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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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通信》
通信〔1〕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x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5〕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7〕“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392页注〔6〕。
〔8〕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9〕《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10〕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11〕“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13〕指国x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14〕指所谓“士的派”(又称“树的党”)，国x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手杖、棍子)的音译。
〔15〕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16〕《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5〕。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篇2：鲁迅《三闲集》杂文集:《通信》
鲁迅《三闲集》杂文集:《通信》
通信(并Y来信)〔1〕
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2〕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3〕，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4〕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Y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N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5〕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6〕，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7〕，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篇3：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注解】
〔1〕本篇最初收入《华盖集续编》，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
篇4：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鲁迅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
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意表之外”/鲁迅《而已集》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但今年发见了，我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来做广告，显而易见，不消说了。还有：
1，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2〕，“相视而笑，莫逆于心”〔3〕了。“咱们一伙儿”。
2，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4〕，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新的都不再说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个人”，“某学者”，“某教授”，“某君”。这么一来，他利用的时候便至少总得费点力，先须加说明。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2〕“兰谱”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3〕“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4〕耶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篇5：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4〕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贿赂求救。韩贿赂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 《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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