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一流城市,一流大学”纯属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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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熊丙奇：“一流城市,一流大学”纯属谬说
熊丙奇：“一流城市,一流大学”纯属谬说
■焦点观察
对于大学来说,办在何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要有教育理想。请看国外办在小镇的名校,请看当年中国的西南联大
“一流城市,一流大学”,这是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时所提的口号。其涵义有二:一是一流城市,需要建设一流大学,如果没有一流大学,很难成就为一流城市；二是一流大学,要依托一流城市建设,离开了一流城市,大学要建成一流很难。
这个口号很具迷惑性,从教育和文化角度说,大学确实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同时也可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注入活力；而从大学办学角度分析,城市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等实践机会。
可是,如果就此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却极有可能陷入功利办学的误区。一方面,城市在建设大学时,希望大学能对城市有现实回报,比如在本地招收更多的学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此一来,一流大学就不是为全国、全世界服务,而变成了为当地服务――按照一流城市,一流大学的思路,大学要是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城市要大学来干什么?
另一方面,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希望从政府处获得资源,或者在当地寻找办学资源,这导致大学寻求办学资源的渠道极为狭窄,也造成大学对地方和政府的严重依赖。这带来两方面后果,其一,大学会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因为城市资源丰富；其二,由于政府掌控着学校的主要办学资源,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缺乏,进而很难办出特色,也难以成为一流。
我国的大学建设就出现了上述问题。过去间,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建原有的全国重点大学,地方政府为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一定的办学经费,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全国重点大学都出现一个现象,即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急剧上升,有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50%,全国重点大学俨然成了地方大学,这显然与一流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严重背离。在城市的发展中,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战略是“产学研一体化”,把大学作为推进这一战略的中心。大学有服务社会的功能,可是,却必须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在“产学研”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不少大学迷失了方向,产、研变为了重要任务,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才培养。
另外,我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十分单一,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社会募捐极少,这就决定了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几年前,我国内地省份在地级市兴办了一批本科院校,现在这些学校都想搬迁到省会城市办学,原因就在于学校在中小城市,吸引不了生源,而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加之地方小,学生实习机会少,所以,大学还是想办在大城市里。
这和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很是不同。在美国,有不少一流大学,并不在大城市,而就在小镇上。比如,前些年位列福布斯排行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就在一个小镇上。笔者曾去参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也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学校办在小镇上,也能办出一流,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很广,不局限于向地方政府伸手(政府的拨款在学校的收入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其次,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学问,而不是陷入浮躁的`社会之中。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书呆子,没有动手能力,可实际情况却相反,由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比如上一门课,要阅读近10本书,撰写若干篇课程论文,参与很多讨论课。完成了学校的学业,学生就培养起很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学生才会逃离课堂,跑到校外去实习。这才让学校所处的环境,对学生们很重要――如果学校学不到东西,还关在那里出不去,恐怕要憋出毛病。
所以,应该摆脱功利思维,重新审视城市和大学的关系。对于大学来说,办在何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教育理想,有办学自主权,有现代学校制度。当年西南联大办在云南,固有历史原因,可其取得的办学成就表明,成就学校的基本办学制度,在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办学制度之后,再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学校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但当地受益,全国、全世界都会从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受益。 熊丙奇(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篇2：熊丙奇：新“高考改革方案”纯属误读
熊丙奇：新“高考改革方案”纯属误读
摘要：舆论将教育部部长对《纲要》有关内容的“重申”，理解为教育部确定新方案，反映出民间对于真正落实、推动《纲要》，明晰具体的改革任务、步骤、时间节点、责任的期待。
1月8日，有媒体报道称，教育部近期确定高考改革方案。随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除了教育部长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关高考改革部分的论述外，教育部并未对外公布有关所谓的“高考改革方案”。
确如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所说，教育部长在《学习时报》上谈到的下一步高考改革的主要思路，并不是什么新方案。这其实就是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所描述的高考改革思路，包括引起媒体关注的“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完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办法”、“清理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都是《纲要》的原文。
然而，这并无“新意”的改革思路，却被理解为“高考改革方案”，耐人寻味。一方面，按照常理，在《纲要》颁布半年多之后，教育部长再次提及高考改革，大家自然会推想，这应该是落实《纲要》的进一步行动，不会停留在重复原有的《纲要》表述层面；另一方面，这表明，虽然国家《纲要》历经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在媒体上广为讨论和传播，且已颁布半年，但对于其具体内容，还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于是，综合这两方面因素，闹出“误会”。
这当然不能怪公众对《纲要》没有全面掌握，而是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反思。早在制定规划纲要过程中，不少人士就指出，对《纲要》，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关注多，有关教育学者、专家关注多，而一线的教师和学生却参与很少；社会公众虽然参与讨论的热情很高，但他们往往是对一些具体措施很感兴趣，比如中学是否文理分科之类，而对于系统的`改革方案，却不甚了解。这除了要加强《纲要》的宣传、讲解之外，更需要建立让一线师生、公众参与改革推动、落实的机制。这不但可以提高师生、公众对《纲要》的关注度和了解程度，更是让《纲要》能落到实处的根本保障。
而对《纲要》的落实，在社会中也存在这会不会变为“墙上规划”的担忧。原因是，《纲要》本身，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还缺乏明晰的改革路径。以高考改革而言，“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旨在打破一考定终身，减轻学生负担，可是，有的科目，究竟是哪些科目？这种多次考的成绩，究竟在高考录取中派怎样的用场？推行多次考后，集中录取制度会不会调整？等等，都是未知数。
舆论将教育部部长对《纲要》有关内容的“重申”，理解为教育部确定新方案，反映出民间对于真正落实、推动《纲要》，明晰具体的改革任务、步骤、时间节点、责任的期待。但愿教育部能重视这种民意诉求，在中，加快完善具体的改革方案，让《纲要》尽快落地。
与此同时，有必要改变目前以教育行政机构为主导的改革模式，切实建立师生、社会公众参与改革决策、改革落实、改革监督的改革机制，这将促进有关《纲要》所制定的改革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而且，这本就是《纲要》所提到的“管理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
(篇3：熊丙奇：文科生学不学数学 应跳出传统教育
熊丙奇：文科生学不学数学 应跳出传统教育
不久前，一份长达5页的学生来信摆在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面前。这封信出自该校新闻学院级的一位本科生，他在信中问“根叔”：“文科生学数学，有什么用处呢？就算要用，也往往是在用之前，就被遗忘和荒废了。”
据媒体报道，这封信得到了李培根校长的高度重视，在他的要求下，全校展开了对课程设置问题的大讨论。虽然不少文科生表示不该学数学，但是在讨论会上，专家学者的观点很统一，认为数学能训练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文科学生形成互补，所以“肯定要学”，但与理科生相比，难度应该有所下降。
我不清楚华中科大专家学者具体讨论的细节，但简单地把学生分为文科、理科，本就是问题。目前，一些大学已经按专业大类或专业平台招生，在招生中也打破了原来的只招文科或者只招理科生的传统做法，而是文理皆招，包括历史学、中文系也招理科生。也就是说，大学很多专业，文理的界限已经很模糊。
而就是被大家划分在“文科”范畴的学院、专业，也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质。比如新闻学传播学，现在已发展出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体创意、新媒体与网络信息等专业，而且不同学校的这些专业，侧重也有所不同，拿广播电视新闻学来说，有的理工科背景的学校，就强调学生掌握数字传媒技术，这就要求这一专业学生学习一些理工科课程。
我想说的是，对于学生的学习，不能一刀切。文科生学不学数学这个问题，就出在一刀切上。我国大学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必修课程所占比重太高、选修课程比重太低，为此，学生难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有的学生中学数学就不好，上大学选择了一个偏文科的专业，认为自己不再受数学的折磨，结果大学还把其作为必修课（哪怕降低了难度），其花了很大功夫，却很难通过，这显然就是严重的问题。试想，如果吴晗、钱锺书先生当年在大学求学，也要求学高等数学，高中数学只得几分的他们，恐怕很难拿到毕业证书。
如果大学降低必修课比重，尤其是公共必修课比重，增加学生选修课空间，那么，这一问题就不存在。就是学艺术的学生，如果今后打算搞艺术研究，或者创业开艺术公司，也可将数学作为自己的选修课，不存在学艺术的学生全部要学数学，或者全都不学数学的问题。
与我国大学的教育不同，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必修课只占很小的比重，选修课比例高达60%，因此，学生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教师，而不是被要求学习自己并不感兴趣，而且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也并不需要的技能。事实上，不仅大学如此，美国、加拿大的高中，就实行学分制，加拿大高中的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要求的65%，像数学，只有数学10是必修课，对数学不感兴趣或者数学较差者，只需学数学10即可，而有兴趣者，则可选修数学11、数学12。这就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了学生。
我国的大中学校教育，很少关注受教育者自身的需求和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学校、老师总是设想把学生培养为自己想象中的人才，觉得这有必要学，那有必要学，结果就是必修课塞满了学生的课表不考的科目，就被认为没必要学，于是成为豆芽课）。不管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是被规划、被管理。在这次有关文科生是否要学数学的讨论中，据媒体报道，专家学者的观点很统一，认为数学能训练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文科学生形成互补，所以“肯定要学”，这就是传统教育思想的结果。
不错，学生们能多学一些课程，当然好，可问题是，他们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个性和能力都不相同。教育者把一种模式强加给所有受教育者，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兴趣，我国所有学校的千校一面，学生缺乏独立性、没有自信心和创新活力，都与这种教育模式有关。因此，学不学数学的讨论，应该跳出现在的教育模式看问题，在大学真正推行学分制，切实扩大选修课比重，把选择权和自主权交给学生们，这才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来源：北京青年报
篇4：熊丙奇：千里送考背离“自强”本意
熊丙奇：千里送考背离“自强”本意
旨在推进高考从清华大学此次“自强计划”的操作看,一定程度发挥了自主招生对高考公平的调节作用。学校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度身定制自主招生方案,包括免除自主招生考试费用,给予往还交通、面试期间的住宿、生活补贴,设计适合农村考生的面试题目等,都体现了“自强”的色彩。但是,在这次自主招生面试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与“自强”本意背离的景象。
据媒体报道,尽管降下春雪的北京比较寒冷,但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副校长杨小松坚持在清华大学的考场外等待自己的学生蒋河川。他说:“我们学校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全校都很高兴,这几天一直有老师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而一位来自甘肃陇西的家长告诉记者,他在兰州打工,这次是辞掉工作来陪孩子考试的。“孩子的车票、住宿、吃饭,都是清华管,住的是单人间,条件好得很。”这位家长说,“虽然孩子在全校成绩数一数二,但是放在全国还有差距,如果没有这次机会,考上清华、北大是很难的。”
媒体的报道,无疑想表明,该“自强计划”如何地受农村地区中学老师和家长欢迎。可是,既然学校从农村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免除有关考试费用,老师和家长再千里迢迢送考,这唱的是什么戏呢?
有人会说,学校领导、家长陪考,这体现了对学生面试的重视,再说,这事也确实光荣。但在笔者看来,送考、陪考既无必要高三毕业生完全应该有这方面的'自理能力,也异化了“自强”的精神实质。
透过四川那所中学校领导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所中学,有学生通过“自强计划”获得自主招生面试机会,是被当作该校的大事,需要校领导“亲历”的。这种对待自主招生的态度,无疑把入选计划当成了办学政绩,这与“促进高考公平“的政策初衷并不吻合。长此以往,随着更多高校启动面向农村地区学校的自主招生计划,中学极有可能围绕计划来办学。
另外,作为面向农村生的“自强计划”,应对基础教育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开创新的风气,虽然当前送考成风(其实也增加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但在自主招生中,完全可以把学生独自来校“赶考”,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或者应该把农村生的自立意识和自强能力,作为一项考察内容学校可以事先告诉中学领导和学生家长,尽量不要送考,否则,在“自强”之名下,高校的自主招生现场,却出现了贫困县送考团,情何以堪?
在美国大学的自主招生中,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是作为多元评价的标准的,但学校在评分时,是要看学生的具体表现的。举例来说,一个学生在高中的学业成绩一般,SAT成绩也是中等,可是,他提交的申请资料显示,他的家庭经济条件贫困,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而是花了大量时间去超市打工赚钱支付自己的生活开支,还抽时间去社区做公益,学校会认为他比一些中学学业成绩优秀、SAT分数高者更有潜力,因此录取他。这种评价,就体现了学校所倡导的自强、自立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如果拿这个事例与国内学生对比,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名来自农村中学的学生,所用精力全部花在学习上,家庭举全力支持他上学,他从来不操心任何家庭事务和社会事务,连参加大学自主招生,都要学校和家庭操办,这如何从中看出其与城市学生不同之处?又如何让自强自立的精神回到学生身上?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篇5：熊丙奇：湖北异地高考改革夭折说明什么？
熊丙奇：湖北异地高考改革夭折说明什么？
第一个明确提出推行异地高考的湖北省，暂停了这一项改革。10月26日，湖北省正式发布《关于做好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通知》称，只有具有湖北省常住户口的公民才能在湖北申请报名，非湖北省常住户口人员不得报名。这表明20应届毕业的外省籍学生在湖北参加高考已成泡影。而在今年7月5日，湖北省曾出台《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实现异地自由报考，推进高考公平”。具体而言，户口在外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高中三年学籍注册在湖北，均可在湖北省内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从秋季入学、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实行。（财新网11月4日）
湖北省的这一变化，令关注异地高考改革者颇感失望。作为高考竞争激烈、流出人口多的地区，推行异地高考的难度，要远比人口流入密集、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区低得多，湖北当初推出异地高考，正因为其难度系数不高，而没有引起舆论的兴趣，可现在就连湖北，也把迈出的脚收了回去。这预示着，在北京、上海等地区推行异地高考，极不乐观。
但湖北出现这样的变数，并不意外。一个事实是，湖北出台的《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只是教育部门制订的部门规章，没有通过讨论、听证程序，本就难以胜任推进异地高考这样涉及基本民生的重大改革。
早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就曾提出，首先得改革教改模式，不能再采取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方式，如果依旧采取这一方式，就不可能触及改革的实质――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以及充分听取民意，而应将教改《纲要》变为教改法案，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但现实中，教改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于是，大家担忧的局面果然出现。
以解决异地高考来说，这是一个涉及地方高考利益的大问题。各地政府从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现实利益出发，大多是不会主动推进异地高考的，而且，各地政府的这一做法，往往还得到本地户籍居民的高度认同。而就是地方政府想推进，但本地户籍拥有者对此有何态度，也很关键。
怎样才能推动异地高考？这首先不能靠地方政府，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也很难平衡各地的利益，因为这牵涉到各地教育部门的协调和各地录取指标的.划拨等实际问题。其次，这很难指望教育行政部门，或有人说，教育行政部门完全可以下令全国所有省市都采取国家教育考试中心的统一试题，全国所有高校的录取指标都按各省市学籍人口平均分配，这无疑把教育管理简单化，同时，忽视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高等教育正是在强化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高度行政化。
切实推进异地高考，必须在国家层面推出政策，而这需要全国人大主导，而非政府部门主导，鉴于解决异地高考存在地方政府利益、教育行政部门利益、高等学校利益、本地户籍人口利益和外来人口利益等诸多现实利益纠缠，让这些利益充分博弈，就需要有公开的讨论、听证程序，同时，必须纳入立法程序，一旦立法通过，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校、本地户籍者和外来人员都得遵守执行。
对此，有人会认为立法也没用，因为我国制定的诸多教育法律法规，包括《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等，都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如果严格执行这些法律，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已经得到保障，我国的教育不均衡问题不至于像眼下这般严重。确实如此。而问题的根源，与当下改革无力推动一样，在于没有执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这些法律法规变为了部门规章，由教育行政部门自己监督执行，不执行、执行不力的问责，也是自己问责自己。如果能发挥各级人大在监督执法，质询、问责政府部门履责方面的作用，这些法规也就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果能如此，也就启动了新的教育改革模式，这不仅对推进异地高考有现实意义，也才能使其他已经确定的教改措施，按照正确的路径推进。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中国大学网 (责任编辑：卜范龙)篇6：熊丙奇：“双学位”不被承认的症结何在？
焦点观察
“双学位”探索符合教改方向，但与现行学位管理条例相冲突，在当前国家承认学历体系中，也在功利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变异”
福建多所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在完成本专业学习的同时，还付出时间、精力和一笔额外的学费，念了另外一个专业，并且获得了一份相应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但在报考公务员(微博)时，他们的“双学位”“双专业”信息在权威的学位信息网站上却查不到。
推行“双学位”“双专业”教育，是福建省高校近年来的一项改革探索，其意图是“进一步推动高校整合优质教学资源，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具有较宽知识面、较强社会适应能力的产业发展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客观而言，这一探索符合教改方向，但与现行学位管理条例相冲突，而且在当前国家承认学历体系中，也在功利因素影响下发生“变异”。
从教育改革角度说，学位应该由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证、受教育者自主选择，如果高校拥有自主授予学位的权力，那么，一个学生跨专业辅修(在本专业之外再读另一个专业)或者跨校选修(选修另一校的课程)，获得相应学分，就可以授予学位。在国外大学，有的学生四年本科毕业，就可以获得多个专业的学位。福建教育部门和高校的改革，从思路上并无问题。而且，我国《教育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其中就包括学位授予权。
然而，按照我国的学位管理条例，福建省高校为校内辅修、多读一个专业的学生颁发“双学位”证书，却涉嫌违法。虽然学校的做法得到省教育部门支持，但并没有获得国家授权。根据《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任何高等学校均不得不经批准擅自招生和授予学位；该办法同时明确规定，目前有些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拓宽知识面，允许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生，不能按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对待，不得授予第二学士学位。
根据以上规定，学校是不能自主授予跨专业辅修学生学位证书的，而只能授予一个学位证书，另外再授予这个专业的辅修证书。因此，这些大学毕业生的“双学位”、“双专业”在网上查不到，是必然的。因为由学校授予的这一“学位”，并没有得到授权，或者说，这只是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创新的`“学位授予方式”，并没有得到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承认学历体系下，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改革探索，强调的还是学位文凭的价值，并不是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学习机会，由此发生了“变异”，本身也显得很功利。可以说，这是国家承认学历体系下的学位授予改革的必然结果，与此前同等学力研究生、论文博士的变异完全一样。
首先，当地政府明确指出，推出这种做法，是为了贯彻《关于做好20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即解决大学就业问题；其次，以“双学位”之名，吸引学生多读一个专业，同时名正言顺地收取学费。福建省教育部门的文件规定，高校修读“双学位”“双专业”的毕业生按学分进行收费这给人的感觉是，大学在做学位的生意。
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既让学校获得更大办学自主权，也让学生获得更多学习机会，还得打破国家授予学位这一制度，并以此为基本精神修订学位管理条例，建立起“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可”的新制度，这有助于打破“学历社会”，改变“学历情结”国家不再为学校授予的学位背书，也不用再要求用人单位，给予不同学位持有者不同的待遇(这是用人单位自己的事)，而且，可以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兴趣、拓展能力与素质出发，攻读学位，而不是在于一纸证书。有兴趣，学有余力者，在大学期间可以获得多个学位证书，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比一个学位证书者高人一等，在求职应聘中，还得靠自己的能力赢得用人单位的青睐。
篇7：熊丙奇：复旦退出“北约”未必是坏事
熊丙奇：复旦退出“北约”未必是坏事
熊丙奇
12月2日，自主招生高校陆续公布自主招生方案，“北约”、“华约”、“同盟”三大联考继续存在，其中，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退出“北约”。根据三大联考确定的考试时间，“北约”和“华约”安排在明年2月11日同一天。
有舆论把个别高校的退出，说成是联考散伙，但在笔者看来，高校退出自主招生联考，是十分正常的。而联考放在同一天，则极不正常，甚至十分错误。
联考的本质是社会化的考试，学校自主认可联考，哪一个联考最终获得认可的学校多，就更具权威性与公信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有学校重新加入或者退出都正常，而且，如果一个学校同时认可两个联考，也不奇怪。就像美国很多大学都同时认可SAT与ACT成绩。
但是，把联考的时间放在一起，故意撞车，则背离了联考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初衷。众所周知，联考是针对高校各自为政举行自主招生笔试而推出的，目的在于减轻学生疲于奔命赶考的负担，让学生考一个联考，就可以联考成绩申请多所学校。如果把联考时间放在一起，这无疑扼杀了学生的选择权，让推行联考的意义大打折扣。
今年“北约”和“华约”最初把考试时间定在一天，就是迫使学生“二选一”，在舆论的一片反对之声中，后来终于错开一天。明年这两个联考的时间又放在同一天，这种做法，有些出人意料，也令人失望。有意思的是，“华约”提到考试时间时提到“初定”，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会遭到质疑，以“初定”来留下调整的空间。
我国的自主招生联考，一开始尝试，就走偏了方向，把联考变为联盟，联考与学校绑定，变成为学校集团圈地抢生源，这引起社会对联考制度的质疑。可以说，正是一些高校的错误做法，把本来不错的联考搞坏如果联考是社会化考试，自主招生高校不搞结盟，学生可自主选择联考，一个学生参加一个联考，可以以联考成绩申请多所高校，不是减轻了赶考的负担？
自主招生联考方面的'改革走到今天这一局面，责任主要在学校，有些大学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尊重学生的权益，不愿给学生提供选择空间，当然，高校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我国大学还处于“选择”学生的强势地位。而一所大学，要真正重视学生的权益，处处为学生着想，就必须让他们处于“被学生选择”的状态。遗憾的是，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是以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作前提设计的，因此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嫁接，结果必然是学校用自主招生政策抢生源。
而基于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的自主招生，既可以是联考基础上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也可以是统一高考之后的高校自主招生，不管哪种模式，当选择权在学生手中，大学的招生理念和办学理念都会发生根本转变。可以说，这是自主招生改革的关键点所在，也是最难之处。(作者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大学网 ■篇8：熊丙奇：高考加试体育会否助长作弊
熊丙奇：高考加试体育会否助长作弊
视点
《山东省和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规定，为鼓励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20山东省高考增加了体育测试的内容，今年的考试项目有：男子1000米、女子800米跑；立定跳远；掷实心球。这3个项目由考生任选2项，项目分值分别为12分、8分、8分，但计入高考成绩时，可能会进行换算(据1月16日《人民日报》)。
中考加试体育，许多地方早已施行，但高考加试体育，山东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但如何做好这一探索，还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体育考试会不会动真格？按照现在的要求，体育分值在高考中占20分，如果在测试中，最高20分，最低16、17分，学校和学生也就可能不把体育当回事。花了那么多时间，结果就是多3-4分，还不如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放在其他科目的复习中。这种情况在一些省市的中考中已经出现，由于体育分值不高，且大家的分数差不多，因此其“选拔”功能很有限，在具有选拔功能的`高考中，一些学校和学生是会把其当“鸡肋”的。
其次，如何保证体育测试的公正性？众所周知，我国高考体育项目加分，已成众矢之的，一个原因是，在体育测试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权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有的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的学生，居然在复查中100米跑出19秒。这也是将体育纳入高考令人担忧的，如果考试不公开、透明，极有可能出现腐败行为，一些父母有权有势的学生，轻松就获得最高分20分。为此，山东应对体育测试全程录像，建立社会舆论参与监督的机制，并严肃按照高考作弊追究体育测试中作弊者的责任。
将体育、社会实践等综合素质纳入大学入学评价体系，这应当是个趋势，但怎么评价，则须进行深入的探索。希望山东的探索，为其他省市做出示范，也为将体育纳入大学入学评价体系积累经验。
熊丙奇(学者)
(新京报)
篇9：熊丙奇：专业学位硕士教育不能带病大扩招
熊丙奇：专业学位硕士教育不能带病大扩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就业工作会议上透露，明年还将继续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2011年争取达到招生总规模的30%.各地各高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变化，进行学科、专业方向的调整与建设，积极推进实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据公开的资料，我国专业硕士与学术性硕士研究生的规模，力争2015年达到1：1.上述消息显示，教育部正按这一目标努力推进。
而与此同时，据《中国青年报》11月26日报道，记者在北京、河南、湖北、安徽等多个省市采访时发现，一边是考研报名持续火爆，一边则是政策大力扶持的专业学位硕士遭遇“冷表情”。不少高校的专业学位硕士招生靠调剂才勉强完成计划。一份大型在线调查显示，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认可度方面，只有27.4%的`网友认为专业硕士学位有明显优势，超过五成的网友认为没有明显优势。
问题随之出现：教育部在发展专业硕士时，是否进行过调查、论证，是否知道其在现实中遇冷？再就是，教育部门究竟以何角色，推进调整研究生教育定位？
以笔者之见，教育部不知道专业硕士遇冷，这几乎不可能。各研究生招生机构的招生、报名以及录取情况，都有统一的数据库，只要调阅，便可得知。那么，为何专业硕士研究生明显遇冷，却依旧要大幅度扩招呢？分析起来，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在这次就业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提到扩大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已经表露出通过研究生扩招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意图。此前，这一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就业蓄水池的招数就在每年的大学生就业工作中，频频使用。这当然遭到社会的质疑。但相对而言，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比扩大学术性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质疑小。而且，教育部门还有理由，即借此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
其二，实现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发展目标”。降低学术性研究生培养规模，调整研究生结构，这被认为是大势所趋，也被列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计划。本来，教育部门和高校应该采取的调整路径是，根据专业硕士的培养定位，调整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与培养模式，以吸引学生选择报考，从而实现学生的教育需求、学校的培养与社会的人才需求良性发展。但眼下，教育部门和学校所做的，只是简单地减少学术性研究生规模，调整为专业硕士，而对专业硕士的课程、培养模式和师资并未进行任何调整，甚至出现由于调整为专业硕士，因此导师所带学生更多、课程要求更低、上课规模更大的情况。也就是说，教育部门和学校，关注的不是调整之后的专业硕士教育质量，而是为了实现当初制定的目标。这与10年前的高等教育大扩招，和中职规模实现与普通中学1：1的发展是一个道理。
其三，具体经济利益的诱惑。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实行全收费（甚至是高收费），而与学术性研究生不同，大多学校没有划拨给专业硕士学位学生奖助学金，即便有，也比例极低。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看来，大学之所以热衷扩大专业学位比例，是因为可以借机提高学费，增加收入，而专业学位也被认为是可以花钱买的学位。而在我国社会的学历情结之下，学校不担心学生和家长不来“买”这个学位。这是典型的“学店思维”。
“学术不及学术性研究生，专业也无优势”，“读的就是大五”，这是专业硕士学位学生对这一快速发展项目的总体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还以超快的速度推进，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或能缓解一时的就业，但这也是权宜之计。适宜的办法是“刹车检查”，看每个学校是否能在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和师资方面，做真正的调整，是否能保证这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不落空。
更重要的是，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教育部门其实不能再越权决定每个学校的招生规模、人才培养定位。它有权制定教育发展规划，但落实规划，则应该以政策、法规去引导学校自主做出调整，而不是为学校下发行政指令。另外，在具体引导政策上，也应该以保障受教育者权利为出发点，而不是给学校涨价权，拿教育机会与学生做生意，这不利于推进教育公平，而只会既损害教育质量，又加重受教育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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