔曼通过限制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出版这本有关论证的论著，以及其主题与希腊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古老传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跟那种可归于笛卡尔的理性和推理概念的决裂，后者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已深深地烙下了自己的印记。”
“尽管没有人否认商议和论证的力量是一个合情理的个体的显著标志，但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却完全忽视了对用来确保遵从的证明方法的研究。……笛卡尔把自明作为理性的标志，认为只有那些演证才是唯理性的，它们从清楚明白的观念出发，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传递到推导出来的定理。”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上述两段引文中有如下三个语词值得注意：“reason”、“rational” 和“reasonable”。1 在大多数英语词典中，后两个语词可以相互替换。在它们成为佩雷尔曼的关键性术语后，它们被赋予的意义未必是标准英语词典给出的意义，也未必是学者论述或日常用法中具有的意义。2 佩雷尔曼认为，尽管“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源于同一个名词，两者的意义都是合乎理性，但是它们不能相互替换。我们可以说符合逻辑规则的表达式是唯理性的演绎，但不可以说它是合情理的演绎;相反，我们可以说合情理的妥协，却不可以说唯理性的妥协。(在佩雷尔曼的观念中，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语言的使用既要着眼于它的暗示，也需要知道如何应用语言以使其满足哲学、法律和其他需求。
“理性”所具有的这两种含义，在佩雷尔曼看来，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具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两种表现方式或具体形态。自现代理性主义兴起以来，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区分的侧重点不同。斯坦利·劳克林和丹尼尔·休斯认为，“唯理性”与形式逻辑相一致，“合情理性”与常识、传统观念或公平与公正的直觉意义相一致。在《正义》中，卢卡斯也指出，唯理性严格以自我为中心，合情理性内涵道德意蕴，意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他人想法。菲什则更为简明地阐释了佩雷尔曼对两者的区分：“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反映了演证与论证的不同，唯理性与理论领域的演证相关，涉及人类行为的可计算性、非情绪性的行动;合情理性与论证相关，理性不仅在于证实、演证，更需权衡、批判和证成，提供支持或反对意见的理由。”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认为，“‘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这两个语词的主要区别是‘运用推理的能力’以及‘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据此，我们把‘唯理性的’一词用作使用推理的能力，把‘合情理的’一词用作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
从理论渊源来看，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与亚里士多德“灵魂的认知与推算部分”相类似。在分析灵魂唯理性部分的结构时，他假定这部分又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不变本原的存在物，另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可变本原的存在物。……我们把一部分称为认知的，把另一部分称为推算的。”其中，灵魂认知部分处理一成不变的事情，它的目标是必然和普遍的真理，倾向于演证的方法，偏爱精确性，对应用实践不感兴趣;灵魂推算部分处理可变的事情，把人类的行动作为对象，它与不确定的事物有关，倾向于真理的大致框架，使用权衡的方法，偏爱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调解，强调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晋荣东认为，灵魂认知和推算部分彼此青睐认知价值的不同，在彰显彼此差异时，也使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唯理性和合情理性与灵魂的认知和推算方面相类似，据此，他指出佩雷尔曼对人类思维过程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灵魂唯理性部分的结构分析。
笛卡尔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开拓者，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其为“现代哲学之父”。作为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传统，以数学作为哲学的楷模，坚持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致力于科学体系的构造。在形而上学部分，笛卡尔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树立了理性的权威，确立了理性的独立地位，这种理性为上文所谓的“唯理性”。在《新修辞学》导论中，佩雷尔曼援引笛卡尔的观点来阐述这种理性，即“为了展示理性的自明性品质，只有那些从清楚、明确观念出发的演证才是唯理性的，并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推广到所有定理。”以笔者之见，这段引文不仅说明理性(即唯理性，笔者注)具有自明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也内在彰显实现唯理性必须满足的条件——从清楚、明确的观念出发，使用演证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
首先，唯理性具有自明性。自明性是一种力量，每一个正常的心智都必须向它屈服，由于它是自明的，可以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志。同时，自明性能够将心理学和逻辑学领域连接起来，允许相互之间在这两个层次的通融。在认识论中，自明性命题就是通过理解其意义就知道该命题为真，而不需要证明。帕斯卡则直接运用笛卡儿的自明性理论，指出所有证明都可以归于自明性，所有自明性的事物都无需证明。在笛卡尔那里，自明性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自明性是唯理性的，它对所有唯理性的心智都是有效的，与时间和个体无关;二是自明性是一种心理特征，笛卡尔把它作为对每一个唯理性存在者有效的标准;三自明性的标准依赖直觉，思想和存在连接的自明性似乎对其具有强制性。
其次，唯理性具有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唯理性的出发点是清楚和明确的观念，二是唯理性使用演证3的方法。在演证的现代形式中，演证是依据先前确立的规则进行的演算，其研究对象是纯数学领域。证明(演证)的目的是以为“真”的前提，而导出事物之自明性，证明(演证)导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强制力，听者必须接受之，不予接受则是非理性。(为此，演证必须使用完全无歧义的人工语言，运用演绎推理模式，并把公理作为演证的出发点。在数学演证中，公理并非争议的话题，数学家把公理作为真理、自明的或简单的假设，在使用公理时，不需要考虑听众是否接受它们。(在笛卡尔看来，只有以数学为基础的演证方法可以运用到一切知识之中，这种精确的推理方法反映了人类理性的真正本质：
“哲学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所谓智慧指的并不只是处事审慎，而是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处理生活、保持健康和发明各种技艺;这种知识要能够做到这样，必须是一些根本原因推出来的。所以，要研究怎么取得这种知识，一个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根本原因，也就是本原，而这些本原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非常清楚、非常明显，人心一注意到它们就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另一个是要依靠它们才认识其他事物，……从这些本原推演出各种依靠它们的事物的知识，做到推演系列中没有一个环节不十分明显。”
正是有见于唯理性所具有的自明与普遍的品格，笛卡尔向渴望建立具有科学尊严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推荐趋向几何学的推理模式。在其看来，“凡只具备看似合理的事物，几乎都是虚假的”。而一门唯理性的科学不能包含是非不明的观念，必须详细阐述适用于所有唯理性群体的必然的命题系统，对它们只能一致同意，而异议仅代表错误。不管何时，只要两个人对同一事物做出相反的判断，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掌握真理。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持有明确、清晰的理由，他就能以令对手信服的方式向后者讲解这一观点。图尔敏则对笛卡尔的唯理性作了简要概述：“伴随着精密科学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唯理性的三个梦想：普遍方法、精确语言以及一元的自然体系，这些梦想也表达了新科学家对‘唯理性’的渴望。”
笛卡尔以唯理性为核心的理性观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唯理性与数学理性一致，它是神圣理性的反映，旨在把握必然的联系，认识先验的、确定的、自明的和永恒的真理;二是在同一时刻它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因为它在一个独特的心灵中展现出来，却又把自己的主题强加给所有理性存在者，且毫不逊色于经验和对话。它既不依赖于教育，也不依赖于环境或时代文化;三是唯理性与自明性真理以及令人信服的推理有关，其有效性仅限于理论领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唯理性”的行为符合原则和系统精神，行为的终止依据原因的知识，使用最有效的方法，并使人们的行为与思考、构思的结果相一致，不允许任何情感或情绪的介入;四是在基于唯理性构造出来的“人”形象中，人的理性往往与其他人类能力相分离，人是像机械装置那样运转的存在者，被剥夺了人性以及对环境的敏感性，与合情理的人相对立。
笛卡尔之后，他的唯理性思想为后来学者继承和发展。斯宾诺莎把这种思想完全几何化4，莱布尼茨使唯理性的演绎法与前者极端化了的几何学方法相混合，帕斯卡则直接利用笛卡尔的自明性理论。在人类思维过程中，笛卡尔唯理性思想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佩雷尔曼早期的学术思想就受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1940 年，佩雷尔曼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科学与哲学推理的相似性“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包括从某些原则以及从定义出发的演绎……一系列结果，并把这些结果与事实进行比较。”在分析正义概念时，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规则作为所有唯理性活动的基础。而从传统观点来看，哲学话语也是理性的论述，这种理性是神圣理性或模仿神圣理性阐明的一种永恒不变的能力，它为所有唯理性的个体共同具有，并构成人类的特殊性质。事实上，佩雷尔曼的早期观念与其他哲学家一样，都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普遍与抽象的真理，这是因为它们对所有拥有唯理性能力的人来说易于理解，基于此，早期哲学家试图把自己的系统建立在必然性或自明性论题之上。综上所述，自明性和普遍性是唯理性的重要特征，唯理性在处理人文科学领域问题彰显的不足，促使佩雷尔曼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欲使理性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动以及影响他人行动，使论证理论有立足之地，我们就必须挑战作为唯理性特征的自明性观念。为此，我们应限制流行理性观的适用范围，倡导包含多样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以处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行为或价值判断相关问题。
在笛卡尔唯理性思想的影响下，由于其他方法无法彰显必然性的特性，逻辑学家只有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证明时才感到安心。在上个世纪，这种倾向得到有力加强。依佩雷尔曼之见，在数理逻辑学家的影响下，逻辑已经被局限于形式逻辑，即对数理科学中的证明方法的研究，其结果便是与纯粹形式领域无关的推理完全为逻辑甚至理性所排斥。他在其他地方还指出，人们不仅试图把逻辑等同于形式逻辑，而且主张由于非形式推理不能被形式化，它们不再属于逻辑。这种看法导致了逻辑的真正贫困和一种狭隘的理性观。这就是说，一旦演证不可得，理性的统治将无法维系。“合情理的”观念甚至变得对逻辑来说很陌生，诸如“合情理的决定”、“合情理的选择”、“合情理的假设”的表达将因毫无意义而被弃之一旁。在这里，“理性”一词等同于“唯理性”。根据哲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形式逻辑是演证和证实的唯一工具。如果唯理性的定义过于狭窄，那么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内的整个行动领域都是非唯理性的。
在研究正义问题时，佩雷尔曼意识到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每一个规范系统是武断的，逻辑上具有不确定性，人们不能从“是”推出“应该”。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在权衡、决策和选择时使用的推理方式，佩雷尔曼发现我们的行为不是武断的，而且我们能给出做出选择和决策更为可取的理由，由于行动哲学必不可少，因此我们需要价值判断逻辑。在行为和决策中，由于两者不可能为真，它们被描述为正确的、适当的、合理的、公正的、沉思的、符合道德规范或者法律规定，对它们来说真值问题毫无意义。在哲学上，尽管传统形而上学试图揭开内在、永恒的原则，但佩雷尔曼相信哲学应该阐明合情理的存在、思想和行为的原则。在其看来，“哲学的目标在于影响心智、赢得一致性，而不是进行命题的纯粹形式转换”
在以上论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唯理性不能为人文科学领域提供决策的理性基础，二是人文科学领域也不是依据形式化的方式行事。如果使用唯理性来处理人文科学领域问题，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等，其原因在于人们对“逻辑”概念的狭隘理解，而形式逻辑又过度限制了理性概念的内涵，缩小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在其他地方，佩雷尔曼曾经表达了把逻辑归约为对形式推理研究的失望，他认为狭隘的逻辑领域对于人类科学、法律和所有哲学分支的方法论具有灾难性影响。在探寻人类在不同领域做出决策的理性基础时，佩雷尔曼发现，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理论、形式逻辑的标准以及现代数学的程序都被证明毫无用处。对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唯理性局限性的认识，英国哲学家图尔敏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形式逻辑学家使用“几何学”方法对待合情理性——“当且仅当我们对某事物有理由充足的信念时，我们对它才有所‘认识’(在这个术语充分而严格意义上讲);当且仅当我们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支持信念时，我们的信念才是理由充足的;当且仅当我们提出‘令人信服’或形式有效的论证，把信念引回到无法挑战(最好是无法挑战)的出发点时，我们的理由才真正‘充分’(依据最严格的哲学标准)”
基于对唯理性局限认识，佩雷尔曼主张应限制流行理性观的适用范围，倡导扩展的理性概念。在新修辞学中，他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情理性”视角，它与古典理性主义相对立，证成哲学和政治的多元主义，这种理性“不是分析哲学家要求的纯粹形式，而是非形式的推理模式以及修辞学家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演讲方式。”。有学者称这种合情理性为“弱的唯理性概念”或“修辞理性概念”，它源自于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重新解释。在《作为行为科学逻辑的修辞学》一文中，麦克斯罗·雷沃对修辞理性概念作了阐述，认为“修辞理性概念的研究与非规约性、含蓄和不明确的话语有关，它试图通过对其说明以获得在不确定性的边缘话语中被含蓄使用的推理系统的结构。这些不确定性话语会影响修辞理性概念，当话语的意义自身需要通过新的事实或情况予以辩护时，情况更是如此”。佩雷尔曼希望合情理性能为法律、伦理学、哲学、政治争论和其他在严格逻辑意义上被认为不相干的领域提供理性基础，他相信真正的实践逻辑必定能应用到这些领域。
一般说来，合情理性反对接受不加批判确立的现实，它促进多元变化，具有稳定性。一个合情理的人，其判断和行为会受到常识的影响，他关注的是在所处情景之中以及情景之外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所有人都应当接受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一个合情理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例外情况，而是力求遵守每个人都接受的行动原则，在其看来一条不能被普遍化的行动原则不合情理。即使他人认为可接受、合情理的行动原则，也不能随意地支持某些人或某些情况，也就是说，什么是合情理的必须成为先例以启发类似情况中的每个人，由此而言，一般化或普遍化的价值是合情理的特征。但是，一条行动原则在某一时刻或在某一情况下被定义为合情理的或是自明的，在另一时刻或不同情况下可能是武断的或荒谬的。在一个时代合情理的事情，在另一个时代并非如此;在今天合情理的事情，在昨天并非如此，依佩雷尔曼之见，合情理性像常识一样不断发生变化，它通常致力于一个更加一致、清晰和系统的观点，这也是变化的基础。概而言之，合情理性(原文使用“合情合理”一词)更多地与人的行动和实践领域有关，它与常识、共通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普遍的，但这种普遍性本身又内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
在新修辞学之后，佩雷尔曼有一个更加广泛、宏大的目标，他希望建立人类决策制定的理性基础。虽然他自己的知识经历较为完整，摆脱了早期事业的实证主义假设，但是由于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理论者和现代数理逻辑学家两个群体对其所属哲学团体仍有重要影响，他认为这两个群体对依然流行的理性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对比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佩雷尔曼不仅指出人类思维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也表明人们理解理性的两个不同视角。在传统哲学中，唯理性彰显普遍性、必然性和自明性的真理，偏爱演证的方法，后者主要是现代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合情理性表达对情境性、变化性以及可接受性的偏爱，使用论证的方法。以上论述可知，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在于评判某一行为、言论或其他相关对象时，唯理性服从某种绝对法则，合情理性则依据修辞学的要求，以听众遵从为导向。但有时候，唯理性依据的逻辑一致性与不合情理的结论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出唯理性与合情理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思想进步的基础。在《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一文中，佩雷尔曼详细阐述了唯理性与合请理性的辩证关系在法律中如何得以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用途不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唯理性等同于自然法，后者规则由上帝自己制定，并通过“理性之光”来教导人们，这些法律往往陈述永恒的正义，但无论是成为法还是不成文法，没有任何人的权柄可以废除或改变它们。在大陆法系中，作为服从上帝理性的人类理性思想已沦落为立法者的唯理性思想，这是解释法律文本的先决条件。为了保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立法者应知道自己使用的语言以及新的法律被嵌入的体系，而且立法者使用的方法应与其追求的目标相适应。在法律中，唯理性相当于遵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神圣标准，或遵从法律体系的精神、逻辑性和一致性、依照判例和目的性。
在法律中，合情理性表征判决自身，描述民意认为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事实，后果对社会是有益或是有害的，它是公正的或是有偏见的。合情理性的要素具有不同作用，首先，合情理性用以确立法律体系运行之内的外部界限，它假定法定权力将会得到合理地行使，一个“不合情理的”法案和判决在法律中不可接受。其次，法律合情理的方面决定了具体判决的语境，对社会的影响及其社会的可接受性是客观公正的。佩雷尔曼指出，在法律体系中，不同机构或部门强调唯理性或合情理性取决于它们的具体职能。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倾向于维护在宪法中、法院判决和意见的先例中确立的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的逻辑一致性是最高法院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类法院强调“唯理性”。地方法院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具体判决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解决问题方法的合情理性，这类法院强调“合情理性”。因此，在不同级别的法院运作中存在冲突或张力的内在联系，这种张力也是一个法律体系必要驱动力的组成部分。
其次，唯理性与合情理相互支持。在斯坦利·劳克林和丹尼尔·休斯看来，佩雷尔曼理论的中心主题为唯理性和合情理性分别代表两种法律的本质和动态互补性，它们对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来说必不可少。“唯理性”要素使得人际交往更具一致性、更为有序和更容易预测，它使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护社会组织必要的人际互动。如果法律的唯理性不受合情理性的影响和限制，那将会非常可怕，只有法律合情理的方面才能使其更加人性化，使社会组织更具容忍性。当唯理性与合情理性彼此相互支持，当依据法则的推理以令人满意的决定结束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当忠诚于法律体系精神却导致一个不可接受、有偏见或社会不接受的结论时，或结论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时，有必要对法律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教义学与法理学通过部分修改法律体系的方法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方法。但有时候，证成起初看似公平、合情理的判决通常需要诉诸于虚构，而虚构可能是描述与实在或明显动机相悖的事实。在法律缺少严格裁决规则时，合情理的思想相当于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
但是，佩雷尔曼指出诉诸合情理性仅仅是给出一个暂时解决方法，它需要等待对新的、令人满意法律解释的详细阐述。而合情理性是引导其走向系统化、走向唯理性系统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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