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自由原则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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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合同自由原则的例外

论合同自由原则的例外

【摘要】一到节假日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中国就会迎来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的人口大迁徙，此时压力最大的是铁路系统。望长城内外，大包小包，大河上下，人流涛涛。须钞票，看人山人海，一票难搞。这就是目前我国最大节假日铁路运输的现实。春运火车票购票难，不仅存在行政管理、技术滞后等原因，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问题，我们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不难发现，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火车客运合同中一直沿用，但是这种沿用我们越来越发现他的问题所在，因而有必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限制，尤其是火车客运合同领域，并找出一定的解决方案，以缓解春运火车票购票难的问题。

【关键词】合同自由；春运；火车票

春运以及重大节假日火车票购票难是最近几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从合同法角度观察，该问题与合同自由原则息息相关。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特点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它有以下特征：一是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订立环节自由，可以选择签订或者不签订以及与谁签订合同。二是合同自由原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体现为履行环节限制，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或者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此时合同自由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三是合同自由原则要受到严格的约束，主要体现在责任承担环节，在承担责任时必须受到合同和法律的约束，不能行使如何自由权。

二、合同自由原则适用的范围

合同自由原则一般而言在合同的订立环节中体现的较为充分，而履行环节和责任承担环节合同自由原则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合同自由原则主要适用范围包括：合同标的；数量；对质量的约定；对价款、报酬的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履行地点；合同履行的方式；违约责任的承担；争议的解决方式等几个方面。在这些方面，当事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任意约定。

三、从铁路客运合同看合同自由原则

火车客运合同从表现形式上属于格式合同，铁路系统作为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服务，而这种服务却是事先确定好的以格式化表现形式存在的一种服务方式。合同自由原则在客运合同领域内的表现特点如下：一是形式上相对自由，对于铁路运输企业而言，公布的各列车的车次时刻表属于格式化的服务方式，除执行国家政策或者因为实际运营中的客观原因之外不会变更，更不可能与当事人协商变更，而作为客运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乘客而言，只有被动选择乘坐与不乘坐、乘坐哪个车次的自由，而无其他与运输方协商的自由。二是合同订立时会受到制约，这是实质性的，主要体现在乘客购买车票时会受到目前通讯手段的限制，例如打不开购票网页、购票热线电话打不进入，这些实际困难制约了乘客自由权的行使，影响了自由权的发挥。

四、春节火车购票的限制

火车票是铁路客运合同的凭证，而铁路客运合同与普通的买卖合同、服务合同等有相同之处也有巨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该合同不仅关乎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还寄托着亿万中华儿女每逢佳节对亲人的思念。从中一点来看，对客运合同进行适当约束、对火车购票给予限制是必要的。多年来，铁路部门对于火车购票出台了众多限制性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原则，例如实名制购票、一个人最多购票限制等。从合同法的角度观察，对购票进行适当约束实际上就是对合同自由权的限制，属于合同自由的例外情形，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能够使大多数的乘客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购票难的问题。三是能够合理分配火车票资源从而使铁路运力发挥最大效用。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国春运期间以及重大节假日期间对火车票购票进行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错时投放车票与合同自由的例外

虽然目前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实施特殊的铁路运营政策，这些政策均属于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春运购票难的压力，但是我们可去除的看到，春运一票难求的现象依然存在，购票难并为消失，而且由于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农民工群体购票更加困难，农民工兄弟坦言，以往排一晚上的`队买票还有可能买到回家的车票，现在采取网络购票后，一放票二十秒内一趟车的车票就被全部卖光，排队也没有用。实践中火车票采取网络、电话、窗口三种途径购票。若只三种途径采用同时放票的办法就会出现顷刻间所有的车票都被售馨，这样做虽然符合合同自由原则，但是不利于车票资源的合理分配，从某中程度上讲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因而有必要突破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春运火车票已方面体现为购票难，同时又会有大量的退票产生，原因很简单，就是有很多人采取为了保险起见，先买“保底票”然后再买“优质票”，这样一个人多次利用网络资源进行重复购票的行为已方面对网络运营会造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公，侵占其他途径购票者的期待利益。要解决这样尴尬的局面，可以采取“多途径错时投放”的办法，即：首先，网络、电话、窗口三种途径，根据平时购买火车票的数量，算出投放比例，按照比例在三种途径中投放火车票，互相不挤占车票资源，这样就保证了各种途径中均有车票，不会出现放票二十秒所有车票均被网络一种途径全部抢光的情况。其次，无论哪种途径均应采取分时匀速投放的办法，每天投放一定数额的车票，保证了每天都有车票投放，使得哪一天购票购到票的几率是一样的，这样就防止了乘客因提前抢票而过度浪费资源。再次，开车前最后一天将三种途径合一，可以保证剩余车票全部售完。

六、小结

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是造成不公平时可以适当突破，春运火车购票亦应当作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例外来处理。采取“多途径错时投放”的做法可以在现有资源下，实现票额分配效率最大化，同时也可以使社会公正得以回归，以彰显法律政策的人文关怀品质。

作者简介：

陈昊博（1975.11―），男，汉族，河北省怀来县人，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民商法硕士。

篇2：论合同自由原则

引  言

历史跨入到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

内容：

篇3：合同自由原则的论文

引言

历史跨入到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二、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中国处于“三法鼎立”的局面。三部旧合同法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他们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而且，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作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是不能予以规定的'。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二）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三）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应该讲，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四）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五）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合同法对可撤消合同范围的规定。

所谓可撤消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消合同的范围。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的请求，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并未将因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作为可撤消合同来对待，而是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的，这一点与国际通行立法是有差距的。而新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使可撤消合同的范围扩大到了因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

（六）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

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合同违约金在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有不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应起到威慑合同违约的作用，因此违约金的作用应是惩罚性，赔偿性仅居第二。（见经济合同法第31条）涉外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只能用以赔偿损失，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均无权对对方进行惩罚。（见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新合同法基本上采纳了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观点，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见新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即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方的违约责任可以做出事先安排。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幅度，也可以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违约责任的事先约定，从根本上说是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而原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作用的观点明显带有国家意志向合同违约责任制度渗透的倾向。因此说，新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七）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即在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意志较国家意志优先适用。

一部详尽规定的合同法均要求当事人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意志，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新合同法较好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意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

2、新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意志不明时，某些国家意志才得以适用。例如新合同法第306条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法的这些规定，不能优先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明、其意思内容依法不能确定时，才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空白的补充来适用。

三、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不复存在。随着垄断的出现，劳动者与雇主、大企业与消费者、出租者与租借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反映在民法领域，传统民法所推崇的合同自由原则受到怀疑。对合同正义的追求，成了现代合同法矫正合同自由的一把锐利武器，这种矫正主要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均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我国新合同法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第6条），并且，新合同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整部合同法当中，使之非常丰富，而不是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四、确立合同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做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受到众多指责。例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4条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做为订立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合同自由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直到民法通则出台以及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新的统一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可以认为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定，尽管仍未使用“合同自由”一语，但这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巩固改革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统一的市场，呼唤统一的法律；竞争的市场，要求自由的原则。统一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的条块分割，由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新合同法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最大程度的调动市场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必将使交易更加活跃，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市场也必将随之繁荣。因此说，统一合同法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这对中国加入WTO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定意义上讲，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集合。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阴影中走出，这必然要求中国的法律与国际接轨。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按市场原则办事，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与国际通行立法以及WTO规则相符合，因此，合同自由的确立对中国加入WTO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版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版

王利明《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篇4：论信用证欺诈及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概述

论信用证欺诈及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概述

法01s-1 曲田

摘要： 信用证已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广泛采用的重要支付手段。我国有关信用证的司法案例不断增加。本文介绍了信用证欺诈的种类，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制度的理论和判例，以及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问题。借以探讨中国在信用证欺诈方面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1 信用证的欺诈

1.1信用证欺诈的定义。

1.11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含义在UCP中没有信用证欺诈的规定。

国际商会UCP500没有对欺诈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对信用证欺诈作出规定。首先UCP500没有像UCC5那样有专门的定义章节。因为国际商会负责制定UCP500的银行技术委员会在经过尝试和努力之后认为，“很清楚，在统一惯例500中提出一个明确的术语章节是一个可怕的尝试。”其次是因为“这将引起许多国家委员会之间的争议，而且不能保证对这些定义的下法能取得国际间的一致意见，所以这个尝试被放弃了。”因而UCP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各个版本中也没有关于欺诈的定义或规定。

1.12 信用证欺诈在英美法和大陆法中的定义

在英美成文法和判例法对对信用证的欺诈部专门下定义。因为英美两国的法官认为在判例中下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英美，一般的把民商事判例通用的欺诈定义适用于信用证欺诈的定义。即欺诈是“任何故意的错误表述（misrepresentation）事实或真相以便从另一人处获得好处。”在black’s law dictionary （布莱克法学字典）中关于欺诈的定义是：有意的曲解真相以便其他人依赖该曲解的真相从而从他人处获得本不属于他自己的有价值的事物或某种法律上的权利。通过语言或行为，通过说谎或错误的引导造成法律上的损失。有时欺诈和恶意（bad faith）是同义词。大陆法国家法院也一般的适用民法上的欺诈概念来界定信用证的欺诈。

1.2 信用证欺诈的种类

信用证欺诈的种类多种多样，结合本文按照学理上的主体来分可分为以下几种。即受益人做出的欺诈和第三方做出的欺诈，以及买方所进行的欺诈

1.21由受益人做出的欺诈

受益人做出的欺诈是信用证欺诈中最为常见的欺诈，其表现形式为伪造单据和伪造、变造信用证。伪造单据是指受益人在货物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以伪造的和信用证要求相符的单据使银行因表面上单证相符而无条件付款，从而达到诈取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的目的的信用证欺诈。根据UCP500的规定，受益人要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运输单据，其中提单是受益人主要的伪造目标。一种方式是通过伪造提单的内容，受益人在单据中做欺诈性陈述：此种欺诈方式，单据是真实的，货物也实际存在，但装运的货物不是信用证所要求的货物，而是残次品或废物。由于受益人所提交的伪造的单据表面上都符合信用证要求的条款，开证行必须付款，其结果是导致买方遭受损失。而伪造信用证主要是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的根本不存在的银行开出信用证或者假冒有影响的银行的名义开出假信用证。变造信用证是行为人在真实、合法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基础上或以真实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涂改等手段改变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和主要条款使其成为虚假的信用证。

在保守的英国的判例中严格的从信用证欺诈的主体上说只有信用证中的受益人做出的欺诈才是信用证的欺诈。

1.22由第三方所做出的欺诈。

对于第三人做出的欺诈，在法学界有着很大的争议。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三篇、第四篇的规定可知，因伪造和变造产生的风险应由从伪造者手中拿到该流通票据的一方承担。据此可以类比认为，在信用证第三方伪造和变造进行欺诈时，正是因为卖方（即受益人）从这些第三方手中拿到了单据并递交给了银行，因此卖方理应承担欺诈风险。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卖方比买方先接触到单据，可以更早的发现单据异常。而且买方有对所提交的单据的真实性和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的相符性有一项默示的保证责任。所以卖方应承担欺诈的风险。

在英国的判例中，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英国的法官和学者认为如果欺诈由第三人做出且受益人或交单人不知道单据中含有欺诈，则不适用于欺诈的例外。但是如果受益人知晓或参与其中，则可能适用于欺诈例外。有学者认为英国这样做导致了欺诈危险的增加，因而对于打击欺诈是十分不利的。

从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法律基础和欺诈例外的目的分析，笔者认为英国的做法是可取的。从欺诈例外原则创设的目的来看，它旨在保护银行和开证申请人（即买方）不受表面相符而实际存有欺诈的单据侵害。然而，无论是受益人欺诈还是第三人欺诈都会对银行和开证申请人的利益造成同等的损害。所以如果仅对受益人的欺诈适用该原则，而对第三人的欺诈置之不理，则显然不符合上述目的，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但是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调查和举证角度来看，对于受益人是否参与其中或暗示第三人做出欺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司法的操作上很有难度。

1.23买方的欺诈

从买方的角度而言，利用跟单信用证进行欺诈的主要手段是开立“软条款”信用证，如在信用证中要求卖方根本无法得到的单据，从而以单证不符拒付货款骗取货物。软条款欺诈在法学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上，均没有统一的或觉权威的定义表述。一般认为，“软条款”是指由开证申请人要求在信用证中加列的，由其控制信用证的生效条件和限制单据结汇效力的条款。众所周知，不可撤销信用证一经开出，在有效期内，未经受益人及有关当事人的同意，开证行不得片面修改或撤销，只要受益人提供的单据表面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就必须履行付款义务。但是，买方利用卖方急于出口的愿望和一些外贸业务人员经验不足等缺点，在信用证中规定一些可令申请人或开证行完全控制交易进程，有权随时解除付款责任的条款，这就是所谓的信用证“软条款”（Soft Clause）或称陷阱条款（Pitfall Clause），软条款”信用证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可撤销信用证，让受益人对货款的权利毫无保障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国内银行界和贸易实务人士都将软条款信用证也列为信用证欺诈的一种。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软条款并不是信用证欺诈的一种。因为信用证欺诈是以单据和信用证的条款严格相符为前提的。而软条款欺诈则是在信用证中规定一些特殊条款限制单据的结汇效力。其理由恰好就是信用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和信用证的条件条款不符。在《信用证法律 THE LAW OF LETTERS OF CREDIT》一书中，作者金赛波指出：严格意义上说，软条款欺诈并不是信用证欺诈的一种，至少不是本文所特指的信用证欺诈。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判例更明白判决对信用证中的软条款做了有效的确认，受益人只要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就必须遵守

而对于非单据条款的软条款，在UCC中明确的说明信用证的承诺中包含有有一些非单据条件，开证人对于这些非单据条件不予理会，且认为未明列这些条件。

2利用信用证独立性进行的欺诈

2.1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

信用证的独立原则是其作为国际贸易组要支付机制的根本原则。能够满足国际贸易支付所要求的迅捷性（promptness）和确定性（certainty）”。 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无论商业跟单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应与该信用证据以产生

或作为该信用证基础的其它合同、协议和安排相互分离和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的实质是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它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独立性原则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将信用证交易有关当事人的职责限定在各自最专长的领域内。例如，从专业分工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双方的商人对买卖的商品十分内行，他们擅长于货物的品质、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包装、装运方式等事项。然而，商人们对信用证付款条件和各种付款单据的审查以及如何实现用本国货币向外国卖方付款等事项则不够熟悉，这些单据和金融事务的处理则是银行的专长。正是由于独立性原则的存在，使得信用证与买卖合同等基础交易隔离开来，并保证银行只负责处理信用证下代表着货物或服务的单据和付款事项，而将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或服务本身的问题留给商人们负责和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信用证交易中的专业分工原则和效率原则。在Herbert Mennen , et al v J.P. Morgan & C o . Inc , Morgan Guaranty Trust of New York 一案中法官说:“如果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那么适用其他原则就会破坏信用证作为商业中不可缺少的支付手段迅疾性的特征。

2.2信用证欺诈对信用证独立性的挑战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规定了信用证和基础合同的相互独立。祥而言之，信用证的开证行一旦开立信用证给受益人，只要受益人交付了和信用证条款或表面严格相符的单据，开证行就负有一项无追索权的对收益人的付款义务。而信用证的欺诈对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提出了挑战。由于信用证交易是单据交易，而所有单证文件都可以伪造。UCP400与UCP500第四条中规定：“在信用证的业务中，各有关方面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因此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的.但是单据文件及其容易伪造,银行职员中具备航运专业知识的人又极少,只凭借检查单证一致后即付款,很容易被诈骗成功。UCP中没有规定银行除审查单证一致以外的其他义务。在UCP之下,银行没有任何审查假单证的义务.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是假单证,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UCP400第17条或UCP500的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正是由于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上述内容，为欺诈者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特别是对买方而言风险更大。当买方发现卖方利用单据进行诈骗的情事后，只能依照货物买卖合同规定向卖方追索贷款，与银行无关。而事实上行骗者早已销声匿迹，索赔很难成功。

3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和其理论基础。

3.1 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原则

由于信用证欺诈现象在近年日益猖獗，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固守该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在遇到卖方有欺诈行为时，银行仍按单据在表面上与信用证相符即予以付款，买方就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而银行也会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如果坚持信用证独立原则，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就会造成损失，如果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则严重的损害了银行本身的声誉，破坏信用证作为国际商业支付手段可靠保证的机制。对于信用证欺诈对信用证独立性的挑战，法律很难做出一个适当的平衡，但又不得不做出平衡。在著名的Sztejn一案中，法官说到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不能扩展到保护通过明显的欺诈求得支付的肆无忌惮的卖方。按照美国《统一商法典》有关信用证的第五篇第5―109条 和其它国家的判例、司法解释，如果受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信用证开证人或开证申请人的严重欺诈(material fraud)，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拒付信用证；或者当开证人不同意拒付时，也可由开证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禁令或类似措施阻止信用证的兑付。这一规定和作法实际上允许以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受益人的严重欺诈去阻止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从而突破了将基础交易与信用本身分开和隔离的独立性原则，排除了独立性原则在此种条件下的适用，成为独立性原则适用中的一项例外规定。这种特殊规定和作法被称为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fraud exception)。

3.2信用证欺诈例外理论基础

各国一致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的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L/C欺诈的情况下，应对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适用，因为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证制度。 关于欺诈例外原则的理论基础有三点，在英美判例法国家里，欺诈例外的理论基础是“欺诈使得一切无效”这句古老的罗马法格言。英国1977年对信用证欺诈以应该给于马立华禁令的救济。就是依据其做出的。“欺诈使得一切无效”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L/C欺诈也不例外。

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理论基础是根据其德国民法典的第242条诚实信用原则一以及受益人对合同权利的滥用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是现代民法理论及立法和实践中普遍遵守的原则。受益人提交伪造的或带欺诈性陈述的单据，正是违背了诚信原则，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认为银行应对受益人付款，买方只能依据买卖合同向卖方索赔，显然是不公平的。

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第三个理论依据是各国冲突法普遍规定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即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外国法或国际惯例违反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公序良俗时，法律可以排除其适用。现代各国基本上都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诚实守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信用证交易中，在开证申请人或受益人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如仍适用《UCP500》就会显失公平。这样就可以排除UCP500没有信用证欺诈和欺诈例外的规定，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

4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

4.1 欺诈程度的界定

关于欺诈的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标准定的太低就会严重损害信用证的独立抽象原则，受益人在信用证项下的保障就会失去价值。有关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其中Intraworld Industries Inc. v. Girard Trust Bank,461 Pa343,336 A .2d (1975)的案例最为广为引用。该判例主张把信用证例外限定在几种范围之内。即受益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并且该受益人的行为“如此严重污染了整个的交易，从而开证行的义务独立于基础合同的整个机制所确定的立法目的将不再起作用”在此案例中法官还明确的说到如果欺诈是十分过分的欺诈（egregious fraud），以至于受益人所提示的票据没有事实依据（no basis in fact）且受益人不能无在基础合同项下的善意

支付要求，那么开证行就有权冻结兑付。同时法院给于禁令也是正确的。

4.11 UCC的实质性欺诈标准

在修改后的UCC（《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五篇规定欺诈必须是是“实质性（material）”的。而且欺诈的行为对整个基础交易来说是决定性（significant）的。UCC1995年正式文本第5-109条对信用证欺诈以及救济作的规定是：“如果一次交单在其表面上严格和信用证的条件和条款相符，但是其中所要求的一张单据是伪造的或实质上是欺诈的（forged or materially fraudulent），或者兑付该交付的单据将促成受益人对开证人和开证申请人的实质上的欺诈（facilitate a material fraud），那么…… ”。本文认为，界定“欺诈”的含义，对于公平合理地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致关重要的，而界定的关键在于以下两点。首先，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提出的原则性标准“实质性欺诈”是把握“欺诈”概念的关键。UCC5-109的“正式评注”（Official Comment）并未对什么是实质性欺诈作充分说明，只是对基础交易中的欺诈作出要求即“对于基础交易的当事方而言，欺诈行为是严重的（significant）” ；对于单据中的欺诈，“正式评注”要求法院必须同时“审查基础交易” 。可见“实质性欺诈”这个标准比较抽象，需要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斟酌与自由裁量。 但是如果结合英美判例进行考察，也不难得出一些结论。对于单据中的`欺诈而言，“实质性欺诈”须达到令单据无效的严重程度，破坏了其作为信用证交易所特定要求的本质；如果仅仅带有一定的欺诈性，开证申请人应寻求违约救济而不是启动欺诈例外原则。对于基础交易中的欺诈而言，受益人非根本性的违约一般不能被认为构成欺诈，只有受益人的行为严重违背包括基础合同在内的整个交易安排，导致对方的根本合同目的或主要目的已经落空时，才构成“实质性欺诈”。 其次，实施欺诈行为的受益人在主观过错上是“故意”的。《布莱克法学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中关于欺诈的定义是：有意地曲解真相以便诱使其他人依赖该曲解从而从他人处获得本不属于他自己的有价值的事物或某种法律上的权利。通过语言或行为，通过说谎或错误引导，或隐瞒应该披露的事实，虚假地陈述事实，使别人据此行动从而造成法律上的损失 。这种通用的欺诈定义同样适用于信用证欺诈，要求行为人在实施欺诈时是“有意”的。虽然举证责任归于开证申请人，似对其不利，但严格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对于整个信用证制度来说是有好处的，毕竟它是对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一种冲击与突破。

5 国际商会对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态度

《美国统一商法典》接受了上述判例所确立的原则，将其法典化，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法院在一些涉及到欺诈的案例中也明确承认了美国有关判例的说服力．可见，英美判例与法律基本上已形成共识，承认了受益人欢诈构成对独立抽象性原则的适用例外。但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强调，只要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的要求，开证行就必须付款（must pay），可见它坚持了信用证独立于基础交易这一原则。《统一惯例》的这些规定，主要是维护银行的利益，使银行不致卷人买卖双方由合同而引，起的纠纷。但其客观上造成了在银行已经明知的情况下，让买方独自来承担可能遭受卖方欺诈的风险，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同时也是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不相吻合的。国际商会仅仅是一个民间组织，并不代表法律。但它是《统一惯例》的拟定人，而《统一惯例》又是目前世界上为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所接受的商业习惯和做法，因此国际商会对此问题的看法肯定具有分量。而国际商会显然也意识到了过分严格适用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不合理性，尽管由于存在着两大法系调和之困难，使之未能在《统一惯例》中明确规定“欺诈例外”，但它的一些非正式意见已是以说明其倾向性。在被一孟加拉国银行问及在一份假提单下，付款行与开证行的偿还责任时，它说“本商舍认为，议付行（向开证行）提交一份已被证实为伪造的提单时，受第9条的保护，除非其自身参与了欺诈，或其在单据提交前已知晓欺诈情形，或在单据表面即表明具有欺诈时未尽合理注意之义务。本商会注意到，这一点于多数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

6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

6.1禁令

关于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各国一般是通过禁令的方式解决的。关于给于禁令救济的具体理由，英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不相同。英美法是根据欺诈使得一切无效的古罗马法格言同时根据衡平法的公平原则给予衡平法上的禁令救济。而大陆法国家根据欺诈和权利滥用原则，而后根据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根据民事程序法典中有关在紧急条件下法院应采取的措施等条款，来给于相应得司法救济。比如德国是根据民法典第242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的，关于司法救济的程序是根据民事程序法典第916条和第935条有关扣押令和禁令来处理。

6.11 法院颁布禁令的法律依据：

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性质来说，UCP500号不具有法的性质，仅是国际惯例，具有任意法的效力。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有拘束力。制度UCP的机构是国际商会，而非政府组织，也从未得到各国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的普遍认可，制定的目的仅是统一信用证交易中的习惯做法。UCP中也明确规定，只有信用证中明确表示依该惯例开立，当事人才受其约束。另外依各国冲突法普遍规定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如果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或国际惯例，违反了本国的公序良俗或法律的基本原则，法院可以排除其适用。因此，如果存在欺诈，法院就可以排除UCP的适用。

6.12 禁令的法律性质：

在美国，禁令是由法院发布的禁止或强迫某人做某事的命令。他仅是一种救济手段而非据以提起诉讼的诉因。可以分为命令性禁令和禁止性禁令；初步禁令和临时扣押令。一旦法院签发了禁令，则银行在有效时间内就不能付款。

6.13、禁令的给予条件：

禁令起源于英国，法院一般不轻易给予信用证以禁令，只有特别的情况下作为非常重要的例外才给予主张信用证欺诈的一方以禁令救济。所以给于禁令要满足实质和程序上的要件

（1） 实质要件：

有信用证欺诈行为存在。而且欺诈是实质性的，在一宗广为引用的判例中，法官给于禁令所要求的欺诈程度是“该欺诈的程度如此严重的违反了整个交易，以至于对开证人的付款义务的独立性所设定的立法目的将不再起作用。”而仅仅是欺诈的指控或者基础合同下的违约是不够的。法院不应随意发布禁令，如果从单据中看不出欺诈，也没有其他明确的证据，可以认为法律并未赋予开证申请人限制银行付款的权利。禁令的发布不应以商人们对信用证丧失信赖为代价。此外禁令的颁布必须有保持现状的必要性，否则将失去其本来的目的。因此如果申诉人不能举出将对其构成无法挽回的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凭此拒法禁令。

（2） 程序要件：

.银行和法院不得主动启用“欺诈例外”：法院遵照民事案件不告不理原则，自然不可能主动颁布禁令，主动干预到信用证欺诈中去，须有原告，主要是买方向法院起诉时法院才能作出颁发禁令。

颁布禁令的时间限制：禁令应在开证行实际支付或承兑之前发出。在远期信用证下，银行已对外承兑，

银行所负担的是票据上无法抗辩的责任，若此时发布禁令将会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

其他救济方式的不充分（inadequacy of other remedies）：当法院发现，申请人能获得充分的法律上的救济时，法院也会拒绝给予禁令。

法律之所以对法院在认定欺诈和给予禁令方面做如此多的限制，是因为“信用证所作出的保证在商业上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法律上的确定性。”同时由于给予禁令将会使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和信用证所保证的法律确定性丧失殆尽，法院在考虑给予禁令救济时必须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

6.2 禁令之外的其他相似的救济

尽管成文法仅仅的对禁令的问题做出规定，但是法院一也提供相似的救济。其中法院更愿意给于扣押令（TRO）的救济方式，其他的相似救济方式还有扣押(attachment)、扣押第三人手上的财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等。这些救济的给于将会面临相同的阻碍即其结果是禁止开证人支付信用证下的款项。

6.21 扣押令

根据中国关于信用证冻结的司法实践上看，中国所谓的信用证的司法保全往往就是财产的保全，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冻结或扣押款项。冻结相当于美国同类信用证诉讼中的扣押救济（attachment），而不是禁令。该救济实在提起诉讼前采取扣押被诉人的相应的财产，为了保证提起诉讼一方在判决诉讼胜诉后能马上收回款项。

6.3 银行的拒付

通知付款银行，希望银行拒付。当买方开立信用证后发现受益人（即买方）具有信用证单证的欺诈行为时，往往请求银行停止向受益人付款。在实践中,由于银行操作的规范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而在《统一惯例》中并没有关于信用证欺诈和例外，也中没有规定银行除审查单证一致以外的其他义务。在UCP之下,银行没有任何审查假单证的义务.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是假单证,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前文所述UCP400第17条或UCP500的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所以银行在采取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时是非常慎重的,常常附之以严格的条件限制.因为银行在拒付之前必须查清是否有信用证欺诈的事实,如轻率为之,不仅对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也将影响银行的声誉。而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怀疑或缺乏足够的证据时，银行不会听信买方一方之言予以拒付。

6.3 1 银行拒付权的探讨

有关银行的拒付权，有的学者认为在信用证欺诈中，赋予开证行拒付权，既符合诚信原则，又有利于遏制信用证欺诈愈演愈烈的现象。根据信用证欺诈大多表现为单据欺诈这一特点，以及信用证交易的单据特性（documentary character）提出了默示条款理论作为替代办法，以解决欺诈例外理论面临的种种难题。他们认为付款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合同中包含一项默示条款，即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应当是真实有效的、不含有虚假内容的；如果违反这一条款，银行有权拒收单支付货款。

本文认为银行并没有拒付权，原因在于在国际上银行的通行准则UCP中并没有规定信用证欺诈和欺诈例外，也没有给银行查证单据虚假性的义务。且UCP极力的保障信用证的独立原则，以维护银行的商业信誉。其次如果买方请求银行拒付，那么银行则必须去跨过单据去审查其背后的基础性交易。但是作为商业流转机构的银行，是没有权利去审查基础性交易的，而且欺诈的程度标准银行是难以界定的。如果银行能去越权审查，那么将彻底的打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这一信用证的最基础的原则，这对整个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

7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7.1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立法

纵观我国关于信用证交易及欺诈问题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引人关注、影响较大并有待解决的。我国关于信用证交易欺诈及欺诈例外的立法过于苍白，有待补充此方面的立法或制订相关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5条对信用证诈骗有所规定，因是针对刑事犯罪而作用有限，其他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不是过于抽象，就是不具有直接针对性。权威性的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6月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充分肯定了信用证独立原则，要求法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冻结中国银行所开信用证下贷款，又规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冻结证下款项的几项要件，包括：（1）有充分证据证明卖方利用签订合同进行欺诈；（2）中国银行在合理的时间内尚未对外付款；（3）买方提出请求；（4）在远期信用证情况下，中国银行尚未承兑汇票 。如此便充分体现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然而，该《纪要》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由于它只是一个立法层次相对较低的司法解释，法律效力也不高，相对我国日益增多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另外，它对于许多在法官实际的具体操作中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未作详细规定，如“欺诈”如何认定，如何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等等。

7.2我国现阶段信用证欺诈例外的司法实践

而目前我国信用证交易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信用证欺诈的主要受害国，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的扩大，信用证欺诈问题尤其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内当事人的利益，健全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尤其是救济制度是极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国法院在对外贸易实践中随意冻结我国银行所开立的信用证的现象一直以来呈有增无减之趋势，这固然与法官素质不够高有关，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立法未与国际接轨。若长此以往，这对于我国的对外交往是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

本文认为，应健全完善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方面的立法，制订立法层次较高的法律，出台有关信用证的专门法。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是有一定意义的。虽然法律传统与各国国情不同，不宜照搬照抄，但是在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上，如禁令颁布的条件（我国称为“冻结”）。欺诈的认定标准上等等，适当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是有利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律结果的统一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韩国新湖商社与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裁决中已经提出了“实质性欺诈 ”，这对司法上限定信用证欺诈的概念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信用证项下欺诈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国际惯例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适用不适当、不正确的现象，需提高法官素质，对此种现象加以纠正。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信用证项下欺诈问题的指导思想是较明确的，一是维护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将信用证交易与买卖合同加以区别，二是允许欺诈例外，不允许不法分子利用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进行欺诈活动 。 然而毕竟有一些问题无法可依，法律规范有待完善，同时又由于各级法院法官对国际惯例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地方保护思想作怪，正如前所述，我国法院动辄冻结我国银行所开立

的信用证的现象是较令人担忧的。它不仅使我国的银行信誉遭受巨大伤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法院的形象。司法操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院冻结国内开证行履行付款义务的随意性太大，往往忽视对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对欺诈的界定也缺乏统一标准，易将一般的有关质量或数量上的纠纷与信用证欺诈同等对待，造成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滥用。

篇5：论信用证欺诈及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概述 论文

论信用证欺诈及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概述 论文

摘要： 信用证已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广泛采用的重要支付手段。我国有关信用证的司法案例不断增加。本文介绍了信用证欺诈的种类，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制度的理论和判例，以及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问题。借以探讨中国在信用证欺诈方面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1 信用证的欺诈

1.1信用证欺诈的定义。

1.11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含义在UCP中没有信用证欺诈的规定。

国际商会UCP500没有对欺诈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对信用证欺诈作出规定。首先UCP500没有像UCC5那样有专门的定义章节。因为国际商会负责制定UCP500的银行技术委员会在经过尝试和努力之后认为，“很清楚，在统一惯例500中提出一个明确的术语章节是一个可怕的尝试。”其次是因为“这将引起许多国家委员会之间的争议，而且不能保证对这些定义的下法能取得国际间的一致意见，所以这个尝试被放弃了。”因而UCP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各个版本中也没有关于欺诈的定义或规定。

1.12 信用证欺诈在英美法和大陆法中的定义

在英美成文法和判例法对对信用证的欺诈部专门下定义。因为英美两国的法官认为在判例中下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英美，一般的把民商事判例通用的欺诈定义适用于信用证欺诈的定义。即欺诈是“任何故意的错误表述（misrepresentation）事实或真相以便从另一人处获得好处。”在black’s law dictionary （布莱克法学字典）中关于欺诈的定义是：有意的曲解真相以便其他人依赖该曲解的真相从而从他人处获得本不属于他自己的有价值的事物或某种法律上的权利。通过语言或行为，通过说谎或错误的引导造成法律上的损失。有时欺诈和恶意（bad faith）是同义词。大陆法国家法院也一般的适用民法上的欺诈概念来界定信用证的欺诈。

1.2 信用证欺诈的种类

信用证欺诈的种类多种多样，结合本文按照学理上的主体来分可分为以下几种。即受益人做出的欺诈和第三方做出的`欺诈，以及买方所进行的欺诈

1.21由受益人做出的欺诈

受益人做出的欺诈是信用证欺诈中最为常见的欺诈，其表现形式为伪造单据和伪造、变造信用证。伪造单据是指受益人在货物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以伪造的和信用证要求相符的单据使银行因表面上单证相符而无条件付款，从而达到诈取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的目的的信用证欺诈。根据UCP500的规定，受益人要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运输单据，其中提单是受益人主要的伪造目标。一种方式是通过伪造提单的内容，受益人在单据中做欺诈性陈述：此种欺诈方式，单据是真实的，货物也实际存在，但装运的货物不是信用证所要求的货物，而是残次品或废物。由于受益人所提交的伪造的单据表面上都符合信用证要求的条款，开证行必须付款，其结果是导致买方遭受损失。而伪造信用证主要是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的根本不存在的银行开出信用证或者假冒有影响的银行的名义开出假信用证。变造信用证是行为人在真实、合法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基础上或以真实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涂改等手段改变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和主要条款使其成为虚假的信用证。

在保守的英国的判例中严格的从信用证欺诈的主体上说只有信用证中的受益人做出的欺诈才是信用证的欺诈。

1.22由第三方所做出的欺诈。

对于第三人做出的欺诈，在法学界有着很大的争议。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三篇、第四篇的规定可知，因伪造和变造产生的风险应由从伪造者手中拿到该流通票据的一方承担。据此可以类比认为，在信用证第三方伪造和变造进行欺诈时，正是因为卖方（即受益人）从这些第三方手中拿到了单据并递交给了银行，因此卖方理应承担欺诈风险。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卖方比买方先接触到单据，可以更早的发现单据异常。而且买方有对所提交的单据的真实性和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的相符性有一项默示的保证责任。所以卖方应承担欺诈的风险。

在英国的判例中，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英国的法官和学者认为如果欺诈由第三人做出且受益人或交单人不知道单据中含有欺诈，则不适用于欺诈的例外。但是如果受益人知晓或参与其中，则可能适用于欺诈例外。有学者认为英国这样做导致了欺诈危险的增加，因而对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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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审慎例外原则的国际金融论文

一、设立审慎例外原则的必要性

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WTO成员国谈判多集中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但由于各成员国在金融监管中的制度差异和金融审慎考虑，这一过程尤其艰难，各成员国在长时间的谈判中仍无法形成统一意见。

审慎例外原则的出现则是一个转折点，它的产生对缓和各成员国金融监管差异、构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意义重大。

与其他经济模块不同，金融服务贸易因与国家经济安全与主权紧密相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

鉴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多十分审慎。

因此，各国政府通常设立多样化的国内金融监管措施来维护金融服务市场的稳定性。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自由不断深化发展，日益增长的跨国金融服务贸易使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已成不可阻挡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客观来讲，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化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东道国政府放松对于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

一方面，过度的监管措施通常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壁垒，从而遏制金融市场的开放，并进而妨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化。

因此GATS通过第二部分(一般义务与纪律)和第三部分(具体承诺)多达十七条的具体规定来规制各成员国在金融贸易领域的行为。

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却也无法完全摒弃国内规制。

法律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过度的法律约束会限制社会自由，但社会自由的完全确立也无法离开法律的规范与保护。

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稳健安全的经济体制为基础，而适当的国内金融监管对于一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则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关系是必然的。

但实际上，这一关系也并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加强与削弱问题。

一般情况下，削弱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同时也会伴随着新型金融问题的产生，必然需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监管与规制措施来应对。

此外，由于金融服务领域的敏感性与高风险性，其内部本身即存在显著的不稳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扩大这一不稳定性，这一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突出。

因此，金融监管措施的缺失和不当极有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发展，始发于东道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急剧扩大进而影响到相关经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

的美国次贷危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的发展并不是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去规制化，换言之，它并不要求国内金融监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对国内金融监管措施进行规范并尽量减少政府在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和正常贸易中的干预行为。

综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监管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实现来说是必要的，而审慎例外原则对于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间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它在鼓励WTO各成员国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同时，亦对各成员国采取的金融监管行为具有国际规则性的约束力。

因此，审慎例外原则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须的。

二、审慎例外原则的文本分析

虽然审慎例外原则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它是WTO各成员国基于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考虑上激烈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规定较为模糊化与概括化，在审慎原因、审慎措施、例外范围的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处。

笔者在这一部分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一原则的缺陷进行深入讨论。

通常意义上，审慎例外原则指的是GATS《金融服务附件》中第二部分关于国内监管中的a款，具体规定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首先，从“任何其它条款”这一用词可以看出，这一条款明显排除了GATS中一般义务与WTO各成员国具体承诺表的适用，因此这一排除范围涵盖十分广阔，而过于广阔的排除范围通常会产生条款滥用的负面影响。

其次，这一条款对于监管措施的要求仅仅只是“审慎”而非“必要”，因此这一规定往往会被东道国政府利用，造成众多不必要的国内监管措施以审慎之名出台，进而对金融服务贸易构成隐性贸易壁垒。

再次，这一条款将保护范围限定于“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机构等在现代金融服务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并未包含在其保护范围内，这不符合金融服务市场稳健与长远发展的要求。

最后，这一条款对审慎原因与审慎原则的判定十分模糊，对审慎原因并未做出具体定义，只是通过“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这一动机性规定对审慎原因做了非穷尽式限定，

且并未明确陈述这两类动机是否应在监管措施的`实施动机中占据主要地位。

因此，东道国政府往往借此实施仅仅包含部分审慎动机但更具其他经济或政治动机的监管措施，从而为在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具有政府干预意义的监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同时，这一条款并未对何为审慎措施给出明确定义，只是通过限定审慎原因来确定审慎措施，但审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导致审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

而作为审慎例外原则中的核心，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会对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于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的建议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见，审慎例外原则目前仍存在许多缺陷，而鉴于其在金融服务的重要地位，这些缺陷必须予以适当“修复”。

以下是笔者对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提出的几点建议，以期审慎例外原则能在日益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

第一，结合GATS第三条透明化条款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将金融监管措施的具体要求与实施过程透明化。

金融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与金融服务贸易各个参与方的利益密切相关，加之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参与方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国际争端，进而对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不良影响。

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不仅使这一条款与GATS第三条基本条款相符合，同时也会使东道国在制定与实施金融监管措施时更加谨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国际间贸易摩擦的产生，对于促进国际经济自由化发展也大有裨益。

第二，将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引入审慎例外条款。

在审慎例外条款中，审慎原因与审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条款对于金融监管措施滥用行为的约束力。

引入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而善意标准的国际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员国对于这一标准的接纳。

第三，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服务领域起步较晚，金融法律系统尚不完善，相关司法立法经验也尚显不足。

因此一视同仁地适用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略为苛刻，造成实际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优待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笔者建议可将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市场状况灵活采取适用标准。

四、结语

审慎例外原则体现了GATS框架下对于金融服务贸易领域中平衡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的客观要求。

这一灵活条款的存在，既符合了GATS框架建立后WTO各成员国在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同时维持本国金融监管主动性的过渡性需要，又为未来的逐步自由化发展留下了较大空间。

然而，审慎例外条款在赋予WTO各成员国监管措施灵活性的同时，条款本身也相应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该条款在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均缺乏具体化标准。

笔者结合当今国际金融自由化发展趋势为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如今国际经济法学界众多学者对审慎例外原则已展开广泛研究，相信审慎例外原则的完善与发展值得期待，它必将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篇7：论现代自由理念中的价值原则

论现代自由理念中的价值原则

价值原则是现代自由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人类活动以其价值导向性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价值原则真正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自由与自主;但是价值原则的.理想性维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因此,它又与乌托邦历史设计完全不同.

作 者：黎玉琴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政法系,广东,肇庆,526061 刊 名：肇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3(3) 分类号：B018 关键词：价值原则   自由   自由理念  

篇8：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适用研究论文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适用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信用证是最常见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信用证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由于银行在信用证结汇中只对单证作表面的审查,而不审查货物,就使得一些不法商人有机可乘,利用信用证的这一特性进行诈骗活动。本文简要分析了信用证的特点、信用证欺诈产生的原因,就国际贸易实务中如何防范信用证欺诈以及在发生信用证欺诈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法律救济作了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信用证 欺诈 防治 法律救济 禁令 违法例外欺诈例外

一、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一)信用证的概念和特点

根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是指一项约定,不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由一家银行(开证行)依照客户(申请人,通常是进口商即买方)的要求和指示或以自身名义,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单据自己或授权另一家银行向第三人(受益人,通常是出口商即卖方)或其指定人付款或承兑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由于信用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起到安全保证、资金融通等作用，它已是现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的最为重要的收付方式。

信用证主要有三个特点。

1 、独立抽象性。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是指银行只负责审查单据的表面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只要单证之间，单单之间相一致，银行即承担向受益人付款的责任，而不论基础合同之间的关系，UCP500第三条规定：“信用证按其性质与凭以开立信用证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均属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援引这些合同，银行也与之毫无关系并不受其约束。因此银行的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下任何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提出的因其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索赔或抗辩的约束。”该条旨在明确开证行不得利用单证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信用证其他当事人。信用证是独立于买卖合同或任何其他合同之外的交易,开立信用证的基础是买卖合同,但银行与买卖合同无关,也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做出的付款、承兑、支付汇票或议付或履行信用证下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或与受益人之间关系而提出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

2 、信用证交易的标的物是单据。对于出口商来说,只要按信用证规定条件提交了单据,在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情况下,即可从银行得到付款;对进口商来说,只要在申请开证时,保证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即行付款并交付押金,即可从银行取得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因此,银行开立信用证实际是进行单据的买卖。

3 、银行提供信用。在信用证交易中,银行根据信用证取代买方承担了作为第一付款人的义务,日后只要卖方提供了符合信用证的单据,即使买方破产,卖方也能从银行得到付款保证。这样,银行提供了远优于进口商个人信誉的银行信用,较之托收或直接付款方式来说,使卖方风险大为减少。

(二)信用证欺诈的种类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发到一定程度的历史产物,它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其它国际结算方式相比,由于银行信用的.介入,其可靠性得到加强,这是买卖双方乐于采用信用证结算的主要原因。但是,从上文有关信用证的理论来看,由于银行在信用证结汇中只对有关单证作表面的审查,只要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就应对卖方付款,而对货物不予审查,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商人有机可乘。卖方利用银行不管货物的特点,销售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货物,并伪造提单;或者有时提单所载货物与实际货物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付了款,却取不到货,或者取到的货与所订的完全不同,成为受害者。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常见的利用信用证欺诈的行为有以下几种:

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附随的单据、文件的。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行骗,可以是买方骗取卖方货物或卖方骗取买方开出真信用证,也可以是直接骗取银行付款。伪造、变造附随的单据、文件，即伪造、变造与信用证条款相一致的假单据、假文件。根据UCP500的规定，受益人要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运输单据，其中提单是受益人主要的伪造目标。一种方式是通过伪造提单的内容，另一种方式是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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