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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2022-08-04 08:15:4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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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篇1：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一、美国西部开发

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 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 Beginnings of the Far West，纽约19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达到1640万，而到19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 Sianey Ratner and Others，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m Economy，N.Y，1979，P258.）

采矿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每当有新矿发现，人们便趋之若鹜。他们每到一地，就安营扎寨，建立矿业营地（mining camp）。这种矿业营地，实际上就是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在淘金采矿的过程中，许多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发展成后来的城镇。因此，严格地说，矿业营地还不是城镇。但是，不可否认，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注：D・A・史密斯（Duance A・Smith）：《落基山区矿业营地：城市边疆》，Rocky Mountain Mining Camps：The Urban Frontier，林肯1967年版，第8页。），使人们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也是未来城市的雏形。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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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一、美国西部开发

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 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 Beginnings of the Far West，纽约1921年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00年达到1640万，而到1910年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 Sianey Ratner and Others，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m Economy，N.Y，1979，P258.）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昆布兰大道是由联邦政府出面修建的第一条大道，因此也以“国家大道”而闻名。随着西部开发和进入西部的移民越来越多，打开通往西部的通道成为紧迫的需要。18，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修建一条通往西部的大道，即昆布兰大道。这条大道东起昆布兰，经马里兰往西，终点在伊利诺斯州。18开工，几经延误，修到伊利诺斯州的范达利亚时已是1852年了。昆布兰大道的修通，对西部的早期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兴起了开凿运河的热潮。由于开凿运河需要的资金数量大，初期开凿的一些短小运河都难以赢利，加上缺乏必要的工程技术知识，进展十分缓慢。直到著名的伊利运河修建成功，才有力地推动了运河的修建。伊利运河从奥尔巴尼到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63英里，18动工兴建，1825年全线完工。伊利运河全由地方集资建造，前后耗资1000万美元，联邦政府未给予任何资助，但通航仅10年，便由通行税全部偿还了成本，随后通行税便成为纽约州的收入。伊利运河的修通，极大地改观了东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原来要辗转20天，现在只要6天，运费也从每吨90-100美元下降到8-10美元。（注：刘宏谊：《交通运输的变革是经济开发的先声》，《世界经济文汇》，1984年第3期，第56页。）

联邦政府为改善西部交通，大力援助和推动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拨出大量土地和资金资助铁路建筑。1862年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可免费取用国家土地上的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每修筑1英里铁路，拨给线路两侧各10英里土地。以后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各州境内每修筑1英里铁路，得到铁路两侧各20英里的土地，而在未正式成为州的地区则获得线路两侧各40英里的土地。从1850-1871年，根据国会立法，联邦和各州政府总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的土地约2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的贷款近6500万美元（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吏》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至19世纪末，中央联合太平洋、圣他菲、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大北方等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先后建成。1860至19美国铁路线由3万英里增至25.3万英里，跃居世界第1位。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网增长速度最快，从1865年到19中西部大约40%的铁路是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修建的，至1914年西部铁路里程已占全国总里程的一半。（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铁路对推进

西部移民和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铁路的修建往往走在移民的前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东部居民迅速向西迁移，推动了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开发，而且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打开了西部农牧业发展的门户，使农场主和牧场主将产品投向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

（三）土地政策

美国独立后便实行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和向西部移民开放的政策。内战爆发后，广大农民争取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斗争达到高潮。林肯政府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奴隶制的斗争，1862年5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移民只要交纳10美元证件费，便可在西部占有160英亩的荒地，耕种5年后，就获得合法所有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地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原则，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宅地法”的吸引下，大批农民涌向西部。1862-1900年按“宅地法”拨出的土地约8000万英亩。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各州，由于土地肥沃雨量充足，1863至1880年之间新建了24万个农场，其中有一多半是按照宅地法令获得土地的。（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第50页。）但是，在子午线100度以西，因干旱少雨，160英亩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1873年联邦国会颁布“育林法”，规定凡愿植树40英亩者（1878年改为10英亩）除宅地外可再获得160英亩土地。按这一法令“申请育林”的移民总共获得974.5万英亩土地。（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1877年国会在牧场主要求下，通过了“荒地法”，规定大平原地区，每个移民每英亩先付25美分，就可以占地640英亩荒地，但必须保证3年内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经有关机关检查合格后，再补缴每英亩1美元的地价，就可以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实际根据这项法令购买的土地，多数是优良的放牧地。1870年颁布了“木材和石料法令”，政府对不适于耕种，而能采伐木材和开采石料的土地，申请人可按每英亩2.5美元的地价购买160英亩土地。这项法令仅适用于西海岸的三个州和内华达州。1892年又推广到其他“公地州”。“木材和石料法令”大大推动了对美国西部森林地带的开发。（注：徐玮：《内战后美国对西部边疆的开发及其作用》，《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第80页。）

（四）移民政策

通过“购买”和武装吞并，美国领土急剧向西扩张。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领土达777万平方公里。当时广袤的西部地区居住的是印第安人。为了从经济上将西部扩张的领土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1864年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案”，西部各州也设立了“移民推进局”，到欧洲、亚洲和拉美招徕移民。同时，各铁路公司对购买其土地的人提供信贷。移民政策为开发西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1861年至1910年期间，大约有2200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部分随着移民浪潮涌进西部。19世纪最后30年移民中的男性占3/4，其中14-45岁的青壮年占83%。（注：猪谷善一：《美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7页。）1860-1900年美国人口总数从3100万增至9200万人，半个世纪增长了2倍。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人口的增加为开发和建设西部提供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移民大部分是欧洲各国的熟练工人和破产农民，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

（五）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以后对西部的开发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后推行“新政”。“新政”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政府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以对田纳西河流域实行综合治理。据此法案，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控制洪水，改善河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开发田纳西河及其支流的电力资源。其管辖范围一般限于田纳西河流域盆地，包括亚拉巴马、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弗吉尼亚7个州的部分地区。管理局系国有公司，由三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该水利系统，最初着重控制洪水，统一管理所有的水坝，效果显著。管理局在9座主要水坝建造了航行船闸，加深和改良航道，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资兴建沿河港口设施，从而促进和发展了河运。管理局是这一地区的唯一供电者，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51座水坝水电站、12座火力发电站、2座核电站，发电量共计3000万千瓦以上。在全国，田纳西河流域电价最低。管理局的设立，促进了这一流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开发，对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西部开发不仅为独立后的美国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而且完成了美国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以及全国铁路网的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内贸易格局，使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19世纪末，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第二、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分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保证了粮食和棉花等基本物资的供应，同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第三，西部开发促进了美国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由于西部开发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技水平也举世无双。大量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促成了美国农业的革命性变化。（注：易诚：《美国西部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金融研究》，1994年第12期，第26页。）

二、中国西部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现在对西部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所不同的是，第三次西部开发采取的将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市场经济模式。

（一）“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

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机器制造、电力、燃料、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等等。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重，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集中在沿海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行了均衡发展的方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

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微弱的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注：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第103-106页。）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它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并且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五”期间的开发，新生的共和国就很难站稳脚跟，就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开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它们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要算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了。“三线”建设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当局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妄图以此逼使中国就范，把中国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轨道。同时在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进犯我国的领土，煽动边民叛逃。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而同时，美苏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一片紧张气氛。印度政府也乘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发动部队入侵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借鉴二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后，做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建设西南和西北的“三线”工程项目，其中西南“三线”又是重中之重。“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1965-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不能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由于“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实施这一战略，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

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订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由于实行了由东向西逐步梯度推移的政策，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19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年8月，朱F基总理先后赴西部6省区实地考察和调研。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具体部署了的经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至此，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美西部开发史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开发模式，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带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经济开发范式。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集中有限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布局中国工业，使西部地区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前两次开发虽然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的落后面貌，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投融资、理财、调动各方积极性等诸方面均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西部开发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在这方面，中美两国西部开发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把生态建设放在西部开发的首要地位

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都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由于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原因，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特别是由于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等原因，西部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大江大河上游，环境恶化不仅妨碍西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这次西部开发再不能走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了，而必须把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把保护生态作为一切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生态建设方面尤其要注意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问题。我国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因而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用水问题是中国广袤内地开发的关键。只有确保这个辽阔地区充足的用水，西部开发才能实现。西部开发不仅需要修建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这样的工程，而且还需要修建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巨大工程。近数十年来，我国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旱灾已经持续多年。在一些地区，千百万人与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这种状况已经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因此，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这应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内容。

（二）既坚持市场化原则，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西部开发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过上百年的开发，美国西部实现了与东、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而我国前两次西部开发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西部开发自然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即让市场在西部开发中起基础性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方式多元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政府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府对西部开发事务的介入，不仅涉及到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特别政府部门的建立，而且涉及到政府对西部发展的资金投入与收入所得的再分配。前者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新政”法令的颁布，政府对救济工程项目和公共工程的大规模开支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1962年及此后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扶贫”的社会实践，地区再开发法案（1961）、人力发展和训练法案（1962）、加速公共工程法案（1962）、经济机会法案（1964）、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案（1965）、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1965）以及经济开发署的成立等等。后者如1968年联邦政府对各州、地方政府和居民个人财政补助达250亿美元，全国人均126美元。而西部特别是山区各州则远远高于东部某些州，补助超过平均数的在西部有22个州。这些补助款项是按不同的方案支付的，其中2/3用于公共补助、公路、教育、农业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研究工作。而那些给政府提供大量税收的最富裕的地区，平均每人获得的补助最少，因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所得再分配。美国政府从原来较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征集了大量的税收，然后又通过财政支出各

种渠道，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西部与南部经济的发展，仅1975年就有106.39亿美元的资金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部地区。当然这不是1975年特有的现象。例如1984年联邦政府的6995.28亿美元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又得到1580.87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2.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西部远高于其他各州，占全国第一。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西部的开发与发展解决了资金的困难。

（三）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移民对西部地区的开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淘金热的兴起，吸引了欧洲大量移民。如果说淘金热兴起时的移民是靠利润的诱惑和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到后来，政府的引导对西部地区的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从1784年至1832年，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6个出售西部土地的法令，售地限额由640英亩降到40英亩，每亩市价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土地的廉价出售和低价租赁吸引了大量移民去西部定居。移民队伍中不仅有普通的劳动者，而且有掌握各种技艺的高素质人才，有商人、资本家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上，无论是“一五”、“二五”时期156项在西部的建设，还是“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迁入了大量移民。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为西部地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向西部地区移民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时期的方法，但可借鉴美国移民的方法，即为移民提供大量的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人才的方法也可资借鉴，即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人才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最大特点是可流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也是遵循最大利益原则规律的。

（四）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应是第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开始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和改良，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上。据统计，从1830年到19，美国铁路里程曾以每年3415英里的速度递增。19世纪末基本形成全国铁路运输网。全国铁路网络的形成，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称19世纪的美国基本是一部铁路成功史。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西部其他部门、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一定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修建公路和铁路外，还需要修建水利设施。我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条件是不一样的，西北干旱少雨；西南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因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有所区别。总体上来说，当条件具备以后，应启动实施西线的南水北调工程，这对于缓解西北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西北地区水的问题一旦解决，广阔的荒漠就会变成万顷良田，西北的生存环境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会相应改善。我们还应看到，美国的西部开发和中国的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西部开发正处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时代，公路网和铁路网无疑是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的西部开发正处于知识革命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知识网和信息网。而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因此，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除了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建设公路网和铁路网外，还需要建设知识网和信息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根本差距在于人的素质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善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五）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中心是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大都表现为规模不同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在美国长达100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中心。由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中心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通等都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增长中心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中心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中心的聚集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业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和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及其服务市场经济、组织市场经济功能的增强，又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以新的方向和力量。增长中心和周围地区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美国西部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在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周围地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而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只是嵌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对城乡周围的经济联系注意不够，结果造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应注意发挥增长中心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六）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下游产业

中国西部，现有的工业多以资源初级加工形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因此，西部地区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要有选择地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西部地区要想迅速发展，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相应的深加工与制造业，生产高附加值、高商品率、高出口创汇率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西部的发展经验，即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工业、高技术工业，把西部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当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结合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西部诸省资金实力不足，更应当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优先选择符合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产业，但在推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防止盲目性和重复建设。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做后盾，没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和后劲将十分脆弱，东西部差距将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将会进一步拉大。

中国西部的大开发是一项既宏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西部开发经历了100多年，美国西部全面发展也已有60多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大体上相当美国西部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平，中国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目前也不如美国西部。因此，中国西部的开发建设，也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完成，必须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懈努力和相应的战略对策；既要确立到21世纪中期的长远目标，也要有与之衔接配套的中期和短期的分阶段滚动实施方案。因此，西部大开发需要统筹规划，要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篇3：中美西部开发之比较

中美西部开发之比较

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在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确立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是国土广袤的大国，同样是在东部经济、社会发展强于西部的情况下开始了西部大开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的西部大开发在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发主体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不同之处的认识，可以使我国在制定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政策时具有更多的理性成分，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一、中美西部开发的国际经济环境比较

“美国人没有强邻，所以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人征服，不必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几乎不会为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还要对共和制度有害而可怕的祸害及军事的荣誉而受累。”（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这是托克维尔描述的1830年代美国的国际政治环境。由于东边的大西洋阻隔，欧洲大陆远离美洲大陆，西边的太平洋阻隔使亚洲大陆离美洲更远，以当时的航海条件，来自其他大陆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欧洲）很难对美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这使得美国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国内建设。由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因此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虽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但总体上来说，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还是稳定的。

中美西部开发的国际环境的区别主要在于国际经济环境大不相同。美国西部开发之初，正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因而国际市场整个就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在北美洲，英裔美国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开始了他们的社会生活。面对着待开发的国际市场以及已经繁荣起来的欧洲市场，美国人经济才能有了发挥的巨大空间，“联邦的一些产品，现已成为我们之所需，因为我们的土地完全不出产这些东西，或者只能用很高的成本去生产它们。美国人只能消费这些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将其余的卖给我们。因此，欧洲是美国的市场，犹如美国是欧洲的市场。”（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美国的商船从波士顿出发，到中国去购买茶叶。船到广州后，停留数日便起航回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船便航行了相等于绕地球一圈的距离，而且往复在途中只各靠岸一次。”（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对美欧的资产阶级来说真是太有利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当资产阶级感到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这门“重炮”不灵的时候，它们就会用真正的坚船利炮为自己的商品开道，英国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的大门对英国的商品是大开了。值此期间，美国于1844年7月3日由专使顾盛胁迫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该条约使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有关特权外，还攫取了几项新的特权：（1）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之间发生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2）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3）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等。（注：张传凯、宗楼主编：《大学政治理论课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不仅是对中国，美国也将载有利炮的坚船开到日本逼迫它“开国”，这样，美、英等国实际上将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他们的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获得了最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我国当前的西部开发是在改革开放20年后提出来的，实际上改革开放过程中西部也一直在开发和发展之中，只不过现在党和国家将西部开发提到了战略高度。我国的西部开发现在不得不面对“入世”的大环境，因此，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绝对没有美国当时的便利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国自主地向世界敞开大门，表现为主动开放，即我国对外开放步骤的安排、开放时序的把握、开放程度的控制，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采取的是“梯度开放”的战略，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那么加入WTO以后，我国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必须遵循WTO为国际贸易所制定的、为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规则，如自由竞争、关税减让、非歧视性、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协商、透明度等规则，即按照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规定开放市场。现在我国已成为WTO的成员国，就必须遵守WTO的“游戏规则”，受到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框架的约束，开放的“时间表”必须按规则推进，已经不掌握在我国的手里了。当然，我国也可以按照发展中国家应该享受的优惠待遇，遵循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对国内产业提供适度保护，但这也只能在WTO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能自行其是，这就表现为“被动开放”。（注：童星、严新明：《“入世”过程中进一步实践邓小平开放理论》，《南京社会科学》第7期。）在我国自主开放的过程中，只开放了局部的、有限的领域，如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是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服务行业也要开放，从而使我国对外开放呈现农业、工业、服务性产业全局性开放的局面。我国以往的开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开放的特点。一是地区政策倾斜，如经济特区的创办、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中央政府无不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和优惠条件；二是采取减免税收、降低地价等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给予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WTO规则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旨在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注：张二震：《加入WTO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20第3期。）因此，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由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清理、完善有关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以符合WTO规则的规定。这样，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完成的任务就是，尽快建立既适应WTO运作机制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政府运作机制和企业运作机制，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西部将更容易，摩托罗拉、西门子、丰田、宝洁相继进入西部市场，截止2000年初，美国摩托罗拉公司

已经在四川投资3亿多美元，公司高级副总裁赖炳荣表示：“中国西部市场潜力巨大，跨国公司不会放弃这里的市场和诱人的投资回报。”已经有近40家跨国公司在四川省投资设厂，这个省外资企业数量增长很快。（注：曹宇：《向西、向西、向西》，《北京青年周刊》2000年第12期。）这样，我国的西部开发就不得不按照WTO规则来进行，在西部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台竞争。

加入WTO实质上是我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所谓全球化虽然是一种客观趋势，但他也是一种思潮，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把全球化当作它们无限扩张的合理依据。当落后国家试图加入这个世界棋局的时候，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这个棋局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甚至话语系统，都是高度“中心化”的，都是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住的，是他们设好的一个“局”。落后国家要么被拉进来受挤压，要么被排斥在外受打压。总而言之，落后国家所处的时空是已经被建构了的，是紧缩和挤压的结构。（注：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这也就是我国西部开发的国际经济环境的真实描述。当然，我国积极加入WTO，是变“受打压”为“受挤压”，通过“与狼共舞”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达到强国的目的，那么进入这种国际经济环境就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了。

二、中美西部开发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

从1763年开始，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到19世纪50年代，是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西部开发阶段。由于土地政策的不断放宽和改进，西进运动迅速推进。据统计，1815～1830年间仅移入西北部的人就有50万之多，而到186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已猛增到690多万。（注：张小路：《美国的西进运动及其西部开发模式》，《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1825年连接哈得逊河、大西洋与五大湖的伊利运河通航，美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农业衰退的迹象，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成千上万的新英格兰的农场主以及中部各州的拓荒者，抱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前往印第安那和伊利诺伊北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南部地区。1832年在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以黑鹰为首的印第安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进行反抗白人的战争，最后惨遭失败。之后，印第安人被迫从大湖平原的最后一部分土地上撤走，前往西部的“保留地”。这样，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它的西部有着非常辽阔的尚未开发的“自由土地”。早在邦联时期，美国就已形成了处理西部土地的两大原则：第一，西部土地实行国有化；第二，通过分块出售的办法将国有土地变为私有。对于独立后一下子获得的大片新土地，许多土地投机商，退役军人和缺少自己土地的农民都表现出强烈的要求。1785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对土地首先进行测量，以640英亩为最小单位进行出售，每英亩价格为1美元，必须在1个月内交款。这种出售方法有利于土地投机者而不利于普通农民，因为普通农民很少有人拿得出640美元来购买土地。法令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由于邦联国会想以出卖公地的收入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从19世纪40年代起，美国劳动人民就开始要求实行《宅地法》。1863年1月1日，该法正式生效，《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申请入籍而没有使用武装反抗过美国的人，只要付出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登记领取160英亩的土地，登记人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后，该土地就完全归其所有。《宅地法》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大量处理公有土地的时期，国会还通过了一些更为宽大的立法，鼓励人民去西部定居。1873年的造林法规定，在某些地区允许每一户居民还能免费得到160英亩土地，条件是要在其中的40英亩土地上植树造林。1878年又把造林面积降低到10英亩。在1877年的干旱土地法中，政府向那些愿意在这些土地上修筑一部分灌溉沟渠的人，以每英亩0.25美元的低价出售640英亩土地，而且可以在3年内付清。1878年的木材石料法允许把不宜农耕，但有出产木材和石料价值的土地以每亩2.5美元的价格出售，每人限购160英亩。（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这一时期，美国西部经过开发，建立了大量的家庭农场、家庭牧场，它加速了西部开发，促进了工业品市场的扩大，从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二战结束之前，是以工业开发为主的西部开发阶段。该阶段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发了矿业开发热；一个是西部特别是中西部、远西部大批城市的兴起。1848年，金矿的发现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加利福尼亚去，来自美国国内、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人们开始冲向加州，使该地区的人口7年内由1.5万猛增到30万。在1858～1864年间，在西部各州发现多处金矿，许多人蜂拥而来。例如，1859年内华达山脉东坡靠近塔霍湖处发现金矿，而且矿藏丰富。1861年内华达成为领地，3年后建州，这个州当时完全依赖于采矿，它最初的历史就是开矿的历史，该矿在20年间共出产了价值3.06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银。

从地区上看，美国工业化的进程是从殖民时期形成的东北部老工业区的加速发展开始，然后向全国，首先是向西部扩散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制造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新英格兰、中部各州，中心在宾西法尼亚州中部，那里集中着全美制造业工厂数的52.7%，产值的67.4%，60年代起中心逐渐西移，1890年已移到离原中心200多英里的俄亥俄州中部，1900年，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9个州的工业产值已降到52.4%。（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正是经过这个阶段，美国的工业中心从东北部转移到了中西部，并在中西部建立了重工业中心，最终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结果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美国国内的经济环境。美国西部工业化的起步，只是在时间上迟于东部，由于东部的技术水平还不太高，因而西部起步时完全可以与东部在技术上保持一致。当时美国东部还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西部开发中采矿机械，农业机械的需求都来自西部，因而西部的资本家可以更敏锐地抓住商机，开发新产品来占领市场，拥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19世纪，国际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市场都呈卖方市场态势，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能卖出去，这也极大地刺激了西部的资本家大干快上，很快地赶上了东部，并最终使美国成为全面发达的、标准的世界经济大国、强国。

纵观美国的西部开发，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随意勾画美好的蓝图，而我国国内环境与美国相比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河源地区，与美国的“自由土地”不同，我国西部广袤的土地自有文明以来就是有主人的，最早的主人就是夏、商、周朝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华夏大地更换主人的历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很好的写照，主人从嬴政到刘邦，从李渊到赵匡胤，从朱元璋到努尔哈赤，最后一个尝试成为主人的是袁世凯。到新中国建立，华夏大地最终属于“人民”所有，“人民”也就成了主人，国家代表“人民”占有、支配着中华大地及其地上、地下的各种资源，国家给每个农民分配了最长为30年承包权的“一亩三分地”，农民基本上只能是在这块土地上讨生活，地下的矿

产资源根据《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因此，农民即使在拥有矿产资源的“自己”的土地上，也是不具有开采权、受益权的，而且，“因为他们与自己生存的土地下埋藏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在承包的土地受开采者破坏生存环境和经营权时都很难获得赔偿。2000年12月23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报道了陕北的几个农民因为石油的开采破坏了他们的耕地、水源、空气等生活和环境资源而“告天天高，告地地厚”的生活处境。（注：强世功：《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读书》20第8期。）

与千百年来生活于美国土地上的以采集野果、捕鱼、狩猎为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印第安人不同，中华儿女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一群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农耕文明。人们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以赡养更多的人口，这种单向的，无补偿的开发会导致森林消耗、水土流失、生态失衡，使大地成为光山秃岭或浩瀚沙漠，使人们难以继续栖息和生存下去。黄河在历史上曾经灾祸频发，近代以来，由于宁夏和河套灌区农田扩大，引水过多，导致水土流失，下游经常断流，不但无水灌溉，一些地区甚至连饮水都很困难。长江以前是一条无灾害的大河，长江上游一直是历代中央政权大型工程取用木材的基地，杜牧《阿房宫赋》中“蜀山兀，阿房出”，可能便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取用了。（注：蓝勇：《长江上游森林砍伐与保护的历史思考》，《光明日报》1999年7月30日。）随着清朝以来中上游的人口激增，四川的山林尽辟为农田，森林消失，土壤流失；湖北、湖南、江西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争地，使原有的湖泊面积日益缩小，一旦洪水暴涨，无所消泄，便会使这些地方顿成汪洋泽国。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3000万亩，由于过度樵采，植被受损，已有1/3的土地被沙化。内蒙古自治区由于超量放牧及滥挖发菜，使2亿亩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有6000万亩草原沙漠化。（注：戴逸：《近代开发西部的历史足迹――读〈西部开发历史回顾〉》，《求是》20第9期。）所以，我国的西部开发必须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

虽然中华文明发端于西北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文明的中心不断向东转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且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力布局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国家将156项重点工程的1/2放在西部地区，从而对中国西部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20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周边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启动始于1965年，在其后的十几年里，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下，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安装队伍和企业职工从全国各地浩浩荡荡开向西部，各种各样的建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部，国家共投入资金2050亿元，使西部地区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注：刘鹏：《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大开发》，《长白学刊》年第2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共投资3418亿元从事基本建设，占投资总额的60%，但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而沿海地区以40%的投资却获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的速度，每百元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苏少之：《50～7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布局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由于当时的西部开发是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经济资源严格地在体制内循环，自身效率不高，对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处于山沟里的“三线”企业在制造“高、精、尖”的产品，而山边上的农民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西部的劣势逐渐呈现出来了。

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集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较慢，国有经济比重一直较高。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主要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差异在1978年以来的每次经济高涨期表现更加突出。有关资料显示：在经济高涨期东西部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差异并不大，而非国有工业发展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东部非国有工业的增长率高于国有工业25.85个百分点，而西部仅高出15.1个百分点。（注：陈耀：《西部开发大战略与新思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主要得益于东部的私营、外资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很快地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这是我国目前西部开发时必须面对的国内经济环境。

同土地和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一样，建国后我国由政府投资形成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就由国有单位的“内部人”控制。虽然国有资产有时会出现责任人缺位的情况，但其所有权在理论上却是十分明确的，即全体人民拥有所有权。因此，我国目前的西部大开发只能在现有的所有权关系结构中来展开，或者可以进行制度创新，对现有关系结构进行调整，以利于西部的开发，这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理论研究中的一种主导观点。

三、中美西部开发主体之比较

“美国人居住在一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国土上，它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因此，新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总是与良好的思想密切结合。人的努力，好像到处均无天然的止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种运气好坏的经常反复，这种推动美国人一直向前的感情冲动，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变化莫测的起落，全部汇合在一起，就使人们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奋发图强和不甘人后的狂热状态。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就像一次革命，就像一个战役。这些同样的原因在对每一个人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给国民性打下了不可遏制的冲动的烙印。因此，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特别善于创新的人。这种精神都真实地体现在他们的一切工作当中。它们把这种精神带进了他们的政治条例、带进了他们的宗教教义，带进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学说，带进了他们的个人事业活动。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到处去创业，不管是荒山老林，还是到热闹繁华的城市，莫不如此。”（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

与上述托克维尔的美国人“冒险精神”说不同，韦伯认为新教的人世禁欲主义观念产生了一种合理的经济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气质或生活态度的约束下，形成了一种合理的经济行动，正是这种普遍合理的经济行动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扩张动力”。（注：汪和建：《超越纯粹经济理论――韦伯经济社会学探索的思想历程与现代意义》，《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不管是托克维尔的“冒险精神”说，还是韦伯的“新教

伦理”说在美国人身上起了作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在向大草原移民的运动中，最后也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俄克拉何马，时间是1889年4月22日。这一天大约几万人拥挤在该地200万英亩不归任何印第安人部落所有的三角地带边界上等待前进的信号，一声枪响，大家蜂拥而去，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大车飞跑……，当尘土消散，已有6万名拓荒者将自己的命运同俄克拉何马连在一起了。就这样，200万英亩的土地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占领完毕。历史上称这一事件是“最野蛮的移民”。（注：张小路：《美国的西进运动及其西部开发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美国的西部开发呈现的是一幅动态的画卷，在1880～1970年的90年间，人口重心年均西移4.8公里，体现出一种有系统的、持续的开发性偏移，（注：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这种偏移是作为开发主体的美国人不断向西开拓、进取的结果。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也使企业成为了开发的主体。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市场机制发挥巨大作用，经济活动以市场的价值规律为准则，这在西部开发中有明显的表现。美国政府并无关于西部开发系统的、一贯的计划，西部开发是一个自由、开放、投资多元化、充满投机性的过程。美国的西部开发较好地发挥了州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自由、自发、开放式的开发使私人、企业的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这是美国西部开放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如美国为了在西部发展铁路，在铁路沿线两侧拨出10英里的土地带赠与修建该铁路的铁路公司，被赠与方可以采用出租、出售土地的方式自由处理土地，使之转化为资本，铁路公司的投机大大促进了铁路建设的进程。到19世纪末，美国已建成了横贯北美大陆东西的北、中、南三条大铁路，铁路总里程达到30万英里，超过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总和。（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

美国联邦政府绝不是对西部开发置身事外，美国西部开发前后跨越200年，经历了很明显的、合理的产业升级过程，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政府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联邦政府除了以宪法和法律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外，还从政策上给予了支持。这方面不仅包括公共土地政策，还包括豁免关税，支持银行业发展；为开发筹措资金等。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中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社会的发展和进化（总称为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而不是相反。（注：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读书》2002年第2期。）

传统中国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聚村而居的农民则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成员，或按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而在这些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家族势力和传统礼俗。千百年来农民都渴望着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终于有了这一天――以“人民”的名义从整体上占有了全国的土地，每个农民又从中分得了一份地。这样我国的农耕文明就有了延续的最广大而且坚实的基础。建国后，为了割断农民与传统礼俗的联系，毛泽东曾发起过数次大的运动，如“破四旧”等运动。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礼俗对农民依然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西部尤甚。传统社会中职业排序为“士、农、工、商”，成为“士”是不容易的，“工、商”业又被认为是不高尚的职业，那么最好的就是老实本分地从事农业，做个农民。即使清贫一些，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在职业观方面，我国国民与美国人是很不相同的。在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决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劳动，而且看到周围的人无不劳动。在美国，各种职业都是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但从无高低之别，所有的正当职业都是高尚的。（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88页。）因此，我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可能还要注意改变社会心理中对职业的观念，尤其是对一些正当职业的偏见。

我国西部农民发展意识严重不足，曾有扶贫工作组考察了某贫困地区适合发展养羊业，就给每个农户配备了种羊，等到年末去检查时，却发现羊已经没有了，农民说：“你们的羊有的死了，有的被吃了。”由此可见，西部农民还没把自己当作开发主体，可能更多的是在等着各级政府直接给钱、给物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种情况可能是农民在建国后生产都是受组织和动员来进行的，“大量动员农业劳动力仍然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方法，这种动员同时还培养起更大的协调能力和接受上级控制的习惯，”（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长期以来农民的主体性就不足了。改革开放后，部分西部农民也有了商品经济意识，有的也到城里打工、求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等有形或无形的城乡壁垒，使得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劳动的条件差、时间长、待遇低而且没有保障，这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直接的结果是使大多数的农民经过理性思考后，还是选择留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耕作、生活。曾经以晋商闻名的山西，现在先辈的那种优秀的商业开拓精神荡然无存了。晋商成功于勤奋（“腿长”），一曲悲凉的《走西口》也唱出了先辈的开拓精神。如今呢？山西人在外打工的最少，再苦再穷也舍不得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妹妹们不用含着眼泪送哥哥了，哥哥妹妹只好穷在一起了，直至今天山西仍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注：梁小民：《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读书》2002年第5期。）西部开发过程中有些领域的开发对农民是限制的，如前文所述的地下的矿藏归国家所有，农民是无缘插手的，从已报道的插手“开发”事件，较多的是农民非法开采或偷原油、焦炭。即使参与了开发，如到开采资源的企业去打工，那也只不过是成为了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生产要素，这与美国的人人都是开发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我国建国初期的构想，城市人应该是以工人为主，因此是具有先进性的，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运作下来，西部城市人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情况十分严重，面对着西部开发的新形势，西部许多城市里的下岗工人可能还在不断地向政府施压，要给他们以“说法”。看来，要想使“下岗”工人变为西部开发主体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可能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

与“下岗”工人相联系，就有了另外一个西部开发主体――国有企业。地区所有制结构状况对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比较严重，往往增长速度较慢；相反，非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由于企业机

制相对灵活，市场适应能力较强，增长速度相对较快。1999年9月末，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比上年增加292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增加168亿元，占全国的56%，西部地区增加32亿元，仅占全国的11%，西部地区的亏损面高达58%，比东部高13个百分点。这说明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环境还没有明显改善，本身存在的优势和潜力没有有效挖掘，投资利润率较低，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国有企业如想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话，还必须在经营机制的转变上加大力度。

从其他类型企业看，东西部的差距，就更加明显。1999年东部其他类型中的外商投资企业数为9166个，西部仅有520个，东部是西部的17.6倍。东部有股份有限公司2104个，占全国的46.96%；西部仅有893个，占全国的19.9%，东部是西部的2.35倍。（注：雷敏、底瑜：《试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成因》，《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在东部发展中表现得生机勃勃的非国有企业在西部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总体实力都与东部存在明显差距，这不能不说是西部开发主体中的一点不足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国家作为惟一开发主体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数以百万计的参与开发的“好人好马”实际上是作为生产要素同其他生产资料一起由国家进行配置的。由于活的要素――人在开发过程中没有自主性和选择性，而国家只注重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前两次西部开发中出现了只注重经济数量与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效益与质量；存在重内地、轻沿海、重生产、轻生活的共同局限；片面强调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只注意资源开发，忽视了环境保护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产生的终极根源在于国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没有了第二种能够平衡或者纠正这些问题的力量。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在西部地区优先布局一些建设项目。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各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不留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收费减免等方面积极配合。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开发全局的重大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虽然拟议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有一半资金借助市场的手段来获取，但据出席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透露，兴建青藏铁路的巨额投资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注：王岩：《四大工程的四大悬念及四大解决方案》，《北京青年报》年3月19日。）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政府还是集公共政策制定者、开发者甚至经营者于一身的。

四、简短的结论

虽然中美西部开发起步的时间相隔大约150年左右，但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虽然我国目前的西部开发已经不能像美国当时那样利用坚船利炮来为自己开创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了，但我们可以利用商品的低廉价格和WTO条款中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幼稚产业的规定来为我国西部开发营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应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WTO（GATT）外的发展是很好地利用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那么现在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我们完全可以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在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得较好，而有的则相反，这主要是看一国国内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产权不清却成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样农民可能有意在宜林宜草的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却由于没有产权而难以成行。为解决此问题，按《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发文指出：“国有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依法出让给单位和个人进行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的，可以减免土地出让金，实行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达到出让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并符合生态建设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可以申请续期。”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也有类似的规定。《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但也对矿产的采矿权等作出了新的规定：积极培育矿产权市场，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在《宪法》框架内开发主体产权缺位的情况下，进行制度创新，用土地使用权、矿藏开采权等权利来为“产权”作了最大程度的替代。对于国有资产的产权人缺位这一情况，理论界比较常见的观点是对存量资产进行改制，增量部分完全按新的经营机制运作，明确产权人。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国内经济环境才会改善，西部开发主体才会大量涌现。

第三，大力培育西部开发主体。从第二点中可以看出，国家正在转变自身作为惟一开发主体这一角色，国家将拥有所有权的土地、矿藏等的使用权、开采权出让、转让出去，这样就改变了是所有权人却不是开发主体的状况（对那些宜林宜草的荒地、荒山尤其如此），同时培育了新的、有活力的开发主体。前述国务院开发办文件中规定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展利用外资渠道”、“放宽利用外资有关条件”。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鼓励东、中部企业和个人到西部地区投资，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均可进入。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投资、合资、合作、特许权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随着西部开发的推进，开发的氛围越来越浓，西部人的发展意识也日益增强，开发主体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有活力，那么，政府就可以从具体的开发和经营中抽出身来，转变政府职能，专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我国西部开发的希望所在

篇4：中美软件模式对比的启示

中美软件模式对比的启示

当我们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软件这20多年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软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刘亚东：

现任Primeton（普元）软件公司董事长兼CEO。1959年生于安徽，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拥有近代物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92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美国Adobe公司高级工程师。创建普元之前，刘亚东是亚信科技(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首席运营官(COO)。2001年出资创建上海普元公司，并担任CEO至今。

二战后，美国的管理模式开始了数字的介入，二战的当时，有从事MIT的一群人，在美国后勤军需的供应上面，用数学制造了一个模型，为的是解决一个问题：怎么最有效的对军队实行军需储备，这成为数字计算及时性管理功能的开端。

五六十年代哈佛的商学院、沃顿商学院等众多的管理学院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随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人运用数字计算的管理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了。但是请注意，美国在70年代开始使用管理软件的时候，所拥有的是非常落后的计算机和相当落后的软件开发程序，这便是软件美国模式“雏形”：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计算体系中解决特别复杂的问题。并且，在这样的发展状态下，美国人将这些问题解决得很好。随着技术的进步，他们的软件也在进步，但是软件的相应变化很小。管理体系在美国这么多年的变化由以自己的部门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这也是美国90年代发生的最大的一次管理变革。

而软件的中国模式则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计算的资源已经非常便宜，但是我们的客户对管理的需求却日益急迫。中国模式要解决的是：如何用更丰富的技术资源去解决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客户需求问题。中国模式则是对美国模式的一种颠覆。

悖论恰恰出现在此：中国的软件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慢慢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我们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软件这2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软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此前中国软件都是对美国模式或者是对一些其他模式的复制模仿。我们试图模仿操作系统、我们试图模仿中间件、我们试图模仿ERP、我们试图模仿CRM、我们试图模仿很多很多东西，却忽略了这是一个根本不能被复制的市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来自美国的ERP等套装软件就开始在中国应用实践。在此之后的20多年间，系统实施过ERP的中国企业达2600多家。但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难以找到ERP完全成功的范例，以至前后80亿元的投入打了水漂。最近几年，ERP软件的本土化进程加快，“水土不服”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一批国内软件商开始成长，再加上政府的推动，ERP的成功率开始上升，出现了一些鲜活的应用案例。但即使如此，当前ERP的总体成功率依然不足30%。有管理专家认为，这些套装软件所以在中国失败居多，并不在于软件产品本身，而是往往取决于产品之外的非技术因素――比如由于软件产品被无休止地修改、比如项目维护人员的不断流失等等。也有咨询公司认为，那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ERP的实施计划没有生命力、比如企业组织没有发挥信息整合的威力等，才是导致它们失败的祸首。这些基于表象的对ERP等套装软件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是忽略了对那些影响软件实施的中国产业环境的判断。这些因素作为潜藏更深的作用力，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场复制来自“美国模式”的努力。

麦肯锡曾经调查了全球100家成功的软件公司，成就了一本名为《软件成功的奥秘》的书，这本书中对于软件有个定义，即：软件是经过整理过的知识。多变的竞争环境、进步中的管理体系、庞大的用户量，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兴业务模式和互联网的全新机会，造成中国区别于美国的软件应用需求特点――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规模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应用与复杂应用并行。

在中国，那些分布在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关键企业，由于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对大规模应用处理的需求。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也开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成千上万的顾客。这些对大规模应用处理能力的支持需求，也需要企业软件应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以大规模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正因为与美国不同，互联网让中国有机会从一开始就直接部署面向互联网的企业应用。一方面，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互联网技术也带给它许多先天的应用优势；另一方面，未来企业的“独立应用”将不复存在，那些来自横向部门间的互动、企业间的实时交流、业务规则的灵活变化、以及渠道的多样交互等等，都要求适应于中国的新软件模式必须是架构于互联网技术的。

要获得稳定可靠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重视那些经过多次验证的软件成果，建立良好的软件复用机制。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对以往的软件程序进行复用，还包括那些与软件相关的计划书、需求分析、源程序等的复用。新软件模式中复用机制的建立，将极大的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并且在客户以后持续的使用中，很好地保护既有的IT投资。

篇5：中美软件模式对比的启示

中美软件模式对比的启示

当我们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软件这20多年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软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刘亚东：

现任Primeton（普元）软件公司董事长兼CEO。1959年生于安徽，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拥有近代物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92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美国Adobe公司高级工程师。创建普元之前，刘亚东是亚信科技(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首席运营官(COO)。出资创建上海普元公司，并担任CEO至今。

悖论恰恰出现在此：中国的软件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慢慢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我们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软件这2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软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此前中国软件都是对美国模式或者是对一些其他模式的复制模仿。我们试图模仿操作系统、我们试图模仿中间件、我们试图模仿ERP、我们试图模仿CRM、我们试图模仿很多很多东西，却忽略了这是一个根本不能被复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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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资源优势与西部开发

资源优势与西部开发

该文阐述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在西部可开发资源中,国土资源又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西部国土资源开发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国土资源开发应注意处理好若干方面的关系.

作者：李新玉贾文龙作者单位：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刊名：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ISTIC PKU英文刊名：GEOGRAPHY AND TERRITORIAL RESEARCH 年，卷(期)： 18(3) 分类号：F124.5 关键词：西部开发国土资源优势

篇7：中美软件模式对比的启示论文

中美软件模式对比的启示论文

当咱们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软件这20多年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软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2战后，美国的管理模式开始了数字的参与，2战确当时，有从事MIT的1群人，在美国后勤军需的供应上面，用数学制造了1个模型，为的是解决1个问题：怎样最有效的对于戎行履行军需贮备，这成为数字计算及时性管理功能的起头。

56代哈佛的商学院、沃顿商学院等众多的管理学院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经由几10年的发展，在随后的七0年代以及八0年代，美国人运用数字计算的管理体系已经经至关完美了。然而请注意，美国在七0年代开始使用管理软件的时候，所具有的是无比后进的计算机以及至关后进的软件开发程序，这便是软件美国模式“雏形”：在1个无比简陋的计算体系中解决尤其繁杂的问题。并且，在这样的发展状况下，美国人将这些问题解决患上很好。跟着技术的进步，他们的软件也在进步，然而软件的相应变化很小。管理体系在美国这么多年的变化由以自己的部门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这也是美国九0年代产生的最大的1次管理变革。

而软件的中国模式则是此外的1番景象：互联网时期的中国，计算的资源已经经无比廉价，然而咱们的客户对于管理的需求却日趋急迫。中国模式要解决的是：如何用更丰厚的技术资源去解决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客户需求问题。中国模式则是对于美国模式的1种推翻。

悖论偏偏呈现在此：中国的软件可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渐渐发展，到现在已经经有二0多年的历史，当咱们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软件这二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软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此前中国软件都是对于美国模式或者者是对于1些其他模式的.复制模仿。咱们试图模仿操作系统、咱们试图模仿中间件、咱们试图模仿ERP、咱们试图模仿CRM、咱们试图模仿良多良多东西，却疏忽了这是1个根本不能被复制的市场。

从二0世纪七0年代末开始，来自美国的ERP等套装软件就开始在中国利用实践。在此以后的二0多年间，系统施行过ERP的中国企业达二六00多家。但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难以找到ERP完整胜利的范例，以致先后八0亿元的投入打了水漂。近年，ERP软件的本土化过程加快，“水土不服”问题患上到必定改善，1批国内软件商开始成长，再加之政府的推进，ERP的胜利率开始上升，呈现了1些鲜活的利用案例。但即便如斯，当前ERP的整体胜利率仍然不足三0%。有管理专家认为，这些套装软件所以在中国失败占多数，其实不在于软件产品自身，而是常常取决于产品以外的非技术因素――比如因为软件产品被无停止地修改、比如项目保护人员的不断流失等等。也有咨询公司认为，那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ERP的施行规划没有生命力、比如企业组织没有施展信息整合的威力等，才是致使它们失败的罪魁。这些基于表象的对于ERP等套装软件失败缘由的分析，就是疏忽了对于那些影响软件施行的中国产业环境的判断。这些因素作为躲藏更深的作使劲，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摆布着这场复制来自“美国模式”的努力。

麦肯锡曾经经调查了全世界一00家胜利的软件公司，成绩了1本名为《软件胜利的奥秘》的书，这本书中对于于软件有个定义，即：软件是经由收拾过的知识。多变的竞争环境、进步中的管理体系、庞大的用户量，和独具中国特点的新兴业务模式以及互联网的全新机会，造成中国区分于美国的软件利用需求特色――基础建设与优化整合并行；范围庞大与精细耕作并行；简单利用与繁杂利用并行。

在中国，那些散布在电信、金融等领域的症结企业，因为全世界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正出现出史无前例的对于大范围利用处理的需求。即便是1些传统的企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进下，也开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计其数的顾客。这些对于大范围利用处理能力的支撑需求，也需要企业软件利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于以大范围客户为中心的协作服务。正由于与美国不同，互联网让中国有机会从1开始就直接部署面向互联网的企业利用。1方面，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互联网技术也带给它许多先天的利用优势；另外一方面，未来企业的“独立利用”将不复存在，那些来自横向部门间的互动、企业间的实时交换、业务规则的灵便变化、和渠道的多样交互等等，都请求适应于中国的新软件模式必需是架构于互联网技术的。

要取得不乱可靠的利用，更首要的是要注重那些经由屡次验证的软件成果，树立优良的软件复用机制。这不单单象征着要对于以往的软件程序进行复用，还包含那些与软件相干的规划书、需求分析、源程序等的复用。新软件模式中复用机制的树立，将极大的降低软件开发的本钱，并且在客户之后延续的使用中，很好地维护既有的IT投资。

篇8：地方文献与西部开发

地方文献与西部开发

所谓“地方文献”，从图书馆学的角度讲，其涵盖面广泛，包括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宗教等等。换言之，所谓“地方文献”，其实也就是一个地域概念上的“大文化”。本文只从狭义的角度，谈谈对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浅见。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必将对西部社会带来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东部发达地区乃至国外的现代文明逐步步入西部社会，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不同文化冲撞和融合。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几乎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大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传统文化的消逝似乎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些本土文化人不无心存忧虑，意识到现代文明不可阻挡地淹没传统的、民族的文化，这些地区地域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将面I临着灭顶之灾。这不是多虑，更不是杞人忧天。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不能也不可能为保持地域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拒绝现代文明。如同人们不可能不接受明亮、便捷。价廉的电灯而坚持用昏暗如豆的小油灯照明。但小油灯作为数千年的照明设备，这历史需要记载，各式各样、千姿百态的灯具都要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展示给后代。这就是历史的、延续的人类文明史。

从这种文化的角度看西部，它有如下特点。

原始性。西部大部分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有很多地方甚至还与世隔绝，这种状况可以说从远古一直保持至今，在这种封闭状态下，这些地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具有显明的独特性，即使世居在这些地方的汉族，与中原汉族相比有显明的区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所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保持了诸多原始风貌，可以称得上是“活化石”，甚至在交流的语言中还保留了许多中原及东部发达地区早已“死去”的古老词汇，节庆礼仪中更是古风遗存。

民族性。广大西部是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信仰，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与单一民族聚居的中东部汉族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每个民族不论其人口多少，经济状况优劣，都是平等的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同等的价值。这一“多样性”不仅表现出这些地区文化的异彩纷呈，同时也为文化的建设、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带来难度。对待各个民族的文化，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南辕北辙。

濒危性。西部许多地区由于遥远偏僻，数千年来的中原王朝“鞭长莫及”，处在天高皇帝远、“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状态下。历史上的这些地方的教育普及可以说是空白。所以用文字记载的文化少之又少。即便是国家的“正史”的记载也是点点滴滴，一带而过。这些地域的传统文化都积淀在民间，靠的仅是口头传承，很容易“失传”。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青海省的土族、撒拉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无文字，各自深厚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也是全靠口头流传，一旦忽略，就有流失的危险。所以说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生态犹如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脆弱。

当前在经济建设中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同样适用西部开发中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现代文明的同时要继承传统文明中的优秀成分，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要有效保护地域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做好这项工作，除了文化行政部门重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西部很多省区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中需要承担抢救、储存地域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职责。这无形中增加了地方文献工作的任务和难度。首先，图书馆要对地方文献工作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入和选派热爱地方文献工作、有敬业精神和吃苦精神的员工从事这项工作，转变作风，变被动为主动。其次，配合文化行政部门，把“触角”伸向每个基层，与州、地、(市)、县图书馆共同形成“信息网”，把那些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及时征集到手。目前在图书市场普遍存在“假冒伪劣”图书的情况下， “捡到篮里的未必都是菜”，有价值的文献需要及时筛选到手，否则就会在“泥沙俱下”中被淹没。第三，跟民间文化人、作者中的骨干分子建立长期固定的联络关系。图书馆靠他们掌握信息、征集到地方文献的文本；而这些民间文化人也认识到图书馆才是他们成果的最终归宿。

〔出处〕中华民族第6期

篇9：长征精神与西部开发

长征精神与西部开发

【关键词】红军长征；会师精神；西部开发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团结、奋斗、胜利精神，集中地反映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一往无前，英勇奋斗的英雄气概；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创新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贵品德；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作风。这种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

现在，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缅怀红军的光辉业绩，弘扬团结、奋斗、胜利精神，对于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是夺取西部地区大开发胜利的根本条件

当年，红军长征的处境异常险恶。外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内有错误路线的干扰，自然环境又极其恶劣、物资供应奇,找范文请到网]缺，其局面之险恶，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端正党的路线，全党、全军和沿途各族就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红军长征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就有被敌军消灭的危险。因此，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使全党、全军和沿途各族人民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国西部地区正在实施大开发。这是党中央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据统计：在资源比重上，我国西部地区的草原面积高达98，而东部地区只占1；可开发水资源，西部地区为80.7，而东部地区仅为4.5；森林蓄积量，西部地区则达58.2，而东部地区为7.4。另外，西部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从总的环境来说，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开发困难，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如果搞不好就会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大多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大片森林退化，许多地区森林覆盖率还不到1，一些地区无林可言。我国的草地一直存在着沙化或碱化的威胁，加上长期不合理地开垦和放牧，使得草地退化和土壤养分锐减。全国有86.67万平方公里的草地退化，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三分之―，并呈上升趋势。如何正确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尽快实现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必硕大力弘扬红军长征会师精神，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入地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才能具体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在西部地区各族人民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把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夺取西部大开发的胜利，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宏伟战略目标。

其次，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这是夺取西部大开发胜利的重要关键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处境危急，迫切要求战争的指导者从实际出发，统筹全局，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并根据变化的情况，审时度势，适时调整红军的进军方向，变被动为主动，以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达成战略目的。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毛泽东为党和红军制定的，并被斗争实践―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和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接着，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不顾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职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随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并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推动了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木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今天，党对西部大开发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明确，关键要求我们西部地区的各族人民，除了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加强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市政、环保、林业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之外，要大力弘扬红军长征会师精神，下大力气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软环境，坚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术真务实，具体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贯彻落实国家重点支持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制止地方封锁和保护、行政干预企业，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打击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切实保护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开放开发提供人才保障，等等。这是夺取西部大开发胜利的重要关键。

第三，要加强全党全军全民的大团结，这是夺取西部地区大开发胜利的基本保证

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实现胜利会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全党全军和沿途各族人民的革命大闭结。长征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高举团结的大旗，正确地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克服了‘左”倾宗派主义，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使红军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路红军之间，实现了革命的大团结。在同优势敌军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殊死搏斗中，各路红军相互支援，密切配合。在困难和危急的关头，红军广大指战员总是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我国西部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红军在长征中尤为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所到之处，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夺职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今天，西部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同全国(除台湾之外)各族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翻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并正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的团结而进行着不懈地斗争，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并不太平，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仍在不停地进行破坏和捣乱，这对于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红军会师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这是胜利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民族振兴的基木保证。

第四，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是夺取西部地区大开发胜利的巨大动力

当年红军长征，物资及其匮乏，甚至连生存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及其艰苦，所过之地又多系偏僻山区，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很深，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济，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处境极其艰险。但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为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肩负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坚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西部地区同红军长征时期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家园而团结奋斗。但是，目前西部地区同内地，特别是同沿海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要实现党中央确定的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目标，任重道远，必须大力弘扬红军长征会师精神，不畏艰难、团结奋斗、锐意改革，开拓进取，进行新的伟大长征。

毛主席曾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江泽民同志也多次指出：“过去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那种认为现在物质条件改善了，不再需要艰苦奋斗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现在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与红军长征和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现在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西部地区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任务更加艰巨，走的道路更长，付出的努力更加巨大和艰辛，各族人民绝不能涣散革命意志，懈怠奋斗精神。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保持和发扬红军长征会师精神，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总之，红军长征会师精神具有巨大的感召。在西部地区大开发中，应该始终把它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作为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作风，加强世界观改造，树立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不朽的团结、奋斗胜利的红军长征会师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永远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在西部大开发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毛泽东为党和红军制定的，并被斗争实践―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和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接着，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不顾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职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随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并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推动了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木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今天，党对西部大开发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明确，关键要求我们西部地区的各族人民，除了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加强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市政、环保、林业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之外，要大力弘扬红军长征会师精神，下大力气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软环境，坚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术真务实，具体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贯彻落实国家重点支持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制止地方封锁和保护、行政干预企业，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打击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切实保护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开放开发提供人才保障，等等。这是夺取西部大开发胜利的重要关键。

第三，要加强全党全军全民的大团结，这是夺取西部地区大开发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四，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是夺取西部地区大开发胜利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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